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社會根源看，新冠疫情并非人們通常所稱的“突如其來”，實際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即它與都市化和全球化的陌生人交往模式有一定關聯。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次疫情不過是現代人日常生活微觀行為的結構性爆發。小農社會及其心態在此次抗疫過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間或可說蘊藏了具有真正中國特色的防疫抗疫經驗。同時，這次疫情也暴露出不容忽視的鄉村社會危機，尤其體現在對農業生產和農戶生計的影響方面。后疫情時代需要特別關注鄉村振興的社會基礎，從保護農民生計安全的角度，創造條件激發農民的生產致富積極性，真正夯實國家糧食安全和鄉村振興的基礎。
一、疫情的社會根源與應對機制
關于這場疫情，我們通常會用“突如其來”形容它的突發性和兇猛性，似乎它完全超出人們的預期。可是仔細分析，我們就可發現這場疫情卻有相當的社會基礎。這里，筆者想先借用費孝通先生對于“非典”的思考來理解此次疫情的根源。2003年，費先生寫了《“非典”的社會學反思》，起筆即說：
非典型肺炎在醫學上屬于傳染病，傳染必須通過人與人的交往和聯系，因此“非典”背后必然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社會科學工作者從這個角度入手來研究，可以得到不少啟發。在人類歷史上，傳染病的爆發與都市化有很大的關系，都市化的顯著特點是人們在地理空間上的距離不斷拉近，而人與人擠成一團時總會出些毛病。現在全球化了，人與人的交往更頻繁，這類毛病也必定會增加。英國倫敦在工業革命初期就曾經流行過黑死病，死了很多人。現在“非典”這個突發的傳染病，首先危及大城市中的人。
費先生非常清楚地把“非典”的社會原因與都市化、全球化關聯起來。都市化和全球化意味著人與人的交往更頻繁，而且關鍵的是陌生人之間的交往，這增加了很多不確定性，尤其增加了傳染性疾病傳播的風險，使得疫情的影響瞬間被放大。14世紀的歐洲黑死病如此，2003年的“非典”如此，這次的“新冠”疫情也是如此。隨著城市化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這種不可控性和破壞性更為加大。換言之，疫情的傳播與擴散以及急劇爆發的態勢，是因人類交往模式的變化造成的。假設人類處在一種知根知底、守望相助的熟人社會當中，疫情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鄉土社會是這種交往模式的原型，在鄉土社會中，我們“主要同相熟的人，特別是同有血緣關系的人交往，彼此熟悉、了解”，誰的身體狀況如何，誰去了哪里，跟誰有過接觸，一目了然，如果需要通過隔離來阻斷傳染，隔離誰、怎么隔、在哪隔，這些問題都好辦。“現在不同了，交往的大多是陌生人，人與人好像都不相干，見面都可以不打招呼。陌生的人碰到一起，對方得了病傳染給你，你都不知道。”
其實，不獨疫病信息方面，我們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越來越處在一種西美爾所謂的都市化的陌生人交往狀態。這種狀態一方面有利于我們擴大人際交流、開闊眼界、增加機會，另一方面往往令我們處于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當中。因為正是越來越多的擦肩而過、一面之交，才造成諸如“天價龍蝦”“天價門票”“莆田系事件”等等五花八門的一次性消費行為和所謂“流量交易”現象的盛行。事實上，我們日常的經濟風險、飲食風險、病毒傳染風險乃至深層次的社會文化風險都是這種交往行為模式的后果。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次疫情不過是現代人日常生活微觀行為的結構性爆發。
說新冠疫情的社會根源在于都市化和全球化的交往模式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回到“自給自足”、相對隔絕的鄉土社會，而是說在人際交往物質密度與日俱增的新時代，要求有與之相匹配的道德密度的提升。人類自然回不到鄉土社會階段，但能從“鄉土中國”的人際交往模式中得到啟發。用費先生的話來說，在疫情面前，“要求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待原來的傳統，重新建立人與人、家庭與家庭守望相助的社會風尚”。那就是即便在陌生的、復雜的社會關系中，“一個人再不能只看到自己，要多想想別人，想想社會。有了病趕緊治療，有疑似就主動隔離……這是對自己負責，對社會負責”。可見，在高密度、陌生化的新社會重建守望相助、相互負責的道德基礎是疫情應對的關鍵。
這里筆者想反駁一種觀點，即有人認為：此次疫情控制在最初階段比較被動，是因為我們仍然保持著所謂“小農心態”或“農業社會的心態”，這種心態已無法應對和解決處在風險社會的我們時代的問題。這種觀點認為小農心態即“小富即安，享樂腐化，缺乏風險意識，缺乏防范意識”。筆者認為，這是對小農心態或農業社會心態的誤解甚至污名。“農業社會的心態”如果有一定的特質的話，那么它最大的特點應該是農民在與自然（天氣、土地、作物等）長期打交道過程中形成的某種“天人合一”的智慧，農民謹慎穩妥的經濟行為和誠信樸實的社會行為都是從這里面衍生出來的，因為氣候、土壤、農作物容不得半點虛假或不負責任，虛假的結果會餓肚子甚至死人，這是一種絕對的禁忌。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小農心態就缺乏風險意識或防范意識，毋寧說，這種心態是農民應對自然風險與社會風險（尤其是超經濟強制）的經驗結晶，體現出高度的智慧和韌性。在自然和社會許可的范圍內，農民開天辟地的進取精神是不勝枚舉的，改革開放的農民實踐與農業經濟學的經典理論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事實上，從歷史上看，以鄉土社會為原型、建立在小農智慧和韌性基礎上的整體社會心態模式，成為中國貫穿上至國家治理、下至社會運行的文化符碼（cultural code）。這種心態模式在中國尤其成熟，擁有幾千年不曾間斷的傳統，由此積累了應對各種風險的豐富經驗。中國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不過百余年的時間，真正全面步入工業社會和城市社會，更是近幾十年才有的事情。工業社會心智尚且稚嫩，不足以應付“突如其來”的大疫風險。看待這次中國特有的抗疫經歷，不能僅僅聚焦于各級政府的行政應對措施，更應從貫穿上下的社會心態模式去理解，這樣才能從整體上參透此次中國抗疫經驗的內在機理。從這個意義上看，實際上中國人骨子里還是以農業社會心態作為底色。沒有農業社會心態作為文化基礎，絕不可能取得這么好的抗疫效果。
相對于工業社會或城市社會而言，農業社會及其心態應對疫情的優勢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廣大的鄉村腹地，有利于稀釋人口，減少人與人接觸的頻率，天然地阻斷病毒的傳播；其次，鄉村相對的自給自足（至少在食物供給方面），隔離狀態下可以不求于外，所謂“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有助于防范心理恐慌，給疫情防控爭取時間；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費老分析的，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守望相助的天然社區，人與人之間知根知底、相互信任，可以在應對疫情階段最大限度地減少不確定因素。這次疫情暴發正值春節期間，大多數農民工返鄉在家，為城市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條件，可以說，廣大的鄉村腹地為我國關鍵時刻的疫情控制做出了重大貢獻。
進而言之，鄉土社會傳統作為一種機制或方法，對于城市區域的疫情防控也起到了關鍵作用。無論在鄉村還是城市，中國人都講究人情往來、社會網絡，通過“自己人”不斷擴大交往圈子，類似費老說的“差序格局”。中國人深信的交往模式骨子里仍然是鄉土的，這是中國文化的根。在疫情最為緊張的時期，除了全國各地馳援武漢以及廣大醫務人員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外，城市基層社區組織和各職業單位都被調動起來，以一種相互信任的、熟人社會的交往模式為基礎往外擴展，志愿服務、群防群控，確保無死角。有接觸風險的個體本著對社會負責的態度主動報告和隔離，對于居家隔離、社區隔離甚至整個城市封鎖的生活安排，基本做到井然有序，家庭、社區和工作單位等基層社會單元的交往模式無疑在其中起到基礎性作用。從某種意義上，這無疑是鄉村熟人社會機制在城市疫情防控中的遷移應用，其間或可說蘊藏了具有真正中國特色的防疫抗疫經驗。
二、疫情暴露的鄉村危機
當然，這次疫情也暴露出鄉村社會的危機所在。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鄉村日益依附于城市，農業生產在農戶收入中的比例日益下降，農戶生計越來越依賴于城市的非農就業，工資性收入的比例日益上升，體量巨大的農民工群體像候鳥般在城鄉之間遷徙。有學者由此判斷中國已然進入“城鄉中國”（既不是鄉土中國，也不是城市中國）的階段，或被稱為“半城市化”狀態（接近3億的農民工，因戶籍制度等原因，并未實現真正的“市民化”），并提出“城鄉兩棲”的第三條城鎮化道路。這種半城市化的狀態，導致大多數農戶形成一種以代際分工為特征（同時以家庭拆分為社會代價）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其中，二代農民工離土離鄉的傾向愈加明顯，這意味著農戶生計在疫情影響下暴露出極強的脆弱性，他們最先表現出復工復產的迫切需求。在疫情緊張的時候，各地鄉村一度斷路、封村，有些地區正值春耕生產期間，但我們的調查發現，只有極少數農民工因疫情滯留轉而在家務農或返鄉創業（在家務農的主要是有務農經驗的婦女；還有一些待產或有新生嬰兒的婦女滯留鄉村，是出于防范疫情風險和節約家庭開支的考慮），一旦放開防控，絕大多數農民工都繼續外出務工。然而，城市生產因疫情影響表現出開工率不足等困境，農民工就業質量堪憂，農民家庭的生計脆弱性在疫情期間暴露無遺。
留守鄉村的人群，包括各種新型經營主體和普通農戶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疫情影響。新型經營主體是近些年國家重點培育的對象。據統計，截至2018年底，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總量超過300萬家。其中，家庭農場達到近60萬家，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達到217.3萬家，從事農業生產托管的社會化服務組織數量達到37萬個。在土地流轉方面，全國家庭農場經營土地面積1.62億畝，以綜合托管系數計算的農業生產托管面積為3.64億畝；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總面積達5.39億畝，流轉出承包地的農戶為7235.2萬戶。另據農業農村部數據，截至到2017年底，全國農村實用人才總量約為2000萬人，其中新型職業農民總量約為1500萬。這些數據表明，我國近年來在土地規模化、農業產業化、經營市場化和服務社會化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是，規模化農業生產并未表現出明顯的經濟優越性，相反，規模化和產業化經營使得新型經營主體相較于小農戶，更容易受到疫情的負面影響。這尤其表現在規模化養殖業上，如疫情發生以來，活禽交易市場關閉，飼料、禽苗、活禽運輸受阻，“飼料進不來、活禽出不去、大量雞鴨活活餓死”的報道非常醒目，諸如此類的高投入、高風險、高度市場化的農業產業最容易受到重創，相關新型經營主體往往損失慘重。
前文已述，普通小農戶生產生活的相對自主性有助于為疫情防控爭取時間，但這主要僅限于傳統小農的生產方式。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小農戶的生產也卷入市場化、商品化、社會化體系當中。疫情期間，因種子農藥化肥等農資產品、農技推廣體系以及機械化作業等社會化服務無法及時到位，各地農業生產均不同程度受到影響。當地集貿市場一度關閉，農副產品出現銷售困難。再加打零工等本地兼業渠道被堵塞，留守鄉村的兼業農戶生計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對于大多數小農戶而言，糧食生產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口糧安全，而農副產品生產和務工兼業乃是保障生產生活支出的主要來源，因此農副產品滯銷和本地就業機會的減少必然意味著農戶生活質量的下降，繼而也進一步影響農業生產投入的可持續性。調研發現，疫情期間普通農戶肉類消費和休閑消費明顯下降，這些都是可見的受疫情影響的表現。
更為深遠的影響還表現為農戶生計的脆弱性所蘊含的糧食安全隱患。盡管上述數據表明近些年我國農業在產業化、規模化和社會化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同時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仍有70%的耕地由近2億的小農戶經營。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7年我國鄉村常住人口總量仍有5.76億人，農業從業人口為2.09億人，其中90%以上仍為傳統小農；全國小農戶數量占農業經營主體的比重更是在98%以上。這些小農具有老齡化、女性化、兼業化等特征，由于糧食生產在農戶收入結構中的比例日益下降，出于生計考慮，這些農戶存在強烈的非糧化和非農化傾向。近期，我們對水稻種植面積排名全國第三的江西省糧食種植情況進行調研時發現，不少產糧大縣，早稻+晚稻+油菜的傳統種植制度已經發生重要改變，有些地方多年來只種中稻或晚稻一季，放棄早稻而改種瓜果蔬菜等經濟作物，因為青壯年外出務工，很多家庭勞力不足或老齡化，導致明顯的季節性撂荒現象。這種趨勢不僅發生在江西，在整個南方地區都有一定的普遍性。相關研究表明，1990—2015年，我國南方地區水稻復種指數從148.3%下降到129.3%，雙季稻改種單季稻（“雙改單”）損失的播種面積為253.16萬公頃，區域上以長江中下游地區變化最為突出。南方地區水稻種植制度整體呈現由北向南“雙退單進”的變化格局，“雙改單”導致全國水稻產量減少6.1%，糧食產量減少2.6%。水稻主產區湖南省和江西省以及經濟發展較好的浙江省因“雙改單”水稻減產幅度較大，均超過13%。實際上，2016年以來，“雙改單”的程度還在加劇，以致今年撂荒問題成為耕地治理的重點。事實上，撂荒問題的現實成因非常復雜，一般情況下，農民對土地都是非常珍視的。撂荒往往是不得已的安排，如：青壯年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導致老齡化農民無力耕作，易地扶貧搬遷導致農戶與耕地距離太遠，糧價太低導致農民種糧積極性偏低，等等。
現在的問題是，土地進一步規模化流轉還有多大的空間？這里面涉及國家糧食安全與農戶生計安全之間的微妙平衡。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端牢14億中國人的飯碗”是頭等大事，國家主要通過設置耕地紅線、穩定糧食種植面積、高標準農田建設、發展新型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組織等方法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在耕地的經營方式上，國家自然希望繼續培育新型經營主體，擴大職業農民的規模，以穩定糧食種植面積。但是，從大部分農戶的角度出發，土地是家庭生計的托底保障，即便糧食收入微薄，但只要擁有土地，他們就可以通過庭院經濟、種養結合、經濟作物種植等多種生產經營方式增加收入，只要農二代沒有在城市落戶，留守在村的一代老農就寧愿撂荒也不會輕易流轉土地。這就像脫貧攻堅，越到后面越是難啃的硬骨頭，土地對于生計脆弱性強的小農具有保障功能。“沒收”農民的土地，意味著農戶生計和生活方式的連根拔起。在實踐中，很多地方政府認為，如果不流轉土地，不切實讓土地適度規模化經營，千家萬戶的非糧化、非農化以及（季節性）撂荒確實造成國家糧食安全的潛在風險。
從結構上說，農業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取決于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取決于戶籍制度改革（2019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4.38%）的實質進展，取決于城市住房、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水平的承載能力。從微觀上講，取決于2億農戶的生計安全是否可以得到保障，并有持續改善的可能。兩項任務相加，必然意味著“大國小農”和“小農戶長期存在”的基本國情農情仍會持續很長的一個時期，農業農村現代化絕不會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三、后疫情時代鄉村振興的社會基礎
根據國家部署，鄉村振興是下一步的發展戰略。在可以預期的未來，國家一定會像“脫貧攻堅”一樣，采取超常規政策與舉措，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攻堅克難，打贏鄉村振興戰役。鄉村振興是一個整體，涉及產業、生活、生態、治理、鄉風文明等各方面，但無論如何，農戶生計生活的改善應是鄉村振興的出發點，也是根本目標所在。這就要求我們更加細致地理解農戶的生計邏輯及其行為表現。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承擔了70%耕地種植的2億小農，這一群體中的一小部分已成長為新型職業農民，絕大部分往往與2.9億農民工形成一體二面的“半耕半工”的家庭分工。當然，在村的近2億普通小農也是一個頗具內部差異性的群體，值得細致區分：其中包括沒有領辦家庭農場、合作社等新型組織，也沒有新型職業農民資格證書的種糧大戶，他們可能因家庭原因留守鄉村，靠人情網絡自然流轉土地，有學者稱之為“中堅農民”群體；也包括參與到合作社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當中的各種社會化小農；還包括各式各樣的市場化小農（也是伸縮性很大的概念，從直播帶貨的網紅農民到僅在鄉村集市銷售農產品的小農等）。但是，大部分是老齡化、脆弱性、土地依賴性的傳統小農，他們往往靠小份土地保證口糧安全，力所能及地通過庭院經濟、種養結合、本地兼業以及本地集市來維持生計，這是鄉村振興的社會基礎。
關注鄉村振興的社會基礎，意味著不能以發展產業為名，輕易地破壞農戶已有的作物結構和生計體系，更不能以國家糧食安全為由，強行剝奪農民的土地。2020年，為了應對疫情可能帶來的農業風險，各地出臺多項緊急措施以穩定糧食種植面積和保障糧食生產。有些地方強力推進早稻種植，規定已經種植其他作物（花生、玉米、露天蔬菜等）的，都要翻耕重新種植水稻；已經種植苗木的要求砍樹重新種糧食；已經挖魚塘的要求填平復墾。有些地方將撂荒耕地治理工作納入日常考核，層層加碼，一票否決，甚至劃定耕地撂荒比例，對于撂荒超過5‰的當地鄉鎮黨政主官、分管領導、掛點村領導、村書記主任就地免職；對于連續撂荒2年的收回承包權，暫停耕地地力保護補貼，對撂荒地實行無條件流轉，轉為集體所有。這些措施對于保障糧食生產可能短期有效，但對于生計脆弱性強的小農可能是致命一擊。長遠來看，這恰恰可能會損蝕國家糧食安全的社會基礎。更穩妥的辦法，應該是既要“藏糧于技”和“藏糧于地”，更要“藏糧于人”，從保護農民生計安全的角度，激發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在糧食種植與農業增收之間保持空間，夯實國家糧食安全和鄉村振興的社會基礎。
有一種觀點認為，激發農民種糧積極性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最好辦法是大幅提高糧價。事實上，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因為一個國家的糧食價格是由市場和社會結構決定的。這里面既涉及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問題，也涉及國際糧食貿易秩序問題。就城鄉居民社會結構而言，糧價過低固然傷農，但糧價過高則需要考慮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經過這些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收入仍屬于中等水平，尤其城鄉居民消費能力仍然有限。據國家統計局公報，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559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8063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3328元。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8.2%，其中城鎮為27.6%，農村為30.0%。這些數據離發達國家尚有較大距離，處于低收入水平的城鄉居民規模仍然龐大，糧價大幅提高的空間非常有限。此外，糧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彈性小，消費者不會因為糧食豐產就多吃，也不會因為糧食減產就少吃。正因為糧食的需求彈性小，意味著很小的數量變化，就能夠引起較大的價格變化，價格變化的幅度可達數量變化的數倍或更多。因此，我們經常看到某種農產品增產10%，卻可能導致市場價格下跌好幾倍，導致生產者血本無歸；而某種農產品減產10%，市場價格可能上漲好幾倍，以至于城市消費者受損。其實，中國古人很早就認識到“谷賤傷農”“谷貴傷民”的道理，甚至提出了“谷賤傷農，谷貴亦傷農”的觀點。所以，自古以來，國家就采取各種辦法干預市場，穩定糧價。
從國際貿易角度，大幅提高糧價，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框架下，必然意味著國內糧食產品沒有競爭力，因此很容易導致糧食大量進口。長此以往，一方面可能引發我國糧食自給率下降，另一方面也會降低國內農民的糧食生產積極性，最終損害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日韓等東亞國家及大量拉美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糧食政策的前車之鑒，值得我們警醒。那么，可否通過對農民進行大量補貼的方式，將糧價穩定在較低水平以規避上述風險呢？一定的補貼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是，WTO規定，任何國家的農業支持補貼措施不能扭曲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是為“綠箱”政策。它指政府執行某項農業計劃時，其費用由納稅人負擔而不是從消費者中轉移而來，且對生產者沒有影響的農業支持措施，包括由公共基金或財政開支所提供的一般性農業生產服務，以及為保障糧食安全而提供的儲存補貼、糧食援助補貼、一般性農業收入保障補貼、自然災害救濟補貼、農業生產者退休或轉業補貼、農業生產資源儲備補貼等。相反，可能產生貿易扭曲的政策，叫“黃箱”政策，包括：價格支持、營銷貸款、面積補貼、牲畜數量補貼以及種子、肥料、灌溉等投入補貼等，是WTO成員方必須承諾進行削減的政策措施。這里面涉及國際貿易秩序問題。實際上，大宗糧食商品的價格是國際政治經濟力量長期角逐的產物。如果某一國家長期采取超常規、非市場的“黃箱”政策手段，保持其糧食價格低于國際市場價格，就會導致外國糧食進不來，本國糧食大量出口，扭曲市場貿易狀況，這不符合比較優勢原理。長遠來看，既不利于國際市場秩序，也不利于本國糧食安全。總之，無論是大幅提高糧價還是通過“黃箱”補貼保持低糧價的空間都不大。
從現實來看，此次疫情肆虐確實對全球農業安全是一次大考。從國際上看，糧食自給率低的國家面臨重大風險，囤積糧食和生活用品的現象時有發生；糧食主產國和經濟體則紛紛出臺限制糧食出口的禁令，逆全球化傾向明顯，更加劇了糧食進口依賴國的風險。就國內而言，疫情除了前述給正常的農業生產生活秩序帶來負面影響外，中國對于一些農產品的長期進口依賴也因而面臨一定的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基于保護小農生計的鄉村振興戰略，對于應對疫情等突發災害，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具有突出的戰略意義。因此，在國家政策層面，除了應加強科技創新和投入，實現“藏糧于技”和“藏糧于地”，還需要在制度設計上有智慧地保護農民生計安全，切實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鄉村振興的微觀基礎，否則糧食安全和鄉村振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
從農業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出發，要保護農民生計安全，首先應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分的方面，應切實保障家庭經營的主體地位，賦予農民充分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在統的方面，應著力健全面向小農戶的農業支持體系，在國家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健全針對小農戶的補貼機制，完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保障農民種糧積極性。同時，要認清在現有社會發展模式下，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農業勞動力仍將以留守老人和婦女為主這一基本事實，所以應把降低農業勞動強度作為主要突破口，加大基礎設施建設、農技推廣服務和農民教育培訓力度，切實推動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因地制宜創造性地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尤其幫助小農戶與現代市場有機銜接，把更多的利益份額留在農民身上。面向鄉村振興，則應充分尊重小農的生計智慧，創造條件引導保護小農的創造力，鼓勵小農參與創新創業，在特色優質農業、綠色生態農業、種養循環農業、互聯網+農業以及新產業新業態深度融合等方面積極探索，切實拓展小農戶增收空間。
四、結 論
中國小農戶生計體系的形成，是在與自然長期打交道過程中形成的生存智慧，具有深刻的社會根源與文化傳統，其堅韌性、生態性、負責任性和相對自主性有助于形成守望相助的基層社區，其機制與原理的運用對全國的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隨著產業化、市場化、社會化程度的加深，農戶生計也日益表現出外在依賴性和高度脆弱性的特點，農民工復工復產的急迫性即是明證。小農的堅韌與脆弱或許是認識中國國情與鄉村發展的前提所在，疫情面前展示出來的農戶生計及其行為，無疑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鮮活注腳。
此次疫情沖擊不僅對國內農業生產生活產生不良影響，國際糧食貿易的逆全球化趨勢更突顯出國家糧食安全問題的隱患和緊迫性。在此背景下，從保護農民生計安全的角度，創造條件激發農民的生產致富積極性，應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夯實鄉村振興基礎的必由之路。在這一方面，若遵循農業社會學的基本原理，需要對中國城鄉發展的社會基礎有清醒的認識，保持足夠的耐心，在現有政策實踐的基礎上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西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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