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脫貧攻堅戰進入收官階段，目前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接近完成，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貧困人口從2012年年底的9899萬人減到去年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按照中央部署，余下的貧困人口也將在今年如期脫貧。未雨綢繆，現在需要研究的問題是如何建立長效機制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確保脫貧人口不再返貧。
扶貧可從需求側或供給側發力，但重點應從供給側發力
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強調，“十三五”期間脫貧攻堅的目標是“兩不愁”“三保障”。具體講：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時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
從操作上講，扶貧要實現“兩不愁”“三保障”可從需求側發力，也可從供給側發力，但若要建立脫貧長效機制，則應重點從供給側發力。201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曾對扶貧作過長期研究，他得出的結論是：若不改變造成貧困的現存條件，政府補貼消費不可能讓貧困人口脫貧。
迪頓所說的“補貼消費”，其實就是指從需求側扶貧。比如，貧困人口缺糧食，政府就提供糧食；貧困人口缺住房，政府就幫助建住房。對這種扶貧方式，學界通常稱之為“輸血型”扶貧。然而問題在于，如果貧困人口缺什么政府就提供什么，讓有些人可以坐享其成，那樣難免會形成新的分配不公，甚至會有人爭當貧困戶。
并非危言聳聽。早些年，就曾聽說有的貧困縣本來已經脫貧，但卻遲遲不肯摘帽；而且有人自己有勞動能力卻不勤奮勞動，寧愿吃政府救濟。顯然，這種現象對勤奮勞動的人也是一種不公平。再有，政府財政資金來自稅收，假若政府少征稅，這筆錢留在企業是可以擴大生產、創造社會財富的；如果政府用稅收補貼消費，勢必會抑制生產和財富創造。
正是針對以上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卡爾多提出了著名的“假想補償原則”。意思是說，政府可以用從富人那里收取的稅補貼窮人，但前提（原則）是窮人因此增加的收入不得小于富人的損失，否則對整個國家會得不償失。問題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我的觀點是，應重點從供給側扶貧。
與從需求側扶貧不同，供給側扶貧主要是幫助貧困人口發展生產，立足于“造血”，并通過發展產業建立脫貧的長效機制。往深處想，政府開展扶貧是為了促進分配公平，而最終則是要讓貧困人口脫貧，實現共同富裕。這樣看，政府扶貧不僅要把“蛋糕”分好，而且還要把“蛋糕”做大。否則僅在分配上做文章，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脫貧問題的。
從理論上看，處理“分好蛋糕”與“做大蛋糕”的關系，實質就是要兼顧公平與效率，不顧此失彼。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對我們開展扶貧工作來說，當然首先是要注重公平；但同時也要體現效率。收入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而如果忽視效率，亦會挫傷人們勤勞致富的積極性。
不過要特別指出的是，扶貧重點從供給側發力，并不是不能從需求側發力。遠水難解近渴。如果貧困人口在吃、穿方面確實有困難，政府當然可從需求側給予消費補貼。但我們一定要清楚，補貼消費只能作為短期措施。“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從長遠看，政府還是應立足于供給側，提高貧困人口自己創造收入的能力。
供給側扶貧可提高勞動收入或資產性收入，但重點應提高資產性收入
前面已經說過，我國到2020年的扶貧目標是“兩不愁”“三保障”；而長期目標則是讓貧困人口脫貧，并確保脫貧人口不再返貧。顯然，要實現這個長期目標，就必須建立穩定提高貧困人口收入的長效機制。而且中央對此已提出明確要求：要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現在的難題是，怎樣才能讓貧困人口人均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將收入分為兩個大類：勞動收入與土地、資本等資產性收入。若對收入做這樣的劃分，提高貧困人口收入便可雙管齊下：既提高勞動收入，也提高資產性收入。不過從建立脫貧長效機制的角度看，重點應提高貧困人口的資產性收入。
事實上，國內不少地區已經開展了這方面的探索。貴州六盤水市的“三變”改革，就是成功的范例。所謂“三變”，簡單說，是“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而其核心要義，是增加農民的資產性收入。政府主要做三件事：一是為農民資產確權；二是通過平臺公司投資改善基礎設施，推動農民資產升值；三是引導農民入股龍頭企業，通過規模經營增加農民收入。
“三變”改革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從2017年到2019年，連續3年寫進中央一號文件。我曾赴六盤水作過考察：六盤水所轄4個縣、市、區，“三變”改革前，4個縣、市、區全是貧困縣，其中3個是國家級貧困縣，1個是省級貧困縣。而經過4年改革，到去年底，4個貧困縣、市、區全部提前摘帽，累計脫貧60.37萬人，農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1043元。
也許有人會問：扶貧為何要以提高貧困人口的資產性收入為重點？我認為理由有二：一是馬克思早就明確講過，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二是因為收入分配通行的原則是按生產要素分配，而按生產要素分配，其實就是為不同的要素定價。價格是由供求決定的，由此推出，要素所有者參與分配的比例則取決于要素的稀缺度。哪一種要素稀缺度高，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就高。
讀者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過去，農民為何一直是低收入群體？是農民不勤勞么？當然不是，而是農民沒有土地（資產）。舊中國時期，那時候地主收入高，并不是地主勤勞，而是他們擁有土地，可以取得土地收入；而且土地和勞動力比，土地相對稀缺，故土地收入高于勞動收入。當年我們黨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目的就是要消滅地主剝削，讓農民享有土地（資產）收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但馬克思關于生產條件分配決定收入分配的原理并未過時。對目前扶貧來說，要想讓貧困人口脫貧后不再返貧，就必須讓貧困人口擁有資產；而且同時還得推動貧困人口的資產增值。
讓貧困人口擁有資產，當務之急是政府要將“資源變資產”，并將資產確權給貧困戶。需要強調的是，給貧困戶資產確權，必須將資產“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一并界定，否則貧困戶的利益難免會受損。以往農村土地確權是有過教訓的。
怎樣推動農民資產增值？所謂資產增值，通俗地說就是讓資產漲價。按照經濟學的定義：資產價格是人們對該資產預期收入的貼現。即資產價格=資產預期年收入/銀行年利率。根據此公式，由于利率相對穩定，資產價格實際取決于資產的預期收入。怎樣提高資產的收入預期呢？物以稀為貴，辦法當然是提高資產的稀缺度。
聯系現實，上面的道理并不難理解。比如，在偏遠貧困地區，由于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落后，農民的資產肯定不值錢。若政府能投資改善基礎設施，農民的資產就會升值。六盤水的經驗已經證明這一點：政府用PPP模式引入龍頭公司改善基礎設施后，農民資產大幅升值；而農民用升值資產入股龍頭公司，又大大提高了收入。
需求側扶貧可補貼商品或補貼貨幣，但重點應補貼貨幣
扶貧應重點從供給側幫助貧困人口發展生產，同時也可從需求側補貼消費。于是就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從需求側補貼貧困人口到底應該怎樣補？是補貼商品還是補貼貨幣？對此問題社會上一直存在爭議。我的看法是，應從市場結構的角度對如何選擇補貼方式作分析。
以往的政府補貼可謂名目繁多：如住房補貼、家電補貼、農機補貼、化肥補貼、農藥補貼、燃油補貼等。政府發放補貼的初衷是要照顧低收入者，可有些補貼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比如，前些年政府為了照顧農村貧困戶買家電，財政拿出錢補貼家電下鄉，可大多貧困戶急需的并不是家電，結果只能望“補”興嘆。
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出現這種情況是政府的補貼方式不對。假若政府不補貼商品，而是補貼貨幣讓貧困戶自主購買商品，貧困戶則可直接受益。驟然聽似乎在理，而且我之前也是這種看法。可后來在調研中發現，即便政府補貼貨幣，貧困戶也未必是真正的受益者。
說一件我親歷的往事。有一次我赴河南豫東農村調研，當地農民告訴我，他們對政府發放農藥補貼很是感激，可他們并沒得到實惠。怎么回事？一位鄉干部解釋說：殺蟲劑原先是50元一瓶，可政府給了農民貨幣補貼后，殺蟲劑馬上漲價；而且政府補多少，價格就漲多少。如此一來，真正受益的并不是農民，而是生產廠家或銷售商。
由此可見，無論補貼商品還是補貼貨幣，貧困人口都有可能不是受益者。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精準扶貧，可上面這個難題怎么解決？我的看法是，解決此難題應從分析市場結構入手，并根據市場結構來選擇補貼方式。我們知道，市場結構可分為買方市場與賣方市場；而補貼方式也有兩種：即商品補貼與貨幣補貼。如果我們將兩類市場與兩類補貼相互搭配，便有以下四種組合。
組合一：買方市場與補貼商品。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商品供過于求，價格有下降壓力。若政府此時補貼商品，受益者無疑是生產企業，而且還會加劇生產過剩。照理，企業生產過剩本來應該壓產，可若政府去購買企業的過剩商品，價格信號被扭曲，企業就有可能不會調結構。
組合二：賣方市場與補貼商品。若市場上商品供不應求，供給短缺會推動價格上漲。此時政府若補貼商品，受益者仍然是生產企業。即便政府限制補貼商品的價格，可由于商品供不應求，貧困人口也不一定能買到，而且還容易產生各種尋租行為。
組合三：買方市場與補貼貨幣。在此情況下，政府給貧困戶補貼貨幣，受益者一定是貧困人口。道理很簡單，由于市場上商品過剩，商品供過于求會令價格下跌；而由于政府補貼的是貨幣，貧困人口購買什么商品自己有選擇權，這樣，生產企業與銷售商皆不可能擠占政府給貧困人口的補貼。
組合四：賣方市場與補貼貨幣。很多人以為，只要政府不補貼商品而補貼貨幣，貧困人口就一定可以受益。實則不然。在賣方市場，由于商品供不應求，價格會上漲；若政府此時補貼貨幣，需求會進一步拉升價格，商家便可通過漲價將補貼吸盡。前面提到的農藥補貼就是例證。
不難看出，以上四種組合中，只有第三種組合可取，其他組合皆不盡如人意。不過相比較而言，補貼貨幣要好過補貼商品。所以政府開展扶貧，原則上不應補貼商品而應補貼貨幣，即便是商品供應短缺，也要補貼貨幣，不過政府在補貼貨幣的同時，應采取相應措施推進和改善供給。
三點結論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確保貧困人口脫貧后不再返貧，必須按照“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原則，既要把“蛋糕”分好，又要把“蛋糕”做大，從而建立起脫貧的長效機制。為此，政府應重點從供給側發力，扶持貧困人口發展產業，變“輸血”為“造血”，不斷增強貧困人口自己創造收入的能力。
第二，從供給側提高貧困人口收入，重點是要讓貧困人口取得資產性收入。一方面，政府要盡最大可能將資源變資產，并賦予貧困人口完整的資產產權；另一方面，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或者引進社會資本參與農村基礎設施投資，以此推動貧困地區的資產升值。
第三，從需求側扶貧應精準施策，確保讓貧困人口受益。總的原則是，無論商品短缺還是過剩，政府都應堅持補貼貨幣。若商品供應短缺，政府在補貼貨幣的同時，還應積極推進和改善供給。否則，如果政府直接補貼商品，不論選購哪家企業的商品都會導致企業間的不公平競爭。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日報 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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