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學術界從不同的角度理解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內涵，形成了豐富的成果。然而既有研究呈現出較為鮮明的經驗取向和政策取向，缺乏從中國鄉村改革發展的歷史長時段視角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兩大戰略及其銜接命題的學理分析，遂導致相關討論往往停留在現象層面，而忽視了其背后的知識邏輯。必須承認，脫貧攻堅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的“補短板”工程，更是以“攻堅體制”推動理論和實踐創新，創造性地解決自稅費改革以來中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諸多難點問題的系統性實踐，為下一個三十年的農業農村改革發展和國家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積累寶貴經驗。鑒于此，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現實路徑，就不僅包括現實目標和政策層面的銜接，更為根本的是要著力推進理念方法和治理體系的銜接。
關鍵詞：攻堅體制；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國家鄉村治理體系
一、問題與背景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即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性時間節點，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指揮、親自督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的脫貧攻堅戰。幾年來，全黨全社會廣泛參與，脫貧攻堅戰取得了重大決定性勝利。2013年至2019年這七年間，全國累計減少貧困人口9348萬人，年均超過1300萬人，創造了中國減貧史上最好的成績，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9年末的0.6%。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事關全面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必須堅持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堅持走中國特色鄉村振興之路。
中央先后部署和實施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接續推進“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在農業農村工作領域的必然要求，是兩個“重中之重”思想的深刻體現，是建立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規律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時下正處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歷史交匯期。深入闡析脫貧攻堅戰的歷史貢獻，特別是將脫貧攻堅置于中國減貧事業發展、中國國家減貧治理體系建設，以及稅費改革以來農業農村改革發展與國家鄉村治理體系變革的歷史長時段語境下思考，洞悉其實踐探索與巨大成就背后的知識邏輯，對于我們更為準確地把握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內涵與意義具有重要的價值，亦有助于在實踐層面找準兩大戰略銜接的現實路徑。
二、文獻回顧與解釋視角
站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歷史交匯期，學術界對如何做好二者銜接工作開展了豐富的研究，形成了眾多高質量的成果。
具體到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內涵與路徑研究層面，汪三貴等指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內在聯系體現在目標相連、接續推進；前者是后者的先決條件，后者是鞏固前者的力量保障，二者在體制機制方面具有共同性，在政策體系方面具有互融性，但在扶持對象、政策范圍和頂層設計諸方面也存在各自特點。左停等認為，做好二者的有效銜接，既要抓好梯度跟進，又要抓好優化升級。張琦提出，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交匯的特殊時期，要堅持精準思想，分階段、分地區有序推進，在2020年以前著力解決好觀念銜接、規劃銜接、政策銜接三方面問題，繼而在2020年以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階段，堅持以振興促減貧，從機制銜接、綠色發展等方面全面推進、綜合提升。龔冰、呂方基于全國第一個脫貧摘帽縣蘭考的案例研究提出，鞏固脫貧成果、助推“摘帽縣”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升縣域治理體系現代化水平，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重要議題。豆書龍、葉敬忠認為，脫貧攻堅要著力推進體制機制統籌落實、產業發展多元鼓勵和主體意識積極培育。高強從政府主導和市場決定兩個方面討論，認為政府調控層面主要以穩定外部支持與投入機制為中心，而市場機制層面則應著眼于培育內生動力和發展能力，提高要素市場化水平。
上述簡要回顧難免掛一漏萬，但整體而言既有研究更多將目光集中在現實層面和經驗層面，特別是兩大戰略的背景與意義、定位和目標、政策與機制等維度，如此則可能窄化了對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巨大成就與價值的認識和理解，亦無法深刻洞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的脫貧攻堅戰對于下一個三十年的農業農村改革發展及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所蘊含的巨大知識價值和啟示意義，從而也會限制我們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深層命題的認識和回應。鑒于此，本研究試圖從歷史的長時段視角闡釋脫貧攻堅戰之于中國減貧事業、國家減貧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整個農業農村改革發展的學理和知識意義，繼而以此為基礎討論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知識邏輯和現實路徑。
三、知識邏輯：歷史長時段視域下的脫貧攻堅
如果從歷史的長時段視角來看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的脫貧攻堅戰，便會發現，脫貧攻堅的偉大勝利不僅實現了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消除絕對貧困現象，推動了中國國家貧困治理體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以國家治理的“攻堅體制”，為解決自稅費改革以來中國農業農村改革發展和鄉村治理領域的諸多難點問題探索了道路，積累了經驗，這些經驗必將貢獻于高質量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其一，消除絕對貧困現象，開創中國減貧治理的新紀元。脫貧攻堅的直接成果在于全面高質量實現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提出的“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既定目標，補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提前十年完成了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中關于“消除一切形式極端貧困”的目標，繼續領跑全球減貧治理。其間接成果則體現在脫貧攻堅過程中，貧困地區、貧困縣和貧困村經濟社會發展面貌顯著改善，后續發展有了良好基礎；圍繞著打贏脫貧攻堅戰各領域配套改革全面推進，密集創新，許多長期以來困擾基層治理的難點問題得到了有效的解決；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和戰斗力明顯增強，黨的執政基礎更加穩固；以及為全球減貧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還應看到，打贏脫貧攻堅戰，標志著中國戰勝了絕對貧困問題，2020年后將步入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新階段，開創了中國特色減貧事業發展的新紀元。
其二，國家減貧治理體系現代化程度和治理能力顯著提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事業走過了四十多年的歷程，應各個歷史時期農村減貧形勢的變動，國家減貧戰略做出了適應性調整，國家減貧治理體系不斷完善。進入脫貧攻堅階段，中國農業農村改革發展與農村貧困呈現出諸多新的特點。作為對“時代呼喚”的理論回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開發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新時期國家貧困治理體系優化提供了科學指引和根本遵循。具體來說，圍繞貫徹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解決好“四個問題”，中國國家貧困治理體系通過“建檔立卡”，實現了貧困識別“到戶到人”，穩步提升“減貧大數據”的質量，創造了貧困識別的中國奇跡。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國家減貧政策供給對貧困地區、貧困社區和貧困農戶多元化、差異化減貧需求的綜合回應能力、精準回應能力明顯提高。通過建立“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片區為重點、工作到村、扶貧到戶”的扶貧開發管理體制，形成“中央統籌、分級負責、央地協作”的減貧治理結構，充分調動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同時，充分擴展基層行動主體資源分配和項目安排的自主權，避免了信息不暢、機制重疊或政策缺位、地方活力不足或執行偏差等問題。這些成果標志著中國國家減貧治理體系更加成熟和完善，并且可以預見，這些對全面鄉村振興框架下解決好相對貧困問題同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其三，以攻堅體制破解鄉村改革發展和鄉村治理領域諸多難題。1991年，80歲高齡的費孝通先生考察西南多民族山區經濟發展問題時指出，理解西南地區的貧困問題需要將農村研究和民族研究的視野交融起來。借鑒費老提出的這一知識取徑不難發現，中國的農村減貧問題，不僅集合了農業農村改革發展的一般議題，同時呈現出貧困問題自身的獨特性。解決農村貧困問題首先要有效應對農業農村改革發展的一般性矛盾與問題。就此而言，脫貧攻堅則不啻為以“攻堅體制”的治理模式，推動農業農村工作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事實也恰恰如此，各地在推動脫貧攻堅工作過程中，啟動了大量農業農村工作的配套改革為實現脫貧攻堅目標保駕護航，同一過程中，自稅費改革以來長期困擾農業農村改革發展和鄉村治理的諸多難點問題，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得到了較為有效的應對與解決。
例如，眾所周知的是，自稅費改革以來，執政黨將做好農業農村工作視為治國理政的重中之重，以“少取、多予和放活”的理念，重塑城鄉工農關系。在實踐層面，國家持續加大對“三農”領域的投入，通過政府投入帶動社會力量參與，借助“政策下鄉”“資本下鄉”推動農業現代化、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和鄉村治理體系轉型。然而，不得不承認，在實踐層面依然存在著諸多難題。從政策下鄉的角度來看，近年來眾多研究關注到惠農政策在基層執行過程中面臨“精英俘獲”、“執行偏差”等問題，而精準扶貧的脫貧攻堅戰為重塑地方政府政治生態和鄉村治理帶來了契機。細言之，脫貧攻堅階段，解決好精準扶貧的“四個問題”，涉及加強村級黨組織建設、規范村級權力運行、改善鄉村治理體系、增進干群聯系、促進社區參與等諸多議題。不難發現，以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為目標的脫貧攻堅戰，同時也是國家治理的“攻堅戰”，特別是農業農村改革、鄉村基層治理的“攻堅戰”。毋庸置疑，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政策和要素下鄉，依然是推動鄉村改革發展的基本力量，就此而言，置于中國農業農村事業發展的歷史長時段來看，脫貧攻堅戰的意義則不僅僅局限于其在“補短板”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是為下一個三十年中國農村改革發展和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積累有益經驗。
四、現實路徑：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關鍵議題
如果我們在知識邏輯上認同脫貧攻堅不僅補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同時也為新時代農業農村改革發展領域的諸多難點問題求解貢獻了經驗和智慧，對于未來三十年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的國家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那么，二者銜接的現實路徑則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關鍵議題：
其一，高質量圓滿完成脫貧攻堅決勝收官戰。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決勝收官之年，截至今年2月份，全國832個貧困縣中已有601個宣布摘帽，179個正在進行退出檢查，未摘帽縣還有52個，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但剩余的脫貧攻堅任務依然十分艱巨，全國有超過2700個貧困村尚未實現出列，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還沒有全部脫貧，并且減貧難度激增，加之受新冠疫情影響，給原本就非常艱巨的脫貧攻堅任務增加了難度。此外，部分已脫貧人口脫貧成效不夠穩固、扶貧項目基礎較弱，脫貧質量仍需不斷提高。不解決好這些問題，消滅絕對貧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會受到影響，進而也會影響到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因此，做好二者銜接，首先仍是要聚焦于高質量實現脫貧攻堅圓滿收官，從而“把短板補得再扎實一些，把基礎打得再牢靠一些”。
其二，構筑面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長效機制的國家減貧治理體系。消除絕對貧困現象并不是減貧事業的“終結”，2020年以后，中國扶貧開發事業將開啟向相對貧困宣戰的歷史新紀元。具體來說，從2021年至2050年之間的三十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關鍵時期，經濟轉型、人口轉型、城鄉工農關系轉型等多重進程交織，共同塑造了未來三十年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獨特路徑。值得注意的是，面向2020年后減貧治理，構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長效機制，不是另起爐灶，而是需要在脫貧攻堅期間形成的國家貧困治理體系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的轉換。細言之，雖然在2020年后，相對貧困治理不再是以攻堅戰的方式推動，而是納入鄉村振興的框架下統籌推進，但脫貧攻堅期間形成的貧困治理體系建設成果，對做好相對貧困治理工作依然具有基礎性意義。一方面，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蘊含著國家治理精細化的理念與方法，2020年后的相對貧困治理同樣需要堅持精準方略為根本遵循。同時，“五級書記一起抓”“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等，已納入鄉村振興的頂層設計，會作用于相對貧困治理長效機制建設。另一方面，盡管下一個三十年，中國相對貧困治理將面臨眾多的新形勢和新問題，但脫貧攻堅期間所形成的實踐體系，依然具有重要的基礎價值。例如，在相對貧困的識別方面，建檔立卡所形成的成果及其工作模式，可以成為相對貧困群體識別的參考；在相對貧困的幫扶政策方面，產業和就業精準扶貧的模式依然是最為根本和最為有效的路徑，做好產業和就業扶貧模式的優化拓展，是構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長效機制的重要內容；而進一步提升脫貧攻堅期間鄉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成果，搭建更加牢固的社會安全網絡，則可以更為有效地保障鄉村振興過程中脆弱群體的生存和發展權益。
其三，及時轉化脫貧攻堅在農業農村改革發展和鄉村治理諸領域形成的成果。改革四十多年以來，中國農業農村改革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別是新千年之初，隨著稅費改革的完成，國家以更加積極的姿態，主動介入農業農村工作領域，發揮著主導作用。從國際經驗來看，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同樣是城鄉工農關系深刻調整的歷史時期。黨的十九大以來，鄉村振興成為統攬未來三十多年農業農村工作的“總抓手”。可以預見，如何在“多予”和“放活”方面繼續深化改革，是解決好鄉村振興問題的關鍵。就此而言，脫貧攻堅時期所形成的農村貧困治理體系，對于鄉村振興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具體來說，至少包含四個層面：一是，將抓黨建促脫貧與推動組織振興相銜接，在壓實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領導責任的同時，結合下派“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的做法，在所有鄉村社區推進黨組織建設，打造基層引領鄉村振興的“紅色陣地”。二是，將抓產業精準扶貧的經驗，與鄉村產業振興相銜接，通過壓茬推進經營制度改革，活化鄉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讓“產業運轉起來”的同時，增進產業發展的“包容性”，促進共享發展。三是，繼續深入實踐“兩山論”，在守衛生態環境的同時，探索“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道路；持續推動農村人居環境改善，讓鄉村更加“生態宜居”。四是，朝向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目標，及時鞏固和轉化脫貧攻堅時期“移風易俗”和鄉村治理諸方面形成的成果與經驗。
五、總結與討論
從實踐層面，在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過程中，應避免簡單的政策取向和現實取向，需要從理念與方法、治理結構與治理體系的層面，理解該命題的知識邏輯。如果我們將脫貧攻堅戰置于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全局、置于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高度來看待，便會發現，脫貧攻堅戰決勝收官補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促進了國家貧困治理體系現代化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代，同時為下一個三十年中國減貧治理體系建設、鄉村改革發展與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奠定堅實基礎，提供有益借鑒。
還應注意到，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分階段有序推動的。具體來說，在脫貧攻堅的決勝收官之年，克服新冠疫情影響，聚焦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確保高質量實現脫貧攻堅各項預期目標，是最為重要的任務。特別是，要充分理解和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新年賀詞中強調的“把短板補得再結實一些、把基礎打得再牢靠一些”，切實提升脫貧質量，鄭重兌現承諾。2020年實現脫貧攻堅既定目標，也并不意味著工作的完結，或者“另起爐灶”實施鄉村振興，而是要做好貧困治理體系的轉換，在脫貧攻堅治理體系的基礎上，構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長效機制；及時鞏固和轉化脫貧攻堅期間鄉村改革和鄉村治理領域的成果與經驗，夯實鄉村振興的制度體系。
作者簡介：呂方，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湖北省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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