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收入是一連串事件之六
農地一旦轉成工業用地或城鎮用地，其市值上升數倍甚至數百倍。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農地的產權主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農地轉為他用引起的增值，是由農地產權制度——特別是農地權利的轉讓制度——決定的。
一、“地價增值歸公”大錯特錯
差不多一百年來，有一個起源于美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亨利·喬治的理論流傳甚廣。這個理論說，土地從農業轉為工業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會因素使然，與土地的主人沒有關系。因此，如果地主從地價增值中獲利，是不公平的。
當年孫中山先生受該學說的影響很深。作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不但以“平均地權”為革命綱領，而且認定必須禁止或限制地權的自由買賣，否則“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將卷土重來。在“中華民國”的政策傳統上，“土地漲價要歸公”一直是一句響當當的口號（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不論“土地漲價歸公”多么振振有詞，其背后的經濟學卻是錯的。這種經濟學認為，世間各種資源的市值是由其成本決定的。難道真有“成本定價”這回事？舉我桌上的茶杯為例，如果它從 1 000 公里以外運來，難道就比它從1公里以外運來要賣得貴？倘若“成本定價”的理論對頭，生產者不斷提高成本就紛紛獲利，人類的福利一定低得不值一提。
二、權利本身有價
現在我們遇到的，不過是一個特例：生產成本為零之物，市值突然飆升。一幅農地對于工業、城市的意義，不是肥沃程度，而是——現在房地產商經常講的——位置、位置、位置。農地因“位置”突然身價百倍，而農地之主對于“位置的生產”顯然沒有下過任何本錢。他們可以從土地溢價中取利嗎？
可以的。因為農地主人對土地增值有一項重要貢獻，那就是“放棄”農地的使用權。想想看吧，要是地主不放棄土地使用權，工業家、地產開發商、城市規劃官員們相中的“位置”，增值從何談起？
放棄一項權利，要有代價。這個道理不難明白。農地的主人本來可以通過使用農地而獲得收入，要他放棄使用，他就沒有了那筆收入。因此，“由自己使用農地的所得”，就構成了放棄使用權的代價。你不出一個合適的價錢，他橫豎不會放棄本來可以有所得的農地使用權的。
三、“值”字三講
比較不容易明白的，是產權的主人只有在他認為“值”的條件下，才接受別人的出價而同意放棄使用權。在真實世界里，“值”或“不值”，是頭等大事，不可以不講清楚。
拋磚引玉，我先講三點。第一點，面對同一個出價，張三說值，李四說不值，他們兩個都對。這就是說，“值”還是“不值”，是非常個體的、主觀的判斷。不明白這一點，經濟學沒法入門，因為像邊際、比較優勢這類概念，都以個體的、主觀的判斷為基礎。這是經濟世界不同于物理世界的地方，值得講究“科學”者特別當心。以為掌握了經濟學，就可以替別人、替“社會”作判斷，是走入歧途。
第二點，一支鉛筆5毛錢，買者認為“值”，是他認為得到的鉛筆對他而言，高于他所付出的5毛錢。對于賣者呢？“值”就是他所得的5毛錢，高于他為生產這支鉛筆的全部支付。一筆生意成交，雙方都認為“值”，這是市場經濟最令人著迷的“戲法”。
第三點，按照各方認為“值”的原則成交，所謂“資源配置”才有效率。這是因為，賣者放棄使用換取收益對賣者更“值”，而買者放棄收益換取使用對買者更值。普遍照此辦理，那就是，不論資源歸誰所有，非落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者手里不可。商業世界，熙熙攘攘，“倒買倒賣”，不亦樂乎，講到底，就是不斷在發現誰能夠更有效地利用資源。
四、香港土地制度不高明
所以，工業化和城市化要占用農地，僅僅“補償”農民失去土地的代價是不夠的。要證明土地被用于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更有效，最簡單、可靠的辦法，就是占地者的出價，要高于農民自己種地的收益。各位切記，唯有這樣一條簡單的準則，才能普遍有效地利用土地。
人們也許疑問，“補償”要高到農地的主人認為“值”的程度，不會損害工業化、城市化嗎？看看歷史吧。西歐、北美、日本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領先全球，土地制度都是清楚的私人所有、自由買賣、按市值成交。難道1700年的英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25%，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結果？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工業化、城市化大有苗頭，難道與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由法律保障土地交易無關？
被叫做“資本主義”的經濟里面，香港是一個例外。因為是殖民地，香港的土地曾經全部歸英國女王所有。為了在國王的土地上發展經濟，香港發明了一個“土地批租”制，由政府主事，讓工業家、地產批發商競標購買一個時期內的土地使用權。政府“批”出土地，得到收入；業界得到清楚的、可以再度交易的土地使用權。
不料政府當“地主”，也可以別出心裁。為了獲得更多一點財政收入，香港政府特意控制土地的供應數量，旨在“少批多得”。香港政府常常“規劃”出一塊土地，因為市場競價“不理想”而收回，待來日再批。看到被當地人稱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樓自天而降，你可不要以為香港的土地資源已經耗盡。事實上，港九島上未開發的土地還有70%強！
如此一來，我們東方之珠的地價就在全球稱王。是的，香港的稅法簡明而所得稅率很低，連弗里德曼都說過值得美國學習。但是，香港政府通過土地批租而征得的“暗稅”，在資本主義經濟里舉世無雙。香港要不是具有區域性的市場經濟制度（特別是金融制度）的競爭優勢，那樣天價的土地市場無論如何是撐不住的。
好在香港沒有多少農民，無論土地制度如何，與農民收入沒有大的關系。中國內地有9億農民之眾，農地轉非農用地的制度在孫中山的“土地漲價歸公”、斯大林的國家工業化以及人民公社集體制等傳統之上，又“引進”一套香港“批租制”，實在茲事體大。要知究竟，聽我下文道來。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學原理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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