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北京市常住人口近2400萬，但有北京市戶籍身份的只占一半，另一半1200萬外來打工者、外來流動人口，雖然常住在北京，卻無法享受北京的低保福利。
關于社會流動、階層固化，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特別是每當高考前后，社會上討論的熱門話題就是高考是否還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社會上流行一種觀點：認為目前中國出現了階層固化，并認為富二代、官二代等現象就是階層固化的體現。那么，社會學是怎樣測量社會流動和測量階層是否固化的呢？
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巨大變遷表現出新的特征與趨勢。社會整體結構變遷有四個方面，即城鄉人口結構發生根本變化，居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變遷，職業結構出現重大變化，大城市、超大城市與小城市人口社會地位出現分化。
中產階層和中等收入群體發生重要變化。絕對貧困治理取得重大成就，相對貧困治理的任務凸顯出來。社會代際流動的全國調查數據并不能支持階層固化的流行觀點，要繼續深化體制改革，保持比較高的代際流動率仍是21世紀的重要任務。
要鼓勵新的社會階層特別是企業家群體，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中發揮其重要社會功能。
2021年適值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與建設的實踐證明，認識社會分層結構的狀況對于黨和國家制定基本戰略與方針、策略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早在建黨初期，毛澤東就曾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各種社會力量作出極其精辟的分析。
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總量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已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完成商品市場化、就業市場化以后，各個資本要素的市場化，包括金融市場化、房地產市場化等也不斷深化，這些對中國老百姓社會地位和日常生活的影響極為重大。老百姓的住房從過去的絕大部分為公有轉變成今天的絕大多數為個人所擁有。這些都對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產生了巨大影響，有些人社會地位上升，有些人社會地位下降。2020年初突發的新冠疫情、近來國際上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發展的打壓等，也都影響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本文試圖探索21世紀以來，尤其是近年來，中國的社會分層結構和各種社會力量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及其未來趨勢。
一、關于社會“整體結構”的變化
對于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社會結構，傳統上有“四大階級”的說法，后又有“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說法，無須贅言。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整體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有的社會階級階層，如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都發生了變化，還產生了很多新的社會階層。對于這種變化，陸學藝提出“十個階層”的觀點，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私營企業主、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從業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這實際上主要是對職業分層的闡釋。筆者則以純粹量化的方法，依據“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采用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社會結構變遷作了定量研究。研究發現，中國目前已經從“倒丁字型”社會結構轉變為“土字型”。這說明兩個基本現狀：其一，迄今為止，中國中下層群體所占比例仍較大；其二，中產階層所占比例明顯有所上升。根據筆者所帶領的課題組的測算，目前中國中產階層（包括其家庭成員）占全國總人口的26%~28%，人口有3億多。下面筆者試先闡述以下四大整體變化。
第一，城鄉人口結構發生根本變化。就整體社會結構來看，從21世紀初葉中國以農村為主體，變為當前的城市常住人口為主體的社會。通常用城鎮化率來顯示這種變化。2001年，中國城鎮人口48064萬，占總人口37.7%；鄉村人口79563萬，占62.3%。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90199萬，占63.8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0979萬，占36.11%。也就是說，中國城鄉人口比例正好倒了個個，當年是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占6成以上，而至2020年居住在城鎮的人口則占了6成以上。
城鄉關系變得復雜化了。城鄉差異歷來是中國的最大問題之一，但目前亦有新的特征，就是城鄉差異出現了復雜化和多元化局面。僅從收入曲線看城鄉之間差異，將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與農村年人均收入加以比較，差距有一些縮小，過去城市是農村的3倍以上，現在是兩倍多一點兒。但實際情況要遠比這種平均數的比較復雜得多。今天，農村與農村的分化也很突出。農村、農民有很貧窮的，也有很富裕的。城鄉關系比以前復雜多了，以前農村發展主要通過城鎮化、農民市民化解決。現在農民不愿意被市民化，因為市民化就要失去土地，而土地是財富之母。這樣的案例很多，不少地方土地確權后，農民手里有土地證、宅基地證、房產證，不少村莊將地權股份化了、將集體財產股份化了，農民成為股權持有者，獲得很大的分紅利益。尤其是離大城市不太遠的農村，出現了一批富裕起來的、創建了新機制的鄉村。總的來看，離大城市近的農村富裕一些，離大城市遠的、邊遠地區的農村落后的多一些。
第二，城鄉人口結構變化帶來居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這樣一種城鄉人口結構的巨大變化，所帶來的社會變遷是全方位的。數億人的生產方式從農村的農業勞動，轉變為城市、城鎮的工業勞動、服務業勞動、商業勞動。生活方式的變化也是根本性的，從農村的那種“房前屋后種瓜種豆”、養雞養豬自給自足，日常生活基本上不用花錢的生活方式，轉變為幾乎所有事情都要通過商業交換才能夠實現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很多老人都不太適應，另一方面確實極大地提高了人口的市場消費水平。轉變為城市生活以后，住房面積顯然遠不如之前寬敞，但生活的便利程度明顯提高，出行條件也是農村無法比擬的。那些“農轉居”轉變為城鎮市民的人，獲得了城鎮居民的社會福利保障權利，所以，權利權益也發生了巨大變遷。當然，對于很多人來說，最難改變的還是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城鎮生活也在每日每時訓練人們遵守現代城市文明的行為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權利權益、文明行為，這四個方面的變化，很多難以作量化的描述，但所帶來的巨大社會變遷是真實的。
第三，職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遷。我們先來看看三個新生的職業群體。其一，快遞員或稱“快遞小哥”。根據《2020—2025年中國快遞行業市場前瞻與未來投資戰略分析報告》，目前中國外賣員、快遞員總數達到1000萬人，而且其增長速度是十分驚人的，2018年該職業群體人數僅300萬。其二，網約司機。根據2019年10月的報道，中國網約司機從業人數達到3000萬。其三，網銷人員。中國城鄉從事網絡銷售的人群，是一個大得無法統計的人群，迄今沒有官方統計數字。據我們日常觀察看，各個年齡段的很多人都有在網上銷售的經歷，甚至在微信群里，網銷也是常見現象。上述三個龐大的從業群體，很多人都是兼業的勞動者，很多人都是一天打幾份工。所以，這種新的從業方式，在中國歷史上亦屬創新。當代中國史上曾經歷過人人一生都只在一個單位、一個職業工作的“鐵飯碗”時代。1990年代中后期勞動力市場化以來，勞動者更換工作單位以及職業變遷已成為比較普通的事情。而今天出現的新趨勢是，哪一種勞動掙錢快，勞動者就會涌入哪一個勞動力市場，而且不少人都是在兼職工作。如此，研究者要想嚴格區分每一個人的職業位置，就變得比較困難。
第四，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社會經濟地位與小城市、小城鎮人口社會經濟地位的巨大分化。正如上文所述，在中國整體社會結構上，城鄉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由于持續多方位的政策調整，城鄉之間的差異有了很大變化，很多農民開始到家鄉附近的城市或城鎮買房，從鄉村生活轉變為城市生活。而與此同時發生的一個巨大變化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存在著巨大的分化。這種分化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城市之間職業地位的分化。人們的職業地位是一種綜合社會地位，它暗含著社會地位、經濟收入、聲望等，非常重要。我們先看下表1：
上表1中的城市都是中國官方正式定義為城市的地區，而不同類型城市的定義是：市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者為小城市，50萬至100萬以內者為中等城市，100萬至300萬以內者為大城市，300萬至1000萬以內者為特大城市，1000萬及以上者為超大城市。由于國家尚未公布“七普”的職業數據，所以這里引用的是“六普”的數據。不過，可以看到，即使中小城市的規模其實也是不小的。職業地位的區分是采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此不詳述。從上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尤其是本市人口，超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人口職業地位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所以，近年來，很多大學畢業生雖然想回家鄉參加建設，但感到中小城市的職業結構與自己在大城市大學里所學習專業的職業結構不匹配。這樣，人才就更多地從小城市流往大城市。人才是城市發展的關鍵，人才的流失就更易造成小城市發展的惡性循環。
其二，筆者認為，這種超大城市、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差異，是一種“政治經濟社會區域體”的差異。所謂“政治經濟社會區域體”，是中國一種比較突出的現象，由于政府在資源配置上起到了最為突出的作用，每一個地區都是有行政級別的，資源配置也大體上依照這種行政級別配置。所以，級別高的大城市自然獲得更多的政治、經濟、社會資源，小城市即使再有市場活力也比不了這種按照行政級別給與的全方位資源配置。
其三，這種差異也突出體現在房價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價無論怎樣控制，還是呈攀升的趨勢。而中小城市的房價雖也有上升，但大多數呈下降趨勢。北京大學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財產的構成中，79.8%是房產。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價越來越高，小城市的房價不升反降，這本身就代表著家庭財產的分化，這是導致財富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處理大城市房價的循環累積效應，迄今仍是一道難題。
二、關于中產階層與中等收入群體的變化
關于中國中產階層的變化趨勢，也可以放在上面的整體結構中來談，但由于文字較多，這里就專門來談。關于中產階層與中等收入群體，近年來成為中國媒體界以及社會各界討論的熱門話題。中等收入群體當然好理解，就是按收入劃分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體。從社會學角度看，處在一定收入水平上的人群也必然具有其職業特征、受教育特征、經濟財產地位特征、生活方式特征，等等。所以，社會學界比較多地是使用中產階層的說法，其實中產階級、中產階層、中間階級、中間等級、中等階級，對應的英文都是一個詞：middle class。
中產階層在中國的發展是21世紀以來的突出現象。21世紀，中國財富總量急劇擴張，這是中產階層增長的經濟基礎。在中國經濟迅速攀升的時期，當時比較樂觀的估計，中國中產階層8年增長了8個百分點，每年有800萬人進入中產階層，認為中國現代社會結構初步形成；也有人提出，調查證明中國主觀認同中產階層的比例是比較高的。然而，這種比較樂觀的估計，近來受到重大沖擊。
2020年初突發新冠疫情后以實體服務業為主體的大量中小微企業受到重大沖擊。據報道，中小微企業收入降低 69.5％。很多中小微企業堅持不下去，就只好破產倒閉，城市白領群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壓力。城市白領群體大多是到城市就業的大學畢業生，他們首先遇到的是房貸或租房的壓力。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收入穩定，一般還有能力償還房貸，若一旦收入下降或失業，往往就只能求助于父母的補貼，但如果父母亦無能力資助，那就面臨著失去房屋、失去以往所有為房屋的付出，甚至面臨著因失去工作而不得已離開城市返回農村老家的風險。再有就是維持中產生活水平的壓力。中產的生活方式意味著日常消費、子女教育、社會交往等都處于明顯高于低收入者的水平，一旦遇到突如其來的經濟打擊，他們就不得不退出中產的生活方式。中國中產階層的比例本來就不高，根據筆者的計算和參考其他學者的數據，目前大約僅占全體就業者的25%。中產階層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地位比較穩定的中產核心階層，而是處于中產邊緣層的位置。筆者以往的研究證明，中國中產階層的73%處于中產階層的邊緣狀態。處于邊緣狀態就意味著，一旦受到經濟上的沖擊，就可能會從中產階層跌入低收入群體。再加上目前極其不利的國際局勢，眾多發達經濟體從多方面對中國經濟實施打壓政策。所以，以往對于中國中產群體發展比較樂觀的估計，恐怕要調整；對于中國中產階層未來發展速度的預期，恐怕要有所降低。
當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中共中央在新時期提出的重大戰略。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就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戰略作了重要講話，使用了“中等收入群體”的說法，將“者”改為“群體”，意義重大。習近平詳細闡釋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具體措施：第一，必須堅持有質量有效益的發展，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為人民群眾生活改善打下更為雄厚的基礎；第二，必須弘揚勤勞致富精神，激勵人們通過勞動創造美好生活；第三，必須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第四，必須強化人力資本，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力度；第五，必須發揮好企業家作用，保障各種要素投入獲得回報；第六，必須加強產權保護，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增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感。黨和國家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戰略。
筆者曾經分析中國中產社會形成的三大渠道：第一，正規教育渠道；第二，專業技術渠道；第三，市場渠道。筆者以往的研究證明，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里，社會地位上升人數最多的是通過市場渠道。中國勞動者人數最多的還是農民、農民工，他們實現社會地位上升，絕大多數是通過辛辛苦苦的小本經營、市場經營。所以，我們的城市管理者要特別注意保護中小經營者的權益，絕不要打擊他們，更要學會精細化管理，營造規范良好的經營環境。出身于農民的這些經營者，通過經營、營銷實現社會地位上升，能夠從底層爬上來非常不易。未來的中國，要想實現中產社會，還必須對于經濟上的壟斷有嚴格的法律約束。高度壟斷的經濟是摧毀億萬中小微經營者的殺手。歷史經驗證明，中華民族非常善于經營，如果想在我們這樣的巨型人口社會實現中產社會，就必須創造有利于億萬中小微經營者的制度環境。
三、關于中國的貧困群體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在貧困治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減到2019年底的551萬，到2020年底，黨和政府宣布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已全部脫貧、貧困縣已經全部摘帽。這樣的成就為全世界所矚目。
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處理貧困問題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從理論上看，貧困是區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兩種不同情況的。所謂絕對貧困，是指低于維持人們有效活動的最低指標，這個理論和測量最早是由英國社會學家朗特里（B. S. Rowntree）提出的。當然，不同歷史時期絕對貧困的測量標準也有很大差別。中國絕對貧困測量標準的最初嘗試是1984年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研室提出的。當年是以口糧為標準，提出人均口糧南方稻米產區 400斤以下，北方雜糧產區300斤以下。可見，當年的標準是非常低的。此后，改為用人均年純收入測量，最初是只有兩三百元人民幣。即使是這樣的標準，如1989的標準是259元，該年的貧困人口為1.06億。此后，該標準每年都有很大提升，到2011年該標準為2300元（這與該年世界銀行的標準是一致的）。由于標準提升了，該年中國的貧困人口為1.06億。2019年標準是3218元，2020年底標準是4000元。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按現行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當然，除了人均年純收入的標準以外，中國還制定了相應的其他保障標準。
那么，什么是相對貧困呢？所謂相對貧困，指相對于社會上平均生活水平而言，有一部分人處于社會生活水準的最下層。因而，相對貧困測量的是財富或收入在不同社會階層、社會群體之間的分配份額。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所以處理相對貧困問題，將會是中國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任務。目前，中國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財富和收入差距問題還比較突出，所以需要從資源配置體系和制度、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體制等諸多方面推進改革。與相對貧困的斗爭，要有長期奮斗的思想準備。
下面僅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角度，討論一下中國城市相對貧困問題的未來趨勢和解決辦法。2020年底以前，中國扶貧脫貧工作的重點更多是關注農村地區，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以后，我們必須注意，相對貧困的問題在城市中開始凸顯。這一方面，是因為上文所說的中國已經變為城市常住人口為主的社會；另一方面，城市的貧困問題有其特殊性。在農村的農民以土地為生，只要種地總還會有一點兒收成，多數農民家庭種菜、養雞、養鴨、養豬，一般總還能夠維持基本日常生活。而城市居民，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需要錢，一旦沒有了工作、斷了生活來源，若再無積蓄，那真的是會陷入絕境。針對這個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271號決定，從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根據這個條例，全國每個城市都制定自己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在制定標準時，要考慮到維持當地城市居民家庭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費用，并適當考慮水、電、燃煤（燃氣）費用以及未成年人的義務教育費用等。
當然，全國不同城市的情況存在很大差異，特大城市、一線城市生活費用較高，其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也就會稍高些。下面我們試比較一下北京和石家莊的城市居民低保標準。2020年7月，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由此前的家庭月人均1100元調整為1170元。在過去八年時間里，北京的標準一直逐年提升，從過去的家庭月人均500元、520元、580元、650元、710元、800元、1000元一直提升到現在的標準。相比北京的標準，石家莊由于城市日常生活費用較低，其城市低保標準僅為家庭月人均671元（8052元/年）。當然，石家莊也是逐年提升到這個水平的。根據國家規定，當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達不到這個水平時，就可以向最基層的城市社區居委會申請，經核準后，由民政部門發放，發給現金，補齊到這個標準。
從上面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城市貧困問題，相對貧困的特征更為突出，該標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受到物價的影響，如果物價大幅上升，就要相應調整補助的標準。又如，因受到新冠疫情的打擊，一些人失去工作，一下子沒有了生活來源，那就要及時向有關部門申請。還要特別注意的是，目前中國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針對有該城市戶籍身份的居民，如果是外來打工者、外來流動人口則無法享受該城市低保福利。譬如，北京市常住人口近2400萬，但有北京市戶籍身份的只占一半，另一半1200萬外來打工者、外來流動人口，雖然常住在北京，卻無法享受北京的低保福利。再者，中國多數地區，城鄉之間的低保標準還有很大差異。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相對貧困會長期存在，與貧困的斗爭會是一項長期任務。
從社會學理論與實踐看，在試圖解決貧困問題時，最為艱難的當屬“文化貧困”。也就是說，貧困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會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化體系。這種現象在中國西部的一些過去稱為“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特殊文化族群”中可以看到。貧困群體由于長期生活在貧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形成了一種“貧困亞文化”，對于周圍的人群、對于后代產生影響，甚至代代相傳。中國的一些扶貧計劃曾經遇到過這樣的事情：當地的扶貧干部幫助少數族群貧困群體搬到了平原地區，搬到了新家，結果后來，很多人竟又跑回原來落后的山里，說是在平原生活不適應。所以，如何教育這樣的群體形成積極上進、具有奮斗精神的價值觀，形成全新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將是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
四、關于貧富差距問題
上面談到貧困群體，這就必然涉及與富裕群體的比較，即貧富差距問題。測量貧富，通常是測量財富或收入。由于測量財富比較復雜、不好操作，所以通常測量收入，所以也稱為收入差距問題。
21世紀以來，中國貧富差距確實一直處于高位。下面都用基尼系數顯示貧富差距，采用的是中國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16。如此低的基尼系數，在全世界是極為罕見的。這與當時中國均等化的分配體制（包括住房的分配體制）、票證供應的特殊分配體制等有直接的關系。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逐步建立了市場配置資源的體制。市場的原則是激烈競爭、優勝劣汰，這樣中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一路攀升的。根據筆者的數據，1988年為0.38，1994年為0.43。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見下圖1），在21世紀之初是呈現出繼續上升趨勢的，但2008—2009年達到0.49以后，又逐年下降，2015—2016年中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6~0.47。2016年以后，國家統計局未公布新的基尼系數數據，所以，我們就暫且分析在這樣水平上的貧富差距情況。
社會分層研究從兩個方面來看待貧富差距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誰得到了多少份額？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會得到這樣的份額？從第一個問題看，中國改革開放以前廣大居民得到的份額確實差距很小，而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到了21世紀，居民的收入差距明顯較大。從基尼系數看，有些研究機構的基尼系數還大大高于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如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提出2010年中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基尼系數是0.61；北京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報告提出，2012年中國城鄉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73左右。當然，這都是非官方數據。盡管不同報告有差異，判斷21世紀以來中國的貧富差距較大則是社會各界比較一致的共識。當然，圖1也顯示，2008—2009年基尼系數達到高峰后，出現下降趨勢。但迄今還是不低于0.46的水平，仍處于較高的位置上。
怎樣看待這種基尼系數較高的情況呢？這就涉及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會得到這樣的分配份額。上面的分析已經指出，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居民家庭人均基尼系數很低的原因是由于采取了用行政體系、票證制度來配置資源，其結果是“均等化程度”確實很高，但這絕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在資源極其有限的情況下維持供應的不得已做法。所謂“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分配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損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和經濟效益。1950—1975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世界上一般工業化國家的差距是越來越大，顯然僅僅觀察第一個問題還不行。筆者在1990年代曾經作過一次大規模城市居民入戶抽樣調查，研究家庭經濟史。結果發現，1950—1994年，中國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數最低的一段時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所以，僅僅追求很低的基尼系數不是我們的目的，廣大人民群眾并不愿意過當年那種普遍貧窮、商品短缺的日子。
21世紀以來，中國的基尼系數確實處于高位。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上文也分析指出，與市場配置資源的體制有直接的關系。市場是怎樣配置資源的呢？中共中央的文件表述是“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也就是說，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各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盡管中央文件多次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普通工人、農民勞動獲得的報酬還是很低的。相比之下，資本的獲益具有明顯的“雪球效應”（越滾越大）。再有就是經濟的高壟斷造成了少數壟斷者獲利極大，而多數勞動者利益受損。中國是超巨型人口社會，有14億人口、有4.9416億家庭戶，要想讓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富裕起來，就必須更多地保護中小經營者、小微經營者的經濟利益，并嚴格約束壟斷者對經濟資源的控制。
總之，造成中國當前較高基尼系數的原因是極其復雜的。在初次分配中，市場競爭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一些。近來，操作型技術人才短缺，這樣一些高技能的一線工人的工資水平就上升了，甚至超過了坐辦公室的白領工作，這也是中共中央多次強調要擴大培養高技術工匠型人才的原因。社會的再分配是由稅收、社會福利、社會保障體系完成的。此次十四五規劃就特別強調要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此外，社會還有第三次分配，也就是全民都參與的慈善、扶貧、幫助他人的事業。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標，確實需要全民的參與。黨和國家政策的調節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全體人民樹立起這樣的理想信念和目標，那么共同富裕也是難以實現的。所以，在21世紀，如何使得全體人民樹立起這樣的理想信念和目標，其任務也是相當艱巨的。
五、關于社會流動與階層固化的問題
關于社會流動、階層固化，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特別是每當高考前后，社會上討論的熱門話題就是高考是否還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社會上流行一種觀點：認為目前中國出現了階層固化，并認為富二代、官二代等現象就是階層固化的體現。
那么，社會學是怎樣測量社會流動和測量階層是否固化的呢？社會學是通過稱之為“代際流動”來測量。就是通過大樣本的家庭戶抽樣調查，記錄城鄉不同類型的家庭中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兒子（女兒）的社會地位（包括職業地位、經濟地位、教育地位等），然后，通過數據分析得知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各種社會地位的變化情況。當然，這種社會地位變化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降，將上升和下降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流動的比率。比率高、流動率高說明代際之間的關系沒有固化，反之，比例很低則說明階層固化。
根據這樣的測量方法，試分析一下中國的代際流動率到底如何？陸學藝及其課題組2004年發表的成果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代際流動率明顯上升，改革開放以前是41.4%，改革開放以后是54.0%，而且是上升流動更為突出，改革開放以前上升流動是32.4%，改革開放以后上升流動為40.9%。這意味著，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改革開放讓人們有了更多的上升機會。再者，對于現有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的分析，發現他們的父母是干部、企業管理人員和企業主的總共占比15.4%。也就是說，其余84.6%的現有管理者是來自其他各階層的家庭：9.2%來自專業技術人員家庭，9.2%來自辦事員家庭，3.1%來自小業主家庭，16.9%來自工人家庭，46.2%來自農民家庭。易言之，從全國社會調查數據上看，并不支持階層固化的觀點。當然，該研究也解釋了，雖然在現有的管理者中，來自農民家庭的比例很高，但是由于農民在整個人口中占比很高，超過總人口的60%，而管理者在全中國人口中占比很低，故從概率上看，管理者家庭出身的人進入管理者職位的概率還是要明顯高于農民家庭出身者的概率。
下面，筆者采用兩個數據：一個是1990年代中期筆者組織的全國城鄉等比率等概率抽樣入戶調查數據，圖2中顯示為1990年代；另一個是采用中國人民大學調查中心的CGSS數據，圖2中顯示為21世紀。
在圖2中，縱坐標顯示的是代際流動率，橫坐標顯示的是被調查者的出生年份，從1934年以前出生的，直到1975—1979年出生的、1980—1989年出生的。比較的變量是這些被調查者與他們父輩相比，職業地位發生了什么變化。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總體代際流動率還是比較高的。而且，這種總體流動率表現出的特征是：越是年輕的一代人，流動率還是逐年攀升的。用1980—1989年出生、1975—1979年出生者與前幾組出生的人比較，代際流動率明顯上升。所以，從全國的調查數據上并不支持階層固化的說法。當然，筆者也同意上述陸學藝等學者的分析，由于農民、農民工的人口基數巨大，而高層管理者、高層技術專家的人群很小，所以從概率上看，后者的子女進入管理階層的概率比前者還是要高一些。
問題是怎樣解釋當前遇到的矛盾現象呢？即一方面，如數據顯示，從歷史比較的角度看，中國實際的代際流動率還是上升的；另一方面，媒體上、社會上流行的觀點是社會階層固化。為什么會產生如此突出的矛盾呢？筆者認為，中國目前的代際流動率較高比較好理解，因為中國仍處在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城市化、產業化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城鄉發生巨變，人口最為巨大的群體——農民、農民工及其子女發生職業地位變遷，所以計算總體代際流動率時當然會較高。那么，社會上流行的階層固化的觀點，又是怎樣形成的呢？不能否認，這確實源于一些具體的案例觀察。比如，在一些基層村莊、鄉鎮、縣的管理部門，有明顯的裙帶關系現象，這是老百姓直接可以觀察到的。當然，我們確實也可以發現另一些不同類型的案例，即一些父輩職業地位較低家庭的孩子，通過自己的奮斗實現了地位的上升。另外，地位很高的名人、富人、明星等，他們的媒體影響力巨大，引起億萬人的關注，其子女占據高地位就更受到全社會的關注，久而久之容易形成“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的觀念。所以，僅用案例來解釋，肯定不具有代表性，社會學還是強調采用嚴格的全國抽樣調查的方法來獲得數據，計算出能夠代表全國人口的結論。這也體現了社會科學實證調查研究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那么，中國的代際流動率在國際上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呢？上面圖2顯示，21世紀以來，中國的代際流動率在國際上也屬于比較高的。1990年代時，中國的代際流動率與美國近似，都是0.4多一些，而21世紀中國總體代際流動率為0.55以上，這顯然是高于美國的。美國的流動率在國際上算是中等的，代際流動率最高的是北歐一些國家，如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等。這些國家的代際流動率高，是因為它們都屬于高福利國家，社會上的階級、階層現象已經極為弱化了。國際上代際流動率低的國家，或也可以稱之為階層固化的國家，多是階級現象比較突出的，如南亞、非洲等地區的國家。譬如，印度代際流動率就比較低，這與其階級階層現象比較突出有關。印度雖然在法律上早已廢止了種姓制度，但由于歷史文化的傳承，種姓與階級階層還是有關聯的，所以階層固化現象還是比較突出的。
總之，在21世紀，中國的總體代際流動率還是比較高的。代際流動率高是好事情，因為高流動率意味著社會具有活力，意味著讓更多的人具有通過自己的奮斗實現地位上升的機會。當然，隨著城市化、產業化的逐步完成，未來造成較高流動率的有利條件就逐步失去了。所以，要保持較高的社會流動率，還需要作出更多的體制優化和體制改革。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所以，在21世紀里，通過深化改革，破除多種體制機制障礙，保持較高流動率的任務還是極為艱巨的。
六、關于新的社會階層問題
所謂新的社會階層，是指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在社會整體結構變遷的背景下，新產生了一些社會階層。當然，從社會分層的角度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各個階層幾乎都發生了新的變化。上文也提到，很多新生的職業群體越來越多地成為各類產業和市場的主體，這些都是新階層。但在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中，新的社會階層是有特定含義的，其所體現的理論含義是：從統一戰線的角度看，在新的社會局勢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團結更多的社會力量。2020年新修訂和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提出，新的社會階層主要包括：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新媒體從業人員。
由于新的社會階層所涵蓋的群體較多，囿于篇幅，筆者在此主要談一下民營企業管理者問題，這也涉及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階層理論上遇到的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
對于民營企業管理者或民營企業家的評價，我們有過重大的理論革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時，我們稱之為資本家或資產階級，雖然在憲法中提出，“資本家所有制”是四種合法的所有制形式之一，但在1950年代中期均被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資本家階級也在后來的一系列改造運動以后不再占有生產資料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全新的發展思路，推進民營經濟發展。在改革初期，鼓勵那些老的經營者重操舊業。這一點，體現了中國與蘇聯的巨大不同。在中國，民營企業的中斷，從1956年至改革開放以前，也就大約20來年，所以老一代企業經營者仍大有人在，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發揮了很多創業和承續的作用。而在蘇聯，老的經營者階層連同經營的文化都已經完全消失多年了，這也是后來中國經濟發展與俄羅斯經濟發展局面大不相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21世紀里，中國民營經濟有了更為突飛猛進的發展。目前，中國民營企業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9586.4萬戶，這些企業和經營主體吸納了超過80%的城鎮就業者，是中國企業數量的90%以上，成為21世紀中國經濟非常重要的發展力量。
更為重要的是，在21世紀，中國共產黨已經在理論上闡釋清楚了，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兩大組成部分之一，提出了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兩個毫不動搖”理論。目前，中共中央文件使用的是“民營”企業的說法，過去曾常常使用私營企業的說法，甚至使用資本家的說法，這種稱謂上的變化有著深刻的理論含義。對此，理論界給予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基本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就是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普照的光”。在中國，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事的是為國民經濟服務、為民生服務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是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故今后絕不應該再用具有負面意義的稱謂去稱呼他們。
這也涉及如何看待企業家的問題。在任何現代國家，企業家都是推進經濟社會發展、推動社會創新的最為重要的社會力量。企業家概念，英文為entrepreneur，其原意有創業者、風險承擔者的含義。我們知道，企業家是需要承擔巨大財務分析、經營風險的。所以，在21世紀，能否完成將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任務，一時一刻也缺少不了企業家重大功能的發揮。一大批愛國的、敢于承擔社會責任、敢于承擔創業風險、敢于不斷創新的企業家是保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成功最為重要的社會力量之一。
（作者系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民生經濟研究院院長、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北學刊》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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