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視角下的新農村建設
沒有文化建設，就不可能有新農村的組織建設，而沒有組織建設，就不可能有新農村建設。單靠我們政府和財政的轉移支付，把八九億農民背進和諧社會和小康社會，在我看來，不大可能。
▍一
很多朋友第一次聽說宋代就從事新農村建設，這個運動一直延續到明代，明中晚以后接近完成。這個起碼讓人覺得很驚奇，也很新鮮。我是讀歷史的，也是讀哲學的，兩個專業，我承認，都沒有讀好。這次發言是因為這些年來一直在從事農村方面的研究，研究得多一點。從新農村建設的角度看，農村面臨一系列困境。尤其是分田到戶以后，當時據說有2.2億的農戶作為農業的生產單位，現在已經到了2.5億個農戶作為生產單位，人均耕地是一點幾畝，高度地分散化，這種分散化深深地卷入了市場經濟。這個市場經濟的規模之大，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上——三千年吧，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應該說從來沒有出現過，我在1998年的時候就把它稱作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話當然是引用了洋務運動的幾個領袖的話。當時他們感受到的變化，和五四感受到的變化，和我們當代感到的變化相比，我們更有理由說是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也恭逢其盛，經歷了變局，我們也感受了困惑。我們想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這個變化，然而我們也面臨很多來自經驗方面的挑戰，不能解釋，這也是我這幾年來做的工作。實證的研究是比較好一點，利用開會的機會，（因為他們一般都把機票給我報銷），然后趁機會溜出去，跑幾個地方——所以沒有像你們幾個同志這樣的深入的個案調查——其實是在全國范圍內作出一些判斷，然后理解我們自身的困境。
這樣我就重讀了宋史，也重讀了一些關于宋史的研究，多了一些名詞，尤其是讀了哲學史上的一些大家，因為我們講哲學史的時候，把張載等幾個歸入唯物主義，還有一點辯證法。讀晚明幾個大思想家的時候，我們都按照了原來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觀點，重新梳理了古代的一些思想，把他們看成哲學家，過去我也這樣認為。但從當代農村所面臨的問題，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來重新看待宋朝的歷史，發現的問題就不一樣。宋代的一些思想家們對社會的重大的變化，對他們所感受到的一些東西，試圖從理論上加以解釋。一方面，他們從高層的也就是形而上的層次加以解釋，這種解釋就產生了理學和心學，讀哲學史的人都非常地熟悉了。另一方面，他們的解釋運動，理論的創造活動，其實是為了整個鄉村的組織，組織的重新建構，這是我最近一兩年讀書的一個很重要的體會。因為我強調這些方面，當然有可能把當代的一些意識，倒輸到歷史當中去。這種可能，我預先告知，是存在的。而且，我特別用當代的一些語言，來解釋古代的一些術語。在這個解釋過程中，輸入了我個人的一些體驗，一些感受。所以下面的一些話，我預先告知，因為弄得不好，你可能會中毒，我擔當不起這種責任。
▍二
一般的歷史學家，經濟史學家，一些研究土地的專家都公認唐宋之間的一個重大變革：當時宋人考察到了一個現象，從東漢一直到唐的世家大族，在唐末和五代時期，基本消滅。宋初的統治集團，除了所謂的黃袍加身，原來的軍功集團以外，大量地啟用所謂的庶族地主階級弟子當中的知識分子，科舉考試就更加嚴格了，和政權相關的世家大族全部退出歷史舞臺。這樣，選拔的這些官吏都是來源于基層的，通過讀書、科舉上去的。而且，這個通過讀書科舉上去的做法，宋代的帝王公開號召。這樣就把仕途和履約更明確地掛鉤，我們知道當時就有一句話，叫做“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個帝王牽引知識分子，通過科舉考試來獲得政權的現象，其實也反映了宋朝的整個經濟基礎的變化。這個變化，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地權的高度分散和高度的流動。這個“高度”，我指的是和唐以及唐以前相比，是高流動的，是高分散的。第二是銀本位制上升。因為從戰國到秦漢，是金本位制，是兩個幣制，底層是銅，高層是金本位制。從東漢一直到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唐的中晚葉，金本位制就全線退出了。以銅和布帛作為一種貨幣單位，說明當時重新回到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與魏晉南北朝不同，大家可以看看《顏氏家訓》，里面就記載了基層在當時是很大的團體組織。這個團體是莊園也罷，或者什么也罷，內部是非常自給自足的，幾乎是不用貨幣的，缺的就是鹽鐵而已。到了宋代，銀本位制產生了，這個銀的第一個來源，除了本國的銀礦的大量開墾以外，還來自于國外——當然比較少。后來，大量地從國外輸入銀，到了明中晚以后，南美的白銀進來了，日本的白銀進來了，所以，到了晚明以后，又一次的市場化浪潮席卷而來，影響了土地的更加分散化。這樣，農戶和土地的配置的穩定性大大降低了。這樣，宋就出現了我們解放前看到的，由于農戶的勞動力和土地配置的不穩定性而產生的社會的幾大階級，如地主、富農、中農、佃農以及雇農。這種情況，宋朝已經形成了，宋就已經感受到了這個變化，所以當時就流行了這樣一句話，叫“千年田，八百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富不過三代”。這都出自宋儒的話語里面，尤其是1000年以后，因為張載，還有二程，都出生自1000年以后（張載是1020年出生的，宋朝是960年建國的）。當時王安石變法也深刻地反映了這個變化。他當時不知道貨幣經濟的發展，對土地的加劇的流動的管理，對政治和經濟的管理，以及如何來管理這個全新的社會，沒有經驗——有感覺，沒有經驗。我們共產黨要管理目前這樣一個高流動的社會，高分化的社會，向貨幣經濟轉變的社會，也缺乏經驗，也手忙腳亂。當然，現在的規模，我反復講了，和那個時代完全不一樣，比當時要大得多，也深刻地多。但那個時候確實出現了土地的高速流轉。這樣，社會的高度不穩定，一方面反映了世家大族的消滅，一方面也反映了地權的高度分散。在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在城市的結構方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史無前例。唐和唐以前的城市結構，和宋時的結構，完全不一樣——幸好當時留給我們一個直觀的畫面，那就是《清明上河圖》，它具有重大的社會學解讀意義。自發的民間的市開始形成了，因為過去的鎮都是軍制單位，城、市結合起來了。上面我所講的重大變化，史學家，包括當代的，都已反映到，但把這些現象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敘述框架方面，給解讀造成了嚴重的困難。
社會的高速流動，使得傳統封建社會的編戶齊民也發生了困難。編戶齊民是傳統封建社會國家獲取賦稅的一個基礎。在歐洲，在印度，在俄國，在日本，他們是編“臣”齊民的，我覺得這個字很重要。編臣齊民的村是作為賦稅的一個統一單位的，中國不是的。很早以來，自商鞅變法以來，是編戶齊民，國家是與農戶發生關系，而不是與村產生關系，國家從來不承認村落的存在，所以在農戶之上要建立起一個行政的架構，那么到王安石時就搞了一個所謂的保甲的建構，以前有所謂的鄉里的建構，直到我們現在，就成了村民自治的建構。其實，這些建構都是掛名的，我們卻一直以為它是自治的。如果以為是自治的，那么我可以這樣講，印度的、俄國的、日本的以及中世紀歐洲的村落，都是高度自治的，村長是民選的，而不是封建組織任命的，因為民選選出來，你給我征收，征收的成本是可以降低的。所以，選舉是作為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而不是所謂的自治存在的。如果有自治，它的意義在哪里？我們在當代依然可以讀出來——但是，由于我們受到籠統的概念的制約，看不到基本的事實。在這樣高流動的社會，由于地權的分散和流轉，大量的農民會失去土地，失去土地就會在全國范圍內流動，流動就為匪為盜，社會治安在宋初一開始就相當地混亂，這也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這也是宋代把政治重心轉入內政，而對邊防無力加以干預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內”也產自宋儒的學說。這是我講的背景。
▍三
在這個背景之下，對這個現象第一次提出思考的，我提出是張載（1020－1077）。他在《經學禮窟》里面有一個“宗法篇”，還有另外在《正蒙》和《易說》內也有若干個章節，都談到了鄉村組織的重建問題。他面對世家大族在宋代瓦解的局面，第一次提出了重建宗法組織的主張。重建宗法制，我們的書上都批判，認為它是荒謬的，倒退的。其實，它隱含的意義是用宗法制來重建鄉村組織。在那個時代，家庭已經原子化，兩代和三代的家庭成為當時家庭的基本格局。大家知道，在唐代，法律規定，如果祖父和父母在，兄弟不能分家，所以，它是中型家庭制度；到了宋代，法律來維持中型家庭制度，維持不住，進一步分解成小家庭。幾代以后，同一個宗族內部，有些小家庭喪失了土地，宗族無法維持。所以，宗法的制度要求以共同體的形式來重建。共同體，就是凌駕于家庭之上的，比三代家庭更大的宗族組織，為穩定社會、為這個宗族內部的各個家庭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我把它叫做地方的公共品的供給問題。這個詞是當代的詞，但是意思有當代的意思，也是張載的意思。他自己講“宗子法廢，后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也就是說現在土地及家譜沒有了，那么就會“人家不知來處”；他考察了歷史的整個過程，就講“譜牒之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國若無統，至親也薄”，所以他就講，“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就必須要重建宗族，這是第一個。他還講，“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只能造幾間房子，買幾塊土地等等。死了以后，“眾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家傳就熄滅了，所以，他的建議是要建一個宗法的組織。要維持這個組織，第一要義就是要修族譜，使每個人都知道是從哪一族出來的，要建立一個認同，文化的認同，族譜就是文化認同。與此相關的，就是怎樣建立權威，是要建立一個權威組織。當代中國也建立了不少組織，但權力老是建立不起來。中國的諸子均分，加上土地流轉的加快，家長，即小家的家長，就成為中國社會權威的唯一來源。上面就是皇帝，皇帝直接過去就是官吏，底層社會的權威沒有了，蕩然無存。所以，要組成一個大的共同體，必須有共同體內的權威。誰有權威？他的說法是宗子——當然，我們可以看到他有一點復古，有一點荒唐。但他的宗子制不是嫡長子制，一般的就是長幼的原則和賢與不肖的原則同時并存。這就修改了以前的宗法原則。這就是說，如果你德才兼備，雖然輩分較低或者說是旁支，也可以做宗子。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提出來的，就是說要確立財產權。他說，一個共同體，如果沒有共同體的財產權，（就是我們說的兩田制，它有自己的田）沒有集體經濟，這個共同體是會崩潰的，他明確提出要財產權。這個財產權，要集中在宗族和宗子手里，后來有大量的實據說明，祠田制、祠田就是這個時候才來的。第三個方面，大家知道，唐和唐以前，庶民不能立家廟，庶民的祭祖是三代，只能允許有三代，而且只能在家里面設個家廟；在家外立個祠堂，那是士大夫的事情。他第一次突破了傳統儒家的重大限制，就是讓老百姓，一般的農民，有立祠堂的權力，是他提出來的。這個整個的過程，我就不多說了，因為他還有立家法、設族會。（族會）每月一次。這個族會要做到什么意思呢？就是“揚善、罰惡”，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后來，他的這個主張直接進入了他的弟子呂大鈞《呂氏鄉約》里面，這個呂氏鄉約又直接進入了最后一個儒家梁漱溟的村治里面，它都是從這里開端的。引領人道德向上——都是原話，要求族內要有“患難相釁，守望相助”，通過內部的調解機制來解決族內的紛爭。這樣，小家之上的宗族制度框架基本上由他打下來了。關于程頤的理論，我這里不多說了，因為他們有交流，我估計差不多——里面的學說也大體差不多，包括建立族內的祠堂，祭田。而且，程頤規定，從共同體內的全部的土地，即從私田里面要拿出五分之一作為公田，就等于我們82年分田到戶以后，集體經濟沒有了，拿出一部分土地，變成兩田，一樣的道理。所以，他們倆已經把這個共同體的組建原則——經濟的、政治的、誰是有權力的，都詳細闡述了。經濟的就是共同體的共同的資產，另外，還有文化建設。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宋的文化建設、理學的重建，是為了社會組織的重建和穩定，是賦予它的文化意義——如果沒有文化意義，沒有賦予它新的文化意義，這樣的組織是無法建立和有效運作的。因為，他已經看到，大共同體和小共同體之間，存在著持久的張力，因為家庭小，尤其是老婆討進來以后——老婆是個很大的因素——外來的媳婦嫁進來以后，她要把丈夫和孩子作為共同體，把她的利益要抬高。所以，宋儒反復強調原有的儒家訓教，就是說你老婆帶進來的那個嫁妝，可以作為你的私有財產，其它的一概不準，這就防止了共同體的內部由于外來媳婦的原因，使諸子的分家傾向擴大化。
在宋代，都是理論的建構過程，實踐的層面，也有推廣至擴大。所以，我們看到宋詞里面的一些描寫，就是幾代大家庭里面同柴共灶的局面，包括唐詩里面也有這樣的局面。第一次在理學方面的重建，是宋代，是從張載開始的。到了南宋的陸九淵和朱熹，第二波地來進行政治的建設。政治的重建，是從朱熹開始的。朱熹非常重視張載和程頤的關于宗法的學說，所以花了大量的精力來修《家禮》和《古今家祭禮》，以及《朱文公集》里面的有關的論文，而且把呂氏鄉約重新加以修正、擴充。呂氏鄉約在朱熹修訂以后，一直流傳到解放以前，所以使得梁漱溟得而踐之。所以這里講朱熹的一些建制，以及關于宗族的祠堂如何建，里面如何供幾世祖等等。那時規定可以供奉四世祖，就是父親、爺爺、爺爺的爺爺，也就是高祖。這條到了明朝，發生了重大變化，就形成了我們現在的宗族祠堂的格局。這個變化就是從遷祖開始供奉，遷祖作為供奉的第一代，這就形成我們現在在江南還看到的一些祠堂的格局——基本格局是明中晚以后定制的。這是創建出來的，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是為了面臨經濟的流轉這樣一個局面來制定出來的。在陸九淵當中，也有很多論述，這里我也不一一加以展開了，宗族的族田產生以及如何使用，他都一一加以規定。
到了明代，邱濬有更完備的體制，具體的各種建議被逐一創建、試點。到了明的中期以后，就成為定制，由國家的法令來加以推廣。這是我講的宋、明的過程。這還包括王陽明，心學的創始人之一，秉承了陸象山的心學，他講的“知行合一，滅心中賊”，我們都知道?！皽缧闹匈\”怎么解釋呢？因為明中葉以后，市場上升了，貨幣大量進來了，拜金主義上升了，所以他按照傳統的方式，要在道德方面進行約束，就制你的心。他知道，如果心壞，靠法律來制約是無效的。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心制不住了，以德治國不行了，那么我們只能以法治國。那個時代已經明確感受到，如果德治不住，法還能治得住嗎？我們現在是相反的，法都治不住，德還能治得住嗎？證明這個時代的變化已經很大了。在王陽明的重建過程當中，重點宣揚的就是鄉規民約。他把北宋時期的呂大鈞的呂氏鄉約還有朱熹對呂氏鄉約的增加部分，都加以進一步地擴充。并且，他自己搞了一個南贛鄉約，大概是在江西南部，后來在江西那一帶，也是廣為流傳的。
具體到了清代，樸學起來了——我們一直以為這是因為政治的高壓的躲避，其實不然。他們花了大量的精力，比宋儒明儒更大的精力，對先秦的不同典籍當中的涉及到的宗法制度，進行了嚴密的考察，以恢復西周時期的宗法制度的原來的樣子，大量的人物都有關于宗法制的考察，有大量的著作。一直到清嘉、道以后，龔自珍（龔自珍是未受西方學術浸染的最后一個人物）也看到了土地的流轉，人口的急劇膨脹，到處尋找土地進行開墾，以及進入了少數民族區域，進入了山區后，與土著發生了沖突。所謂的乾、嘉時期的白蓮教起義，都是原來失去土地的農民，拿著玉米、拿著紅薯、拿著土豆，向漢江流域，向長江上游，向湘西大規模地遷移，尋找土地，和當地的原住民發生了沖突，官府不加管理，后來沖突越鬧越大，官府鎮壓，所以鬧起來的起義。而且那些脫離土地，離開宗親關系的農民，只能依靠所謂的民間宗教來加以組織，來進行自救，這樣我們就解釋了明清以來的所有的民間宗教，至少是南方農民的民間宗教，是失地農民的自助組織，后來演變成所謂的青紅幫、黑社會。
第一批受到西方政治學說浸染的人物，像馮桂芬（1809－1874）——他寫了《校邠廬抗議》，這本書大家都讀過了——按道理受到了西方的影響，他提出要建議會，要搞民主制，他里面已經隱含到這個問題了。但這樣的人，重點不在民主制。我們以為他是洋務運動中最早鼓吹議會制的重要人物，其實不然，他重點依然是鼓吹要在農村重建宗法制度。他的一些大量的言論，我在這里也不多說了。包括他強行規定，宗族組織一定要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有了經濟基礎以后，集體收入派什么用，都有嚴格的規定。多是基層社會供應，我讀一讀：第一，要建立養老室，其中供養族內的老人，另外一個就是恤嫠室，要給養寡婦，因為古代男女有分，現在我們說養老院，他分成兩個，男女各一個。另外還有建立育嬰室，撫養族內的孤兒。第四個就是養疴室，就是醫院，要建立族內的鄉村醫院，來救濟族內經濟地位比較差的族人。第五個是讀書室，供族內貧寒子弟讀書。第六個是嚴教室，禁閉那些族內的不肖子孫，令其悔過。另外還有族田、公共水利、道路，都在他們的管理范圍之內。
▍四
具體的我就不加展開了，我最后概括幾句。
第一就是宋代發生了重大變化，小農經濟的基本樣式在宋代已經出現，一直持續到解放以前。核心問題是農戶經濟和土地配置的不均衡性，引起了以地權為中心的階層分化在族內展開，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族內已經有了階級分野的性質。要把階級分野的性質約束在整個宗法共同體之內，為此，必須建立宗族的經濟共同體，就是說要族田。族田是這個集體存在的經濟基礎，他們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國家法令來維系族田，不被后輩那些不肖子孫所瓜分。這是我總結的第一點。第二，維系這個宗族組織，必須要有權威系統，組織內這個權威系統如何建立，宋儒有各種建議。要以血統為基礎，但實際情況并不如此，所以采取家長制的選舉制，即各個家長來選，如150個家長，他們共同來選舉產生德高望重的領導人，作為維系宗族組織的最高權威。第三，就是說文化建設，族人的共同認同，不能讓族內的成員一直貧困下去，要有救濟。這個文化建設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祠堂建設和族譜建設。族譜是為了追宗認祖，祠堂是為了春秋兩祭，也為了調解內部的糾紛。這個祠堂的兩祭，在祭祀的過程中要放音樂。這里特別強調了不同禮樂的不同社會作用這個說法。因為禮講分，講等級，樂講和，大家聽同一個音樂，無長無幼，沒有什么高低等級，加強族人的認同感。這樣，任何一個族人衰敗下去，族人都有救濟的責任和義務。
第二就是，這些運動的推廣所獲得的實際的收效，在南中國比較有效，即長江以南的丘陵山區的中國比較有效。這是因為宗族內，人會增加，地卻不加廣，這是這個制度的天然缺陷。這個缺陷在丘陵山區得到了有效的彌補，這是因為可以向外開墾，開墾土地來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要。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南部山區層層梯田，所有的土地都被加以利用。當然，也可以提高復種指數，南方的復種指數提高了，就是早稻引進了；到了晚明以后，南美的農作物引進了，有些不能被小麥和水稻利用的土壤，也被大規模地使用了，被紅薯使用，被土豆使用，被玉米使用了，也減輕了對土地的壓力。為什么北中國維系不足？和元有關系，元朝的掃蕩，就使北方已有的宗法組織機構，大體上被打掉了。元明戰爭，基本上發生在中國北方，即黃淮流域。黃淮流域人口發生了最劇烈的動蕩，人口耗盡了90％，所以這里的宗法組織基本上被打散了?，F在黃河流域的人口，基本上是從山西，包括一部分陜西遷移過來的。這個遷移過程，持續了50多年，明初兩朝皇帝在山西設立了“中共中央安置辦公室”，類似的意思，在那里遷移人口。所以到了晚明以后，顧炎武舉兵反抗，尋找軍事力量，特意去找農民，一路往北走——因為國破家亡，所以他要舉反清的旗幟——他到了北方走了幾千里地，竟然發現沒有宗族組織；一直跑到陜西華陰縣，發現幾個大概有五六百戶人家的宗族組織。他就專門研究為什么北方宗法組織解體，他有專門的考察，可以讀他的《日知錄》。這就是我講的第二點，為什么南部山區丘陵的宗族組織可以延續幾百年，是這個道理。
第三點就是說這些宗法組織的內在張力，大共同體和小共同體之間有內在張力。這種內在張力，宋儒明儒都討論過，即到底增加好啊，還是縮小好，都討論過，討論結果是各有利弊。一般的主張是要大共同體，為什么？因為小宗族制，分家制，社會分化嚴重，底層無法救濟，骨肉相殘。還有各種小的水利設施，道路設施無法供給，這都是他們當時考慮到的，不是我胡加進去的。我們現在的新農村建設，要提供鄉以下的地方共同體的公共品，提到的內幕，完全一樣。歷史在那里重復，這不是我添加給歷史的東西。但是，大共同體和小共同體的張力，我們在人民公社制度建立過程中也發生了。大公社制度，即大公社作為一級核算單位，把村落、家庭都打散了，是引起大公社制度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所以58年末，一直到61年，毛澤東最緊張關心的是什么？是那個超過家庭，而到大公社的核算單位是什么。他找到了，你看他文獻，他以前以為是大隊，后來讓步，退到自然村落，“隊為基礎，三級所有”。所以我說了，自然村落是農民利益的最后邊界——突破，就不容易維系。但是，自然村落的利益邊界是有傳統的。所以，我們解釋了66年以后的小公社制度基本維系下來。這是我講的這個制度建立的初衷以及內部隱含的矛盾。小公社制度的家和生產隊之間，也有張力。這個張力，在南中國小一點，在北中國大一點。在北中國當中，淮河以北的淮河地區，張力更大，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分田到戶（單干）在安徽萬里的老家率先開始，完全有歷史證據。所以，我講的這些的意思是，只要是小農經濟的農耕社會，必然會發生分化，它缺乏這個組織。宗法組織應該說是宋儒的一個發明，不是一種恢復，是恢復過程當中的重新創造，適應那個時代的需要。所以，明代比較穩定，和宗法制度是有一定關聯的。清的穩定，也和這個有關聯。當然，人口的繼續膨脹，到了雍正、乾隆年間，人口繼續膨脹，繼續要增加土地，引起了械斗，宗族的械斗相當厲害。明后的宗族在南中國比較地正經。毛澤東在30年代南中國調查的時候，他發現根本不是馬克思的一般理論所能解釋的。它的田，大量的是祠田、族田，說它是地主階級的，把它分掉了——但是，分田只是貧下中農的本性要求，這就解釋了農戶和共同體的張力。因為有這個張力，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國家制度的介入，即國家政策法律的介入，沒有強大的文化建設，共同體組織就不可能維系住。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又那么容易地被解體了。內部存在張力，文化整個就發生了急劇的變革，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滿足了個體小家庭的內心的渴望，它為了短促的利益，就把共同體給解體了——當然，有所反抗，但這個反抗很弱。當然，解體以后，對生產力的暫時的增長，應該承認有一定的好處；但是，它現在的弊端也顯示出來了。
如何在分散的個體經濟之上重建一個組織，是當代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大使命。我們也來簡單化，把村民委員會作為分擔個體農民組織的有效途經，而不同的價值相關者卻賦予這個組織以不同的意義。西方人賦予它民主，國內的一些人賦予它民主，賦予它什么什么等等，承載不住。那么，其它的形式呢？當然，我們又找到了一個形式，今年又出臺了一個法律，叫做《經濟合作組織法》，有人建議在縣鄉兩級來建構一個農民協會組織，以增加農民的合作空間，等等。組織本身不僅僅是經濟的，而且是提高農村對城市談判能力的唯一途經，這就是為什么我把新農村建設確定為組織建設的原因。什么叫做組織？關鍵是要確定這個組織的有效性，權威的形成，必須要有一整套的文化機制來保障。文化就是價值，說我們這樣生活比那樣生活好，就是這個價值。我們有我們的活法，這恰恰是梁漱溟談到的，就這一點，成為梁漱溟的核心觀點：我們中國人只能這樣活，不能那樣活。這就是文化建設的中心思想。這樣，在貨幣主義、市場主義、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時代，要構建一個新農村，有效抵抗城市的消費主義的侵蝕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我們看到，城市的消費文化掃蕩整個的農村，先把它變為落后，變為迷信，變為……等等，然后，我們惟恐他們不發達，惟恐他們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金錢為中心。這種心態是導致整個農村情況自身惡化的內在原因。所以，沒有文化建設，就不可能有新農村的組織建設，而沒有組織建設，就不可能有新農村建設。單靠我們政府和財政的轉移支付，把八九億農民背進和諧社會和小康社會，在我看來，不大可能。
時間已到，我的發言基本也結束了，謝謝各位。
注：本文根據曹錦清教授在第四界農村研究方法高級研討班（山東青州，2006年7月）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作者單位：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中國》200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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