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業發展總體態勢始終向好，糧食產量連創新高，食物供給總體充裕。但隨著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在食物供給方面的若干軟肋也正在逐步顯現。當前，我國食物供給總的格局是口糧供給絕對安全，但食物供給的總量存在著缺口，部分品種明顯供給不足。2020年我國糧食產量創造了歷史新高，總產量接近6.7億噸；但是2020年我國糧食的進口總量也創了歷史新高，加上大豆在內進口量約1.4億噸，相當于國內總產量的20%以上。糧食總產量與總進口量合計8.1億噸，可見我國糧食的國內產量和總需求相比還存在明顯缺口。
糧食進口雖然不涉及口糧的供給問題，但是明顯表現出我國在重要食物供給方面，比如飼料、食用植物油、糖料、肉類、奶類等，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還很高。
這些食物需要通過適度進口國際市場的產品，才能滿足國內需求。結合這兩年的實際情況，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后，能夠感受到到作為人口大國，靠從國際市場進口來保障重要食品的供給，必然會面臨著多種風險。農業作為一個特殊的產業，過去主要受到自然和市場雙重風險。但從現在形勢的發展變化看，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多。第一，進口來源國自然災害風險。當出口國發生自然災害時，當然會影響農產品產量，也會影響出口。比如從今年的狀況看，南北美洲主要的糧食生產大國，美國、加拿大、阿根廷都遭受了比較嚴重的自然災害，所以對于我國今年和明年大豆和玉米的進口可能就會構成一定影響。第二，疫病疫情的風險。疫病疫情在農作物生產和畜禽養殖中都存在風險，但是人類社會的疫病疫情會造成供應鏈中斷的風險。比如現在海運困難，價格高（現在有所回落），美國作為農產品生產大國但超市的貨架上現在很多格子是空的，不是沒有這些產品的供給，而是供應鏈跟不上，運輸跟不上。第三，農作物替代能源的風險。由于能源價格上漲，這個月開始國際石油價格已漲到每桶80美元以上。國際能源價格上漲必然會引起糧油糖等農作物去替代能源，這就有可能減少這些農產品的國際貿易量。第四，價格風險。由于國際資本對大宗農產品的炒作，會對農產品的國際貿易帶來比較大的價格風險。第五，地緣政治風險。當前的國際局勢錯綜復雜，會使我國的大宗農產品進口存在一定地緣政治風險。
我們必須要清楚地認識到，現在我國的食物供給有相當一部分是依靠國際市場。因此必須努力做好風險的防范和管理，才能使得供給不間斷。去年新冠疫情爆發后，有18個國家先后宣布限制本國的農產品出口。證明了總書記講的，“國際上一有風吹草動，各國就紛紛捂住自己的糧袋子”這個事實。從去年年初疫情爆發到現在，我國在錯綜復雜的形勢下可以做到了確保國內食物供給穩定、安全，除了加強國內生產、努力做好供給保障和統籌調度外，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多年來積累下來的糧食儲備。這兩年能夠平穩渡過，和多年積攢下來的巨量庫存是密不可分的。現在各類糧食庫存都在明顯減少，在這個形勢下如何做到確保我國糧食、食物供給安全，是當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對此，我想談三點自己的認識：
第一，要轉變觀念，把確保糧食安全的概念向全面確保食物供給方向延伸。確保糧食安全概念深得人心，對于重視農業和糧食這個壓艙石發揮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大量的食物或者是糧食轉化來的，或者是要跟糧食進行資源替代之后才能生產出來的。所以糧食安全是食物安全的基礎，強調食物供給安全一定不能放松對糧食安全的重視。但從實際情況看，畢竟人們消費的不僅僅是糧食，除了糧食之外還要消費其他很多重要的食物。現在能做到口糧絕對安全與其他副食品供給的充裕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其他副食品，如油、糖、肉、奶、水產品、蔬菜、水果等供給不夠充裕的話，口糧安全就會受到很大威脅。
60年末以及70年代，我國人均肉類的消費量，包括豬肉、牛肉、羊肉、禽肉在內，平均每年每人是3.3公斤，一個月是半斤。而2019年我國人均肉類消費量已達到51.3公斤。如果沒有副食品的充裕供給，口糧需求會成倍增長。正是從這個角度看，口糧以外重要的副食品供給是整個食物供給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絕不能忽視。把口糧絕對安全等于整個食物供給都絕對安全，這是認識上的很大誤判。在重視糧食安全基礎上，應把糧食安全的概念向食物供給安全延伸，這樣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我們自己的軟肋，看到我們自己的風險。從現在的情況看，除口糧以外的其他各種重要副食品的消費量增加的速度很快，因此，我們一定要在堅持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上，努力進一步增加其他重要食物。必須要有統籌觀念，不能只滿足于口糧安全，確保口糧安全的同時，還要看到其他重要食物供給方面的缺口，存在的問題。
第二，面對當前形勢，要立足國內，提高自身的食物供給能力。這就涉及到三個問題，一是必須嚴格保護耕地。采取“長牙齒”的措施，把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措施切實落實到位。根據今年8月自然資源部公布的第三次國土調查情況，過去十年之間，我國的耕地面積減少了1.13億畝，也就是減少了耕地面積的5.6%以上，接近一個河南省的耕地面積。其他方面的問題也很突出，比如永久基本農田被占用，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達不到標準，管理過程中缺乏資金缺乏動力等等。必須針對當前的實際情況，嚴守耕地紅線，絕不能再突破，尤其是要進一步加大高標準農田建設，嚴防死守永久基本農田。二是加快推進以種業創新為代表的農業科技進步。農業現代化，種子是基礎，所以一定要打牢農業科技進步的基礎。我國玉米產量和世界平均水平比是不低的，但是和美國、巴西、阿根廷、歐盟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大豆產量更是如此。說明我國在種子、農藝等方面存在短板，也有很大潛力可以挖掘。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講的，要堅持農業科技的自主自強，加快推進農業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和突破。三是進一步優化農業政策。在目前這個階段農民獲得的政策支持，一定程度上有所減弱，特別是能源價格正在急劇上漲，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價格都在隨之上漲，而且這個形勢不易緩解。因此，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讓農民能夠得到更多的實惠，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財政補貼、金融支持、保險的保駕護航等各方面都要積極跟上，共同努力實現農民增產增收。
保住耕地，推進農業的科技進步，以及增加農民收入，這幾個方面工作如果都做好了，我們就有能力提高自己的產能，保障我們的食物供給安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在吃飯問題上被人卡脖子，就會一劍封喉。同時反復強調要辦好自己的事，其中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始終立足自身，抓好農業生產，以國內穩產保供的確定性來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外部環境我們掌控不了，但是立足自身，按總書記的要求穩產保供，增加自己的確定性，這是可以做到的。
第三，合理利用國際資源，建立穩定可靠的國際食物供應鏈。1949年建國初期糧食總產量只有2264億斤，而去年糧食產量達到13390億斤的歷史新高，今年的收成來看又是不錯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就，用有限的耕地生產出這么多糧食。但是畢竟我國人口占全球的18%以上，耕地只占全球的9%左右，淡水資源只占全球6%左右，僅僅依靠國內資源滿足不了14億人日益增加的食物消費需求。合理利用國際資源，用國際資源來彌補國內食物供給不足，應該說是一種必然的，也是一種必要的選擇。
就當前實際情況看，對于國際資源的利用，要考慮到兩個問題：一是當前的食物供給缺口要通過國際市場來彌補；二是歷史庫存的消耗，也要靠國際市場來補充。這兩年在需求不斷增長的背景下，積攢的庫存被快速消耗。如果不盡快補上來，防風險能力就會急劇下降。當前必須要保證供給不斷鏈，努力通過增加進口來補充庫存。重要農產品當期供給繃得很緊，這個情況下糧食儲備部門按照國內現行市場價格在市場上收購糧食補充庫存，很可能會與當期需求造成沖突和矛盾，所以需要通過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彌補庫存。
在增加進口國際市場食物方面，也有很復雜的問題需要考慮。一是緩解進口配額壓力。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初，對國際組織作了承諾，我國的糧食進口有配額，小麥配額是963.6萬噸，玉米配額是720萬噸，大米配額是520萬噸。從這兩年的進口情況來看，玉米進口已經遠遠超過我國承諾的配額，從而產生了巨大的壓力。美國和其他國家一直要求我國取消配額或者是提高配額，現在玉米明顯突破配額，而且玉米的配額一旦突破，面臨的很大問題是這些國家會在小麥和大米配額方面同時向我們施加壓力。這個度怎么把握好，是很復雜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因此，在補充國內食物供給不足方面，多增加一些替代品的進口，比如飼料的替代品就是大麥、高粱、木薯粉、DDGS等，既能緩解國內飼料不足，也不至于太多沖擊玉米的配額。二是打造穩定可靠的國際食物供給鏈。一定要跳出國際貿易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買一賣的傳統觀念。ABCD四大糧油企業在國際上從事的從來都不是簡單的糧食買賣，至少要采取兩大方面措施：一大措施是在國際糧源地建設巨大的物流中心，建設倉儲、碼頭，當地農民知道有企業收糧，農民就敢種糧；另一大措施是為產地農業經營者提供全方位的經濟技術服務，包括提供信貸資金、農業生產資料、良種和其他技術，讓農民等于收到了預付定金，再大量生產，這樣才能把糧源控制在自己手里。我們現在很多糧油品種進口都是世界第一，但是從來沒有買到過多少一手糧，所謂一手糧就是從農場買的地頭糧。我們只能在ABCD糧油企業那里買到二手糧，為養好、養肥ABCD糧油企業做了巨大貢獻，原因是上述兩項措施我們沒有去做。因此，一定要轉變觀念，做國際大糧商應該做的事情，這樣才能真正在國外建立起安全可靠的食物供給鏈。三是要構建多贏局面。對重要農產品重點進口來源國，要讓利于對方，能夠和他們進行經濟合作，實現共贏。可以把有些初級產品的加工環節讓給對方。比如說對于大豆的進口，可以將榨油廠建到大豆出口國，增加其投資、就業、稅收和農民收入。通過這樣的辦法，建立起我們穩固可靠的食物供給鏈。
對于當前形勢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絕不能因為口糧絕對安全就覺得天下太平。我們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保證食品供給安全并不容易。既要認清我國食物供給方面存在的風險，又要有信心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創新管理好、防范好這些風險。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首席專家、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重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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