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央地關系，從壞的方面講是“一放就亂，一收就死”，從好的方面講是“一亂就收，一死就放”，正是通過收收放放的藝術，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新中國在不長的時間就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正奔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
一、
自秦漢以來，中國已實現二千多年集權大一統體制。集權、大一統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秦漢以來一直實行郡縣制，中央集權，地方由中央下派官員進行治理。中國真正的封建體制出現在秦漢之前。第二個方面是中央權力是集中統一的，是不分權的，不存在三權分立之類的制度安排。所有國家權力集中為一元最高權力。
中國歷史悠久，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當前時期，中國有五級政府建制，分別是中央、省級、市級、縣級和鄉鎮。此外還有行政村這樣一級行政建制，只是行政村并非一級政權而是自治性質的層級。
當前時期，從鄉村兩級來看，總體來講事務繁多，可以用“5+2”，“白加黑”來形容。鄉村兩級干部非常忙，主要是要完成上級部門安排的各種工作任務。
當前鄉村干部忙到什么程度呢？鄉村干部除了完成上級部門安排的各種任務，幾乎沒有時間去真正接觸群眾了。也就是說，當前基層治理中出現了內卷和政權懸浮，陳義媛稱之為“內卷的政權懸浮”。當前鄉村干部要完成的上級任務，絕大多數是上級政府布置下來的惠民工程，就是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比如精準扶貧、人居環境整治、農村產業發展、發展集體經濟等等。尤其在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大了對農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大量國家財政資源通過部門轉移進入農村。與資源下鄉同時的就是部門規范、程序和要求的下鄉，就是檢查的下鄉，就是考核排名的下鄉。每個部門都向基層布置任務，對基層進行考核，每個部門都希望為農民做好事，減少工作中可能發生的意外，每個部門也因此傾向對基層提更嚴格要求，進行更嚴格考核。甚至，部門為了卸責而按頂格要求對基層進行考評，要求基層按防一萬的人財物力來防萬一，由此造成基層工作的無比繁雜。基層人財物資源有限，就只能用形式主義應對。形式主義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卻耗費了基層大量人財物力資源，搞得基層疲憊不堪。
之所以部門可以對基層提出各種要求，進行嚴格考評，甚至對基層工作一票否決，是因為中央要充分調動地方和基層工作積極性，一方面要對地方工作中的玩忽職守甚至貪贓枉法進行懲罰，一方面要求地方干部真正干事創業。對犯錯誤的地方官員進行嚴懲，對干事創業官員進行重獎。中央權力指揮棒下面，必須令行禁止，地方不能夠自行其是。中央權力指揮棒是通過中央各個部門向下延伸的，表現出來就是部門權力增大，條條對塊塊、上級部門對下級政府的監管與檢查。上級部門和地方政府，所有壓力都要落實到基層，鄉村干部很繁忙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中央加強對地方的管理，嚴標準高要求，頂格管理，部門就會跟上中央要求，地方政府也就會積極回應，結果就很可能是上層要求越來越多，且層層加碼，到了基層就必然是不堪重負，只能以形式主義應對。上級部門為防止基層形式主義應對，利用各種技術手段，更多檢查監督，更嚴厲懲罰措施，以及對出現事故的頂格處理，來防止基層形式主義，基層虱多不癢，在人財物力資源稀缺的情況下面，就不得不更加認真地搞形式主義，并因此嚴重影響到基層實際工作，尤其缺少時間和資源來解決基層治理中真正重要的實際問題，也就造成了基層治理中當前普遍存在的內卷的懸浮，治理空轉。
也就是說，隨著中央權力向下強有力的滲透，到達基層時，可能造成基層活力不足，基層治理的空轉與內卷。
中央為調動地方和基層的積極性，也就開始放權，允許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因地制宜，采取符合當地實際的治理方案，工作重點，并且對地方治理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采取比較包容的態度。中央容錯，允許地方因地制宜地探索，限制部門對地方和基層指手畫腳，地方和基層工作積極主動性上來了，因地制宜合乎地方實際的各種工作就可以開展。地方具有活力，用比較少的人財物力就可以比較精準地解決地方治理中的各種難事，地方和基層治理就不會空轉，而是有效率地運轉起來。
地方與基層因地制宜具有活力的體制運轉，很容易變成地方和基層借口地方特殊性，規避中央監管與要求，地方與基層對中央要求采取變通對待，有些變通的確是與地方特殊性有關，更多且越來越多變通則是將地方特殊性當作亂作為的借口。持續一段時間，中國地域廣大情況復雜的情況下面，地方治理亂象頻出，甚至“政令不出中南海”。
中國是集權制國家，地方治理亂象頻出，這些亂象所造成的問題比地方積極性帶來的好處更多時，中央就開始收權，通過部門向地方提要求，嚴格監管，中央也就進入新一輪收權階段，政令跨出中南海，令行禁止，地方主體性減弱，基層治理中的形式主義再起。
二、
當前階段基層工作繁復不可持續，就說明中央收權到了上限，應當開始放權周期了。放權一段時間，地方活力恢復，基層治理因地制宜，再之后就可能造成地方自以為是甚至不聽指揮的亂象，中央就要開始收權周期。也就是說，中國集權體制決定了，中央可以依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何時放權，何時收權，這個實際情況的掌控是一門藝術，不存在究竟是放權好還是收權好的問題，只存在何時放權何時收權的問題。中國國家體制中的收權與放權存在周期，尤其是新中國進入加速現代化時期，國家必須要調動所有可以調動資源和積極性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就一定要積極利用中國體制的優勢，在收放權上、在央地關系上做好文章。中國央地關系，從壞的方面講是“一放就亂，一收就死”，從好的方面講是“一亂就收，一死就放”，正是通過收收放放的藝術，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新中國在不長的時間就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正奔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大概來講，中國權力收放為10年左右一個周期。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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