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應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之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改革的人本邏輯已經推進到5.0版。在筆者看來，1.0版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2.0版就是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3.0版就是鄉村振興、解決城鄉的差距問題，4.0版就是共同富裕，5.0版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推進共同富裕作出重大部署，提出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遠景目標。實現共同富裕首先需要深刻認識共同富裕的人本邏輯，它體現七個“人”的特征。
第一，從范圍上看，是全體人。共同富裕既包括城市，也包括鄉村；既包括發達地區，也包括欠發達地區；既包括社會精英，也包括普通民眾；既包括有勞動能力的人，也包括無勞動能力的人。也就是說，只要是中國國民，不分城鄉、不分地域、不分行業，都應實現同步增長的生活富裕。當前距離這一目標還有較長的路要走，根據國際標準，收入相對合理的基尼系數是0.3—0.4之間，而我國始終處于0.46以上，仍屬于收入差距較大范圍。2020年，我國20%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0294元，是20%低收入組的10倍以上，如果計入灰色收入，這個差距可能還會更大。因此，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做到區域兼顧、城鄉一體、業態均衡、統籌推進。尤其要彰顯勞動的價值，及時剝離資本的不當得利，不論是掃大街的，還是搞金融的，都能實現共同富裕。就空間格局看，從宏觀戰略上應高度關注兩條線，一是秦嶺淮河的南北氣候分界線，南方農業生產條件好，但多發展工商業，農業漸衰；二是從黑河到騰沖的“ 胡煥庸線”，線東36%的面積居住著96%的人口，線西64%的面積居住著4%的人口，貧富差距東西十分顯著。統籌協調南方北方東部西部實現均衡發展、共同富裕是我國面臨的一個長期、艱巨的大挑戰。
第二，從內涵上看，是多種需求的人。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是共產黨人追求的根本目標。當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物質需求滿足之后，琴棋歌舞詩書畫的精神需求便提上議事日程。對物質的需求屬于最初級的需求，而精神需求是最高級的需求。我國城鄉之間、東西之間差的不只是物質上的富有和欠缺，還有精神上的富足和匱乏。與東部、與城市中的無量前途和熱鬧繁華相比，西部、農村的就業機會少、精神文化生活匱乏，為了謀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全國有2.86億農民外出打工，其中更有1.7億背井離鄉異地打拼。新時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時代的共同富裕，不能只局限于滿足物質供給均衡，還要滿足精神文化生活可獲得的均衡，左手“ 煙火”，右手“詩意”；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腦袋”；既要“柴米油鹽”，又要“詩和遠方”。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會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增長，只有盯緊這些不斷增長的多層次需求，挖掘不同地域、不同地區、不同階層，尤其是農村地區的潛力資源，均衡政策供給，才能確保共同富裕實至名歸。
第三，從時間上看，是多代人。共同富裕不僅要從橫向上考慮覆蓋的全面性，還要從縱向上看持續的長遠性；不僅要實現當代人的共同富裕，還要讓未來子孫也享受發展的成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建成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這種社會形態就是我們現在追求的最高境界——生態文明社會。實現生態文明的核心就是要克服農業文明的被動和工業文明的盲動。農業文明時代生產力低下，人在自然災害面前完全處于被動狀態，今天發達的科技正在許多方面讓人類變被動為主動。工業文明的盲動就是破壞資源、污染環境，所以要克服這種盲動。近年來，隨著政策的高位推動和社會思想認識的逐步轉變，可持續發展理念已經深入人心，一些相應的舉措也相繼出臺，但成果剛剛顯現，舉措尚不成體系，政策的系統性仍有待提高，距離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目前我國已經實現農藥的負增長、化肥的零增長，但這距離綠色化還相去甚遠。美國的生物肥已占總用肥量的50%以上，我國僅10%左右。只有克服農業文明的被動，繼承農業文明遵循規律、適應自然，克服工業文明的盲動，繼承工業文明的高效、快捷，才能實現生態文明。這其中有個度的把握問題，那就是生態限度。人對自然消耗到什么水平，要看自然生態的容忍度、承受力和平衡態，不能超越它的容忍度和承受力，底線就是要適應它的平衡態，即須始終保持自然生態具有自我修復的能力。要把握好這個度，首先要有與之相關的評判指標和對污染程度的精準測算，但現在還遠不到位。尤其是在農業領域，農業排放具有點多面廣的特征，分散多點式排放導致減排核算難度很大。如果沒有精準的測算，碳達峰碳中和的實現就沒有依據，更不用說進行碳交易。因此，要抓緊啟動農業碳排放核算的方法學研究，形成一套管理部門、生產主體、碳交易主體共認的核算方法體系，為后續碳排放的管控、交易等工作奠定基礎。
第四，從目標上看，是具體人。首先，共同富裕的對象不是一個抽象概念。“人”這個概念不能被抽象，“人”一旦被抽象，就會出大問題，歷史的教訓已經很多。共同富裕的制度設計必須具體到各類不同群體的人，因人施策，讓每個人都能真真切切受益、實實在在獲得。其次，共同富裕不是平均數掩蓋下的人。有個順口溜兒叫“張村有個張千萬，九個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個個都是張百萬”。平均數只是一個綜合后的統計數據，從中看不到居民收入上的差距，無法體現低收入群體的存在，并不是衡量共同富裕的最佳指標。更何況，相比較于中位數來說，平均數并不能代表大多數居民的收入狀況。全國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已經超過3萬元，但仍然有過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一些人常常抱怨自己“又拖了后腿”，這些吐槽看似風趣或無奈，實則是他們對共同富裕的一種真實訴求。再者，共同富裕不僅要讓有增收能力的人實現富裕，還要讓沒有勞動能力的人提高生活水平，這是社會主義“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在貧與富的兩極中，貧困的一極往往由那些需要兜底的人構成，他們也應該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制度的完善一起富裕。因此，還要不斷提高低保收入標準，完善社會福利分配制度，根據共同富裕的總體目標要求，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財富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體系，確保“共同富裕的路上一個也不掉隊”。
第五，從路徑上看，是縮小人的三個差距。一是收入差距。目前區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的差距十分明顯。區域上看，東部人均收入高，中西部和東北部低；南方高，北方低。近年來，東北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是東部地區的7成左右。城鄉居民之間相對收入在縮小，但絕對收入仍在擴大。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絕對差距為26703元，比2013年擴大了9666元。行業間收入差距更為明顯。2020年，在規模以上企業就業的人員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人均年收入達到175258元，而住宿和餐飲業人均只有46825元，相差了近3倍。應通過適度的政策調整逐步縮小各類過大的收入差距。二是財富占有差距。目前我國國民財富占有差距較大，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由于財富占有的不均衡，已形成新的貧富差距。2004年以來，隨著城鎮化的加速和地產經濟的繁榮，城市住房價格暴漲，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房價更是上漲十幾倍，但鄉村的房屋由于缺乏流動性，只具備使用價值和較低的交易價值，沒有那么大的升值空間，導致城鄉居民之間的財產擁有量差距不斷擴大。不同地域之間也是如此。再加上城市居民占有大量優質的無形資產，也在水漲船高，使城鄉之間財富占有嚴重失衡。因此，應千方百計縮小過大的財富占有差距，盤活農村資產，促進農村地區和欠發達地區資產的保值和增值，推動均衡發展。三是消費差距。消費分為公共消費和私人消費，二者在東中西部的差別都不小。個人消費方面，2020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7007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3713元，相差將近1倍；區域間差異更明顯，上海市人均消費支出是貴州省人均消費支出的3倍以上。公共消費方面，城鄉的基礎設施建設、醫療養老衛生等投入差距仍然很大，地區間也明顯不同，如浙江省的人口比安徽省少了1000萬，但2019年地方公共預算支出卻是安徽省的1.36倍。這些消費的差距也需要通過政策的創設和市場的引導逐步彌合。
第六，從程度上看，是有差別的人。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樣富裕，有人月收入一萬元，人人都要收入一萬元；有人財產占有500萬元，人人都要500萬元，要求絕對平均的富裕是不現實、不客觀的。共同富裕是在辯證法意義上的“有差別的同一”，而不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抽象的同一”。人與人之間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奮斗有強弱，富裕的程度必然有差距也應該有差距，必須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地區與地區之間基礎不一、條件不一、稟賦不一、環境不一，其富裕程度也肯定不一，不能要求同樣的生活標準。促進共同富裕也需要先行示范、重點突破。所以，中央賦予浙江省作為探索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排頭兵”。事物發展需要勢能和動能雙向發力，高低落差產生勢能，自身運動產生動能。從經濟發展規律看，公平而充分的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只有充分競爭才能釋放充分動力，才能持續推動發展。競爭的本質屬性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平衡，真正意義上的共同富裕必然是動態的、有差異的、螺旋式的共同富裕，打破平衡是為了實現更高水平、更高級別的平衡。歷史告訴我們，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終將陷于負向激勵、共同貧窮。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富裕差距要通過政府調節和社會捐助保持在一個合理區間，構建起兩頭小中間大的紡錘形社會結構。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成絕對平均的富裕，社會便沒了活力，發展就失去動力。
第七，從本質上看，是提升人的能力。人是第一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就在于提升人的能力。人的能力分三個層面，即基礎能力、思維能力和品質能力。基礎能力就是我們日常生產生活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這個能力隨著科技的發展也在水漲船高，40年前開汽車很神秘，電腦也很神秘，今天已變成很普通的生活技能。思維能力，是人與人的主要差距所在，別人想到了你沒想到，所以你和別人差一大截兒，這是差距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品質能力就是人要有提升自己品質的本事，品質能力是個人能力的最高境界，國民品質能力的提升，不但有利于公序良俗的養成，還有利于道德情操的培養，促進三次分配。很多人認為農民不需要提升自身的品質，他們也沒這個本事提升，這是十分荒唐的。農民也有很多是能做出大事的人。今天的知識結構已經分成三類，一個叫明知識，一個叫默知識，一個叫暗知識。所謂明知識就是可以意會也可以言傳的知識，如讀書看報、聽講座；所謂默知識，就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知識，像開汽車，像唱歌跳舞，聽的再多若不實際操練也學不會；所謂暗知識，就是不可意會也不可言傳的知識，像暗物質、黑洞、量子，這些用我們傳統思維都無法理解。中科大量子團隊2020年研制出九章量子計算機，它的200秒算力相當于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計算機6億年的算力；2021年，他們又宣布九章二號問世，一毫秒的算力已經提高到相當于世界最先進的計算機30萬億年的水平。這些都是我們傳統的思維無法理解的，它不可意會也不可言傳。知識已經發展到這樣的高級水平，所以我們要提高方方面面的能力，需要不斷地學習，充實自己，跟上這個時代。能力的提高關鍵在于奮斗，幸福是奮斗出來的，人的價值的實現是奮斗出來的，財富更是奮斗出來的。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首席專家；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發展觀察》 2022年2月17日）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