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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從三方面加快推進共同富裕

[ 作者:蔡昉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1-07-27 錄入:易永喆 ]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促進和擴大社會性流動”、“社會福利全覆蓋均等化”,蔡昉指出通過三個方面加快共同富裕的推進。他表示,要想把收入結構改善到合理水平,最終還要借助再分配的手段。因此,從現在開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再分配應該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手段。

在他看來,中國應該進入到一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第一個,是脫貧之后的農村低收入群體。黨的十八大以來,大概有接近1億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脫貧,脫貧以后絕大多數不是貧困人口,但仍是低收入群體,如何讓他們逐漸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中非常重要。第二個倍增是進城的農民工。當我們說中國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時候,農民工也勉強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體。但是他們沒有得到充分的社會保障,很多基本公共服務的享受也不均等,只有把他變成城市居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第三個倍增是讓老年人過上中等生活。這是一個龐大的中等群體后備軍,如何讓老年人過上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基本條件。

提及社會福利全覆蓋均等化,他認為2012年以來,制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供給側的速度,是我們潛在增長能力。但從現在開始,隨著中國人口越來越接近于零增長,大概在2025年之前,我們越來越遭遇到需求側的制約,也就意味著我們面臨雙重制約。按照這個分類,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兩個階段和兩類手段結合,就意味著我們在供需兩側同時發力。

與此同時,他還表示,現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福利國家建設。橫坐標是人均GDP,是發展階段,縱坐標相當于福利水平,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概在人均GDP一萬美元到兩萬五千美元期間,社會福利水平從26%提高到36%,提高10個百分點。這10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到了36%,基本就算建成了福利國家。我國政府從現在到2035年正處在這個階段上,因此我們必須要真正建立起這個制度。

以下為發言實錄:

蔡昉: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大家上午好!我們發展財富,管理財富,增值財富,歸根到底目的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基本要求,所以我圍繞《共同富裕三途》講幾點看法。其實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我想強調三個途徑,和我們當前面臨的挑戰相關,我們通過這三方面能夠加快共同富裕的推進。

其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要保持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實現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確定的2025和2030、2035兩個GDP目標,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和基礎。按照潛在增長能力,預測未來想實現兩個目標應該在15年里保持14.7%到14.9%的速度。按照目前趨勢,根據產品要素、人力資本、生產率等提高的幅度來測算到2035年會達到的目標。

從這一點看,第一,“十四五”結束的時候人均GDP可以達到13000—14000美元,實現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第一個目標。2035年,人均GDP會接近于22000美元,非常接近所說的進入中等發達國家,但略差一點。未來潛在的能力不是定數,通過改革可以獲得改革紅利。如果通過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了潛在增長率,可以在2025年實現人均GDP比14000美元多一些,到了2035年人均GDP可以接近于23000美元,這樣就達到今天葡萄牙人均GDP水平,算進入到高收入國家中間這一組的門檻。這是我們必須達到的目標,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一個基礎。

第二,增長要同步。有時候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可以分離的,歷史上GDP的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常常是分離的。但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就同步性非常強,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兩者保持了非常好的同步。只有保持了這個同步,才意味著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轉化為居民收入的提高。這是基本,為此要繼續調整國民收入結構,提高居民收入的份額以及勞動報酬的份額。

第三,要分配。黨的十八大以來,基尼系數有所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幾年后就已平緩,目前基尼系數保持在0.46多的水平。但基尼系數不降到0.4以下,就不是一個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因此還要繼續努力。但初次分配領域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這個水平。從OECD國家的經驗來看,如果把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展示在那,發現有的國家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過0.5,如果不標明國家,有人會認為是拉美國家。要想把收入結構改善到合理水平,最終還要借助再分配的手段。因此,從現在開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再分配應該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也顯示,經濟增長也好,技術變革也好,全球化也好,都可以做大蛋糕,但都沒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機制,所以再分配手段必須有所訴求。

其二,促進和擴大社會性流動。

這點在黨的十九大已經明確提出,促進社會性流動。它的含義是什么呢?就是歷史上講流動的時候講的是橫向流動,農民工從原來務農轉移到非農產業、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區,這是橫向。但是在橫向流動中也有縱向,收入提高了,身份、地位也提高了,有些在崗位上獲得了更高的提升。

但是那個時候,第一,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有普九,有高校擴招,讓更多的人進入教育序列當中。第二,經濟增長非常快,蛋糕做得非常大。現在我國已經進入中等增長、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長時期,勞動力的流動也顯著放慢。在這個時候,應該關注的是向上的流動,縱向的流動就更加重要。如果沒有切實的手段,社會性流動容易變成零合博弈,相當于擠一輛公共汽車,你擠上來我就掉下去,這種現象會發生,也會產生社會沖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在于社會流動。宏觀來看,每個組都提高是今后必須保障的,不能做到這點就不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從微觀上,每個家庭也不斷增加收入,但今后可能會具有零合博弈的性質,有沒有可能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明顯慢于其他家庭,有些從中低收入群體到次高收入群體,這是關鍵,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

我們提出,應該進入到一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從數量上說,我們完全可以實現這個倍增。我簡單介紹一下:第一個,是脫貧之后的農村低收入群體。黨的十八大以來,大概有接近1億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脫貧,脫貧以后絕大多數不是貧困人口,但仍是低收入群體,如何讓他們逐漸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中非常重要。十八大以來在脫貧的人數有近一億人,還有一些反復脫貧,還有以前的低收入群體,規模相當龐大,一定是以億來計的人數。按照OECD的相對貧困標準,就是居民收入中位數的50%。按照我們的情況看,2019年的中位數,農村是14000元多一點,它的50%就是7000元多一點,明顯大幅度低于最低20%的家庭。2020年之后這個情況好多了,但是假設農村還有30%的家庭,或者30%的人口還處在相對貧困線之下,就意味著這是1.5億以上的人口。如何讓這些人口逐漸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呢?數量非常可觀。

第二個倍增是進城的農民工,按照2020年平均工資標準,他們是4500元多些,當我們說中國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時候,其實月收入就已經是它的下限了。因此農民工也勉強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體,但是他們沒有得到充分的社會保障,很多基本公共服務的享受也不均等,只有把他變成城市居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否則的話他是非常不穩定的。去年因為疫情的原因,造成外出農民工和住在城鎮的農民工顯著減少。這部分人如何迅速把他們變成中等收入群體,意義非常巨大,足以實現倍增計劃。

第三個倍增是讓老年人過上中等生活。人口普查后,老年人口比原來想象得大,老齡化程度比原來想象得程度高,目前65歲及以上高達1.9億,60歲以上高達2.7億,這是一個龐大的中等群體后備軍,如何讓老年人過上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們老有所養的基本要求。同時,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基本條件。

其三,社會福利全覆蓋均等化。

很多人可能都讀過波特寫的《國家競爭力》,這里面他講到經濟增長跨越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要素驅動,靠資源和勞動力豐富;第二個階段是投資驅動,配合資源大規模投入資本,可以保持高速增長;第三階段是創新驅動,越來越多的要用技術和生產力提高;第四階段是財富驅動。但是,對波特來說,他說前三個驅動經濟增長是上行的,恰恰到了財富驅動階段,說是經濟增長是減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會陷入停滯。

因此,對中國來說,我們的核心是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緊密結合,讓兩者同時發揮作用。可以簡單地說,中國長期以來,特別是2012年以來,制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供給側的速度,是我們潛在增長能力。但從現在開始,隨著中國人口越來越接近于零增長,大概在2025年之前,我們越來越遭遇到需求側的制約,也就意味著我們面臨雙重制約。按照這個分類,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兩個階段和兩類手段結合,就意味著我們在供需兩側同時發力。

到了這個發展階段,現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福利國家建設。橫坐標是人均GDP,是發展階段,縱坐標相當于福利水平,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概在人均GDP一萬美元到兩萬五千美元期間,社會福利水平從26%提高到36%,提高10個百分點。這10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到了36%,基本就算建成了福利國家。我國政府從現在到2035年正處在這個階段上,因此我們必須要真正建立起這個制度。除此之外,建立福利國家也保證了人的基本需求,就可以實現社會政策托底,支撐創造性破壞,否則沒有宏觀層面的支撐就永遠會在微觀層次,去保崗位、保產能、保企業、保產業,最后的結果就是舊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業不能退出。

有人說福利國家這個詞像是從搖籃到墳墓,有民粹主義的嫌疑,其實不是,國力到達一定發展階段,必然走這個路。我們有中國特色,就是七個“有所”,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我們既要關注供給側保持潛在增長能力,也要從需求側,從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費能力的提升,以實現潛在增長力。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日報》2020年12月0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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