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田野政治學是政治學的一種研究路徑，在這一路徑中逐漸獲得學術自覺，形成了一個在開放中達成一定共識和認同的學術共同體。田野政治學的構建是一個由自在到自為，由自發到自覺，有放棄也有接續，有進展更需努力的過程。作者作為親歷者，主要以公開發表的文章為依據，記錄了這一構建過程，并提出了進一步構建的思考。謹以此系列文章紀念重點研究基地建設20年，并獻給以各種方式參與和支持田野政治學的構建者！
以田野政治為對象的田野政治學。
一門學問，總是因為有特定的研究對象而引起。田野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田野政治。田野政治主要指農村基層政治。在研究農村基層政治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了作為一個專門的政治學領域進行研究的旨向，從而使得政治學由殿堂走向田野，產生了田野政治學的學術自覺，并力圖構建政治學的田野學派。“田野政治”的內容擴展到廣泛的基層領域，以普通民眾為主體的田野政治學將有更為廣闊的天地。
一、從農村基層政治研究切入
1980年代在中國大地上廣泛傳頌著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
田野通常稱之為田地和原野，主要指農村。“在希望的田野上”意味著隨著農村改革，中國大地上也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人們正在告別饑餓走向溫飽。農村改革正在解決一件“民以食為天”的天大事情。只有解決了這一天大的事情，中國才有可能實現夢寐以求的現代化。而在走向現代化進程中，作為傳統因素的“農業、農村、農民”一度成為嚴重的問題，成為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無論是當政者，還是民眾，目光都聚焦于田野。中國的政治學是1980年開始恢復重建的，從此有了專門從事政治學的學者，也才有了走向田野的政治學。
在中國，社會發展具有鮮明的國家導向。政治學是國家推動恢復重建的。恢復重建的目的是因為現代化建設有大量的政治問題需要研究。國家設立研究課題引導學者的研究。學者屬于國家的教學科研機構，承擔國家項目是重要工作。中國的政治學者最初走向田野，主要基于承擔國家科研項目。
在中國政治學恢復重建過程中，湖北省的政治學走在前列，活躍著一批政治學者。由于承擔國家科研項目，逐漸形成一批以研究農村基層政治的學者。這些學者主要集中在華中師范大學，也使得華中師范大學成為田野政治學的發源地。
華中師范大學的農村基層政治研究最初以兩條線起步。張厚安教授（1928－）是中國政治學恢復重建后的第一批政治學者，1981年便為我們1978級政治系本科講授政治學。張先生參加了國家“六五”（1980—1985年）規劃重點項目“中國地方國家機構”研究，是項目成果《中國地方國家機構概要》一書的副主編。之后，張先生擔任了國家“七五”（1986—1990年）規劃項目“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研究，多位同校老師共同參與，之后出版了《中國農村基層政權》、《中國農村基層建制的歷史演變》、《中國鄉鎮政權建設》、《中國縣以下層次區劃模式》等著作。
我本人（1955—）1982年畢業留校與張厚安先生同在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工作。1984年就讀碩士生，指導老師是從事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的李會濱教授。1986年，我申報并承擔了國家教委（現教育部）首批青年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城鄉基層政治發展研究”，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之后進入政治學研究領域，并參與張厚安教授的農村研究團隊。
1990年代初，張厚安教授主持申報了國家“八五”規劃重點項目“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研究”，出版了張厚安、徐勇主筆，項繼權等人共同撰寫的85萬字的著作《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獲得了中共中央宣傳部“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一等獎。徐勇1992年承擔了國家教委“八五”規劃項目“現階段中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研究”，并于1997年出版了《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一書，獲得了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自1990年代，以華中師范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的老師為主體，形成了一個以農村基層政治為主要研究領域的團隊，承擔了多個項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有了較大的影響，2000年，在原有基礎上新組建的“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盡管華中師范大學的農村研究是以項目引導的，但申報和承擔項目本身已開始體現了學者的自覺。
張厚安先生2000年回憶之所以作為一個政治學者從事農村研究的緣由：
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們一個時期來將學術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中國農村問題上呢?
首先應該強調指出：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刻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學者們能將學術目光聚焦在農村問題上的前提。我本人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已近半個世紀，但是在改革開放前的25年，盡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從研究內容與方法上看，總跳不出一個“怪圈”，那就是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基本上是一種注釋式、經院式、教條式的研究。我想，這不僅是我個人的遭遇，應該說，這是當時整個社會科學界占統治地位的學風。當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學風方面的問題外，還有社會環境方面的諸多因素。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鄉村和城市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科學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氣，同時也對社會科學研究提出了挑戰：社會科學研究應該遵循什么方向?社會科學研究的內容和方法要不要變?在反思中，我們逐漸認識到社會科學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唯書、唯上、不唯實”了，不變是沒有出路的。社會科學必須隨著社會的變革而轉換其研究內容和方法，變革的方向是為社會改革服務。也只有這樣，才能出現社會發展與社會科學研究的良性互動。
其次，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8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這種國情決定了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而且，“三農”問題將伴隨整個現代化的全過程。實際上，我們的改革正是從農村開始的。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如此關注農村問題的時代背景。
第三，20世紀80年代初，恢復不久的政治學研究主要側重于意識形態的導向和國家政治制度的宏觀構造方面，這被視為政治學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實踐常常以其自身的執著超越政治學研究的視野。作為中國改革始點的農村改革的實踐將政治學的目光由國家上層引向農村基層。延續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不僅是經濟體制的變革，同時也意味著政治體制的變動。經濟體制的變革要求有新的政治體制來與之相適應。而新的政治體制的形成顯然有待時日，并因此向政治學研究提出了需要關注的課題。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我們才明確地提出了“三個面向，理論務農”的口號，將政治學研究的視野投向當時主流政治學關注較少的農村基層。當然，就我個人而言，從事農村問題研究是有淵源的，1953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研究生畢業時，我的論文選題就是“農民問題”。特別是解放后，我參加過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重大的農村改革實踐，在腦子里留下了許許多多經常思考著的問題，需要得到科學的答案。
我1984年就讀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碩士，側重于宏大問題關懷。19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促使我將研究轉向微觀基層政治研究。1991年，我在《社會科學報》上發表了《重心下沉：90年代學術新趨向》一文。文章指出：進入90年代，學術研究重心下沉，由80年代關注國家大勢的宏觀層面轉向廣闊實在的社會基層面。理由是：我國的基本格局已定，需要從基礎社會著眼，作實實在在的研究；經過80年代的起伏波動，社會思維趨于冷靜，將視野投向自身立足的復雜多變的現實社會；思維方式開始從簡單地定論“應該怎樣”轉向重視“是怎樣”，強調思維的具體、精致和客觀性；學術研究從浮躁轉向對社會的深刻理解。
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一書中，我開宗明義，引述了馬克思的重大命題：為什么東方國家上層多變，社會卻沒有什么變化，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為此，我提出：對社會歷史發展奧秘的揭示，不能為一般的歷史表象所迷惑，而需深入到社會深層，解剖社會內在的結構，揭示隱藏在現象背后的深刻原因。特別是在對政治社會發展的考察中，不能為極具誘惑力的國家上層權力更迭現象所糾纏，而應深入分析國家上層所立足的那個社會基礎。需以廣闊的多層次視野透視和剖析政治社會。自從國家產生以來，政治體系就一分為二：一是來自社會，又凌駕社會之上，以其強制性的權力控制全社會的國家權力體系；一是在國家權力的統轄之下，與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并深深滲透在日常社會生活之中的基礎性政治社會。毫無疑問，上層的國家權力是政治體系的本質和核心部分。但任何國家權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礎性政治社會為前提的。只有在注意國家上層變化的同時，對其立足的政治社會的狀況、特點和變遷給予特別的重視，才能全面準確地認識和把握中國政治發展的進程、規律和特點。
應該看到，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也有許多政治學人將學術視野投向農村基層，并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滬寧教授的《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我與王教授于1980年代初期便已結識，后來互有贈書，2006年我到中南海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作講解時，他還專門問及我的研究情況。王教授與我是同齡人，但對農村問題關注很早。他在1990年為《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一書寫的前言中說到，“我對中國鄉村問題的興趣起源于18年前，那時我從中學畢業，來到江蘇大豐的農村，后又轉到上海奉賢縣，歷時四年半。那時我有機會接觸中國的實際情況，并且在幾位農民家庭里住過一段時間。雖然沒有過多的理性認識，但鄉村的文化、鄉村的經濟不發展、鄉村的生活方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深體會到幅員遼闊的鄉村是中國社會發展不可忽略的基礎。后來進入了復旦大學，不斷地深化自己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認識，作為一名政治學者，又不斷豐富自己對中國政治的知識。……越是作認真和冷靜的思索，越是剔除了浮光掠影的因素，就越感到鄉村發展的重要性。……明乎此，我們總想找一個課題來說明這層關系：鄉村發展與中國社會的發展。”該書便是他申報的國家“七五”規劃項目的成果。
二、田野政治的提出
1990年代后期，中國的現代化加速，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日益突出。2000年，由我擔任主任的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72歲的張厚安先生正式退休，中心集聚了一批學者從事農村問題研究，重點仍然是農村基層政治，成為我國研究農村基層政治的重鎮。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愈來愈意識到，政治學研究農村農民問題，問題導向固然重要，但也要有學科意識，加強對農村農民問題的學理性研究。“田野政治”作為一個研究對象被提了出來。
2008年發表的《政治學研究：從殿堂到田野》一文提出了“田野政治”的概念，并就如何通過實證研究加強田野政治研究作了系統的闡述：
村民自治研究促使政治學研究領域從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在中國，政治向來都是那些居廟堂之高的人之事，普通百姓是無所謂政治的，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治產生于“宮廷”和“衙門”之中，田野無政治。進入20世紀之后，農村田野大地一度充斥著政治，但這種政治更多是動員政治。動員政治前所未有的賦予農民以政治主體地位，但這種抽象的國家主人卻在公社支配體制下所消解了。他們可以高談闊論國家大事，甚至發出“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豪言壯語，但是對于他們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卻沒有支配權。……家庭經營和村民自治正是圍繞農民從抽象的主人人格走向具體的主人人格的體制安排。因此，隨著村民自治制度的實踐，千百年來被政治所邊緣化的農村百姓走向政治前臺，成為政治主體。……因此，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必然要研究作為制度主體的村民和制度單位的村莊，并促使政治學研究從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
村民自治研究促使政治學研究方法轉變從“文本”走向“田野”。中國長期以來有政治無政治學，是因為在治國者看來，治國的文本經典足夠他們運用。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天不變道亦不變”。即使是到了20世紀，“天”已大變，但從文本經典尋求治國理論資源的傳統仍然未變，只是經典來源不同而已。……直到20世紀80年代，文本研究仍然是政治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學者習慣的是以經典注解政策，以文本解釋事實。但村民自治的實踐改變著學者的思維與方法。當村民自治促使政治學由“殿堂”走向“田野”以后，已有的文本無法解釋正在迅速發生變化并千差萬別的政治實踐。正因為如此，村民自治出現以后，學界有人發表長文，認為村民自治在經典中都不曾有，不過是“理論怪胎”。是不是“怪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與其打那些永遠打不出所以然的筆墨官司，不如到實地觀察，以實踐檢驗。所以，村民自治研究將一批“坐而論道”的學者引向鄉土大地，在實踐中了解事實，發現問題。在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張厚安先生。張先生是1949年后接受政治理論教育的。數十年都沉浸在文本經典之中。但他深刻地反思這種研究方法的局限性，90年代初就提出了“面向社會、面向實踐、面向農村，理論務農”的理念，并帶領包括筆者在內的數位學者走出書本，走向社會。
這篇論文指出了由于實證方法在中國政治學中的運用時間不長，還很不成熟，也存在許多不足，并提出了克服不足的思路。在此基礎上，論文就如何推進田野政治研究提出五個需要努力的方面。其中提出了對“田野政治”內含的擴展：
從狹義的田野政治轉向廣義的田野政治。政治學歷來重視正式文本和上層精英話語的解讀和研究。這個側重點是由政治學的特殊性和傳統性決定的。實證研究進入中國政治學領域改變了傳統的研究格局，導致了“重心下沉”，中國政治學研究從只注重正式文本和高層話語，轉向關注村莊政治現象及底層政治行為，從文本政治走向田野政治，從精英政治走向平民政治。……對于政治學實證研究者而言，下一步更加緊迫的是進入真正的、廣闊的田野，而是不是被精英所籠罩的田野；進入真正的平民的田野，而不是平民精英的田野；不是研究以村莊精英為代表的政治，而是廣大農民所踐行、感受的政治。從狹義的田野轉向廣義的田野，還必須從“田野即鄉村”中走出來，城市社區、基層官員與政府等領域也屬于田野，只要不是從國家正式文本、高層話語出發的調查研究都應該屬于田野范疇，都是我們的研究領域。
2018年12月，我在《探索與爭鳴》舉辦的“一個人的四十年”專欄發表“政治學：從殿堂到田野”一文中，指出“田野重塑主體、田野開拓方法、田野提供源泉”，認為：“從社會科學來看，田野不是大自然，而是在田野上生活的農民。關注田野，是關注田野上的農民。當我們將研究的視角從上層轉換到基層時，必然要以田野上的農民作為研究對象。”“當廣大人民不能作為政治主體自主、自立和自治時，政治文明的進程就會永遠在路上！”
三、構建田野政治學的自覺
進入新世紀之后，農村農民問題相對緩和下來，解決“三農問題”更多依靠的是建設和振興。我們的研究也發生變化，這就是由問題導向轉向問題與學理導向并重。在對農村政治進行學理性研究過程中，必然要通過對學術史的梳理，為田野政治研究尋找恰當的位置，并提出進一步努力的目標，由此獲得學術自覺。其重要標志便是于2018年發表的《政治學“田野學派”的崛起》的文章。文章提出：
從世界范圍看，中國的政治學不僅起步較晚，更歷經曲折，直到進入21世紀初步形成學科體系。隨著一個年輕的現代國家的崛起，中國的政治學迎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而只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能促使政治學興盛，以無愧于一個偉大的新時代。其中，中國政治學的“田野學派”，已初具雛形，并由于學派自覺而不斷成長。
從政治學誕生，就沿著兩條路徑發展。一是以形而上的整體性、一般性、抽象性的政治問題為對象，著重于提供價值與規范，以理想理念為據；一是以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體性的政治問題為對象，著重于描述事實，發現事實之間的聯系，以事實為據。
如果從傳統與現代的時間維度看，現代政治學的最大特點是以人民為主體。中世紀君權神授的神圣性為人民的神圣性所替代。人民成為政治學研究的原點和中心，其核心思想是天賦人權、主權在民。圍繞這一原點，政治學研究又沿著兩條路徑展開。
（一）以抽象的人民整體為對象的制度建構。強調普遍性、普適性、合理性。通過合理的制度建構，所有人都可以獲得自由、民主和福祉。這一路徑可以稱之為“建制派”。
（二）以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人為對象的行為模式研究。強調特殊性、特定性、差異性。制度并非盡善萬能，更非永恒不變。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人的條件和處境決定了其行為模式，并制約著政治制度的建構和實施。這一路徑可以稱之為“田野派”。
中國的政治學一恢復，就是以研究制度問題為己任的，著重提供合理性與規范性。一是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指導，二是搭建中國政治制度體系。宗旨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主要成果是提供制度自信的理論基礎，研究如何進一步完善制度。
由于以制度為主要研究對象，其研究對象具有整體性，即對于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如人民、國家、政府、政黨、民主等，都是作為一個宏觀的整體進行研究的。這種規范性研究著重從價值層面研究政治問題，論證什么是好，應當的，對政治生活加以規范。其研究方式主要是論證、解釋，重點是回答“為什么”的問題。因此，在相當長時間或從總體上看，中國政治學屬于居廟堂之高的學問。這種主要以整體制度為對象，以文本為方法的研究，可以稱之為“建制學派”。
隨著政治學的恢復，政治學人的視野開始從文本走了出來，運用社會調查的方法，關注“是什么”的問題。……能夠持續地將政治學研究由文本帶向田野的是村民自治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國農村改革中出現的一種新型制度。與其他制度不同，這一制度的實施者是億萬農民，因而又是全新的政治實踐。對村民自治的研究，促使一些學者走出文本，深入農村田野。一旦進入田野，研究者發現大量與書本不一樣的事實。通過發現事實，使得政治學研究的視野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通道。
一是將居廟堂之高的政治學引入處江湖之遠的農村田野。在1980年代之前，中國的政治學從未“下鄉”。二是形成以調查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在這之前，中國的政治家們做過調查，政治學者極少有過調查。三是將研究對象鎖定在農民這一群體，而不是人民整體。而中國農民是在特定的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生存的，并形成農民性。四是不斷深化調查，并形成調查自覺。研究者在調查自覺中形成了自己的方法重點，即強調事實先于價值，著力弄清“是什么”的問題，由此提出“實際、實證和實驗”。村民自治是農民的政治實踐。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必須了解農民的存在條件、生存狀況、文化意識的事實。只有了解由各種歷史條件構成的底色，才能把握中國政治發展的路徑與特色。五是在調查自覺中形成理論自覺。任何理論都是基于事實，但任何理論都不可能窮盡事實。只有通過調查發現事實，才能在發現事實中建構理論。這種理論具有原創性，或者獨創性。以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人為對象，從事實出發的政治學“田野學派”呼之欲出！
華中師范大學的政治學從村民自治研究開始，成為將政治學由殿堂引入田野的先行者，且一直將實證調查作為基本方法，從未中斷，不斷深化。只是長期致力于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政治學研究，但缺乏學派自覺。隨著近年來國家提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派自覺才得以萌生。這就是政治學的“田野學派”。
學派是學術興旺的標志，也是學術分工的要求。通過構建學派，可以在比較辨析中不斷深入推進學科發展，提高知識增量，開拓認識視角。現代社會是一個分工和專業化的社會。只有通過專業化分工，才能將一件事做精。學術發展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政治學起步較晚，在相當長時間主要是搭建學科建設的基本框架，還未形成自己的學術自主性。大量豐富生動的政治事實為既有的理論所遮蔽。只有借助于從事實出發的研究方法，才能在發現事實中形成自己原創性理論，強化學術自主性。政治學“田野學派”的崛起，有助于中國政治學的發展。
當然，學派的形成是長期努力的過程。作為成熟的學派，至少有兩個標志。一是有源流。學派是對過往思想的傳承，總要從過往思想中汲取營養。任何學問都不可能憑空而來，自說自話，總是在前人基礎上有所前進、有所創造，這樣的學派才會延續下去。因為后人總是在前人的思想中汲取知識和智慧泉源。一是有自己的核心觀點和方法。學派具有相對性，總是相對某種理論或方法而言的。如經濟學的“奧地利學派”強調市場的功能，注重理論建構；“芝加哥學派”認為政府也不可或缺，注重經驗事實。學派不是幫派，也不是政治立場，而是以共同的學術觀點和方法為紐帶的學術共同體。只有建立在共同認可的價值和方法基礎上的學派才能延續，并獨樹一幟。
政治學“田野學派”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更關注整體性、一般性、抽象性之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體性。不是從整體的、一般的宏觀制度的角度研究政治問題，而是將政治問題置于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體分析。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特別重視馬克思主義以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人為出發點，從自然歷史進程中考察國家、國家治理及其相應的政治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強調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從事實抽象理論，從事實的關聯性推導結論，而不是純粹的理論演繹。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汲取亞里士多德、孔德及行為主義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的方法。
學術是天下共享的公器。學派只是學人基于學術分工，相對偏重，揚長避短，多方著力，共同推動學術發展的需要。因此，學派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同時也要并必須廣泛汲取各種思想營養。政治學“田野學派”關注“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體性，但是以把握和了解“形而上”的整體性、一般性、抽象性為前提的。如果不能從整體上把握和了解國家的一般特征，就很難了解和把握國家整體之下的部分的特殊屬性。政治學“田野學派”強調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但不排斥價值與規范，相反要在充分了解價值與規范基礎上才能更好把握事實，認識事實，并通過掌握事實與既有理論對話。這樣的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的研究才有價值，否則就只是事實的“搬運者”，從而大大弱化研究功效。這恰恰是與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的學派追求的可靠性、可用性和準確性的目的背道而馳。
從根本上說，中國政治學的“田野學派”是生長在中國大地上的一個研究學派，是相對于傳統政治學規范研究而言的。其主要使命是盡可能運用社會調查的方法，去發現大量被遮蔽或迅速變化著事實現象，去尋找事實現象之間的聯系，并通過這種聯系進一步深化人們對政治問題的認識。它與規范研究盡管在出發點和方法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樣，都是為了推進政治學科的發展，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它要研究制度下的人，但不排斥制度，且將制度作為人的研究的重要基點。
《政治學研究“田野學派”的崛起》一文是田野政治學進入自覺的標志。但人們對如何將田野與政治學關聯起來的認識有所不同。只是由于長時間的積累，田野政治學的路徑和身份已為學界所熟悉。2020年8月26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頭版刊登題目為《基于田野實踐構建中國政治學理論》的長文，對于田野政治學的構建作了專門介紹。2020年9月，為了進一步強化學術標識，“田野政治學”公眾號得以推出。這是“田野政治學”作為一種學術路徑和認同這一路徑的學術共同體的正式身份標識。為了使這一身份標識更為明確，相關人員經過討論達成“田野政治學”的基本共識：
田野政治學要有明確的內涵和清晰的界定，簡而言之即“有學術關懷的田野調查，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原創性理論”。首先，田野調查為學術研究的基礎，這是一個基本共識。在這樣一個共識之下，田野政治學可以分為不同的分支和主題。其次，田野政治學強調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要注意與實證政治學的關系。田野政治學更加強調田野的現場感和學術研究的田野思維，現場感提供學術研究的靈感，一手材料和田野思維，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在此要求下，田野政治學將是一個開放的學術共同體，并不局限于我們自己所做的調查及研究。最后，田野政治學一定不能忘記政治學的學科屬性。我們做了大量調查，比如家戶制，積累了數億字的家戶口述材料，如果不能提煉到國家形態的層面上，就沒有學科屬性，這一點恰恰是大有開拓余地的。我們要用政治學的概念做研究。
四、構建田野政治學的進一步思考
社會科學都是圍繞人，追求人的美好生活為目的。政治學是為了美好的政治生活。田野政治學以田野政治為研究對象，從根本上是為了田野上的普通民眾的美好政治生活。田野政治本質上是民眾，在相當長時間是最龐大但政治上最弱小的農民的政治。政治學進入田野，也就進入到農民生活，并將農民作為研究對象。這是過往的政治學極其少有的，也是最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之一。中國政治學盡管年輕，還要向外國學習，但并非一無是處，更不必妄自菲薄。中國曾經有嚴重的農民問題，在解決農民問題的過程中產生了田野政治學。美國曾經沒有農民問題，也沒有相應的田野政治學。“在一次政治學國際論壇上，有一位美國學者中肯地說：長期以來，中國政治學都是跟著美國學，美國人說什么，中國人說什么。……只有農村政治或者說村民自治領域，是中國人說什么，美國人說什么。” 當下，美國“農民”問題日益突出，該是美國建立田野政治學的時候了。如今學者們夸夸其談民粹主義，卻不知道民粹主義的深厚土壤。美國政治學者也需要扎根美國大地做學問，去了解“莊稼漢”們為何憤怒，而不是僅僅將其視為一個投票數據。我們好不容易產生了一門田野政治學，自己不加珍惜，豈不是舍本逐末？盡管由于主客觀原因，田野政治學在其發源地也有可能難以為繼，但以普通大眾為對象的田野政治學精神會延續。只要有人，有普通人的命運，有對普通人的命運的關注，田野政治學就有生命力！
當然，田野政治學還很年輕。田野政治學作為政治學研究的一種路徑，一門有特色的學問，還要著力構建。就如修建大廈，田野政治學能否進一步構建好，取決于我們能否善于融通各種資源。
一是馬克思主義這一最大增量資源。馬克思主義是人類解放的學問，最關注普通民眾的解放，經典作家們著有《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名篇。中國政治學者得以走向田野，得益于馬克思主義對普通民眾的關懷，有一種民眾情結。王滬寧在《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前言中提到他為什么關注農村研究農村的理想，在他看來：“中國哪一天可以說是一個現代化國家了，我想應當是整個社會均衡的現代化，是11億人共享的現代化，而非城市或一部分人口的現代化。”田野政治學以普通民眾為對象，需要有一種對民眾的親近感，一種民眾情結，才有可能去認識他們，理解他們，發現他們，而不是簡單地將其作為研究客體和冷冰冰的數字。只有帶著民眾情結，而不只是為了做一個課題，才能持之以恒從事田野政治學研究。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年輕政治學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普遍不足，做農村研究更多的是一種任務，而缺乏對民眾的天然情結。這是未來田野政治學構建能否持續的關鍵問題之一。
二是扎根中國大地，從中國大地上汲取理論的源泉。任何一門科學都是因問題而生的。農民問題產生于中國大地，也只有立足中國大地才能解決。田野政治學是在解決中國農民問題中生長的，是一門內生于自己的問題，內生于自我對問題研究的學問。只有始終扎根中國大地，面對社會大眾，才有不竭的源泉。張厚安教授在進入農村研究之初便提出了“三個面向，理論務農”，即“面向社會、面向基層、面向農村”。這一方向仍然是田野政治學構建的基礎。田野政治學之所以能夠產生一些成果，根本上就是扎根中國大地，從中國大地上汲取理論的源泉。扎根愈深，理論愈有可能深刻。當下中國處于市場經濟環境下，人們做學問和學術考核的功利性愈來愈強，很難平心靜氣到農村扎根調查，并從中汲取理論源泉。沒有田野源泉，田野政治學必然會枯萎。
三是在開放中推動原創性研究。學問的生命力貴在獨創性和原創性。田野大地為田野政治學的獨創性原創性提供了豐富的源泉，但是田野不能自動產生政治學。政治學人走向田野，不是為了將自己變成一個農民，而是為了推動政治學研究。這是田野政治學的初心。張厚安教授提出“理論務農”，并于2010年強調：“當我們重視深入實際，重視實證研究的時候，一定要防止‘忽視理論’的傾向。希望我們的年輕朋友，不要滿足于發表幾篇實證調查報告、論文或出版一些著作，還要重視讀書、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要重視把深入實際研究的成果進行理論升華，要在自己研究的領域形成系統觀點，要創立學派。”田野政治學從田野中汲取源泉，提出了一些理論，但還不夠，還要通過廣泛吸收各種學術資源，推進學理化研究。在這一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論的原創性，是基于事實經驗內生出來的理論，而不是將現有理論與事實經驗進行簡單的嫁接。理論一定原生于田野，否則就不是田野政治學了。在理論研究中，勢必學習國外學術成果，但這種學習一定是以我為主，學什么不學什么，應該有主體性。“如果不加分析把國外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奉為圭臬，一切以此為準繩，那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如果用國外的方法得出國外同樣的結論，也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沒有獨創性原創性，也就沒有田野政治學。如果以外國學術為準繩，就不是田野政治學而是其他政治學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田野政治學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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