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把鄉村振興作為未來中國社會建設與發展的方向。2021年的中央1號文件中指出：民族要復興，鄉村必復興。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行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村農業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足以說明鄉村問題之深刻，之厚重，之重要。為此，我們如何認識鄉村的價值與功能，如何認識鄉村振興，成為實現鄉村振興目標的關鍵所在。
近期，有大量的文章將鄉村的價值定位在“努力尋求與大自然更合拍的生活節奏，締造有利于生態、生活和生命健康的生活狀態。成為刻板都市生活的精神后花園；健康食材、健康空氣的發源地。“發展以大自然健康養生、養老產業迫在眉睫，功在當下，利在千秋。”[1] 我們可以通過產業化運營鄉村養生、養老、休閑、文旅，獲取經濟效益，開發生態產業和文化產業。但若用所謂“生態產業化”“文化產業化”去體現鄉村的功能與價值，把生態、文化都“產業化”了，鄉村振興不但是虛假的，且資本將把鄉村置于萬劫不復的深淵。因此，明確鄉村的根本價值與附加價值，以及鄉村的基本功能與連帶功能之間的界限是非常必要的。冷靜、理智地思考為什么振興鄉村，如何振興鄉村，誰來振興鄉村已成當務之急。
可以說，“為什么振興鄉村”是要在探尋鄉村價值與功能的基礎上明確鄉村振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是鄉村振興的根本問題，是鄉村振興的邏輯起點問題；“如何振興鄉村”是方法論的問題；“誰來振興鄉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問題。
一、為什么要振興鄉村
（一）鄉村美學視域下的鄉村——鄉村是什么
為了避免對鄉村價值與功能的曲解與認識上的偏頗，我們有必要從鄉村美學的角度思考鄉村是什么？所謂鄉村美學的使命在于從城市化的思維與現實的沖擊中厘清鄉村的本來面目。“鄉村美學的價值和意義，就是在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鄉村行將衰敗和沒落的時候，為急功近利乃至樂不思蜀的人注射一針強心劑，使他們能恢復應有的理智和良知、法律和道德意識，借助于人類動物性最原始本能的衣食住行，基于人類文明發展的最本質課題的生老病死，以及源于自然又回歸自然之最終歸宿的春夏秋冬，來全面認識和重新把握鄉村美學的基本特征和智慧。”[2]這種基本的特征與智慧都是源于土地、糧食、農民的。鄉村美學并非是要把城市和鄉村對立，而是想強調城市與鄉村各具功能與價值，不能相互取代，而要互相依存，共同構成整體社會。
1.鄉村的外在特質
（1）鄉村與自然環境
鄉村即田野。與土地、糧食、農民有著天然的，不可剝離的內在聯系。鄉村實際地理和空間上的寬大使人的心理上變得敞亮、粗放。鄉村沒有城市里的擁擠，也不需象城市生活一樣受到太多的約束；鄉村是純生態的，身處自然當中，人需順天應時，遵循自然的節律，與牲畜蠄魚、花草樹木、田野作物、山川河流共生共存；人的生活、生產、生命、生存與自然融為一體，正所謂“天人合一”，“反季節”是鄉村的悖論。
故而，鄉村社會的重要問題及其最需要的智慧是如何順應自然、運用自然和獲得自然的恩惠，通過農耕保證自身以及人類生命與生活的豐富與延續。而不是一味為享受自然、消費自然而人為地克制自然，攫取自然、破壞自然。人與自然和諧而生的田園景色已成為中華文明的基因庫，成就了無數人文結晶。“桃花源”之美在于，“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2）鄉村的業態
鄉村絕大多數人都以從事農業、牧業、漁業、林業等生產為生。且與城市大都以時鐘為準的緊湊、具體、分工明確的職業狀態不同，鄉村的農耕生活以日月星辰，風霜雨雪，季節變換為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晴耕雨讀，春播、夏種、秋收、冬藏。季節感明顯，而又松散、不甚具體，分工亦不明確，很多傳統手工制作是獨一無二的傳承。
（3）鄉村恬靜悠閑的氣氛
鄉村人口密度低，農事作為一種職業，只要不誤農時，其緊張度遠比城市中各種工作的緊張度低，也無分工上的嚴密，無時間上和形式上的刻板。個體的人可以自行決定勞作的時間和付出體力的多少。集中與分散，熱鬧與清靜，在時間上、性別上、年齡上，分工上都有較大的隨意性，常常是男女老幼共同參與；而農業生產和鄉村生活的內涵都與不同的自然節氣和傳統民俗、宗教信仰、祭祀文化密切相關。有一種人和自然和諧律動的節律之美。而鄉村的泥土味、禽畜味、青草味、莊稼味、肥料味、花香味，以及死水溝里蒸發出的氣味，都是鄉村的典型特征，都是鄉村家的感覺，都是故鄉的鄉愁。
2.鄉村的內在特質
（1）鄉村的審美。與城市的奢華，雕飾不同，鄉村的審美是本真、質樸、拙放、原生態的，各種民間藝術、服飾、裝飾和民俗、祭祀、宗教活動所追求的美大都依托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天然物質，或作粗放的裝飾。
（2）鄉村的社會關系。在傳統的鄉村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家庭、氏族、宗族、鄰里為紐帶的關系為主，互相守望相助，即可完成生產、生活、生計。社會關系以松散的，臨時性的，消極的、約束性的非正式社會組織為主，以處理臨時、緊急的事項為主。由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宗族關系在鄉村社會關系中的重要地位，敬奉祖先，十分重視祖先所遺留下來的處世教訓，生活方式及生產經驗。在現代社會，為完善社會公共治理重構鄉村社會組織的努力與傳統鄉村人際關系中封閉保守，氏族、宗族利益與公共事務兩者關系界限不清晰之間的博弈從未停止（如村兩委民主選舉）。在以工業化、城市化為基礎的現代化的過程中，城鄉融合已成為未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這種融合是以鄉村醫療、教育、交通，乃至生產效率的提高為前提的。在這一過程中，工業化思維方式，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與傳統鄉村宗族、氏族傳統經驗和約定成俗的村規民約之間的抗衡一直存在。我們當從文化建構的角度認真鑒別傳統鄉村人際關系中，哪些應作為文化遺產加以傳承與發揚，哪些是糟粕應揚棄。只有如此，才能促成鄉村社會的組織化、社會化，真正實現鄉村社會治理能力與社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盧作孚先生曾指出，在中國，所謂“現代化”有兩個層面的要求與目標。即“現代的物質建設”與“現代的組織建設”。他根據中國的國情，分析中國社會的特征，認為，中國的地理環境決定了“最適宜于農田，自然成了一個長時間的農業民族”，“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單到一個經濟單位只需要一個家庭”，因此，“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要的社會生活，親戚、鄰里、朋友關系是中國人第二重要社會生活。這兩種社會生活集中了中國人的要求，范圍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社會上的道德條件、政治上的法律制度。這兩重社會生活是中國社會兩重核心”。在盧作孚看來，這種只有家庭和親戚、鄰里、朋友關系的兩重社會生活是具有“消極”作用的，它造成“中國人只知道有家庭，不知道有社會，實則是中國人只有家庭，沒有社會”“一出家庭就只有個人的活動，從養身心到學問事業都以個人為中心”；這樣的“家庭與親戚、鄰里、朋友本位”和“個人本位”，造成了社會關系的畸形。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也闡述了在傳統鄉村社會血緣、族緣、地緣關系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后更多強調國家利益高于個人、家庭、社會之上。可以說，現代化過程中，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城市與鄉村的碰撞、摩擦與交融中，現代鄉村社會關系的組織機理還在建構之中。
（3）鄉村的生活情調。傳統鄉村的生活、生產是富于的自然性，直觀性的，不需要刻意雕琢。關系簡單，操作易行，不象城市需要復雜的技術、專業知識，也沒有城市中人與人之間復雜的關系與激烈競爭。在鄉村可以尋求淡泊寧靜，與人無爭的情調。
（4）鄉村的社會組織。鄉村的社會組織多數是籠統的。一個組織可以涉及多種公共活動。一個籠統的組織，可以承擔不同的功能（如村委會），照顧鄉村中的多種需求。不象城市中的組織，根據個人或社會所有的問題和需要，或根據不同的社會興趣，分門別類地成立不同的組織，或承擔綜合性的問題，或照顧單一的需求。故鄉村社會的組織缺少專門化或精細化的分類。在鄉村，與社會組織相比較，家庭在解決各種生產和生活中的問題和處理各種關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根據筆者在威海文登大水泊鎮一個村莊所作的田野調查數據顯示，農民日常生產、生活中遇到問題的解決方式，有80%的村民是以家庭為單位自行解決的，4%的村民找村委會協助解決，16%的村民向親戚求助。
因此，鄉村建設中強調發揮組織制度的社會建構性功能，以制度健全為手段解決鄉村生產、生活中的問題與需求時，仍要十分重視鄉村社會中家庭的功能與作用。換句話說，鄉村社會治理中應十分重視家庭的功能與價值。
（5）鄉村的民俗民德。鄉村極其重視民俗民德，她是祖上傳下來的，已約定成俗并滲入農民靈魂的精神表征。抑或說，農民對民俗民德帶有敬重和迷信的情感（如在膠東的鄉村蓋房子，修路的高低非常有講究，是必需嚴格遵守的民俗）。鄉村民眾視民俗民德視為祖宗留下來的行為規范，奉其為自律與他律的準則。他們認為若輕視、違反或不合當地禮俗，就是對祖宗的不敬，就會對他們的繁榮和幸福帶來不利，就可以用社會約束力加以懲罰和干預。所以在鄉村，民俗民德的約束力遠遠大于城市。它介于法律和制度之間，甚至往往超越法律、制度的約束力。故而，我們在鄉村強調提高法律和制度約束力的同時，還應更多地發掘民俗民德中對于公序良俗具有積極意義的元素，通過教育的力量發揮民俗民德的教化力量。
（6）鄉村的人口。
第一，城市社會人口密度高，鄉村人口密度低，居住分散，不易集中。除非吸引力與誘惑力巨大，是很難組織起來的；
第二，傳統鄉村人口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少部分從事與農村的生產、生活相關的行業。不象城市人口，職業千差萬別。正因為鄉村人口的絕大多數從事農業生產，就使他們具有相似的心理趨向、相似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不像城市里具有文化多元化的特征。我們必須看到鄉村的這一文化特質正在面臨新的挑戰：一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迅速減少。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對鄉村的沖擊，鄉村人口的性別、年齡、職業都發生變化（青壯年勞動力外流、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問題）。性別已是以女性為主；年齡已是以老年人為主。具有農民身份的人、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逐漸減少，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大都成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而與土地、糧食相剝離；二是，人口流動性給鄉村帶來的沖擊。外出打工農民工的一部分留在城市中發展，不再回到鄉村。一部分到了一定的年齡，回到鄉村，鄉村仍是他們最后的歸宿。外出打工經濟收入的差異，不但使鄉村人口出現階層分化，隨之心理和生活態度、生活方式出現差異。近年，一個新的現象是，城市人口不斷回流、進入鄉村，鄉村開始成為多重社群的居住地，他們身份多元，在鄉村置業、建業、創業，抑或休閑、養老，但與土地、糧食、農業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甚至沒有關系。人口雙向流動性的強化，外來生活方式、思想意識、價值觀的鄉村滲入，使傳統鄉村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識都受到沖擊，鄉村文化從單一性走向多元性。如何避免傳統鄉村價值與功能的變異，如何避免迅速演變的鄉村社會意識出現迷茫、混亂、模糊不清，如何保證圍繞土地、糧食、農民而生成的鄉村文化不再受到侵擾與破壞，將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鄉村文化振興不是用城市文化去取代鄉村文化，而是要振興鄉村固有文化。
“月是故鄉明”是因為那里是父老鄉親祖祖輩輩耕作、生息的田園和鄉土。沒了鄉土，沒了田園，沒了耕耘的鄉親，詩和遠方在哪里？所謂鄉愁就是回歸鄉村的本源，回歸自然，回歸家鄉。保持鄉村與城市不一樣的價值和功能，并以共同體的形式讓城鄉平衡發展。從而生成一種新的鄉村文化。她包括鄉村一方水土的物質文化：基于自然環境的吃穿住行，以及生活方式；鄉村一方水土的制度文化：村規民約，家譜家訓，祖制家法；鄉村一方水土的語言文化：鄉音、方言、家鄉話、土語、俚語中的語境；鄉村一方水土的精神文化：民間信仰、民俗民德、民間藝術。鄉村的文化在，鄉村之美就在，鄉村的文化不在了，鄉村之美則不在了。
（二）鄉村振興是時代的選擇和歷史進程中的必然
現代人類社會，基本由城市與鄉村構成，城市與鄉村各有其價值和屬于各自的功能。“盲目城市化必然給世界帶來災難性后果。對有幾千年鄉村文明發展史，且很大程度上依賴鄉村農耕文明發展起來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鄉村衰敗和破落，可能直接導致中國鄉村生活的不穩定，鄉村的不穩定，勢必會影響到城市的不穩定。雖然城市與鄉村是相互依賴的，但一個缺失了鄉村支持的城市可能比失去了城市支持的鄉村更可怕。缺失了鄉村支持的城市可能無法生存，甚至可能威脅到人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失去了城市支持的鄉村，充其量只是影響到其生存的質量，并不一定會威脅到人們最基本生理需要的滿足。盲目城市化，尤其以鄉村的衰敗和破落為代價的城市化是極為不明智的。”[3]人類社會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進化是以科學技術的進步與文化的繁榮為基礎的。但隨著工業化在過度消費導引下無序推進和城市化的無限膨脹，城鄉發展的失衡愈演愈烈。導致鄉村故有價值與功能弱化與嚴重缺失。
以上部分我們從鄉村美學的角度審視了鄉村之美。而所謂鄉村之美所呈現出的正是與城市根本不同的鄉村價值。她包括鄉村的經濟價值，文化價值和生態價值，且鄉村所具有的這些價值都源于土地、糧食、農民。
站在今日之中國展望未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的中國，我們若想擁有強大的國力，擁有真正扮演好自己在未來世界中新的角色，在國際社會成就中華民族應有的擔當，必須思考的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與挑戰是什么？我們如何去應對自己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從圍繞土地、糧食、農民產生的資源問題、環境問題、文化再造問題著眼，思考影響中華民族未來的問題是什么。中國幾千年來都是農業立國。農業不僅是農民的根本，也是國家的命脈，國家的經濟基礎和民族文化的根系所在。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社稷江山”之說。“社”為土神，土地之神；“稷”是五谷之首，代表五谷之神。社稷就是江山。從遠古，到今天，土地，糧食，農民是社稷的核心內涵，永恒的根本，是鄉村美學的邏輯起點。農民依托土地孕育五谷，既保證自身的生存與繁衍，也供養人類的生存與繁衍。社稷就成國家的根本，這也是為何要用社稷來代指江山。即使是在工商業發達的現代社會，土地、糧食、農民仍然是整個國家經濟的基本保證，是我們生命和生存的基本保證，是民族文化生成土壤。
當我們從縱向的歷史，橫向的國際視野去反思自我，觀察自我時，就會清楚地看到，作為外生后發的現代國家，從現代化開始起步，我們就面臨著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碰撞、沖突和摩擦！可以說，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一直艱難地尋求一種新的平衡，走出一條屬于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直至今日，仁人志士，先賢先驅付出的努力都印刻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作為重要的文化遺產，有待我們去省思與借鑒。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說，在以工業化、城市化為核心的現代化進程中，作為一個既沒有對外殖民和掠奪，又沒有工商業充分發展的國家，鄉村為現代化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特別是“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鄉村與城市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使得城市的畸形膨脹甚至怪獸式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大量甚至無節制地‘吸食’鄉村的血液，包括大量廉價的農業資源、礦產資源、水利電力資源、勞動力資源等。”[4]這種違背大自然均衡發展規律、人為制造城鄉二元對立和差別的發展模式與思維定式，造成醫療、教育、交通等諸多社會資源的城鄉占有不均衡。其顯在的結果就是導致鄉村社會人口、生產、生活發生結構性變遷。從而使傳統鄉村圍繞土地、糧食、農民所承載的固有價值正在或已經發生變異，乃至消亡——青壯年人口的大量流向城市造成的老齡化、空心化、資源閑置和低效問題。由于急功近利和科學常識的缺乏，農藥、化肥過度使用導致水土污染后產生的食品安全問題，城市化推進中對鄉村土地的過度占有與侵染造成生態環境破壞問題、糧食的自給自足問題，等等。而鄉村固有的經濟價值，文化價值，生態價值的弱化與缺失對中國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影響與沖擊是深刻而厚重的，已關乎國家命脈與民族的存亡。所以鄉村振興是時代的選擇和歷史進程中的必然。
二、鄉村振興，振興什么
2018年12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就推動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作出重要指示。
2020年末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指出：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的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需要全黨高度重視的一個關系大局的重要問題。此次會議提出了多項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對策，包括加快發展鄉村產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鄉村生態文明建設、深化農村改革、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見實效、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等。意在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
綜上所述，從階段性目標來看鄉村振興，一是要實現脫貧，二是要協調與平衡城鄉資源的空間關系，杜絕在資源上城市對鄉村的過度占有；三是要通過社會治理，實現生態環境的重塑。
從長遠角度看，體現鄉村的價值，就需要我們從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理念出發，基于對鄉村固有價值和鄉村文化的尊重和珍視，通過整體性、綜合性、體系化的社會改造與建設，營造新生活空間，完成文化自信之根的修復與保養，實現文化的再造。可以說，鄉村振興任重而道遠。
鄉村振興如何做才能與中央倡導的戰略要求相符合，與農民群眾的期待相合拍而不至于跑偏，需要我們能真正把握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和內涵，貫徹黨的十九大圍繞鄉村振興提出的總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需要落實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的“七條道路”：“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質量興農之路、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走鄉村善治之路、走中國特色減貧之路”。
三、鄉村振興，如何振興
這是鄉村振興方法論的問題。從鄉村的社會屬性來看，生產、生活、娛樂是鄉村社會的基本構成。鄉村社會的發展需要政治、經濟、文化三輪驅動。鄉村建設需要整體性、綜合性和體系化。
第一，頂層設計：各級政府的政策導向與領導力極為重要。
中國的鄉村何去何從,關鍵在于政府的領導力與政府的政策科學。縱觀中國5000年農耕文明的政治特征是帝王政治、皇權政治，現代國家建立以來，歷經黨化政治，集權政治，尋求中國文化背景下民主政治的努力從未停止。為了實現社會治理能力和社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我們需要基于固有文化建立一套屬于中國社會的、科學的方法論和獨立的理論體系去不斷優化、健全和完善社會治理能力與社會治理體系。以保證鄉村“五大振興”能夠合理布局，沿著正確的方向向縱深發展。
從解體后蘇聯以及東歐諸國改革的失敗看，政府的失位和政策的混亂，會給農業以及以農業為主體的鄉村生產、生活帶來嚴重后果。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農業政策的走向始終左右著鄉村的功能、地位與價值。對這一軌跡加以梳理，對于鄉村振興的實現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今天，政府的政策導向、組織制度支撐和大力度財政支持使鄉村振興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戰略方向，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百年大計和成就國家未來的希望所在。在下一步的推進過程中，各級政府以判斷力和執行力為核心的領導力是否具備，成為鄉村振興戰略落地實施的關鍵所在。
第二、我們必須明確的是，在我國的廣大農村地區，由于自然環境、文化傳統和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不同，各個區域鄉村社會存在很大差異。如何根據本地區的現實狀況和實際需要，承認差異，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循序漸進，創造性地推進鄉村振興工作，是把鄉村振興國家發展戰略目標落到實處的關鍵所在。筆者認為，從操作層面來看，為了避免偏離鄉村的根本價值與功能，防止建設的無序、低效、零散，可以以區縣為單位規劃鄉村振興工作，建立片區發展理念，打破鄉鎮的行政界限和村域的劃分，通過健全鄉村教育制度、醫療衛生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的支撐，在保證農業發展，農民生活美好的前提下，根據不同區域的自然環境、資源稟賦、文化傳統，合理化布局鄉村養老、養生、休閑和文旅事業。對上符合國家發展戰略，對下符合農民的根本利益，守住土地、糧食、農民這一底線，按照修復、建設、守望的路徑推鄉村振興。
四、鄉村振興，誰來振興
這是一個鄉村振興主體問題。無疑，人是鄉村振興的第一要素。在傳統的鄉村社會，農民是鄉村人口的主要構成部分，是鄉村生產和生活的主體，是鄉村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和維系者。農民與土地和糧食構成一個有機整體，成為鄉村體現其價值的核心要素。然而，如以上所分析，隨著鄉村人口結構的老齡化、鄉村的空心化，鄉村振興的主體已是政府、社會力量、村民三力協同的結構性存在。鄉村振興事在鄉村，責于整個社會。所以，鄉村振興不屬于哪一個專業，哪一個領域，哪一個群體，而是一個系統的社會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共識與參與，關乎每一個公民的今天與未來，應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自覺。正因為如此，更需要我們從哲學層面思考如何通過發揮人的價值去實現鄉村的價值。所謂人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人的經濟屬性、人的文化屬性和人的社會屬性上。可以說，鄉村振興最根本的問題是兩種價值的體現：一個是人的價值，一個是鄉村的價值。而只有當人的價值與鄉村的價值找到接點，保持一致，鄉村振興才有希望。
結語
我們為什么要明確以上問題，因為中國的鄉村問題歷來不僅僅是熱點問題，更是重點問題；不僅僅是現實問題，也是歷史問題；不僅是個人和群體的問題，更是社會問題！避開歷史講現實，避開重點講熱點，避開社會講個人，談群體，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鄉村振興的問題。鄉村振興的意義絕不僅限于鄉村，也不局限于個人和某個群體，她是立體的，綜合的，體系化的社會建構，是民族復興的希望所在。而鄉村振興最根本的問題是兩種價值的體現：一個是人的價值，一個是鄉村的價值，當人的價值與鄉村的價值產生共鳴，形成共振，才能通過人的價值去實現鄉村的價值，才能真正成就鄉村振興的希望之歌。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晏陽初研究中心主任、威海市文登區鄉村振興首席專家、威海市文登區大水泊鎮鄉村振興首席專家、威海市文登區遠山泊書院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遠山泊書院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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