回顧過去4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以每年超過1％的速度快速提升。城鎮人口從1.7億增加到8.1億，城鎮化率從17.9％上升到58.52％。城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千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超過6個，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00多個，建制鎮從2000多個增加到2萬多個。
致敬中國改革開放，2019年1月11日《財經》推出新專題：“城鎮化：農村包圍城市的變革｜我們的四十年”。
此前，《財經》先后于2018年10月12日、19日、26日，11月2日、9日、18日、23日、30日和12月7日、14日、18日、28日，以及2019年1月5日推出有關農村改革、民營經濟、深圳特區、國家體改委、價格闖關、國債發行改革、創建資本市場、建立證監會、分稅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加入WTO和國企改革等專題，社會反響良好。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志。
1978年，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在之后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數以億計的農民離土、離鄉，前往城市尋找發展機會。如今，中國已經有接近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00多個，這意味著，我們正在向現代城市型的國家快速邁進。
回顧過去4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以每年超過1％的速度快速提升。城鎮人口從1.7億增加到8.1億，城鎮化率從17.9％上升到58.52％。城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千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超過6個，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00多個，建制鎮從2000多個增加到2萬多個。
這個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城鎮化運動到底是如何發生的？經歷了哪些艱難的探索？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今天，中國還面臨著哪些挑戰？未來又將向何處去？
《財經》總編輯王波明特別邀請了仇保興和李鐵，共同回顧中國快速城鎮化的歷史進程，講述其中的曲折故事。
國務院參事、住建部原副部長仇保興曾在浙江工作20多年，先后擔任樂清市委書記、金華市委書記、杭州市市長等職務，親歷了浙江省的經濟崛起和城鎮化歷程。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李鐵，一直致力于中國的城鎮化研究，曾參與制定多份中央有關城鎮化的重要文件。
農村改革是城鎮化的起點，當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力，改變了一直以來中國糧食短缺、農產品短缺的狀況。李鐵回憶，中國第一次出現糧食過剩是1983年，第二年又出現了棉花過剩，當時很多人都手足無措，說從來沒有過這么多糧食，這是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的一個最典型的標志。伴隨而來的是農村勞動力出現了過剩，李鐵形象地形容當時農民的生活是“一個月過年，三個月種田，八個月賦閑”。
與此同時，整個經濟政策的松動，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得到了成長的空間。當時在全國有幾種不同的模式，比如江蘇的集體企業主要是以傳統的制造業為主，廣東是三來一補，溫州是以個體的形式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的出現，給農業剩余勞動力找到了一條出路。
198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入城鎮務工、經商、辦企業。李鐵回憶起當年在討論這份文件時，起初的措辭是“自帶口糧”，就是農民還需要背著糧食進入城鎮。但杜潤生在討論時說了一句話，改變了這個詞的含義，“干嘛要自帶，可不可以把這個‘帶’字變成‘理’”。
這一字之差，意味著農民可以賣掉農產品，帶著錢和糧票進城鎮，購買糧食等必需品，給了農民很大的自由度。雖然當時大城市對于農民還有許多的壁壘，但是縣級以下的小城鎮卻給城鎮化發展帶來了一個緩沖的空間。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僅浙江省就涌現出了將近600個小城鎮。“農村包圍城市”的城鎮化發展模式開始顯現。
現在看來，當時的政策一方面活躍了整個農村的商品市場，也為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勞動力大量流入的基礎。從這以后，農民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大批涌入城鎮從事二、三產業，鄉城人口流動的洶涌勢頭就此開始。
可以說，中國城鎮化的起點始于農村，城鎮化的動力源于農村改革。
在仇保興的眼中，當時溫州等地的小城鎮自上而下地大量涌現，一方面受益于中央政策，另外還有多方面因素。比如，在當地的傳統文化中，一直存在著“三六九”制度，“三六九”就是每逢農歷初三、初六、初九，農民就把多余的農副產品、加工品，集中起來銷售，實現了集聚效應。
隨著浙江、江蘇、廣東小城鎮的快速發展。這一趨勢受到了決策層重視，但對于小城鎮的發展，以及農業人口流動，仍然存在爭議，主要的擔心一是農產品的供給會不會受到影響，二是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發展，會擠占耕地，“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的情況也會影響農業的發展。
1995年，由當時的國家體改委牽頭，國家計委、財政部、建設部等11個國務院部委頒布了《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指導意見》，根據這份文件，當時全國選擇了57個試點，對在小城鎮如何進行改革、如何放權，以帶動城鎮化發展進行嘗試。
這份文件第一次提出了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并在試點的小城鎮率先開展戶籍制度改革，同時提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選取了兩個鎮進行集體建設用地出讓試驗，用以解決城鎮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投入問題。此外還提出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通過向小城鎮下放事權財權，解決小城鎮雖然有活力但是財政資源不足的問題。在此之前，許多特大鎮創造的稅收可以占全縣的半壁江山，但是能留在鎮一級用于建設的卻微乎其微，這是小城鎮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
傳統小城鎮的面貌在自我發展中，已經悄然發生巨大的變化，讓曾經懷有顧慮的決策者看到城鎮化的大勢所趨。隨后，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正式提出“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也就是后來反復被人們所提及的“小城鎮、大戰略”。與此同時，中國工業化也正在步入快速迭代的通道，使得城鎮化獲得持續推進的動力。
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帶動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就業、創業成為常態。另一個問題隨之出現，農民工進城后，如何順利地融入城市生活。
200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這可以說是中國城鎮化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文件。《意見》里提出的很多改革措施，雖然在當時的認識上還有較大的分歧，但是對后來城鎮化改革相關政策的制定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有著明顯的效果。
比如，《意見》里明確提出縣級市以下進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放開農民進城的戶口管理制度限制。公安部根據《意見》，在2001年發布了《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的意見》。之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大概有1000多萬農民由農村戶口轉成了城鎮戶口。
此外，《意見》中還提出了投資體制改革，允許民資、外資參與城鎮基礎設施建設，這在之前是被嚴格禁止的。這個文件發出以后，之前的一些政策就相應地被取消了。
隨后城鎮化開始進入了中央決策的視野，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這是黨的代表大會第一次把城鎮化寫入決議中。
2003年國辦發布一號文件《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這是城鎮化又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為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和服務以及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文件明確提出了農民工在城市中應該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公共服務待遇，去除外來人口受歧視的問題。
內容包括，確保農民工的工資不被拖欠；取消針對外來人口的各種收費；徹底取消對外來人口的強制遣返；農民工子女免費享受義務教育；完善社保繳費，農村戶口享受和城市戶口同等的待遇等。
進入新世紀后，中國的城鎮化開始進入快車道。2011年是中國城鎮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首次超過50%。這標志著中國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成長階段。時至今日，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8.52%，相關的政策規范日趨完備，制度框架和頂層設計的每次進步也可圈可點，然而在現實中，仍舊充斥著太多的復雜性。
相比過去幾十年，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已經在中西部地區和三四線城市取得了較大的進展。然而，在人口流入地區和超大城市，它們對戶籍的管理反而更加嚴格了。
當城鎮化改革進入深水區，“大城市病”如何疏解，是另一個需要直面的問題。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正式發布，相較以往的政策文件，新型城鎮化更強調城市內在質量的全面提升，也更強調城鄉一體化、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同時要求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
然而，關系到新型城鎮化改革成敗的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等關鍵環節，仍然面臨著舊有體制和思維的制約。中國的城鎮化之路，無疑將是一個漸進式的、長期性的艱巨任務。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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