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然而人們對這一戰略的認識卻不盡一致。文章指出中國農業農村到了確實需要高度重視的時刻,中國也必須要探索符合自身國情和歷史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鄉村振興與城鎮化并非背道而馳的關系,要發展農業農村,規模經濟僅僅是眾多選項中的一種;在需求升級和新的技術條件下,中國能夠走出新型鄉村振興道路。最后,指出鄉村振興的意義是多方面的。
關鍵詞：鄉村振興 城鎮化 規模經濟 現代農業 互聯網
自從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后，各地和各部門都積極貫徹這一政策精神，出臺有關政策，加緊推動中國的鄉村振興。然而，我們也同時注意到，一些人對“鄉村振興戰略”在理解上有偏差，最典型的就是認為鄉村振興是一個“逆城市化”的過程，這一舉措與城市化、工業化是社會經濟發展大趨勢的“共識”不符。也有人認為，目前從全要素生產率上看，應該主要依靠工業和服務業，而不是農業。換言之，沒有必要大張旗鼓地推動“鄉村振興”。我們認為，這些看法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都沒有從歷史和全局上整體理解中國推動鄉村振興的主要目標和偉大意義。應該說，鄉村振興是新時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枚重要棋子，但不是唯一的棋子，鄉村振興的目標是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是讓農民農業農村跟上中國發展的總體步伐，共同完成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一、中國農業農村到了需要高度重視的時刻
一些人認為中國農業農村甚至農民不是很重要,因為農業生產效率低,農村注定是要被消亡的對象,而農民的最終命運就是變成城市市民。這是符合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即農民越來越少。農業的生產效率盡管也在提升,但無論如何是不能與工業或者服務業相比的,不然就不會有鄉鎮企業,就不會有那么多的農民進城務工;農村也確實在凋敝,以至于我們經常討論農村的留守兒童、留守老師等問題。我們的調研也發現,目前中國大部分農村都見不到40歲以下的青年人,只有春節的時候,這一群體才像候鳥一樣飛回自己的家園。我們見多了這樣的場景,并且認為這就是發展的必然結果。農業技術確實在過去有了很大的進步。曾幾何時,我們沒有化肥,20世紀70年代才建立了自己的化肥工業,之后,加上種子技術的進步,在農業科技上才有所突破。林毅夫曾經測算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于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的作用,結果是1978-1984年間中國農村種植業產值增長42.23%,產值增長的46.89%可以歸因于生產隊轉變為家庭經營制的改革[1]。除此之外,應該把農業產量的提升歸功于技術進步和農產品價格的調整。農業進步解決了困擾中國多年的糧食問題,也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然而,我們的技術并沒有隨著經濟體的壯大而發生“躍升"。我們依然用工業化技術和工業化思維來理解農業甚至“發展"農業,結果就是我們的糧食產量上去了,但質量不敢保證了。我們的土壤變壞了,水質變糟糕了,環境被污染了,大氣不如以前了,再加上工業污染,我們的環境日益惡化了,直至今天實際上也沒有出現“拐點"。
與其他國家相比,由于資源稟賦結構不同,中國還面臨著自己的一些獨特問題。比如,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一個超過5億人口的國家完成工業化的歷史使命,從而讓自己跨入高收入國家。發達國家陣營中,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是美國,但其只有3億多人。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兩個歷史較長的文明古國,也是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13億多人,印度不足13億人。這兩個國家目前都奔跑在工業化的道路上,無論是從GDP總量看,還是從人均GDP上看,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都要快于印度。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2017年中國人均 GDP是8827美元,在世界18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74位。這說明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還很長,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制造的產品已經遍布全球,這些產品很多都是中國農民工生產出來的,中國農民還有沒有持續地轉移至工業或者服務業上就業的空間?如果沒有,這些人要去哪里? 怎樣謀生? 另一個是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如何保障我們自己的糧食安全問題。很多人認為通過國際貿易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當然,在和平時期,這是提高效率的一個選項。中國也正在這么做,比如我國2016年進口8400多萬噸大豆,占全球大豆出口量的三分之二。因為如果不進口,自己生產的話,這些數量的大豆就要占有近8億畝的耕地,中國目前的耕地紅線是18億畝(實際耕地大約20多億畝),我們拿不出這么多的土地來耕種大豆,因此,進口是有利的,也符合經濟學中的貿易理論,即一個國家應該主要生產自己資源稟賦占優勢的產品,我們國家人均土地相對少,多進口一些土地密集型產品對我們來說是有利的。然而,我們能不能過度依賴國際貿易體系呢? 筆者認為這樣做也有很大的風險。事實上,西方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擔憂曾長期存在。二戰后美國的一位總統就曾擔憂中國養活不了5億人口;1974年在羅馬召開的第一次世界糧食會議上,一些專家也認為中國無法養活10億人口;1995年美國學者布朗在其書籍《誰來養活中國?》中,再度表達了對中國糧食供給的擔憂,認為全球的糧食生產可能難以滿足中國未來巨大的糧食需求。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人批評中國的制度,比如2001年章家敦提出的“中國威脅論"①。之后“中國崩潰論"等各種評論不絕于耳。即使到現在,國際上對于中國的文化、制度、人口仍 然存在很多偏見,盡管我們已經用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盡管我們改革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國際上仍有一種聲音認為中國太不同了,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是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從當前來看,世界經濟體系,包括貿易體系還非常不穩固,一些國家可以任意地破壞已經形成的規則,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依然存在,甚至也不能排除軍事競爭乃至戰爭的風險。很多人覺得這是中國自己的問題,是我們不能融入世界的問題,但事實上,世界遠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公平與和諧,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之間的競爭和認同仍有漫長的道路要走。總之,在目前的態勢下,保障自己的糧食安全,包括數量安全和質量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從這個角度看,農業的基礎性作用是須臾不可忽視的。實際上,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都重視農 業問題和糧食安全問題,即便是其可能只是一個人口小國,比如日本、韓國一直高度保護自己的農業。
農業本身也在進步,包括生產方式。而我們的農業,實際上還沒有找到一種比較合適的策略來應對全球農業產業的競爭。從全要素生產效率上看,我們與國際上的發達國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如果不進一步解決這一問題,中國農業的發展空間會越來越狹窄,中國農民對農業的投入也會越來越簡單化、粗暴化,即通過使用大量的化肥來維持農業產量,通過滅草劑、農藥等化學制劑來減少對人工的投入。目前據測算化肥農業的投入只有30%的真正利用率,而40%成分殘留在土壤層,高達30%的成分伴隨著地表徑流,土壤淋溶等形式流入水體當中。中國農民對農業知識的掌握也會越來越生疏,對農業之外的環境也會越來越漠視。環境是我們人類生存賡續的舞臺,如果環境不斷地被破壞,那么大自然一定會給予人類社會猛烈回擊,后果不堪設想。中國農業的進步路徑不應該是這樣的。這種農業發展 局面亟待改觀。因此,中國農業農村到了需要重點關注的時刻。過去我們強調“四化同步",“四化"中有“一化"就是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國家現代化的基礎和支撐。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沒有“四化同步",中國就不能成為真正的發達國家。
二、解決中國農業農村問題需要探索中國特色道路
上文已經提到,有些人依據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驗,認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道路應該同這些國家一樣,大力推進城鎮化或者說城市化。農業農村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我們不能說這種說法沒有道理,世界上很多國家也確實是這樣做的[2]。但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資源稟賦結構具有自身特點。
這里首要的問題是,中國農業人口能不能快速變成城鎮化人口?目前,我們的城鎮化水平還較低,用戶籍人口衡量的城鎮化水平只有不到50%,用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鎮化水平也還不到60%,相比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的90%多,應該說空間很大。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為什么用兩種指標衡量的城鎮化水平有差異,說明了什么問題?是不是中國城市的承載力沒有那么高?農民從沒有戶籍到有戶籍,最大的一個變化是要有社會保障,像城里人一樣,農民進城還要購買城市的房子,這些成本誰來承擔,能不能承擔,承擔和消化這些成本是不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等等。就中國目前來說,尚不能支持大量農民進入到一、二線城市落戶,而農民又不情愿去三、四線城市,因為那里的就業機會相對缺乏。就業需要有產業支撐,無疑從目前中來看,一、二線城市的產業支撐能力是最強的。這些問題怎么解決呢?恐怕也需要一定的時間,產業的布局、遷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當然,有人認為農民進入到一、二線城市不一定要購房,也可以租房,這樣可以減少一些成本,但教育成本、醫療成本仍然不低。還有一個與城市人接納和融合的問題。很多人倡導農民工進城落戶,但不希望農民工落戶在自己的小區,自己的孩子也絕不愿意與農民工的孩子成為同學,這樣一種認知態勢,造成農民工落戶大城市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只是理論上的“憧憬"而已。目前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候鳥方式,即農民工就業在城市,保障在農村。有些人批評目前大城市進行的拆除違建,認為這是趕農民回家。實際上,這樣做,只不過是要給他們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城市環境自身也 需要美化,拆除違建,也并不是一定要讓農民回家。當然,這一舉動確實讓很多農民工在城市無法立足,必須回家。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這背后隱含的問題。不能不說農民工確實讓很多城市人口享受了低價格的服務,主要原因是農民生存的低成本,以后這種低價格的服務可能會越來越少。另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民進城不可能是以低成本的城市“貧民窟"的方式進行,像巴西、印度那樣,城市周邊有很多“貧民窟",這樣農民進城成本低,但對于城市發展來說也是有問題的,中國也絕不希望重蹈巴西、印度等國家城市化問題的覆轍。
其次的問題是,世界上需不需要更多的中國農民工制造產品。中國目前還有7億農民,是很多國75家人口總數的總和。這些人進城多是從事服務業和制造業,而目前的“中國制造"產品遍布全球,已經 “產能過剩",引起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不滿。比如美國就認為中國的制造業搶奪了美國人的飯碗。而實際上,中國的制造業利潤處于“微笑曲線"的低端,即我們產業的利潤是非常低的。中國農民由于有自己的土地作為保障,因此,工資要求低,這就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制造業快速崛起的秘密。而隨著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工對社會保障的要求,農民工的工資已經越來越高,中國制造產品的全球競爭力正日益受到挑戰。很多工廠都轉移到工資水平更低的東南亞等地區。總體上看,中國不可能通過不斷地讓農民進城制造數量更多的產品這種方式來消化農村人口了,必須找到符合自身特點的發展路徑。“鄉村振興戰略"實際上就是探索自身發展道路的一種嘗試。
多年來,中國農民在與城市的互動中知識水平也在不斷提升,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中國農民距離“中國智造"的高端要求仍有距離。中國必須要轉變自己的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型的生產方式轉換成集約型的生產方式。隨之而來的是,中國農民也需要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水平,要進一步適應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人力需求,這樣城市才能為農民發展提供更多的空間。農民知識怎樣進步?中國城市的產業如何升級?中國的社會保障如何實現城市一體化?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通盤考慮,整體推動。中國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也絕不是不讓農民進城,讓他們固守田園,只在農業農村尋求發展,而是要在實踐的基礎上,努力探索符合中國資源稟賦特點的、有序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道路。
三、鄉村振興并非與城鎮化背道而馳
中國人對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追求自近代開始就沒有停止過。19世紀60年代,伴隨著世界各個國家的工業化腳步,中國就開啟了洋務運動,意圖迅速提升中國的工業制造能力,穩固中國在世界各國中的位置。中國的城鎮化水平盡管在近代發展緩慢,但也有所進步,尤其是沿海地區,城市人口比重占12%～15%。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建立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化體系的需求非常強烈,這是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教訓,也是防范于世界未來不確定性發展的一種保護性舉措。中國建立了很多新興工業化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長。那時候,沒有戶籍制度的限制,招工需求也很強烈,因此,快速推動了中76國的城鎮化水平,城鎮化率躍升 至 1960 年 的 19.75%。然而,隨之而來的是農業糧食供給的不足和原材料供給的不足,快速的城鎮化開始退潮,1963年中國的城鎮化水平下降至16.84%。為了解決中國的工業化大計,農村實行了人民公社以及統供統 銷等制度,目的是保障農業生產和銷售都符合中國 的工業化戰略。然而,這種方式導致中國農民的抵 抗,畢竟農民自己也有一個吃飽肚子并改善生活的 問題。至于工業化,那是國家的大事。當然,盡管中 國農民有怨言,但總體上還是支持了國家的工業化 建設和城市發展。計劃經濟時期,中國能夠建立起 相對獨立和完整的工業化體系與這一體制分不開。中國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對于中國在世界上的立足 以及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民國 時期,很多學者從事過鄉村建設,認為中國農民的問 題是教育問題,這些實踐在當時都有一定的促進作 用。但中國最終都要回歸到工業化和城市化。這是 時代的課題,是任何國家都不能置之不理的選擇。新中國成立后有些學者曾經批評過當時的政策,認 為農民受到了剝奪,但毛澤東強調,“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是大仁政"[3]。因為沒有一個工業強大的國家,農民自己的小日子也不會好過。因此,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深知工業化、城鎮化的重要性,也 知道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協調發展的重要性。
2005年 10 月,中國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際上也是為了讓農村和農業發展跟上時代的腳步。當時提的目標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 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十六屆四中全會 又提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實現工業與 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的政策,目的也是擔心 中國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村農業發展的不協調。盡 管我們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城鄉要素的均等化等一些問題仍然任重道遠。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對農 業農村的投入是巨大的,是隨著時間需要不斷累積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快速解決的。因此,黨的十九 大又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并且給出了目標、時間 表、路線圖等。“鄉村振興戰略"與“社會主義新農村 建設"是一脈相承的,與我們的歷史認知也是一脈相 承的。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城市與農村是中心與腹地的關系。城市離不開農村,農村也離不開城市。如果鄉村都凋敝了,城市也未見得搞得好。
在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時,我們也提出了“城鄉融合戰略"。所謂城鄉融合發展,就是徹底打破傳統的城鄉二元機制,實現城市與鄉村的一體化聯動。一方面運用城市資源要素、產業輻射等帶動農村發展,引導公共與社會資源優先向農村投入、聚集;另 一方面對標城市補齊農村短板,在諸如生態環境、宜 居程度等領域激活農村的獨特吸引力。這也就是 說,我們不是撇開城市發展鄉村,而是需要兩方面發力:一個是城鎮化繼續發展,農民進城之后有穩定的收入預期當然可以繼續進城;另一個是鄉村端發力, 讓不能進城或者不想進城的農民甚至是不愿意呆在城市的城市人也能在農村宜居宜業。最終目標是讓 “鄉村和城市齊飛,工業與農業一色"。
四、規模經濟不是中國農業農村振興的唯一選項
歐洲國家實際上都是人少地多,因此與我們差距較大。很多人認為振興農業農村很簡單,就是規模經濟,并且拿出世界各地的案例做證據,比如美國、歐洲各國、日本等。確實,這些國家的農場面積都很大,然而我們同時應該注意到,他們的這種規模經濟不是人為推動的,而是城市化、工業化所帶來的自然而然的結果。我們反對那種為了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做法。
第一個原因,中國的規模經濟一定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前文已經指出,中國的資源稟賦結構與歐美等國差異較大。美國的國土面積與我們有可比性,但人口數量卻相差很多,美國只有3億多人口,僅為我們的四分之一。俄羅斯人少地多,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的國土面積盡管不大,但人均面積卻高于我們。與中國比,印度雖然國土面積小,但耕地數量并不少,從人均上看還比我們多。東亞國家與我們在資源稟賦結構上更為類似。比如日本和韓國。但這兩個國家的總體規模和工業化進程又不能與中國相比。一方面,這些國家總體規模小,另一方面,他們的工業化水平卻高于中國。因此,綜合來看,中國的資源稟賦條件差不多是最不利的。對于這樣一個國家,很多政策都需要在實踐中探索,沒有成熟的經驗,也不能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學者做過測算,如果中國要達到家庭經營的最優規模131～135畝,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因為中國目前戶均只有25.98 畝的土地經營總面積(包括池塘和林地)[4]。因此,我們在發展農業農村上,需要保持一定的歷史耐心和國情定力。
第二個原因,規模經濟不一定必然帶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通常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土地生產效率;二是勞動生產效率。從歷史上看,由于我們精耕細作,中國的土地生產效率并不低,只是勞動生產效率較低。20 世紀30 年代的中國農地產出率比同時代的美國高得多,“假如把不同的復種指數計算在內,中國每畝耕地單位面積產量就等于216～247斤,或每英畝647～740公斤,比美國的每畝133斤或每英畝400公斤高出甚多。"[5]中國大陸地區1970年的土地生產率(694)仍高于法國(653)、美國(265)、澳大利亞(87)等國家,盡管那一時期中國的農業發展總體上還相對落后①。然而, 時至今日,中國無論是農業勞動生產率和還是土地生產率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在勞動生產率上,荷 蘭、日本走在世界前列,德國、英國、法國、美國等也 較高。與這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要低很多。在土 地生產率上,表現最好的國家是東亞的日本和韓國以及西北歐的荷蘭,中國的土地生產率從世界范圍看還不算低,但與這些國家相比,則有相當大的差 距。這就注定了中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不僅要關注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同時更要關注土地生產率的提升。
規模經濟本身只能解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問題,不能解決土地生產率的問題。如果說規模經濟后,資本投入增加,從而使得農業產業技術進步,帶 來土地生產效率提升,那也應該主要歸功于資本和技術。在沒有規模經濟時,如果提高單位土地上的資本投入和技術投入,土地生產效率依然能夠提升。規模經濟只是提供了一種便利,因為決策單位少,決 策成本低。在規模經濟之外,仍有提高資本投入和技術投入之渠道,仍有提高土地生產效率之可能。很多人偏愛規模經濟,是因為他們認為用工業化思維來解決農業問題是正確的。而實際上,這一前提是錯誤的。很多工商資本折戟沉沙,就是相信規模經濟能夠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總覺得農民種地不夠科學,或者是不夠明智,農業生產管理方式不夠科學化。其實他們低估了農業生產經營的復雜性。實際 上,農業生產的進步規模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技 術進步。當然,這種技術進步并不是增加要素投入的含義,而是生物技術、生態理念等多方面的 “躍遷"。
第三個原因,規模經濟是農業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很多官員或者學者到國外考察,看到的都是大農場、大規模,就覺得中國農業的問題是規模問題,實際上這是舍本逐末。據筆者調查,即便是美國的農場面積、規模足夠大,但是農業效率也沒有辦法與工業相比。農民的收入有一部分需要依賴于補貼。日本農民收入的一大半都是國家補貼,日本的農業效率總體上還是不低的。荷蘭的農業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但他們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規模,而是新技術,比如,植物工廠模式。荷蘭的農業生產條件并不好,地勢低、土質也一般,他們的大田作物很少,主要都是畜牧業。溫室大棚、植物工廠78是他們的發明,也大大提高了他們的農業生產效率。以色列是另一個農業技術非常先進的國家,他們的 特點是用滴灌技術解決了水資源不足的問題。這些 國家都在大力推進他們的農業技術研究,并且以此 作為農業發展的重點。伴隨著農業生產效率的提 升,以及工業化、城市化的不斷推進,種地的人越來 越少,可以操控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從而使得農場面 積越來越大。我們從來不否認規模化是歷史趨勢, 只是強調這一趨勢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國家倡導的。如果為了規模化而讓農民進城,實際上類似于工業革命之前的“圈地運動",是不可取的。農民要進城, 但不是被逼迫著進城。
五、供給與需求：鄉村振興有新途徑
從需求端來看,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中國目前正 在經歷一個消費升級的過程。按照黃宗智的測算, 中國人的食品消費,在近三十年中經歷了很大的變 化。過去的食品消費結構,基本上是一個“八一一" 的結構,也就是說八成糧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這 樣一個結構。但是近二十年來,它已經快速地朝著 “四三三"型在轉化,也就是說四成糧食、三成肉食、三成蔬菜水果[6]。盡管在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大旗下,農業生產的變革有所成效,但距離真正匹配我們 消費結構的變化還有待時日。十九大報告中提到中 國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反映到農業農 村發展上就是農業供給側改革如何跟上消費升級的 快速變化。另外,從農產品品質上看,中國也到了愿 意為優質農產品付高價的時代。過去,我們主要是 吃飽,解決量的問題,現在我們講求要吃好,開始注 重質,這也是我們經常能夠看到,優質的大米可以賣到每斤30 元,真正的綠色有機豬肉可以賣到每斤 80元之原因。當然,好的產品是少的,因此,價格略高。隨著新的優質農產品入市必然會拉低市場價 格。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要奢望農產品總是價格越 低越好。除此之外,實際上有一些高端人群對環境 和文化也愿意付費了。農業升級同時意味著環境改 善,一些人愿意親自去原產地做農事體驗,呼吸一下 鄉村的空氣,看一眼鄉村的夜空,自己到田間參加一 些勞動,還愿意因這些事情向農民付錢。因此,我們 認為中國農業農村發展面臨著一個新的機遇。
從供給端來看，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具有了新的歷史時空。我們不必要完全重復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以日本和韓國為例，在這兩個國家，農業合作社 的發展促進了他們的農業進步和社會經濟發展。中 國也推行了農業合作社。但總體來看，中國農業合 作社是不成功的，中國的農業合作社更多的是一件外衣，里面運行的本質是企業，合作社的社長實際上就是農業企業家，農民盡管是合作社社員，但其更像 是企業工人，他們在決策上是沒有多少發言權的。這與日本、韓國不同。為什么中國會有如此的表現呢？主要原因是日本、韓國推動農業合作的基礎是， 農民的條件都基本上差不多，互相比較平等，因此， 合作的制度容易推行。而中國推動農業合作制度時，中國農村農民已經出現了分化，地位多半是不平等的。因此，弱勢的農民自然而然地就放棄了自己的權利，由于他們自己都沒把自己經營好，怎么還能 有信心領導別人呢，結果就是資產多的農民做了“頭 雁”，其他人只是跟隨而已，這與合作的本質含義不相符。為什么要推動農業合作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解決小農戶和大市場對接的問題。農產品價格像 “過山車”，農戶由于資本少、信息少，在市場價格變 動中處于“被動”地位，而一旦組織起來，就可以通過 簽合同等方式來穩定農產品的收益，從而規避農產 品價格波動風險。為什么我們可以不必完全重復農業合作化的道路呢？因為技術條件變了。日本和韓 國推動農業合作的時候，當時還不存在互聯網。而 如今，互聯網已經非常發達。互聯網為傳輸信息提供了便利，過去獲得信息需要大量的成本，而現在這 一切變得簡單了。與互聯網如影隨形的，是大數據、物聯網的發展，這些為中國農業農村發展提供了一個歷史時空和新的發展機遇。
在這一技術條件下，我們可以探索出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或者說鄉村振興的新路徑。這一路徑不必是規模大戶，不必是土地規模化流轉，而是可以探索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新方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要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農業經營中小規模的兼業農戶仍然會占大多數，仍將是中國農業生產經營的主要組織形式，可以說，沒有小農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農耕文明史的農業大國，小農不僅是農業經濟的基本單元，也是傳統農耕文明的重要載體，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更發揮著“穩定器”的作用。因此，在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絕不能拋棄小農、遺忘小農，更不能剝奪小農。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小農經濟”，農戶家庭一直是農業組織形態的基本單位。“小農經濟”在歷史上一直有很強的生命力。而且，與傳統的對小農經濟的認識相反，中國的小農經濟并不意味著農戶家庭的自給自足，而是作為一個廣大的市場經濟中的一員，他們積極地與市場發生著聯系。對小農的重視也反映在黨和政府的決策上。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黨的十九大報告在講到建設現代農業時也指出，要“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小農戶作為重點第一次提出來，反映了黨和國家對中國農業農村的正確判斷。這也是著眼于中國國情、農情和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規律，既是重大的理論創新，也是務實的實踐要求，對于推進農業農村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向意義。
六、鄉村振興的意義是多方面的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最早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時,要求是20個字: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產業興旺排在第一位,接著是生態宜居,鄉風文明。2018年習近平在兩會上又提出五大振興,即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 振興、組織振興。這里產業振興也排在第一名,然后 是人才、文化、生態等。我們發現,兩次講話一方面強調產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指明了鄉村振興的多重內容和多樣意義。鄉村振興首先是經濟振興, 但絕不是簡單的經濟振興,而是文化振興。這里的 文化振興有兩方面的含義。
一個是中國哲學、中國文化角度。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也是一個農業古國。五千年的農耕史讓我們對腳下的土地和天上的星空有著特別的感情和依賴。因此,我們的文化講求天人合一,“天時地利 人和"。我們一方面看重自己,強調“君子以自強不 息"“君子以厚德載物";另一方面也承認“天行健" “地勢坤",即注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這一文化 與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不同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強 調人是自然的主宰:“碩果累累,多多繁育,充滿這個 地球,去征服它;去支配海中的魚,去支配天上的鳥, 去支配在地球上活動的所有生物…… 碩果累累,多多繁育,充滿這個地球,去征服它。"[7]在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上,這樣的強調有價值。然而,與此同時, 這樣也會破壞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曾幾何 時,人類社會的工業化訴求也確實導致了環境問題,以至于大氣層的臭氧層遭到破壞,北極的冰川融化, 地球表面溫度升高,海平面升高等。當然,目前的發 達國家很注重環境問題,也非常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但本質上他們的文化還不完全是以包容性為特征。在他們的思想體系中,還不能完全理解“人類命 運共同體"這樣的概念。中國農業發展賜給我們的哲學觀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需要適應天地之環境, 否則人就會受到上天的懲罰。這些思想對于解決今天的世界問題,包括環境問題是有裨益的。中國需要在鄉村振興上做出符合中國國情和歷史的探索, 也需要通過這一舉措和平臺向世界展示中國的文化觀、哲學觀。中國一方面要對世界做出推動經濟增長的貢獻,另一方面也有理由做出推動世界文化進步的貢獻。
另一個是文化遺產角度。一個民族的發展要有根，要留住自己的根，留住了發展也有念想，知道自 己從哪里來。中國也需如此。作為一個農業大國， 在工業化進程中，需要留住自己農業的根。當然，不 是讓我們回歸到農業社會，而是留住那個時代的農業遺產，不要讓工業化的大潮全部淹沒。農業遺產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留住遺產有很多種方式，比如保留遺存，在遺存的基礎 上建造博物館、展覽館，等等。目前，中國很多農村 都有類似的文化設施。與此同時，還可以保留軟文化，比如通過農事體驗讓現代人明白傳統時代中國農民是如何耕種、如何順應天時、如何管理秧苗、如何收獲、如何慶典豐收，等等。這些都是重要的農業文化，也是隨著機械化、電子化馬上要消失的農事文化。這些文化內容可以與經濟發展、產業發展結合起來，從而讓中國的鄉村振興不僅僅是一個農業農村現代化之舉，也是展示中國文化、展示中華文明的窗口和平臺。
作者簡介：隋福民，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經濟史學會秘書長，中國農業歷史學會理事。在《經濟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統計研究》《西部論壇》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出版《干溝子村的發展與變遷：遼西農民生產與生活的歷史縮影》《創新與融合：美國新經濟史革命及對中國的影響，1957—2004》等著作，譯有《通往工業革命的漫長道路：全球視野下的歐洲經濟，1000—1800年》《中國的崛起與俄羅斯的衰落：市場化轉型中的政治、經濟與計劃》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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