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映山紅”計劃的案例分析
大數據時代運用數字技術為基層治理賦能成為新趨向。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構建“數字賦能-自主治理”解釋性分析框架，探究“映山紅”數字治理變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可推廣之處。研究發現：數字技術從公共話語體系的重塑、雙向監督機制的完善、公共資源的統籌協調三個維度賦能，為鄉村自主治理提供外源動力；外源動力促進村民參與權、決策權、知情權與評議權的增強，形成內源動力；外源動力與內源動力融合催生互動-信任-互惠的社會資本，形成混合動力；三重動力共同作用破解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給、可信承諾和相互監督三大難題，形成以制度的有效供給破解集體行動困境，從而實現數字賦能促進鄉村自主治理。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的關鍵在于識別主要問題，實現精準賦能；強化主體能力，實現個體賦能；契合地域特色，實現“現代性”與“鄉土性”的匹配。
一、問題的提出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指出，要“堅持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健全和創新村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村民自治機制”。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的發展推動著政府形態由“物理空間”向“數字空間”轉型，社會治理與服務在數字世界的探索也逐漸展開。隨著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與具體應用，其在推動社會治理自主化、現代化、精細化過程中的優勢日漸顯現。從“硬件”層面來看，我國網絡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互聯網在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已成為普遍應用的城鄉居民基本生活設施，這為現代數字技術助力鄉村振興提供了基本保障。從“軟件”層面來看，近年來我國出臺了多項政策來推動數字鄉村的發展，中央政府的頂層設計為數字鄉村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數字技術的嵌入為傳統鄉村自主治理注入了新動力，對于提高鄉村自主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創新鄉村自主治理模式，進而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學界圍繞數字技術在鄉村治理領域的作用展開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個方面：一是數字技術對鄉村社會結構和話語體系的重塑。Mergel等指出數字技術改變了鄉村組織文化和服務提供的方式，讓村民和多元主體能共同參與公共服務的設計與交付過程，促進鄉村社會治理朝著雙向交互式變革。牛耀紅研究發現數字技術通過搭建網絡公共參與平臺，聯結分散在不同空間的“原子化”村民，使村莊從形式化村民自治回歸真正的鄉村自治模式。二是數字技術對鄉村權力體系的再構。杜姣指出技術治理可加強對基層權力的監控，規范村干部治理行為，保護村民權益。趙秀玲提出運用數字技術可實現對鄉村治理監管的全面覆蓋、全民參與、全程監督，助推鄉村反腐，促進鄉村善治。鄔家峰研究發現數字技術通過強化村民的主體性權利，促進了鄉村公共能量場由“權威主導型”向“互動博弈型”轉變。三是數字技術對鄉村治理模式的優化。王欣亮等研究發現，大數據應用于鄉村治理領域在提升鄉村自主治理主體的協同性、治理內容的精準性與治理手段的有效性上具有驅動作用。方堃等提出了跨地域、跨部門、跨功能整合的數字鄉村公共服務體系的整體性治理進路。沈費偉研究發現鄉村治理過程中可利用數字技術增強個人自我發展能力、構建多元共治格局、完善制度結構體系，從而促進公共資源整合協調，助推鄉村社會可持續發展。
綜上，數字技術的運用實現了鄉村社會結構和話語體系的重塑，鄉村治理場域中農民也逐步外化為“數字自我”,重構了鄉村社會權力體系，優化了鄉村治理模式，對傳統鄉村自主治理產生了巨大沖擊。數字技術成為促進鄉村自主治理的“軟實力”,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成為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但已有研究側重于將數字技術運用于鄉村治理領域的實現路徑與宏觀理論層面的外在因素探究，而鮮少聚焦于鄉村自主治理領域，忽視了從賦能的視角探究數字技術促進鄉村自主治理的運作潛力和實現機制，及其背后蘊含的動力機制。隨著數字鄉村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各地紛紛開展將數字技術引入鄉村治理的試點，其中較為成功的是浙江省D鎮下轄各村施行的“映山紅”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的計劃。“映山紅”計劃以數字治理平臺為齒輪，聯結政府導治和村民自治，通過政府導治“小齒輪”帶動村民自治“大齒輪”有效轉動，促成了鄉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達成了數字賦能促進鄉村自主治理的目標。
本研究嘗試從“映山紅”數字治理案例出發，探究數字賦能促進鄉村自主治理的運行邏輯，嘗試回答數字賦能助推鄉村自主治理的動力機制是什么?如何形成?在數字賦能背景下，鄉村自主治理的實現機制又是什么?本文擬通過對浙江省D鎮下轄多個村莊施行的“映山紅”計劃進行深入分析，在實踐與理論的對話中對中國場景下的數字賦能促進鄉村自主治理的微觀運行機制進行刻畫，探討“映山紅”計劃的成功原因及推廣價值。
二、理論基礎與分析框架
數字賦能說
數字賦能是賦能理論在信息時代的延伸和發展。“賦能”一詞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學者Solomon提出。“賦能”的目的在于幫助無權者獲得對自己生活的決定權，提高被賦能者的社會參與能力、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賦能”從根本上講在于通過構建自由主體間的互動和交換，實現在可能領域內創造性驅動力與創新路徑的形成，并激發主體實現既定目標的能力。數字賦能以“數字化”理論和“賦能”理論為支撐。前者受資源基礎理論、動態能力理論、信息處理理論的影響，更關注數字賦能過程中的技術構建、機理探究和場景創新；后者則更多是對授權賦能理論、包容性創新理論、內源式發展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數字賦能”是指運用各種新興數字技術，通過提供平臺、技術擴散和場景改造等方式，激發和強化行動主體自身的能力，加速解決使用主體過去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在鄉村治理場域將數字技術與賦能理論有機融合，能夠激發鄉村自主治理的內在潛力，實現在治理過程中回應需求、治理有效、行為負責的有機整合。具體而言，數字賦能主要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為鄉村自主治理增權賦能：一種方式是，數字技術能夠通過發揮自身效率高、精準性強、包容度大的直接優勢，在鄉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與生態等領域通過平臺構建、技術嵌入和場景改造等數字化手段助力鄉村治理主體對鄉村進行高質量的現代化管理與服務，推動鄉村實現物理層面的現代化發展。另一種方式是，數字技術通過發揮間接優勢，打破鄉村社會的封閉性，拓寬村民社會交往空間；克服信息傳播的單向性，拓展鄉村治理中不同利益主體話語博弈與公共對話的渠道；為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行使自治權利提供便利條件，從而促進鄉村公共精神的回歸，提升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民主意識和政治熱情。簡言之，現代數字信息技術可通過發揮自身的直接優勢與工具性間接優勢為鄉村自主治理雙重賦能。
自主治理說
美國學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提出的“自主治理”被認為是小規模公共事務治理的較優選擇。自主治理理論在中國鄉村自治場域中所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在于，村民群眾和村干部在參與鄉村治理過程中如何真正做到有效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從而使全體成員在面對“搭便車”、逃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誘惑的情況下，能夠始終保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一致目標。這就涉及自主治理理論中制度供給、可信承諾和相互監督三大難題的破解。
第一，制度供給。即由誰設計以及如何設計自主組織的制度以實現公共池塘中每一個占用者的利益均衡。奧斯特羅姆提出，當人們通過長期生活在相互溝通、密切接觸的公共池塘資源系統中，逐步建立了彼此間的信任和集體觀念，并形成了共同的行為規范和互惠互利的行為方式時，就具備了制度供給與設計的社會資本。第二，可信承諾。制度供給問題解決后，就涉及“你遵守我便遵守”這一可信承諾問題。為保證可信承諾的實現，奧斯特羅姆設計了以下五項原則：一是清晰界定的邊界，明確規定資源本身的邊界和有權占用者；二是占用和供應規則與當地條件一致，充分考慮當地的特殊性質以確保治理規則與本地條件相契合；三是集體選擇的安排，受治理制度影響的絕大多數人能夠參與制度的設計和修訂；四是監督，對公共資源狀況和參與者的行為進行監督；五是分級制裁，根據違規程度采用分級懲罰的方式對違規者進行制裁。第三，相互監督。奧斯特羅姆發現，讓公共池塘資源占用者通過自我激勵監督他人的方式比外部強制監督方式更為有效。因此，破解相互監督難題的關鍵在于讓占用者擁有監督他人的動力。在這個過程中，可信承諾難題的破解加強了自治組織內部的相互監督，相互監督的增強又進一步提高了規則承諾的可信度。
三、“數字賦能-自主治理”解釋性框架
1.數字技術三維賦能，催生鄉村自主治理外源驅動力
學界研究認為，傳統鄉村自主治理過程中主要面臨三大現實困境：一是鄉村社會關系“原子化”問題加劇，公共精神匱乏，大眾話語式微。鄉村社會關系“原子化”具體表現為村民個體間聯系的弱化以及集體行動能力的缺失。城鎮化進程中“流動”已成為常態，在這個過程中“熟人社會”邏輯開始解體。人情紐帶的疏離與弱化使村民社會行動的價值法則不再是集體目標而是個人利益,當村集體無法為村民提供顯性利益或村民的個體利益需求無法有效表達并得到回應時，村民則選擇逐步脫離鄉村公共事務，集體行動陷入僵局，鄉村公共性日漸萎縮。二是鄉村治理過程“形式化”問題突出，公共價值流失，缺乏有效監督機制。學者們研究發現，“項目制”使得村兩委以獲得財政投入和完成績效考核為動力去完成政府目標，“壓力型體制”使基層政府具有選擇性治理行動取向，“政治錦標賽”現象的存在，導致村兩委行動具有很強的權宜性、變通性和短期性，其中“形式主義”和“面子工程”成為其重要選擇，進而導致村治主體行動邏輯脫離村民需求，鄉村自主治理喪失社會公共價值。鄉村治理民主化制度運行過程中，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等環節被掌權者虛化，民主選舉也出現了程序性參與和實質性參與不平衡的問題。三是鄉村自主治理模式“碎片化”問題凸顯，村社組織資源集約統籌能力不足。一方面，鄉村發展規劃與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缺乏統一規劃和有機整合，基層政府和組織內部條塊分割管理導致鄉村社會資源難以實現優化重組與合理配置；另一方面，由于鄉村基層政府自身的權責、成本、效率和專業化程度等方面的局限，多數地方存在治理主體間信息不互通、服務不精準、資源配置失衡、資金投入分散等問題，沒有形成推進基層治理工作的合力。針對鄉村自主治理中鄉村社會關系“原子化”,治理過程“形式化”,治理模式“碎片化”三大問題，結合數字賦能理論，數字技術可從公共話語體系的重塑、雙向監督機制的完善、公共資源的統籌協調三個維度嵌入為鄉村自主治理精準賦能，為提高鄉村自主治理效能提供技術層面的支撐，形成鄉村自主治理的外源驅動力。
2.外源動力激發內源動力，促進村民自治權利的增強
通過數字賦能公共話語體系的重塑，依托現代數字技術為身處各地的村民提供多樣化的社交平臺和話語表達平臺，增進村民個體間的溝通聯系，營造寬松的輿論環境，增強村民公共事務的參與度。公共話語體系的重塑有利于村民對自身利益的表達，拓寬了鄉村治理中不同利益主體話語博弈和公共對話的渠道，進一步保障了村民公共事務的參與權和重大村務的決策權。依托數字治理平臺實現村務信息的透明公開，打破了數字鴻溝，加強了村干部和村民之間的雙向互動，使農民在鄉村公共空間的權力關系網絡中逐漸從被動對象轉變成能動者。通過數字賦能公共資源的統籌協調，依托數字化手段發掘鄉村分散的、閑置的、未被利用的資源，統籌規劃已有的基層治理資源，整合協調組織內外部的資源，有利于村兩委進行科學決策、精準施策，實現對鄉村社會需求的精準回應。在數字賦能公共話語體系的重塑、雙向監督機制的完善和公共資源的統籌協調三重外源動力的作用下，強化了村民公共事務參與權、重大村務決策權、日常村務知情權和自下而上評議權，保障了村民自治中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全面推進，激發了鄉村自主治理的內源動力。
3.外源動力融合內源動力，促進社會資本的形成
社會資本是幫助個體克服集體行動困境，實現自主治理的關鍵，決定著鄉村是否有條件進行自主治理。現有研究主要從社會關系網絡、互惠規范以及信任三方面對社會資本進行探究，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緊密關聯。鄉村社會關系網絡互動越頻繁，互惠規范越能得到普遍長期的遵守，社會信任水平也越高。在外源動力和內源動力的相互融合、聯動作用下，可增強村民與村民、村民與村干部之間的相互信任關系，形成高信任水平的社會資本；提高村民參與社會關系網絡的頻率和積極性，形成緊密的親熟社會關系網絡；促進鄉村公共精神與合作精神的產生，形成村民普遍遵守的互惠規范，催生互動-信任-互惠的社會資本的形成。
4.數字賦能內外聯動，促進鄉村自主治理的實現
根據自主治理理論，要實現鄉村自主治理，必須破解自主治理的三大難題，即制度供給、可信承諾和相互監督。其中實現制度的有效供給是達成可信承諾和實現相互監督的前提和基礎。外源動力與內源動力相互融合為制度的有效供給培育了良好的社會資本。在數字治理平臺支持下，村民與村兩委可在充分協商基礎上，因地制宜地制定各種公共規則，實現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制度的有效供給，從而破解集體行動困境。實現制度有效供給后，在外源動力與內源動力雙重驅動下，通過技術層面與能力層面的支持，重塑鄉村誠信體系，加強村民、村干部、政府三方之間的相互信任關系，達成三方的可信承諾，從而規范鄉村社會公共秩序。通過搭建數字治理平臺，促進信息共享、村務公開，既為村級自治組織對村民參與公共事務和遵守公共規則提供監督平臺，也保障了村民參與鄉村自主治理的民主權利。
數字技術從鄉村公共話語體系的重塑、雙向監督機制的完善、公共資源的統籌協調三個維度賦能，為鄉村自主治理提供技術層面的外源動力。在外源動力作用下促進村民公共事務參與權、重大村務決策權、日常村務知情權和自下而上評議權的增強，激發村民參與鄉村自主治理的內在潛能，為鄉村自主治理提供能力層面的內源動力。外源動力與內源動力的融合催生互動-信任-互惠的良好社會資本，為實現鄉村自主治理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在良好的社會資本條件下，配合技術與能力層面的支持，內外聯動、相互作用，共同破解自主治理三大難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數字賦能-自主治理”解釋性分析框架(圖1),明確數字技術嵌入的三個維度，顯示數字賦能促進鄉村自主治理動力機制的形成過程。
四、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的實踐探索
D鎮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西南部，下轄22個行政村，1個社區。從2019年“映山紅”數字治理變革啟動至今，D鎮下轄的多數鄉村面臨的自主治理難題均得以破解，治理能力與治理質量大幅度提升。本文對D鎮數字治理變革進行了長期跟蹤調查，筆者團隊多次前往D鎮走訪調研多個村莊，與D鎮相關領導、各村村兩委主要干部、村民代表進行深度訪談，通過線上觀察和實地調研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收集整理了大量資料。
數字賦能鄉村公共話語體系的重塑
D鎮各村主要依托“戴村工分寶”數字治理平臺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重塑鄉村公共話語體系：一方面，營造寬松的輿論環境。村民可通過“戴村工分寶”平臺開設的“我有話說”窗口，將個人訴求和對村莊發展或村干部工作的意見發布在平臺上。另一方面，引導村民樹立民主參與觀念。“映山紅”計劃通過采集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行為數據形成獨有的個人身份“ID”,科學評價每一位村民的貢獻，并基于這些公開透明的數據給村民回饋相應的權利和激勵。如根據積分排名情況可享受優先售賣各種農產品、優先享受公共服務等，或折合成現金在村里指定超市使用。這個過程實現了村民的行為數據化、數據資產化，使村民感受到經濟和道義層面的公平，激發村民的公共參與熱情，使村民從原子化的個體回歸自治主體。
數字賦能鄉村公共話語體系的重塑，不但提供了村民與基層政府話語互動的空間，降低了村民表達訴求和傳遞信息的成本，同時根據積分高低為村民提供物質獎勵與相關政策傾斜，增強了村民的幸福感與獲得感，提升了村民對鄉村公共事務的參與度與關注度，進而增強了村民重大村務決策權和公共事務參與權。
以前村里有什么大事都叫村干部和黨員去開會討論，我們的想法也沒有什么機會表達。現在我們可以在平臺上自由發言，大家都可以為村里的發展出主意。
今年我們村舉辦“映山紅”年俗節，村民們的態度那真是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啊。我們通知發出去半個小時不到就湊齊了上百名志愿者，村民們也一下子大方起來了，當天待客的土特產都是他們自己帶來的，全部免費提供給客人。
數字賦能雙向監督機制的完善
D鎮各村依托數字技術構建自上而下的村干部對村民公共事務參與的監督渠道，暢通村民對村干部公共事務處理的監督路徑，實現雙向監督機制的完善。“戴村工分寶”通過鎮村兩級制定一系列詳細的工分規則，村民在平臺上的操作都對應了一定的工分獎勵，工分又可進一步轉化成信用分。信用分通過算法動態管理，并在聯盟鏈上登記確權，廣泛應用于村民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眾多場景中，村內多項評比和決策均以村民個人信用分的高低為主要依據。此外，許多關于鄉村經濟發展、建設規劃、政策實施和民主評議等公共事務的處理也逐步轉移到線上，村干部通過數字治理平臺對村務工作進行公開，村民可以清楚地知道村干部做了哪些事，如何做的，做得怎么樣。村兩委的服務態度和質量可作為線上民主評議的重要依據。
通過數字賦能雙向監督機制的完善，村民和政府依托平臺建立了信息雙向溝通機制，形成了村委政策執行和村民參與的全過程雙向監督機制，重塑了鄉村誠信體系，促進了村務信息的公開和公共事務處理過程的規范化與透明化，增強了村民對日常村務的知情權和自下而上的評議權。
過去所謂的村民監督就是村干部貼在公告欄里的幾張表，現在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工分寶”里都有告示，很多評比以公開的信用分為依據，大家都在手機后面盯著呢，村里的事情咱們心里有數了，也就放心了。
以前村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對我們的工作惡意揣測，四處散播謠言，現在一切都可以用數據說話，我們也能自證清白了。
數字賦能公共資源的統籌協調
D鎮各村運用數字技術對鄉村集體資源進行發掘、整合，有效盤活房屋、土地和勞動力三大鄉村資源，實現對公共資源的統籌協調。例如，S村將“三改一拆”、全域整治清理出來的約200畝空地和各類閑置房屋統一整理修繕后，打造成美麗菜園和特色民宿，由村民有償承包，承包者可在平臺上進行農產品售賣和民宿出租。村民和顧客可通過掃描菜園和民宿的專屬二維碼進行點評打分，承包者則根據積分的高低實行末位淘汰制。此外，村干部還可利用平臺發動村民參與村內公共事務。如疫情期間，B村村干部在“戴村工分寶”上發布了志愿者招募活動后，志愿者隊伍從15人迅速擴大到200人，村民通過參與志愿活動以及參與期間他人的打分評價可獲得相應的積分獎勵。
數字賦能公共資源的統籌協調，一方面有利于對鄉村分散的、閑置的、未被利用的資源進行開發與整合，實現鄉村公共資源與治理資源的擴容重組，并依托數字技術對多種資源進行科學統籌配置以實現對鄉村社會需求的精準回應。另一方面，隨著村內越來越多的公共事務在數字治理平臺上發布，簡化了辦事程序，降低了行政成本，緩解了村干部的治理壓力，為村民生活和村干部工作帶來了便利。
美麗菜園和特色民宿的推出將村里閑置空地和房屋充分利用了起來，還打通了供應端和消費端，打造出鄉村特色產業，不僅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村里還節約近30萬元的衛生保潔費。
如今“工分寶”開設了田園學堂、環境衛生、榮譽申報、志愿服務、公共事務、文體活動等多個服務窗口，這些服務上線后不但受到干部和群眾的一致稱贊，我們的工作開展也更加順利了。接下來我們還打算將村規民約、小微工程、黨員發展等重大事項上線開展民主評議。
五、數字賦能促進鄉村自主治理的運行邏輯
在鄉村振興全面推進的背景下，應著力發揮數字技術創新的擴散效應。下文將結合上文構建的“數字賦能-自主治理”理論框架探究“映山紅”計劃中數字賦能助推鄉村自主治理的動力機制及實現機制。
動力機制：數字賦能助推自主治理動力形成
數字技術作為促進鄉村治理的外源性要素，主要通過政府補貼或外部決策機構引入，由政府或技術專家主導，因此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外源性發展模式的特征。在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如果僅有外源動力的驅動，那么很可能導致鄉村發展走向依附性、不平等、無主體性和無根基的發展模式。與外源性發展模式相對的是內源性發展模式，內源性發展突出地方參與，重視培育地方認同，注重對地方資源環境和文化的保護性開發。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內源性發展模式過于局限對當地資源的挖掘和利用，忽視外部資源的注入，從而逐漸被新內源性發展模式替代。新內源性發展模式強調內源性動力與外源性動力的融合、鄉村內部主體與外部主體的互動、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整合以及鄉村治理主體能力的提高與權利的增強。因此，通過數字技術的嵌入由外源性動力激發鄉村發展內源動力，保障農民主體地位，提高村民自主治理能力是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的關鍵。
首先，“映山紅”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模式運用“數字技術”這一外源性要素，通過數字賦能公共話語體系的重塑、雙向監督機制的完善和公共資源的統籌協調，為鄉村自主治理注入技術層面的外源動力。在外源動力生成過程中，通過積分排名和信用分使用，促進村民廣泛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突出了地方參與；通過設置多元公共活動參與和知識文化普及窗口，構建村民公共話語空間和公共文化空間，形成集體認同感和歸屬感，培育了地方認同；通過對鄉村閑置土地、房屋與勞動力的發掘利用，打造特色鄉村產業，實現了地方保護性開發。其次，在外源動力的驅動下增強了村民自主治理的參與權、決策權、知情權與評議權，進而提升村民自主治理“能力”這一內源性要素，為鄉村自主治理催生能力層面的內源動力。最后，在外源動力與內源動力的交融下，加強了鄉情鄉親聯絡，促進了村民間的頻繁互動，形成了緊密的親熟關系網絡；通過頻繁的互動，促進了信息的流通，強化了村民共同體意識，形成了高信任水平的社會關系；基于熟人社會地緣、血緣關系形成的村莊價值觀念和人情往來機制規范著村民個體的行為，形成了村民之間互惠互利的行動邏輯；互動-信任-互惠社會資本的生成為鄉村自主治理提供了“混合外源-內源動力”。
“映山紅”數字治理是一種內外融合的鄉村發展模式，它既調動了外部資源，充分運用“數字技術”破解地方發展的困境與局限，又增強了鄉村自主治理主體自身的能力，還利用鄉村的地方性知識和本土資源，激發了鄉村自主治理的內在潛力。在這種內外融合的鄉村發展模式下，形成了促進鄉村自主治理的三重動力，即技術層面的外源動力、能力層面的內源動力和社會資本層面的內外混合動力。三重動力共同驅動，推進鄉村自主治理。
實現機制：三重動力共促自主治理難題破解
1.制度有效供給，破解集體行動困境
根據自主治理理論可知，實現制度有效供給的前提是具備互動頻繁、高信任水平和互惠互利的社會資本，以及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D鎮通過數字賦能公共話語體系的重塑，為破解制度供給難題提供了外源動力，形成了制度協商的開放話語空間；通過外源動力與內源動力的融合，為實現制度有效供給提供了社會資本。在公共事務治理中彌合村民在經濟利益、道德情感、程序公平等多方面的差異化訴求是促成集體行動的前提。D鎮各村村民在參與鄉村自主治理過程中，可在數字平臺上自由便捷地表達需求與建議，村兩委在制定一系列公共治理規則時，通過綜合線上線下的民情民意，結合本村的實際情況，形成了適配性高、可操作性強的具有本土特色的鄉村治理制度。由于各種制度供給均以村民為核心，將村民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結合，使村民們愿意自覺遵守共同議定的各項公共規則，進而破解了鄉村自主治理過程中的集體行動困境。
2.達成可信承諾，規范鄉村公共秩序
奧斯特羅姆設計的自主治理中可信承諾有效實現的五項原則，在D鎮下轄鄉村自主治理規則中，均得以體現：第一，清晰界定的邊界。“映山紅”數字治理平臺分為村民和游客兩個登陸窗口，只有實名注冊的當地村民才可參與村內公共事務的治理，并獲得相應的物質獎勵與政策傾斜。第二，占用與供應規則與當地條件一致。第三，集體選擇的安排。在上文制度的有效供給機制中充分體現。第四，監督。通過數字賦能雙向監督機制的完善，D鎮各村運用數字治理平臺采集村民主動行為數據和日常規范數據，將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貢獻以工分和信用值的形式記錄下來。數字治理平臺利用區塊鏈技術，確保所有記錄透明且不可被篡改，使村民積分公平可信、公開透明，相互監督成本較低、便于執行。第五，分級制裁。在數字治理平臺上，村民所得工分和信用分的高低與貢獻度呈正比，根據村民個人積分給予相應的獎勵。因此，D鎮鄉村自主治理在數字賦能動力機制的作用下，充分具備達成可信承諾的條件，從而規范了鄉村公共秩序。
3.形成相互監督，保障村民民主權益
自主治理理論提出，最有效的監督方式是公共池塘資源占用者通過自我激勵的方式進行監督。大多數村民會根據自身的受益程度來選擇是否參與公共事務，因此形成鄉村相互監督的氛圍，促進鄉村公共性的再生產，處理好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是關鍵。D鎮在數字賦能雙向監督機制的完善這一外源動力的推動下，村民通過平臺監督他人的同時自己也可獲得積分，將相互監督變成了一個村民利益感知性強的公共活動，使村民在公共利益的供給過程中也能獲取個人利益，增強了村民的參與感與獲得感，提升了村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與關注度，營造出鄉村治理相互監督的良好氛圍。相互監督的形成可使村民各項民主權益得到進一步保障。
六、結論與討論
針對當前鄉村自主治理過程中社會關系“原子化”、治理過程“形式化”、治理模式“碎片化”等突出問題，嘗試運用數字技術為鄉村自主治理賦能或可成為促進鄉村自主治理的有效路徑。本文選取成功進行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創新實踐的浙江省D鎮進行個案研究，在理論與現實的對照下，結合數字賦能理論與自主治理理論，構建了“數字賦能-自主治理”解釋性分析框架。研究發現D鎮充分挖掘現代數字技術的價值與潛力，結合鄉村的地方性知識和本土資源，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搭建具體應用載體，通過政府導治的“小齒輪”帶動村民自治的“大齒輪”有效轉動。通過數字賦能鄉村公共話語體系的重塑、雙向監督機制的完善、公共資源的統籌協調，為鄉村自主治理提供技術層面的外源動力；外源動力促進村民參與權、決策權、知情權與評議權的增強，激發村民自主治理能力層面的內源動力；在外源動力與內源動力融合作用下，催生互動-信任-互惠的社會資本，形成混合動力。三重動力共同驅動，促進自主治理有序運轉，即以制度的有效供給破解集體行動困境，達成可信承諾規范鄉村公共秩序，形成相互監督保障村民民主權益，從而實現數字賦能促進鄉村自主治理。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進一步提出：第一，要識別主要問題，實現精準賦能。數字技術賦能效應的發揮取決于能精準識別數字技術的嵌入點。正如韋伯·比克所說：“社會團體賦予技術特殊的意義，組織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技術，則取決于他們的需求和根據環境變化采取的措施。”要真正發揮數字技術的賦能效應，必須根據實際情況，找準數字技術的嵌入維度，實現服務需求端與資源供給端的匹配，避免出現“為數而數”和數字“負”能等問題。第二，要強化主體能力，實現個體賦能。數字賦能在鄉村自主治理中能否取得成效，取決于是否強化了村民自治能力。鄉村自主治理不能只靠數字賦能單一輸血式推進，其核心在于“人”。要充分尊重村民在鄉村自主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強化村民自主治理權力，提升村民參與鄉村自主治理的能力，促進鄉村自主治理內源動力的形成。第三，要契合地域特色，實現“現代性”與“鄉土性”的匹配。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的可持續性在于實現數字技術與本土資源的耦合。要在把握地方性資源與本土文化的基礎上，保留傳統鄉村社會的情感交流、誠信原則與互惠主義，引進能實際解決本土問題、契合當地鄉村治理場景與文化傳統的先進手段和工具，對鄉村治理模式進行嵌入式創新。只有將“現代化改造”與“地方性保護”結合起來，實現數字技術與本土資源的耦合，才能真正為鄉村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從全國數字賦能鄉村治理的探索實踐來看，與D鎮“映山紅”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模式類似的還有浙江省慈溪市橋頭鎮實施的“橋頭分”社會治理創新實踐，杭州市蕭山區河上鎮以眾聯村為樣板，并向全鎮推廣的“五和眾聯”鄉村治理模式，貴州省清鎮市鳳山村推出的區塊鏈數字治理平臺“鳳山數屋”等經驗案例。可見，“映山紅”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模式是可復制的，且具有一定的普適性與可推廣性。但同時，“映山紅”計劃的成功是基于其既有的經濟與社會條件的。當前，推廣數字賦能鄉村自主治理模式仍面臨著部分地區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數字技術運用成本較高、治理主體知識素質與技術運用能力不足等問題，并面臨技術精英俘獲公共利益帶來數據倫理風險等挑戰。顯然，實現“映山紅”數字賦能鄉村治理模式推廣和建設不是一日而成，但是在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實施的背景下，利用現代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治理已是大勢所趨，可通過逐步優化并尋求新的突破路徑以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
（作者李燕凌系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夢雅系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碩士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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