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到2025年，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著眼“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展望了二〇三五遠景目標，明確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對促進農民富裕富足提出了具體要求。進入新發展階段，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促進農村居民更多更好地共享國家發展紅利。要深刻認識到，促進農民增收，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一項艱巨的長期任務，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完成的目標。
農民收入問題應引起高度關注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民生活質量得到大幅提升。一是脫貧攻堅完美收官。現行標準下全部農村貧困人口如期脫貧，全部貧困縣如期摘帽，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取得歷史性成就”。二是農民收入增長在八年間實現“雙超”。既跑贏經濟增速，也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2020年農民收入達17131元，收入翻番目標提前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12年的1:2.88縮小到1:2.56，再次向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一步。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民收入增速超同期全國農民收入增速。2012-2019年農民收入平均增速7.5%，而832個國定貧困縣農民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平均增速9.7%。其中建檔立卡農民收入2015-2019年由3416元增加到9808元，平均增速高達30.2%，實現了跨越式增長。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相對于農業的全面升級以及農村的全面進步，農民收入是“三農”工作的短板和痛點。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未取得明顯改觀。城鄉居民收入比在1978年為1:2.56，到1984年一度縮小到1:1.74，但2020年仍為1:2.56，與42年前相比并未縮小，且收入差距絕對值進一步拉大，令人擔憂。二是農民收入區域差距明顯。2020年農民收入最高的上海為34911元，最低的甘肅為10344元，區域差距高達1:3.38。廣東作為經濟發達地區，2020年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為1:2.5，省內最富地區農民收入為最低地區的3倍，不平衡現象十分突出。
當前，提高農民收入已進入關鍵轉型期：增收環境和動力機制正在發生調整變化，階段性、趨勢性變化特征正在積累形成，經濟增速穩中趨降，農民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增收貢獻減弱，政策調控支持難度明顯加大。今后一個時期，農民增收形勢更加復雜，經濟增長放緩將對農民增收形成制約，其影響可能長期存在。與此同時，新型城鎮化將為農民增收注入持久動力，農村深化改革、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將為農民增收創造難得機遇。在復雜的增收形勢與挑戰面前，必須扭住農民收入這個中心問題不放松，花大力氣解決城鄉居民之間和農村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 滿足全體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增加農民收入要成為重大戰略
我們正處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和本世紀中葉的百年目標，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帶有標志性。為此，總的思路是借鑒脫貧攻堅成功的做法，把增加農民收入特別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作為戰略目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滿足人民的訴求，實現共同富裕要求。
謀劃農民增收宏觀格局。著眼兩個“快于”，即農民收入增長繼續快于經濟增長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脫貧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民收入增速繼續快于全國平均水平。在順應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貫徹新發展理念中，把促進農民增收置于國家宏觀發展框架下，統籌布局， 緊緊依靠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有效發揮政府作用，持續激發農民增收內生動力， 并為農民生活提供基本保障。
制定農民增收戰略性目標。建議中央及各地明確新時期農民收入增長目標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目標，圍繞農民收入問題制定倍增計劃，特別是縮小差距的戰略性目標和約束性要求。以10年為期量化、細化，設目標、明要求、探路徑。比如在2030年前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到1:1.5～1:1.8，到2040年縮小到1:1.0～1:1.2。長期目標有約束性，年度目標保持足夠的彈性。
出臺更具針對性的增收政策。一方面要在區域和人群上突出重點，聚焦低收入人群和欠發達地區以及糧食主產區等重點區域和重點群體的收入增長問題。另一方面要在政策選擇上注重分類和精準。要集中物力財力，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財政支出結構、信貸投放結構等，加大對欠發達地區農村的投入力度，拓寬增收渠道；重點完善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加大補貼力度、拓展補貼范圍、提升補貼效率，調動種糧農民生產積極性，增加種糧農民收入，鞏固國家糧食安全；強化糧食主產區和欠發達地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為農民增收營造良好環境。
塑造先進典型和樣板。近年來，我國不少地區致力于城鄉融合發展，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在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取得很好的效果，涌現出大量先進經驗與典型案例。省級層面，2020年浙江省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1.96；市級層面，2019年廣東中山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1.49，浙江嘉興為1:1.66，江蘇蘇州為1:1.95，四川成都為1:1.88，農民群眾有充分的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要認真總結、推廣這些地區的成功經驗，為其他區域的農民增收提供參考范本。
相關政策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必須更加注重共同富裕問題。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實現鄉村振興過程中的大文章。既要從戰略高度認識對待，也要采取針對性措施，強化政策支持。
挖掘農業農村內部增收富民潛力。堅持市場和消費導向，創新產業組織方式，推動種養業向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和綠色化方向發展，不斷提高質量、效益和競爭力。一是發展富民鄉村產業。將富民鄉村產業視為戰略性產業納入中長期發展規劃，因地制宜轉變產業發展方式，完善政策支持體系，構建以財政資金撬動社會資本流向富民鄉村產業的體制機制，探索建立農業農村發展用地保障機制和人才“內培外引”機制。二是延伸農業價值鏈利益鏈。建立農產品優質優價正向激勵機制，支持發展“三品一標” 農產品、打造區域公用品牌，提高產品檔次和附加值。發展農產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加強農產品物流骨干網絡和冷鏈物流體系建設。推動“互聯網+”現代農業，發展農業新型業態。推動農業全產業鏈改造升級，引導龍頭企業與農民共建農業產業化聯合體。三是大力發展農業收入保險。積極推動農業收入保險試驗、開發和推廣，使其盡快成為農業保險重要險種。創造農業收入保險發展基礎環境，深化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農產品價格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科學的產量和價格監測體系，加快發展農產品期貨市場。完善農業大災風險分散機制，設立農業收入保險保費補貼專項資金，鼓勵開展農業收入保險產品創新。
促進農村勞動力更高質量更充分就業。以人的城鎮化為根本目標，推動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有序引導農村轉移勞動力和人口落戶城鎮。促進農村勞動力到效率更高的領域和部門就業，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選項。一是引導外出就業。推動農村勞動力有序外出就業，加大對低收入群體轉移就業支持力度。深入實施以農民工為重點的職業技能提升計劃，拓寬就業創業渠道，引導農民工到新產業新業態就業創業。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工資集體協商和企業薪酬調查制度， 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二是擴大鄉村就業。統籌城鄉產業布局，將城市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農村地區產業園轉移。發展縣域經濟，以縣域經濟發展為中心，統籌資源要素，支持農村創新創業，加快鄉村經濟多元化。鼓勵新型勞動密集產業發展，引導和支持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三是創新就業領域和方式。鼓勵發展家政、養老、護理等生活性服務業和手工制作等特色產業，吸納中低技能勞動者就業。大力發展城鄉社區服務，擴大勞動力市場的包容性。支持臨時性、非全日制、季節性、彈性工作等形式靈活就業。
優化農民財產性收入穩步提升的制度環境。建立現代農村產權制度，促進要素市場化配置，健全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一是完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落實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政策，做好第二輪承包到期后延包工作。穩慎推進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盤活農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政策。加快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建立同權同價、流轉順暢、收益共享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改革農村集體土地征收制度，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全面開展農村土地整理，運用市場機制盤活鄉村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二是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以市場化改革為導向，創新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機制，探索混合經營等多種實現形式，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和農民收益。完善農村集體產權權能，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擔保、繼承權。三是健全農民農村財產權能。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農民農村財產各項權利，加強對農民財產的物權化保護。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完善相關具體政策。探索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退出轉讓價格形成機制，千方百計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來源和所得。
完善轉移性收入注重公平分配的保障機制。增加農民轉移性收入是有效發揮政府作用的重要體現，我國加大對農民收入直接支持有較大空間。一是完善對農民直接補貼政策。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加大對農民直接補貼力度。完善重要農產品生產者補貼制度，建立補貼標準動態調整機制。完善農業服務補貼政策，促進農業生產性服務業良性競爭、提質增效。統籌整合涉農資金，探索建立普惠性農民補貼長效機制。創新農業政策工具和手段，擴大“綠箱”政策實施范圍和規模，加快建立新型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完善農業生態補償制度，及時調整農業資源休養生息補償標準。二是加強農民生活兜底保障。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項保障措施要更加注重向農村、基層、欠發達地區傾斜， 向困難群眾傾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健全統籌城鄉、可持續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完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確定和基礎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穩步提高保障水平。推動農民工失業保險擴大覆蓋面、提高參保率。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現城鄉低保平均標準一致，做好農村社會救助兜底工作。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做好困難農民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完善考核機制，把促進農民增收作為重要指標，在政府績效考核中落實相關要求。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咨詢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網 2021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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