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鄉村振興來講，為了避免基于片面認識而導致不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有必要對已經歷過轉型的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東亞經濟體的典型事實進行再審視，理清東亞轉型中鄉村變遷的基本特征，以期對中國的鄉村振興提供一定的借鑒。
與經濟轉型的結構變遷趨勢一致，東亞經濟體也發生了農業產值份額和農業就業份額下降，人口大規模從鄉村向城市的遷徙，農業要素組合升級與農業報酬提高，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等現象。
主流觀點認為擴大農地經營規模是農業轉型的標志，農業規模化是農業現代化的標志。事實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東亞農業仍長期維系小規模土地經營形態，連接小農與外部關系的是農協（農會）組織。為強化經營基礎，各經濟體著力推進基層農協合并走向規模化。近年來東亞也進行了農業法人化或企業化的努力，但不是主要的農業組織形式。
對于村莊聚落形態，東亞鄉村確實因為人口減少出現過疏現象，但不意味著村莊普遍走向衰敗，而是根據人口數量、結構和需求的變化發生轉型。東亞鄉村經濟也并未走向單一化或專業化。盡管鄉村人口大量減少，但是各經濟體依然重視對農村和農業的財政支持，提供覆蓋全面的鄉村公共產品以及基本均等的社會保障服務。
重新審視東亞經濟體鄉村變遷的典型事實，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東亞鄉村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城鄉轉型的路徑。東亞經濟體經歷農業份額下降以及鄉村人口減少，卻沒有發生土地規模化、農業專業化、農民職業化以及傳統村莊的普遍終結，而是在小規模農地經營基礎上實現了農業工業化，農民通過大量的兼業活動走向職業身份的多角化，村莊也因經濟活動的豐富以及公共服務的提供而實現體面存續。這一發展道路使東亞城鄉差距沒有持續擴大，農民和鄉村、農業也沒有“斷根”，村莊依然是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重要載體。由此可見，東亞城鄉轉型模式并非依靠單向城市化模式，而是注重城鄉均衡發展。
第二，規避城鄉差距擴大的關鍵是賦予農民在城鄉多樣化的經濟機會。東亞在現代化進程中沒有出現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究其原因，東亞并非依靠持續提高城市化率的唯一路徑，而是伴隨城鄉轉型，城鄉經濟機會不斷向農民持續開放，農民收入渠道不斷拓寬。
在農業收入份額下降、非農收入份額上升的一般規律下，通過鄉村基礎設施的完善、城鄉聯系的加強以及鄉村產業的發展，農民從事各類經濟活動的機會增多，農外收入日趨穩定增加，并且從農業關聯事業、各種非農兼業或自營事業也獲得了豐富的報酬，此外政府也重視對農民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服務，促使農民的轉移性收入顯著增加，加上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分享，使農民的收入來源呈現多樣化趨勢。
收入多樣化的背后是東亞農民的職業和身份特征的多角化，他們既沒有走向職業化或專業化，也沒有完全脫離農業和鄉村，而是從事農業之外還兼顧在城市或鄉村的非農工作。這一職業身份的獨特特征使得農戶既分享了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各種收入機會，也在鄉村獲得了各種收入機會，有效規避了城鄉差距的擴大困境。
第三，促成要素組合升級而非單一要素替代促進農業發展。在小規模農地經營的基礎上，東亞農業沒有走向機械替代勞動的單一過程，而是根據要素價格的相對變化，不斷調整并促成勞動力等短缺要素與各類現代要素的有機結合和適度配比。這一過程中，先進農機、優質種苗、新型肥料和農藥等現代要素的比重不斷增加，土地、水利、農舍等農業基礎設施也得以完善，伴隨農事組合、農業公司等經營主體的參與，以及各類農業經濟組織的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范圍擴大，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提高，為各類要素在更大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提供支撐，促使要素組合方式發生突破性變化，農業生產方式也產生持續性變革，從而實現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報酬的增長。
第四，村莊功能的存續和拓展是東亞鄉村轉型的獨特特征。東亞鄉村的人口減少雖然造成了部分地區的過疏現象，村莊數量發生消減，卻沒有導致村莊普遍陷入凋敝或走向終結，而是通過不斷適應村落發展過程中農戶減少、非農戶增多、生產生活需求多元化等特征，村落形態發生變化并實現功能拓展，成為東亞鄉村體面的重要支撐。
一方面通過引進工業企業、建設農工園區、促成農業六次產業化等，鼓勵農民擴大事業范圍，從事多元化的生產和經營，提高鄉村經濟的復雜度。另一方面依托政府對鄉村的大量投資，實現城鄉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務，重視對鄉村的基礎設施投資，從道路、通訊、電氣、物流等多方面進行村莊風貌建設，建成以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等社會保險為主的鄉村社會保障體系，為農民參保提供相應的補貼和優惠政策，解決了農民務農的后顧之憂，實現了鄉村的體面和文明形態。
東亞鄉村轉型的經驗為中國正在推進的鄉村振興提供了重要啟示。第一，通過城鄉平衡發展縮小城鄉差距。
一種觀點認為繼續提高城市化率、促進農民市民化是解決城鄉差距的唯一途徑。借鑒東亞經驗，著力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不僅要破除制約農業收入增長的藩籬，促使農民務農的單位土地報酬提升，還要在城市和鄉村賦予農民更公平的經濟機會，促進農民農外收入形式的多樣化，同時也要注重對農民的轉移支付，保障農民享有均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服務，實現農民分享財產性收入。只有實現農民經濟機會的不斷開放和多樣化，才能保障農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縮小城鄉差距。
第二，促進農業產業革命提升農業競爭力。借鑒東亞在小規模農地基礎上實現農業工業化的經驗，采取相應制度安排營造更好的農業要素市場環境，引導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和現代生產要素進入鄉村，以農業技術進步、經營方式創新以及合作組織發展為突破口，促成現代要素和傳統要素的配比優化和協調一致，實現在農業領域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
第三，通過城鄉權利開放富裕農民。東亞經驗證明，農民的完全職業化并非最優選擇，更為根本的是促進城鄉權利朝向農民的持續開放，給予農民更多元的經濟機會，使得農民能通過各種途徑增加收入來源。同時兼業化的小農需要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依靠強大的基層農民組織，引導各類要素進行有機配合，激勵農民參與多種形式的合作生產和共同經營，提高生產效率并實現組織內的共同利益。
第四，通過村莊的體面實現村莊在鄉村振興中的載體功能。根據東亞經驗，要實現鄉村的體面，不能盲目拆村并村，也不能導致鄉村走向單一，而是要順應村莊形態的自然演變及鄉村居民的需求變化，促進鄉村功能的拓展。一方面引導鄉村內部組織發生變化，實現對鄉村資源的有效統籌，并充分引導各類社會、經濟組織進到鄉村，發揮增加就業、激活經濟等作用；另一方面不斷促成以農業為核心的產業融合發展，根據鄉村的資源稟賦特征著力培育適合本地的非農經濟，實現鄉村經濟的多樣化和復雜化。此外，政府要持續保持對鄉村的公共投資，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鄉村的體面發展。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宏觀經濟智庫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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