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農業生產的自然依賴性高、產出的可連續性弱、產品的貯存周期短和需求的可調節性低，所以農業本身具有強易損性。伴隨全球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進入高頻爆發期，農業原有的易損性被進一步負面強化，加劇了農產品生產、消費和貿易的不確定性。基于疫情高發情景及其對農業發展影響的深刻性，重構中國農業發展的新思維勢在必行。本文認為，經濟發展重心應向農業、農村傾斜，即從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增長，轉為以縣城及中心鎮為重點的城鄉融合；農業發展重心應向安全、穩定轉移，即從追求農業規模經濟性和效率改進，轉為農業產品供應和生產環境安全；農業安全重心應向功能、效益兼顧，即從以產量提升促進安全思路，轉為以功能拓展促進農業安全。
關鍵詞：疫情；農業發展；農業安全；新挑戰；新思維
農業生產因其自然依賴性高、產出的可連續性弱、產品的貯存周期短和需求的可調節性低等特點，而具有強易損性。在疫情高頻爆發期，農業原有的易損性將不可避免地被進一步負面強化。在全球進入疫情高頻爆發期的特殊背景下，農產品生產、消費和貿易的不確定性必將進一步加深。如何有效規避疫情高發對農業發展及社會經濟的影響，確保國家農業安全，是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本文擬從21世紀以來爆發的數次疫情入手，在歸納其特征的基礎上，揭示疫情高發期農業部門的易損性，分析農業發展面臨的新挑戰，闡明中國農業發展的新思維，以期為疫情頻發背景下農業發展的策略選擇提供有益的啟迪。
一、全球進入疫情高頻爆發期
2019年底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依然在全球范圍內持續蔓延，至2020年4月18日已造成超過230萬人感染，累計死亡16.11萬人。同被列為全球大流行病的還有2009—2010年在美國爆發，并擴展至100多個國家的H1N1流感疫情，造成全球15萬以上人死亡。在兩次全球大流行病之間，2014—2016年在非洲爆發而蔓延至意大利和美國等10個國家的埃博拉疫情，感染人數近3萬，致死率高達40%。即便是在中國，距離上一次病毒疫情大規模爆發也沒超過20年。2002—2003年，SARS冠狀病毒引發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在中國廣東爆發，死亡率約為11%。全世界在十年之內兩度發生全球大流行病，中國也在二十年之內兩次爆發大規模疫情，足以證明全球生物性公共衛生事件進入高頻爆發期。因為先前大規模的疫情爆發還是1918—1920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全球5億人感染，超過1700萬人口死亡。
與此同時，流行病也在家禽和牲畜中傳播。例如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A類動物疫病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其H5N8亞型病毒2020年在沙特阿拉伯爆發，導致38.5萬只鳥類被撲殺，世界衛生組織已發出禽流感可能大規模爆發的預警。僅2017年，全球57個國家和地區報告1860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發病280萬只，病死210萬只，銷毀1200萬只。高致病性禽流感也存在感染人的風險，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數據顯示，2003—2015年3月，包括中國在內的16個國家的826人感染H5N1病毒，致死率為53.27%。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肆虐全球的非洲豬瘟，這一烈性傳染疾病，發病率和死亡率高達100%。2018年廣泛爆發以來，非洲豬瘟的影響持續至今，突出表現為造成豬肉價格的持續、大幅波動。中國是豬肉消費大國，歐洲是我國豬肉進口的重要地區。然而2018—2019年，歐洲豬肉價格漲幅高達31%，豬崽價格的漲幅則高達56%。
綜觀歷次發生的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發現三方面的顯著特征：
1.人類認知的有限性
雖然現代醫療科技的進步有目共睹，然而無論是對主要感染人的新型冠狀病毒，還是對主要感染禽類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和主要感染豬的非洲豬瘟，人類的認識都相對有限且滯后。這些流行病毒的傳染源定位、致病機理探索、變異風險評估和抗毒疫苗研發等，都存在諸多的未知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引致極高的安全風險。甚至爆發于21世紀之初的SARS病毒，其自然宿主和傳播路徑仍無定論，原先所追溯到的果子貍被證明是從自然宿主到人的中間宿主，而非自然宿主。
2.病毒傳播的變異性
病毒在傳播過程中可能發生變異，從而為病毒的控制帶來更高挑戰。例如，高致病性禽流感已產生H5N1、H5N6、H5N8和H7N9等多個亞型。其在全球爆發的亞型既呈現出空間層面異質性，即不同國家和地區同時期感染的亞型存在顯著差異；又表現出時間層面的異質性，即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感染的亞型也存在顯著差異。例如中國在2013年之前流行的亞型主要是H5N1，之后流行的主要是H5N6和H7N9等。所以，目前對于流行病爆發的處置，多采用被動的隔離策略，對畜禽實施大規模捕殺，對人則實施完全的隔離治療，但這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病毒的威脅。
3.高密度人口的威脅性
由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交通便利化所帶來的人口集聚性與流動性，加劇病毒在空間和時間尺度上的傳播。社會學中的“六度分離”指出，只需要跨越六度分離即可建立起任何兩個人間的聯系，從而揭示出現代社會網絡的連通性特征。雖然病毒傳播的“門檻效應”理論認為，疫病的蔓延具有人口密度閾值（如麻疹通常在不低于50萬人規模的區域才爆發），然而人口過百萬的城市已遍布全球，閾值的影響已極為薄弱，同時伴隨高密度的國際交往，病毒的傳染力呈現出多米諾式的放大效應，可以在極短時間內跨越廣泛的疆域感染不同的大陸。例如，同被定義為冠狀病毒，COVID-19雖然病死率低于“非典”，但其表現出更廣的傳播范圍和更快的傳播速度，短期內在亞洲、歐洲和美洲等的150多個國家造成的感染病例數和死亡病例數遠超21世紀初出現的SARS病毒，這讓我們不能不對當今世界高密度的人口及高密度的國際交流重新審視。
由于人類對病毒的認知有限，病毒本身又可能變異出諸多分型，加之人口分布的高密性、聚集性和流動性特征，當前病毒的易感性（感染病毒的概率）和嚴重性（遭受傷害的程度）均呈現增強的態勢，全球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不僅頻率增加，而且影響也在加重。人類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未來。
二、疫情高發期農業部門的易損性
長期以來，全球化以及國際分工的深化使得各國均無法在公共衛生事件的影響中置之度外，而農業部門固有的特征使其在全球公共衛生事件的高頻率、大規模爆發時期表現出更強的易損性。
1.農業生產的自然依賴度高
農業生產的自然依賴性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環境的依賴性，表現為作物的生長需要適宜的氣溫和降水；其二是資源的依賴性，表現為作物生長需要適宜的灌溉水源和土壤條件[14]。由于不同地域的自然稟賦存在極大差異，造成各地區適宜種養的動植物品類不同，從而形成地區乃至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自然依賴度高，是農業易損性強的重要誘因。一旦優勢產出遭遇干旱、洪澇、大風等極端天氣，或者遭遇病害（如非洲豬瘟）或者蟲害侵襲（如非洲蝗災），則會出現產量的大幅削減，隨之而來的就是市場價格的激增和劣勢產區的供應短缺。由于人類活動引致的自然生態破壞，極端天氣與病蟲害爆發的頻率與嚴重性增加，造成農業產出的不確定性增強。
2.農業產出的可連續性弱
在COVID-19疫情下，口罩等工業產品可以每天24小時連續不間斷生產，形成產出的連續性，尚不足以滿足需求。而囿于動植物生產的生命周期性和節律性特征，農業產出具有顯著季節性特征。改善產出連續性的思路主要是技術改進與替代品生產。雖然農業科技的進步，如溫室大棚的廣泛運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突破農業產出的季節性局限，然遠未達成像工業產品那樣對市場需求不間斷地滿足。同時在需求旺盛情形下，工業替代品的生產門檻較低，而農業替代品的生產則面臨土地和勞動力等多重要素約束，由此表現出弱可替代性。因此，農業產出不僅有著空間層面的非均衡性，在時間層面也具有非均衡性。
3.農業產品的貯存周期短
解決產出不連續問題的重要方式是維持安全庫存，但是農產品的易腐性決定了可貯存周期均相對有限。考慮農業產出的非連續性特征以及公共衛生事件的突發性，如何確定安全庫存就成為難題。如果庫存量過高，可能造成嚴重的浪費問題和財政負擔，而庫存量過低，則可能引發供應的安全風險。例如，此次COVID-19疫情爆發之前，我國糧食庫存始終處于高位運行狀態，然而即便如此，越南等國封鎖糧食出口通道的消息一經披露，國內即刻出現憂慮糧食短缺的局部恐慌，民眾的糧食囤積現象在多地發生。
4.農業需求的可調節性低
由于生產的自然依賴性、產出的非連續性以及貯存的短周期性，農產品市場供應的可調節性相對不足。更不容樂觀的是，農產品消費需求的可調節性也極為有限。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中，對食物的需求是最為基本的生存需求，人類需要通過食品的攝入獲取足夠的營養以維持身體機能的正常運轉。所以短期內對食品需求量的調整空間微乎其微，即便是引導居民調整優化飲食結構的努力都面臨極強的行為慣性阻礙。民以食為天，農業部門的首要職責和功能正是保證社會所需的食品供給，食品供給則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一旦出現食品短缺，哪怕只是疫情影響下居民對食品短缺的心理恐慌，也極易引發社會不穩定。
三、疫情高發期農業發展的新挑戰
如果說生產的自然依賴性、產出的非連續性、貯存的短周期性以及消費的低可控性屬于農業所固有的易損性，那么高發的全球公共衛生事件則不僅僅是加劇其原有的易損性，而且正在引發前所未有的農業發展新挑戰。其中，三方面的挑戰尤為引人注目。
1.生產的不確定性
如前所述，公共安全事件具有時間的突發性、傳播的廣泛性和影響的嚴重性特征，加之人類對于公共安全事件的成因、傳播和預防認知均極為有限，所以尚無法在爆發前對可能發生事件做出充分的應對預案，只能在爆發后采取被動的應對策略。事后的被動策略一方面意味著付出高昂的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可能加劇事件的負面影響。例如非洲豬瘟和高致病性禽流感在我國爆發后，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即為大面積捕殺，這不僅給養殖戶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也給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帶來過重的工作負擔。同時，為切斷病毒傳播的潛在傳染源，畜禽的捕殺范圍不僅包括已感染群體，甚至包括易感染群體，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捕殺工作強度數倍增長。農戶的經濟損失可能誘發其生計可持續的威脅，從而影響農村穩定。更為嚴重的是，農產品的產量或質量損失可能誘發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風險，繼而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健康發展造成影響。
2.消費的不確定性
突發的公共安全事件會刺激民眾敏感的神經，充分的食品儲備被證明能夠增強民眾應對疫情的信心，所以即便是在美國，COVID-19疫情爆發后，多地超市的食品供應也出現暫時缺貨現象[23]。需要指出的是，技術進步使得信息的傳播速度與日俱增，普通民眾的信息可得性也顯著增強。疫情的爆發會加劇民眾對相關信息的關注度與敏感度，而為追求信息傳播的速度，大量未經充分驗證的信息被披露，由于普通民眾并不具備自行甄別信息真偽的能力，因此存在被別有意圖信息誤導的可能。譬如，中國從越南進口稻米的份額非常有限，但越南出口禁令被大肆渲染后，囤貨現象立即發生。而少數人的囤貨行為經由個人社交媒體擴散后，可能加劇其社交網絡的焦慮情緒和跟隨行為，形成大面積的囤貨局面。盲目的囤貨行為極有可能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造成嚴重后果。
3.貿易的不確定性
疫情爆發會助推各國對本國農產品供應風險的預估，主要農產品出口國可能壓縮其出口額，擴充戰略儲備以保證國內市場需求的滿足，進口國則可能擴大其進口額，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出口禁令及隨之產生的缺貨風險。于是，農產品貿易會成為國家間談判的重要籌碼，具備重要農產品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會掌握談判話語權。同疫情爆發前主觀的貿易控制不同，疫情爆發后農產品貿易自由度會出現客觀的縮減。因為疫情中心國家或地區原先用于出口的優勢農產品由于存在攜帶病毒的風險，可能被列入禁止進口目錄，而依賴進口的劣勢農產品則由于原先出口國家的交通管制措施，而需要延期甚至無法被運抵本國。COVID-19疫情在中國爆發后，美國、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等多國迅速采取措施，或者限制中國部分農產品品類的出口，或者實施港口的交通管制措施；而就在中國疫情得以有效控制的時候，COVID-19在歐洲、美洲的蔓延，又使得豬肉等農產品的進口受阻。
四、疫情高發期農業發展的新思維
頻發的公共安全事件使得原本就具有極高易損性的農業面臨生產、需求和貿易等多重不確定性，從而陷入高風險境地。與傳統的農業部門風險不同，公共安全事件爆發的全球性特征可能使得既有的國際分工格局被打破，甚至出現撕裂與扭曲。中國是人口大國，是農民大國。在疫情高發情形下，重構農業發展的新思維勢在必行。
1.經濟發展重心向農業、農村傾斜
一個日益城市化和相互連通的世界正面臨著來自新型傳染病的巨大威脅，而COVID-19疫情所再次凸顯的“城市脆弱”，為反思以城市為中心的增長模式，推進中國的農村城鎮化提供了契機。雖然大城市在聚集優勢資源、輻射帶動周邊城鎮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疫情的頻繁沖擊下，其吸納農村人口與農民工就業的能力逐步被削弱。雖然以交通堵塞、環境污染、居住擁擠、節奏緊張等為代表的城市病已經受到廣泛重視，但比起人類缺乏深入了解的傳染性病毒，這些城市病都顯得無足重輕。在歷數的城市病中，可能沒有任何一項弊端比得上病毒的高傳染性與高致病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生命威脅、身心損傷和經濟打擊。適當放棄過密城市化所犧牲的經濟效率代價，遠不及疫病爆發所帶來的傷亡、心理恐慌、財產損失以及秩序混亂所導致的社會成本。必須承認，病毒及其疫病風險將構成人類的長期挑戰。因此，一個有效率且能夠規避風險的新型城鎮化模式，應該有助于增強農業吸引力，促進鄉村振興，推進城鄉融合。其中，縣城及中心鎮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著力發展縣城和中心鎮的益處表現為三方面，其一，促進農民就近轉移，從而降低農地被棄耕和拋荒的比率，強化農業的安全保障；其二，發展縣域經濟，推進城鄉融合，有助于農民工的就業穩定與農村人口的城鎮化；其三，較之于大城市，縣城的食品供應更依托本地食品，從而表現出更高的自給率，也就意味著更強的風險抵御力；其四，能夠避免大規模的人口跨區流動，從而降低疫病傳播風險，且縣城規模適度、可控性強。在此次COVID-19疫情中，化整為零的邏輯，具體表現為以社區為單元的防控與網格化治理，就顯示出良好的疫情遏制績效。
2.農業發展重心向安全、穩定轉移
中國農業發展的目標謀求的是農業現代化，致力于通過農地確權推動土地流轉和集中，開展農業規模經營，繼而推動先進技術與裝備的采納。然而，農地規模經營勢必造成大量農民離地甚至離農，從而在城市經濟不景氣情形下，特別是疫情沖擊造成的失業率激增時，形成社會安定的重大威脅。同時，土地規模經營也可能造成農業經營掌握在少數社會資本主體手中，不利于經營風險的分散和防控。所以，在不確定環境中，農業發展的重心不應是追求規模和效率的擴張，而更應該注重風險的規避和安全的鞏固。農業安全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農產品數量安全和結構安全，保持糧食作物等重要農產品的自給自足，同時保證種養結構能夠覆蓋人體所需的營養供給；二是農業資源安全和環境安全，由于農業生產具有高度的自然依賴性，保護自然生態才能為農業生產提供可持續的資源環境供給能力。提升縣城與中心鎮的增長極作用，激發農村活力，而且能夠強化其生態安全與社會安全的“穩定器”功能。
3.農業安全重心向功能、效益兼顧
為增強農業吸引力、促進縣域經濟發展，以維護農業安全，就需要增強務農的附加價值，使得務農的收入不低于甚至高于務工收入。而提升農業附加價值的重要思路就在于縱深挖掘農業的多元價值。當前對于農業的價值定位以產品供給功能為主，但是囿于農業的生存保障特性，考慮社會安定問題，價格調整的幅度相對有限。而在產品供給之外，農業還具有生態功能和人文功能。其中，生態功能強調農業生產活動同自然的和諧，貢獻于水土保持、土壤肥力改進和生物多樣性維護等。綠色農業發展恰恰契合農業的生態功能，通過采用生物質肥料或者生物農藥，既有利于緩解環境壓力，又可以通過綠色農產品認證獲得產品的價格溢價。人文功能強調農業對農耕文明和鄉土文化的傳承，主要的表現形式包括休閑農業和鄉愁產品。一方面可以鼓勵農業與服務業的融合，發展農業旅游服務，另一方面可以結合地域獨特的農業文化，培育地理標志農產品以滿足舌尖上的味道需求。農業多元功能的挖掘不僅能夠增加農民的功能性增收，分享價值鏈收益，而且能夠由此增進對農業風險的抵御力，增強中國農村社會的穩定性。盤活農村資源、挖掘功能紅利、活躍鄉村經濟、拉動城鄉消費，將助推中國經濟投資拉動型向內需推動型的戰略性轉變。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及其協調研究”（71933004）；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長江經濟帶農業綠色發展模式仿真、結構優化與主體博弈”（2019T120736）；中國工程院部重點咨詢研究項目“農業產業競爭力提升戰略研究”（2020-XZ-2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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