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按照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狠抓基層黨的建設，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效，但仍存在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筆者認為，有些問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難以避免的，只要工作思路對頭，有的能夠逐步減輕，有的雖然可能長期存在，但對黨的執政形象影響不大。如：農村黨員隊伍老化，外出黨員管理困難甚至“失聯”；黨組織“三會一課”活動堅持得不夠經常，部分黨員作用發揮得不好；干部隊伍結構不盡合理，部分支部書記年齡大、文化低，等等。令人擔憂的是，由于傳統的思維慣性和陳舊的工作方式具有超強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基層黨建工作中極易出現一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要求相背離的做法和傾向，并帶來事與愿違的消極后果。
筆者認為，應特別注意以下七個問題：
1、克服重“有形”、輕“無形”的傾向，力戒形式主義
基層黨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該是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著力點應該放到提升黨支部書記思想境界和服務能力，提高黨員的思想覺悟、發揮黨員先鋒模范，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等方面。這些具有“無形”特點的工作，盡管也經常被納入上級檢查考核內容，但由于沒辦法量化，也很難在短期內見到“新變化”和“新氣象”，往往陷于泛泛空談。而活動場所是否達標、黨員教育設施是否齊全、各項規章制度是否上墻、黨員活動次數是否達到要求并有記錄、村支部書記或社區干部待遇是否落實、黨員活動經費是否撥付等“有形”工作，則成了檢查考核的硬指標。
在自上而下的強力推進下，有些地方的“有形建設”紅紅火火，但是群眾極端反感的形式主義也隨之熱鬧起來。最突出的表現有兩個方面：
一是標語、圖板、表冊泛濫。中部某市設立永久性標志牌1209個，宣傳欄、標語5458個；某村辦公室外邊掛著兩幅6米多長的永久性標語，室內還掛著20塊圖板；某縣一個只有50多戶的小村，迎檢材料竟有57大本；有些村黨支部的反“四風”檢查材料，打印裝訂得很漂亮，但內容卻很空洞，在“奢侈之風”題目下，竟極其雷同地寫著“堅持學習不經常”幾個字，村干部說，這是上級部署的“規定動作”，少了要扣分，內容是什么沒人仔細看。
二是口號、“工程”、“模式”滿天飛。如：“X大工程”、“X大模式”、“X聯X包X進”、“X線工作法”、“X網X制”、“X大創新”，等等，令人眼花繚亂。另外，已經納入黨建工作內容的美麗鄉村建設，同樣存在重“有形”輕“無形”的傾向。有些村莊，院墻整齊劃一，美觀漂亮，但村民生活習慣卻沒有隨之變化，院子里垃圾和畜禽糞便滿地，室內臟亂不堪。這些情況表明，基層黨建，必須克服急功近利和形式主義傾向，把“有形建設”和“無形建設”緊密結合起來。無論是黨員的黨性、干部的服務意識，還是農民的文明風尚，都應該力求做到外化于形，內化于心。有些過高要求，寧可暫時達不到，也不要逼著基層做表面文章或弄虛作假。
2、在“陣地建設”上避免一刀切和一風吹，把主要功夫下到現有活動場所、設施的日常管理和利用率的提高上
各地基層黨建，無不把“陣地建設”放在突出位置，變化可謂日新月異。但從欠發達地區的情況看，城鎮社區的活動場所管理得比較好，便民服務站、棋牌室、音樂舞蹈廳等場所（已納入黨建工作內容）利用率比較高，鄉下的村級辦公室和活動場所，無錢維護和經常閑置的比重卻很大。所以，應堅持因地制宜、村民做主的原則，由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是新建還是維修辦公室和活動室，建設或維修多大面積。村型較小、經濟落后或自然屯落分散的地方，應因陋就簡。即使是政府撥款或部門幫建，也要征求村級自治組織和村民的意見，把有限資金花到老百姓最急需的項目上。村級辦公室和活動場所的規模，不要只求“達標”，而應把客觀需求、使用率預測、資金來源、民眾感受等要素放在首位，避免“花錢找挨罵”。
3、在“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問題上持審慎態度，防止逆改革方向而行
很多地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解決村組織“沒錢辦事”的主要途徑，這確有一定道理。但是，且不說理論上和法律上怎么界定“集體經濟”還需探討，僅從實踐上看，也應特別注意以下三點：
第一，牢記歷史教訓，不要犯“大干快上”的顛覆性錯誤。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曾給農村和農民帶來災難性后果。改革開放后，很多地方為了扭轉“集體經濟”的頹勢，大上村級多種經營項目或村辦企業，結果成功率不到20%。不但巨額財政資金、銀行貸款打了水漂，而且給村集體留下了一大堆債務。2006年，全國鄉村兩級債務超過6000億元，中西部多數省份村均債務超百萬元。據本人調查，盲目上項目所形成的債務占總額的40％以上。現在，有的地方重提“一鄉一品、一村一業”的老口號；有的地方確定了區域內所有行政村集體收入和積累年增10%的目標，實在令人擔憂。
第二，應按照中辦國辦最近下發的《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精神，分類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更多權能。如果把發展集體經濟的著眼點放到增加村“兩委”可支配財力，從而實現“有錢辦事”上，顯然與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馳。有的地方“村兩委”控制著較多的機動資源，“集體”收入比較可觀；還有的地方打算整合國家“三農”資金，使之變成“集體”股金。這些地方如果不進行認真的產權改革，極有可能假“壯大集體經濟實力”之名，行“與民爭利”之實。
第三，建立名副其實的集體產權制度和管理制度非常困難。人民公社化時期的所謂“集體經濟”，實際上是國家控制的集權式村鎮經濟,農民并沒有真正獲得理論上所說的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并獲得收益的權利。在現實條件下，如果以行政村為單位辦企業或上項目，自然要由黨支部或村委會來“代表”村民行使對資產的占用、處置和收益分配權。即使成立名義上的董事會或管理委員會，全體村民也未必能夠享有實實在在的產權，經營成果同樣存在著被侵吞蠶食的危險。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對土地集體所有、農戶承包經營這一層面的集體經濟，當然要鞏固發展，但不是要增加村級收入，而是要“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對“村兩委”控制的經營性資金、資產、資源，應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造，讓農戶獲得更多的權益。應以堅決的態度杜絕一哄而起，盲目上所謂“集體”項目。應通過用好用活財政資金和集體非經營性資產、動員新型經營主體出資、提高“一事一議”成功率等途徑化解“無錢辦事”的難題，同時，應提倡“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減少脫離群眾需求的官方“自拉自唱”，避免在強化黨建工作的名義下折騰農民、增加債務。
4、既要突出黨的建設，也要兼顧其他組織建設，注意培育基層自治的社會資本
黨的十八大和三中全會，提出了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目標，落實這一戰略決策，必須堅持和完善基層自治制度。基層自治，既要發揮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又要發揮村委會、居委會、群團組織和民間社會組織的作用，逐步建立公民有序參與的治理機制。
毋庸諱言，多年來形成的單向管控的治理模式，最大的弊端是公民參與不足。目前，很多地方只強調基層黨建，很少提及其他組織建設；應由民政部門主抓的社區建設、村民委員會建設，也由黨委組織部門包攬；說到村干部的培養和待遇，往往集中在支部書記一人身上；基層自治的一些老大難問題，如：村級黨支部和村委會關系問題、村民自治有名無實的問題、基層自治組織行政化的問題，很少有人關注和研究。
筆者認為，縣以上黨委，應把基層黨建與治理體制改革緊密結合起來，引導基層黨組織和基層干部轉變治理觀念、提高治理能力；同步抓好黨的建設、群團組織建設；扶持各類民間組織、培育基層自治的社會資本；發揮村民代表會、村務監督委員會的作用，逐步建立行之有效的民眾參與制度。這些，當然是長期艱巨的工作任務，很難在短期內奏效，但不應忽略，更不應逆向而行。
5、下決心改變先進典型“吃偏飯”的現象，避免人為擴大村際差距和貧富差距
這些年的新農村建設，成效有目共睹，但試點村、示范村“吃偏飯”的問題非常普遍，帶來很多消極影響。目前的基層黨建和同步進行的美麗鄉村建設、扶貧開發，同樣強調抓典型。
抓典型是我們黨開展各項工作的拿手戲，當然不能棄之不用。但怎么個抓法，卻應很好反思研究。試點示范村、領導包扶點動輒獲得幾百萬、幾千萬的扶持資金；“軟弱渙散”村動輒獲得財政和三五個實權部門的同時“包保”、“幫扶”……這種抓法，雖然見效快、變化大，但卻有悖于公共財政的公平、公正原則，使本來存在的村際差別、貧富差別越來越大；因為條件和機會不均等，“偏飯”“喂養”的先進典型和后進轉化典型，除了供人參觀和宣傳之外，其經驗基本上沒有推廣擴散價值。從政治損益的角度看，這樣的黨建，肯定事與愿違。所以，必須下決心摒棄靠特殊扶持“壘大戶”、“造典型”的做法。
6、杜絕高壓緊逼和層層加碼，努力減輕基層負擔
多年來，我們形成了一個“不斷加強”的思維定式：只要說哪項工作重要，就要設機構、增編制、召開會議、下發文件，還要層層簽訂責任狀；口號越來越響亮，指標越定越高；很多地方的目標考核已經延伸到村級自治組織，而且分解成六、七十項。
這種向上集權、向下施壓的工作方式，固然能夠取得一定的推進效果，但極易助長形式主義，甚至誘發瞞上欺下的行為。《半月談》最近披露，湖南某地村支部書記兼十多個工作組長，有的村為應付考核僅做民意調查準備就花費數萬元，鄉鎮要花費30多萬元。
這里確實有個兩難的選擇，如果不這樣強力推進，黨建工作很可能被淡化甚至邊緣化。但筆者認為，真正有實際效果的黨建，必須以各級黨組織的自覺行動為基礎，必須與民眾的利益和需求相契合。如能順其自然地做到這一點固然可喜；如果囿于種種原因做不到，寧可讓上級的部署落實差一些，或者降低上級的要求，也不要逼著基層虛與委蛇，甚至弄虛作假。黨建和其他任何工作，都應堅持不懈地為基層降壓減負，都不應與基層自治背道而馳。
7、縣以上黨委和組織部門應堅持依法辦事，最大限度地避免“越權”行為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保障，黨的自身建設，當然更要堅持黨委負總責。但是，不能以此為由無限擴大黨委及其組織部門的權力。比如，市、縣、鄉黨委書記做基層黨建的述職報告，本來應該是干多少說多少，但很多地方卻由上兩級組織部門越級審稿兩三次才允許上會。再如，村干部的工資額，應該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村型大小，由村民代表會決定；財政給予社區和村級組織的經費補助規模，應由政府根據財力提出預算，人大依法決定。但有些地方黨委及其組織部門，直接規定具體數額，并層層督辦落實。
不可否認，黨委及其組織部門越級指揮或越俎代庖，行使人大、政府職權，對于攻堅克難、提高效率肯定有好處，但對于改善黨的領導，推進依法治理，卻可能帶來諸多消極影響。所以，縣以上黨委和組織部門對基層黨建工作的推進應以原則指導為主，對具體問題，應多提彈性建議，由權力主體依法決定。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本文刊發于《市縣領導參閱》第3期，（題目為《基層黨建與治理現代化》，署名呂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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