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在《世界觀察》發表《誰來養活中國？》文章, 引起了全球巨大反響，中國政府和學術界也迅速做出了反應。布朗提出上述命題的假設是，中國在1990-2030年期間將進行持續而快速的工業化。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經歷來看，人口密度很高的國家和地區，因人均占有耕地很少，工業化進程必然伴隨著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糧食的大量進口。布朗根據中國和國際發布的統計數據，分析了中國未來30-40年間人口、人均消費水平、耕地、復種指數、水資源、化肥投入、單產和生態環境的動態趨勢，得出了“未來中國將面臨糧食危機”的結論。
對布朗的這一言論筆者是非常熟悉的。當時中國科學院接到任務，要求科學家提出應對方案。記得筆者供職的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生態室還專門召開科研人員會議，為解答布朗之問尋找生態學的答案。然而，人們很快就被糧食不斷增產的信息，包括中國糧倉里的糧食多得吃不完的好消息所鼓舞，布朗的預言再也沒有人提起了。過后不久，我們聽到的是這樣自豪的聲音：“中國人用7%土地養活了20%的世界人口”，仿佛中國科學家給了布朗怪論一個有力的回擊。
中國提高糧食產量的代價，是消耗了越來越多的石化物質，是動用了全球約35%的氮肥。由于地力下降，我國糧食單產最近8年幾乎沒有顯著增長，但化肥施用量卻增長了40%，每公斤化肥生產的糧食不足19公斤，這一生產效率正在以每年1公斤的速度下降。
中國每年使用農藥130萬噸，為世界之最。人們使用了這么的農藥有沒有控制住害蟲呢？答案是否定的。人類自己導演的“人蟲大戰”，已經歷了100多年，甚至到今天為止，科學家依然不思改悔，動用了轉基因高科技技術繼續與害蟲對抗，他們成功了嗎？他們能夠成功嗎？
1874年，一個名叫席德勒的德國學生像往常一樣走進實驗室。不知什么原因，內心煩躁的他竟合成了一種油脂性淡乳白色的粉粒，還有一絲芳香氣味。他哪里知道，就是這些小粉粒60多年后被重新發現，并由此而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害蟲防治史。1939年，瑞士某化學公司的繆勒（Paul Muller）博士，偶然發現席德勒合成的化合物具有顯著的殺蟲性能。他在馬鈴薯甲蟲上試驗，取得前所未有的防治效果——殺蟲率達100%！這種“神藥”全稱叫2,2-雙(對氯苯基)-1,1,1-三氯乙烷，簡稱DDT，是拉丁文“二二三”各第一個數字的縮寫。
DDT在害蟲防治方面功不可沒，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至少幫助5億人從瘧疾中死里逃生。其發現者繆勒博士，也因此榮獲1945年諾貝爾化學獎。
二戰結束后，DDT作為殺蟲劑在世界各地廣泛推廣，人們看到了有機合成殺蟲藥劑的巨大潛力。繼DDT之后，又相繼開發了 “六六六”、“毒殺芬”、“滅蟻靈”等高效有機氯殺蟲劑；“敵敵畏”、“辛硫磷”、“樂果”等速效有機磷殺蟲劑；“西維因”、“巴丹”、“殺蟲脒”等有機氮殺蟲劑；“代森鋅”、“敵克松”、“滅菌丹”等有機硫滅菌劑；“田安”、“退菌特”等有機砷滅菌劑；“滅多威”等所謂高效低毒氨基甲酸酯類殺蟲劑。還有眾多的殺螨劑、殺線蟲劑、殺鼠劑、除草劑、殺菌劑等等，化學農藥幾乎覆蓋了病蟲草害防治的所有領域。
在化學農藥問世之初，毫無準備的害蟲被殺的“潰不成軍”。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害蟲對農藥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產生了強烈的抗藥性。1980年，全球報導的抗性昆蟲有432種，1989年這一數據更新為589種，其中392種為農業害蟲。農藥大量使用，益蟲、益鳥、蛙類、蛇類跟著遭殃。生活在農田附近的雉雞、野鴿、鵪鶉、草原云雀、家雀等大量消失，禿鷲、紅尾鷹等大型鳥類也因捕食中毒鳥后，引起二次中毒。目前，全世界已經有三分之二的鳥類繁殖力下降。成蛙因吞食有毒昆蟲而中毒身亡，就是小小的蝌蚪也難逃厄運。
農田益蟲對農藥的反應，往往比害蟲更敏感，受到的傷害也更大。同樣命運的還有稻田里的蜘蛛，當多次使用化學農藥防治稻飛虱后，先消滅的不是飛虱而是飛虱的天敵蜘蛛，因而造成后期稻飛虱暴發。草叢中的野兔、樹上的松鼠、水里的魚蝦、土壤中的蚯蚓、花朵旁的蜜蜂、養殖房內的家蠶也都無一逃脫農藥的毒手，甚至連遠在南極，足不出洲的企鵝也沒能躲過DDT的侵害。
農田里大量使用化工原料，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添加劑、轉基因技術嚴重打亂了農田生態平衡。化肥使用量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今天升高了一百多倍。施肥長期強調氮磷鉀等礦質元素，而不重視有機質還田，碳氮比嚴重失衡，造成土壤板結和土壤酸化，地力下降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對于蟲害，過分依賴農藥滅殺，連天敵一起殺掉了；害蟲不斷產生抗藥性與人類競爭，人們被迫使用更毒的農藥。應用除草劑滅殺雜草，雖可暫時控制草害，但來年雜草又卷土重來，令除草劑用量也高居不下。農膜到處都是，農田充滿了“白色恐怖”。昔日空氣、水、食物新鮮的鄉村，如今到處充滿了殺機。其后果是：害蟲雜草越來越多；農民因長期接觸農藥，患各種疾病尤其癌癥的越來越多；食品中農藥、除草劑與生長激素殘留量越來越高，進而影響了城市人群健康。這些嚴重的教訓，都是人類狂妄自大，打亂生態平衡釀成的苦果。
更另人擔憂的是，人們不從生態失衡的源頭找原因，而在害蟲雜草大量出現后繼續采取對抗的做法。將殺蟲的Bt基因轉移到作物中，使作物細胞成為“農藥制藥廠”，再配合專門的農藥，內外夾擊害蟲；對于雜草，則采取更致命的草甘膦除草劑，僅保護抗草甘膦的轉基因作物，對其它綠色生命統統殺死。進入到生態環境、糧食甚至人體中的草甘膦，其危害根本不對公眾說明。
孰不知，轉基因是在農田生態平衡打亂后，采取的更加雪上加霜的做法。轉基因作物種植十年后，美國農田里出現了難以對付的“超級雜草”和“超級害蟲”。在轉基因作物種植最多的美國，農業區域已發現水系、空氣受到轉基因成分的規模污染。由于轉基因功能失效，農藥用量和種地成本劇增，美國農民飽受其害。最近，美國30萬農民上訴聯邦法庭，抗議轉基因巨頭侵占了他們種植傳統作物的權利，危害了他們賴以生存的農業基礎。
有鑒于此，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出公告：讓農業回歸自然。聯合國專家預測，生態循環農業可以使糧食供應十年翻番、完全可以滿足人口增加的食品需要。轉基因食品在歐洲被終結；歐美發達國家開始強化天然有機生態循環農業及貿易；美國第一夫人在白宮帶頭種植有機蔬菜。遺憾的是，被發達國家視為垃圾技術的轉基因正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尤其中國大規模轉移。
人類要在地球上可持續生存下去，必須搞好與大自然的關系。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同時也是第一破壞力。沒有了生態系統的呵護，人類社會也必將崩潰無疑。我們要接受瑪雅文明消失的教訓，接受最近幾十年來“重發展、輕保護”造成各種生態失衡的教訓，重新回到生態平衡的正確軌道上來。中國有沒有糧食危機？如果我們不能正視中國農田嚴重生態失衡的嚴酷現實，不能正視農民紛紛棄耕進城去打工的殘酷現實，不能正視大量依靠進口轉基因糧食來滿足“八連增”虛榮心的冷酷現實，那么中國人今后肯定要在吃飯問題上栽跟頭。
當我們咀嚼著殘留了農藥、化肥、除草劑、轉基因成分的食物時，是否回過頭看看走過的追趕英美的農業之路，是不是可持續的。我也希望那些有良心的農業科學家尤其是轉基因科學家，能夠放下高傲的頭顱，讀一讀書中的文字，在找到更好的回答布朗之問和“蔣氏之憂”之前，再來嘲笑我的“無知”。
作者簡介：蔣高明，山東平邑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理事、《植物生態學報》副主編、聯合國大學咨詢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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