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非常高興到復旦大學。田野處在江湖之遠，要在江湖之遠采集廟堂之高所沒有的信息，然后回到廟堂之高的學術殿堂。來自田野的我們與各位對話和交流，希望有新的收獲。
我們做田野政治學的，有兩大基本問題：一是政治學為什么要到田野中去？二是田野為什么要有政治學，到田野去之后對政治學有什么貢獻？這是我們做田野政治學要解決的兩個問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國家化”便是田野政治學為政治學提供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的生成和發展有一個過程。主要有五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是有國家關照的田野。
我們講的田野不是自然狀態的田野，而是“國家化”的田野。剛開始做農村農民問題的時候并沒有“國家化”這個概念，但有國家的關照。30多年前，我與復旦大學首次合作是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做會務工作。我們兩家政治學的起步相同，但后來的路徑不一。復旦的政治學比較偏重政治學理論，我們進入農村農民問題研究。當時農村農民問題是一個公共性的議題，它作為一個研究對象，是各個學科都要研究的。教育部社會科學司原司長顧海良教授說，農業是經濟問題，農村是社會問題，農民是政治問題。為什么農民問題是政治問題呢？也就是說它涉及到農民與國家的關系。政治學在公共議題中要有學科意識，也就是說要有國家關照。特別是中國政治是在農村和農民的國度里產生的，離開了農村和農民是無法真正理解中國政治的。
第二個環節是將現代國家引入對農村政策的理解。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在農村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從改革開放之后的一系列一號文件，一直到90年代以后。傳統國家的農村主要依靠自我調節，皇權不管生產。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國家越來越深入的進入到農村。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農村政策。農村政策當中的最大一個變化，就是對農業稅的取消。我們都知道90年代三農問題最為突出，農民負擔特別沉重。怎么去破解？最大的變化就是農業稅的取消。怎樣從政治學來解讀國家取消農業稅？當時我們運用了現代國家的理論?，F代國家的理論是從西方傳過來的，當時也是伴隨著“治理”引進過來的。我們把現代國家理論運用到農業稅取消的解讀。因為納稅在傳統國家是天經地義的，那么免稅在現代國家則是理所當然的。在傳統國家，無論你收入多少都要交稅，“天干地裂，皇糧國稅少不得”。免稅在現代國家是理所當然的。這個“理”是什么理呢？就是現代國家的合理性。一些在傳統國家里天經地義的事情，在現代國家里發生了改變。在現代國家，收入越多的人納稅越多，這和傳統國家是不同的。這種從傳統國家到現代國家的變化需要政治學進行解釋，從現代國家的合理性的角度，闡述為什么某個政策、某個行動是合理的。
第三個環節是對“下鄉”活動加以政治學概括的“國家化”。
農業稅與“三提五統”，混雜在一起，即“村提留、鄉統籌”?！叭嵛褰y”廢除以后，鄉、村干部的工資發放、公共設施建設都成了問題，對基層政權造成了影響。針對問題，就產生了許多主張，一種主張是“廢鄉”，廢除鄉鎮政府。一種主張是“精鄉”，是把鄉鎮政府改為相應的派出機構。還有一種主張是“壯鄉”，國家權力要不斷延伸下去，鄉鎮要做大做強。各種各樣的主張說明大家開始注意到了基層政權，但各說各話，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對話平臺，難以形成一種學理性的解釋，更多是政策性的主張。從農村具體的發展實踐來看，出現了很多“下鄉”活動，比如行政下鄉、送法下鄉等。當時流行“壓力型體制”一詞。“壓力型體制”就是派下去各種各樣的行政任務，村民自治機構變成了完成政府指派任務的組織。有的下鄉活動結果比較好，有的下鄉活動效果不太好。為此我寫了一系列文章。后來想把各種各樣的“下鄉”活動用一個概念統合起來，為此寫了一本書，即《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這里的國家主要指的是現代國家，農民性主要指的是傳統社會特性，國家要把分散分立的農民整合為一體，就是鄉村整合。在這本書里，“國家化”作為一個統合性的概念被提出來了。
第四個環節是基于中國內在歷史的“國家化”。
以前的國家化理論更多是來自西方，更多是單純地接收。理論適用的范圍和效度沒有被反思。當我們的研究從村民自治轉向制度根基的時候，這種反思就出現了。以前我們是從民主的角度介入村民自治的，后來進行了三次鄉村實驗。第一次實驗是湖北黃梅實驗。當時我們在做選舉動員的時候，大家都是很興奮的，選舉當天卻很少人到現場。分散的村民各自行動，花費很大力氣發動選舉，結果不理想。這給我們一個啟示是，農村很難用選舉組織農民，分散的農民不組織起來很難參與政治。第二次實驗在安徽蒙城。民主參與必須要組織起來，但要把農民組織起來不容易，一組織起來又有可能超出預期，超越可控的范圍。第三次實驗是在廣東進行的農民能力實驗。這一系列實驗說明，中國的田野不是自然狀態的原野，田野之中是有國家的。經過幾次實驗，我們的視角從民主的制度轉向了民主的根基，民主制度下鄉之后為什么會變形，和我們預想的完全不一樣？這促使我們進入中國歷史的邏輯、回到歷史的軌道研究問題。我們對外來理論有了反省，國家建構是在什么基礎上產生的，開始反思現代國家理論的土壤。西方現代國家是在封建的空地上產生的，這是我們照搬過來的一個概念。但隨著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我們知道中國很早就有了中央對地方的滲透。早在秦朝，就有分家立戶、編戶齊民。自從有了國家（廣泛意義上的國家，不是專指現代化國家）、中央政府以后，就有了國家權力向社會的滲透，西方歷史上沒有這種經驗。因此這種現象被稱作“早熟國家”。這種早熟又會產生什么結果呢？已有理論沒有深入探究，我明天上午會講這一問題。
第五個環節是作為理論與方法的“國家化”。
國家化概念轉換的動力是從田野中來的，但如果這種理論只能解釋田野中的現象，就比較狹窄，有局限性。因此要把它提升到理論和方法的程度，用理論解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陳老師和吳老師在做的研究了，等會他們會發言。我主要是說，“國家化”是一個由田野到學理，由經驗到理論的轉換過程。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田野政治學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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