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建議》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新的歷史時期，從世情、國情、民情的實際出發，所采取的一系列治國執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和新舉措。筆者在學習中央《建議》和習近平總書記在全會上所做的說明時，特別關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戰略部署和關于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要求。筆者認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基礎條件，是農業的現代化。因此，必須首先夯實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農業基礎，即建設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現代農業體系。
解放思想，走合作與聯合之路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中國已經走過了37年改革開放歷程。在這37年中，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數不勝數的世界第一。在此期間，農村的率先改革和快速發展，功不可沒。今天，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階段。宏偉的“十三五”規劃如何變成現實，全面建成小康之后中國農村還向何處去?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還怎么“化”?對此，我們應當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要求，展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遠景目標，做一些長線思考。
首先想到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規劃設想。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在多次闡述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場解放生產力的革命”的同時，也多次指出農業的發展要有“兩個飛躍”。鄧小平強調：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在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中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在之后的4月7日，鄧小平在會見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時，也談到了這個問題。
鄧小平談“兩個飛躍”的思想，比較系統的是1992年7月23日、24日，他在審閱黨的十四大報告稿時，同中央有關負責同志的談話。小平說：“有的地區農民已經提出了集約化問題了。這個問題這次不提也可以，還是鞏固承包制，但是以后總會提出來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鄧小平又說：“我最早提出兩個飛躍思想的時候，李先念同志說他都贊成，說這是一個大思想，這個思想一直沒有闡發”。
鄧小平農業要走集約化道路的思想，在這次中央全會審議通過的《建議》中有充分的體現。《建議》稿在“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這一條款中提出：“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發揮其在現代農業建設中的引領作用”。這個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聯合與合作”思想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過程中的具體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2月23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這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習近平要求：“要不斷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這種探索，包括組織和引導農民走聯合與合作的道路，解決土地效率不高的問題，實行適度規模經營。目前：中國的2.46億農戶承包著20.6億畝地，戶均耕地8.37畝。超小規模的家庭經營，不利于開展大型農田基本建設，耕地的生產潛力不能得到充分發揮;不利于采用大型現代化機械，多年維系的傳統的生產方式不可能提高土地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地塊細碎，不利于安排農作物的規模化生產;單家獨戶的經營，不利于生產主體抗御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出路就在于，通過聯合與合作的經濟手段，實行土地的有償流轉，因地制宜地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只有生產經營主體強大起來，才能達到社會化大生產的目的。這是就農業說農業的道理。
我們再從社會發展規律上來分析合作與聯合的“真諦”。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上說，聯合與合作，是人類發展、社會進步的產物。如果說：“知識是人類進步的階梯，那么，合作就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毛澤東主席講哲學，他認為世界是個普遍有機聯系的整體。為什么世界上的事物能夠有機地聯系起來?是合作的功勞。一部人類發展史，就是人在社會活動中不斷用合作的方式解決矛盾的進步史。世界上的事物千變萬化，合作與聯合無所不在。人造衛星能夠飛上太空，是化學燃料通過化合作用將熱能轉變為力學動能的過程，因而是化學與物理學的合作;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科學論斷，是政治學與經濟學合作的產物;世界貿易組織186席成員之間所達成的各種協議，是各經濟體之間在經濟領域的合作。這些實例告訴我們，在農村經濟經營形式的選擇上，合作大有可為，不能“談合色變”。
以農戶家庭承包的土地資源為紐帶，或入股，或轉包，或租賃，實行新的聯合與合作，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盡管是大方向，但不能操之過急，不可搞人為地“壘大戶”。就是在條件成熟的地方，也必須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確保農戶的土地承包權和收益權不受損害。
轉變觀念，建立新的農業評價體系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首先要轉變觀念。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運作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由過去的粗放型發展轉變為集約型發展;另一個是由過去的產量一俊遮百丑的量化發展轉為質量第一、生態安全兼優的友好型發展。
這幾年，中國農業在現代化進程中，綜合生產能力有很大提高，生產關系進一步優化。但是，傳統的自然經濟思想束縛并沒完全消除。一些生產經營者仍固守著過時的陳舊觀念和落后思維方式，生產目的一直處在單一增產的追求中，嚴重阻礙了產品質量的提高和生產結構的優化。與發展現代農業相悖的觀念，主要表現在：對生產過程的合理性、市場經濟的開放性、消費需求的安全性、資源配置的經濟性、生態恢復的艱難性和市場競爭的殘酷性在認識上有偏差，甚至是有盲區。一些不適宜、不正確的粗放發展觀念對于集約發展具有天生的排斥慣性，在指導產業發展的經營決策中，一旦形成指導遵循，就會加劇產業粗放發展，從而遲滯農業現代化的進程。
陳舊落后觀念的慣性和人為的固守，主要表現在：承襲小生產方式，滿足于自給自足;陶醉產量的增加，忽視質量的提高;習慣耗費體力，不懂應用科技;沉湎于敞口開銷，不計生產成本。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必須首先革除這些陳腐落后觀念的束縛，用現代化大生產的觀念主導思維，指導行動。
未來中國的農業，能否出現像鄧小平所期待的“第二次飛躍”，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需要按照正確方向的要求堅持改革，也需要在自覺進行觀念更新的過程中，主觀能動地接受現代文明。在生產目標上，應從單一的產量觀念轉向質量、效益、生態、安全四項并重的軌道上;在生產規模上，由狹小分散的土地低效配置轉到規模化、集團化、社會化大生產的軌道上;在生產方式上，由主要依靠體力和增加化學品投入轉到依靠科技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在經營形態上，由產品經營轉到產品經營、資本經營和品牌經營的軌道上來;在交易眼界上，由實體市場向實體市場與互聯網市場相結合、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兩兼顧的軌道上來;在產權組合上，由個體組合轉到多元組合的軌道上來。我們可以斷言，在農業發展中，生產經營主體掙脫低效、封閉、落后觀念的束縛之日，就是農業發展方式開始轉變之時。
國民餐桌消費傾向和市場供需條件的變化，促動著生產目標的變化。與此相適應，必須重新審視，并且相應調整對農業產業發展的評價體系，建立起具有現代特征的評價體系。新的指標評價體系，應滿足五個條件：一是具有先進性;二是簡單明了;三是應有區域共性;四是應切合實際;五是應準確界定外延。
根據上述要求，新的農業產業評價體系，應由四方面組成。一是反映產業經濟存量和經濟增量指標;二是反映農產品質量和安全的標志性指標;三是反映產業生產條件和手段的生產力指標;四是反映生產經營結果的效率和效益指標。評價現代農業的指標體系，應該是動態的，可視變化情況進行階段性調整。但是，也應該是相對穩定的，只要符合大的原則要求，就不要輕易變動。
建立現代農業評價指標體系，一定要把優質、生態、安全納入評價標準。所謂優質，就是農產品的優良率，包括外形、口感和營養物質含量;所謂生態，就是要按照自然規律組織農業生產，考核生產過程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所謂安全，就是農產品中所殘留的農藥和各種添加劑等指標達到安全食用標準，讓人們吃得放心。
高產，不是現代農業的唯一。只有高產、優質、生態、安全四位一體，才是現代農業的真正追求。
調整土地配置，探索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
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建立在農業可持續發展基礎之上的發展。沒有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整個經濟運行和社會治理就會出現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城鄉發展的一體化也就化不起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是由多方因素綜合作用而形成的理想結果，其中就包括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建議》，除了要求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確保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和使用者經營權外，還對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提出了至少四條統籌發展的新建議。
(一)實行糧—經—飼的作物種植結構。多年來，出于解決溫飽和確保糧食產量的需要，耕地的利用長期處于糧食——經濟作物二元結構狀態。多次的調整種植結構，也主要體現在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之間的此增彼減。在糧食與經濟作物二元種植結構下，用肥沃的土地生產玉米，再用玉米作禽畜飼料，與騰出部分耕地種飼料飼草，再用飼料飼草來發展畜禽養殖業相比，后者要比前者的報酬率提高幾倍甚至十幾倍。同時，采用糧—經—飼的作物種植結構，還有利于作物的換茬輪作，培肥地力，消減病蟲害的威脅。
(二)擴大退耕還林還草。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出于改善生態保護環境的需要，實行了退耕還林還草。經過十幾年的實踐，大量的事實足以說明，這樣的一“退”，退出了過去十分渴求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這次全會決定要擴大退耕還林還草，筆者的理解是，國家可能有持續政策支持，把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出糧食種植，用于植樹造林。可以設想，再有5000萬畝的坡耕地退耕還林，若干年以后所創造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將是目前無法估量的。因此，中央的這條決定，是個大政策。
(三)探索實行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中國是個人多耕地少、糧食安全保障任務十分繁重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提出探索實行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是決策層思想十分解放的舉措。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做一些深層次分析，就會得出這樣的決策是有客觀依據的。
第一點分析：糧食安全十分重要，但也不可“草木皆兵”，認為“狼時刻都會來”。因為在目前的中國，“狼來不了”。糧食生產的“十二連增”，給土地的休養生息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第二點分析：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貿易談判權已經今非昔比，經濟運行已經完全融入世界。國庫外匯儲備充足，國際糧價低于國內糧價，用外匯去美國、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買大豆、小麥和玉米，去泰國、越南買水稻，就等于進口了土地。用中國制造創造的外貿順差來確保糧食安全，無論是從政治上還是從經濟上衡量，都是明智的。我們開足馬力生產物質產品，換回美元投資美國國債，美國出自于自身利益再開機加印貨幣，再回頭買回我們的產品。這樣的往復循環，美國得到的是能夠擴大生產和提高國民生活質量的物質產品，而中國在這個周而復始的經濟循環中得到的只是“貨幣符號”。目前世界經濟是透明的，但主政集團的政治韜略不可能透明。如果美國有經濟危機，總是有讓全世界來買單的嫌疑，盡管這種“買單”是隱性買單。進口糧食，我們的擔心是賣方打“政治牌”。其實這種擔心值得研究。因為世界總體處于和平和發展時期，在經濟領域是美中有中，中中有美，不但是糧食，即或是軍火，美國商人都千方百計想成交。
第三點分析：“磨刀不誤砍柴工”，“休耕不誤增能力”。“藏糧于地”，總比掠奪式經營高明。中國糧食生產的“十二連增”，對于確保有效供給，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實現社會穩定的目標，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從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糧食生產處于投入快速增加、成本快速上漲、土地生產力嚴重透支的狀態中。出于要產量，導致化肥、農藥面源污染加劇，土地有機質含量下降，理化性能變劣，地下水長期超采，水位下降，水資源全面緊張。目前的耕地、水源、勞力，都十分迫切得到休養生息，生態環境十分迫切得到恢復。在這種客觀情況下，中央提出“探索實行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是一項高瞻遠矚之舉。雖然提出的是“試點”，但是，不難看出中央的實事求是精神和與時俱進的操守，也不難看出對經濟形勢分析的準確把握，更不難看出中央在破除循規蹈矩的政治勇氣。
(四)“劃定農業空間和生態空間保護紅線”。農業的科學發展，潛藏著保護生態、改善環境的功能。稻田，是天然的濕地;植物，呼氧吸碳，凈化空氣;油菜，給生活添彩，有利于昆蟲的生態平衡。而農業的短期行為，無論是對土地還是對生態環境，都可能是一種破壞。農業資源利用如果超限、超能、超采，就會給國人帶來難以補救的遺憾。因此，農業的發展，既有目標也有約束。發展是好事，但要講科學發展、平衡發展、協調發展。農業的外延，要有邊界;內涵，要有質量。出于農業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要求，中央提出“劃定農業空間和生態空間保護紅線”，這又是一個大戰略。農業的空間紅線在哪里?筆者認為至少有四處：
一是停止開墾，保護濕地和丘陵。在不得溫飽時期，人們認為“一寸耕地一寸金”，急于填飽肚子，萬事此為大。現在的情況變了，雖然仍要十分重視耕地，但保護濕地，維護生態平衡比開荒種田更重要。因此，應停止一切開墾。糧食的增量，應主要靠應用科技、提高單產來解決。
二是減量施用化肥，增施農家肥。化肥本身是農業科技進步的成果。但在促進農業增產的同時，也帶來破壞生態和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問題。對于發展以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為主要標志的現代農業，減量和控制使用化肥，不是討論可行性的問題，而是應該立即施行。同時，應全面推廣配方施肥，推廣使用農家肥，竭力減少農業的面源污染。
三是下調農藥用量，推廣物理方法和生物技術防治病蟲害。超標準大劑量使用農藥，是農產品質量安全隱患的罪魁禍首。因此，生產者應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來呵護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科研單位應列項，專攻物理和生物技術來防病滅蟲，盡早找到替代技術和方法，從根本上解除對農藥的依賴。
四是節制淡水開采，涵養地下水源。北方缺水區，不應再推廣“小井種稻”，所有農田都應取締大水漫灌，全部采用根下滴灌技術;蓄積雨水，補充農田用水的缺口。農業部門應大聲呼吁：節約用水，要成為生產經營者的良好習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