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鄉村振興運動，是由一組文人政治家發起并推動的，他們圍繞“重農抑商”這一政治主張，先后向漢文帝、漢景帝建議，發展農業，振興鄉村，從而達到安民定國的目的。
公元前178年，23歲的賈誼向漢文帝上《論積貯疏》，大膽建言重農抑商。他舉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這句話提醒漢文帝，治理國家首要的是農民富足。他提出，積貯是國家的命脈所在，讓老百姓歸于農業，使天下的人靠自己的勞動而生活，那么積貯就會充足，百姓就能安居樂業，國家就能富足安定。
賈誼從西漢政權初立，物資匱乏、經濟凋敝、農業蕭條的現實背景出發而提出的“重農抑商”的系列主張，在根本上符合西漢王朝長治久安的利益，客觀上也是當時振興農村、安定農民、發展農業的良策。這些擊中時弊的建議，局部得到了漢文帝的采納。其主張雖然以發展農業、積累貯糧為核心，但也從根本上帶動了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的相對富足。
承續賈誼的主張，晁錯繼續高擎“重農抑商”的政治大旗。公元前168年，即賈誼郁郁而死的當年，晁錯向漢文帝上了一道奏章，再次呼吁重視農業，振興農村，這道奏章就是有名的《論貴粟疏》。他向漢文帝提出：作為明君，應該貴五谷而賤金玉。要使百姓安心從事農業，關鍵在于提高糧價；而要提高糧價，關鍵在于讓百姓拿糧食來求賞或免罰。
應該說，“貴粟”和“積貯”的主張是一脈相通的，但晁錯的主張似比賈誼更進—步，點到了農業發展、農村發展的根本。經過文景兩朝堅定不移的推進，“重農抑商”成就了歷史上第一次農村振興的面貌，西漢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景象，農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農村發展—派繁榮。
到宋代，出現了我國歷史上第二次全面深入的鄉村振興運動。這一運動基于地權的高度分散和高度流動這個背景，更基于地主、富農、中農、佃農以及雇農這幾個階層的嶄新形成，思想上啟源于宋儒的宗法建設，實質是藉此重建鄉村組織，政治上體現在王安石變法上的保甲建構，文化上依賴于社會組織的重建和穩定。由是，建設宗法組織、修族譜、立祠堂、定鄉約，都在宋代蓬勃出現并完成。這一歷史時期的鄉村振興，得力于思想文化建設，得力于宋儒的理論性創新和建構，當然，也更得力于兩宋持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宋代的鄉村振興運動使封建社會以來的鄉村振興和發展，第一次有了文化的靈魂和根基。《清明上河圖》作為一個真實的歷史文獻，不唯是宋代商業繁榮的見證，更是鄉村振興的生動記錄。
上承兩宋，明代的鄉村振興運動核心還是在于思想文化的建構和進一步完善，這個歷史時期內，大儒的理論體系構建功不可沒。一是王陽明心學的價值，用在鄉村振興運動上，就是“鄉規民約”的重建。他學宋人呂大鈞的《呂氏鄉約》而創的“南贛鄉約”，在江西廣為流傳，深有影響。二是大儒邱濬的鄉村組織創建的意義。“鄉約”完善的同時，明朝的鄉村振興運動中，也注重家風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明大儒邱溶提出的若干振興鄉村的各種具體建議，都得到了有效的創建和試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鄉紳階層在明中葉以后的形成和發展，對明代鄉村振興的作用不可忽視。作為中國鄉村社會管理中重要的一環，從這一時期開始，鄉紳階層在鄉村治理中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鄉紳興，鄉村興”成為明代鄉村治理中一個特殊的現象。作為架構上層政治和底層民眾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其對清代乃至民國時期的鄉村治理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看歷史》201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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