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春天注定是中國工人歷史上的一個特別時期：
1月23日凌晨，富士康員工馬向前墜樓身亡。在其后的短短幾個月里，富士康的不同廠區接連發生十幾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僅5月一個月就有7名員工自殺，引起社會強烈反響。面對指責，富士康總裁郭臺銘堅稱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亦稱大多數自殺與富士康無關。從1月至8月底，已有17名富士康員工墜樓，其中14人死亡，2人重傷致殘，此外還有一人割脈自殺未遂。
5月17日，廣東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數百名工人因不滿工資低、實習生待遇差、中日員工同工不同酬而集體罷工；5月20日，勞資雙方進行談判；5月24日，本田公司解雇了帶頭罷工的兩名工人；5月31日，罷工事件升級，罷工工人與南海獅山鎮總工會人員發生肢體沖突，數名員工被打傷。罷工期間，本田在中國的整車生產企業均被迫停工停產，每日產值損失超過兩億元。6月4日，在廣東省總工會、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經過談判，勞資政府三方簽訂協議，廠方在員工現行的工資基礎上提高33%，約增加500元。罷工最終以工人們的勝利而告終。
以罷工方式表達訴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還有：
2010年5月5日南京新蘇熱電公司罷工；
2010年5月14日河南平頂山棉紡廠罷工；
2010年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罷工；
2010年6月5日江蘇昆山書元機械廠罷工；
2010年6月6日深圳美律電子廠罷工
這一系列的工廠事件向整個社會畫出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我們究竟身處何種時代？勞方、資方和官方之間出現了什么問題？面對工人的抗爭行動，我們首先會思考的問題一個是時點：為什么農民工的抗爭會在這個時段上普遍爆發？另一個是方式：為什么這些年輕的農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議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殺這種個體主義的方式，而在本田等工廠則是大規模集體行動的方式？
一、新生代農民工與抗爭時代的來臨
在當今中國的勞動大軍特別是“世界工廠”中，“新生代”農民工是主要構成部分。所謂“新生代”是一個相對性概念，旨在說明他們與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規模流動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代際差異。新生代農民工大多為“80后”和“90后”的年青人，除了建筑業的企業以包工方式運作，因而工人年齡偏大（多數在40-50歲）外，在各類代工企業中工作的工人幾乎全部為“新生代”。據廣東省最近的調查表明，該省80、90年代后出生的農民工為1978萬人，占全省農民工總量的75%。這些在富士康一類的企業中工作的年輕人與在建筑業打工的工人恰好構成兩代農民工。以富士康連續跳樓事件中的工人為例，他們中年齡最大的28歲，最小的17歲，大多分布在18-25歲之間。在做出有效回答的富士康1719位受訪者中，平均年齡為21.1歲。而南海本田罷工的參與者也以80后、90后的新生代工人為主體；作為組織和領導者的也是兩名80后的湖南籍工人；而他們在溝通方式上也使用了QQ、互聯網等青年工人最喜愛和善長的方法。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并非僅僅因其年齡較輕使然。新生代揭示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階級身份認同交織在一個新的“世界工廠”時代。與其父輩相比，其自身鮮明的特點折射出“新生代”作為制度范疇，與鄉村、城市、國家、資本所具有不同的關系。具體而言：
其一，新生代農民工與鄉土社會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他們中的相當部分已經不是成長于農村環境，對于村莊和親屬關系并無父輩那種情感與認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不掌握農業生產技能，甚至從未有過務農經驗，基本上是一畢業就開始打工。由于與上一代人的經驗參照系全然不同，他們對于土地、鄉村都沒有更深厚的歸屬感。他們不愿再回到農村生活，對未來的預期與其父母很不一樣，不會做出落葉歸根的選擇。
其二，新生代農民工受過更多的教育，比父輩文化程度更高。他們大多受過基本教育，很多人受過大專以上的高等教育。在富士康工人問卷調查的1650個有效回答中，擁有高中、中專、技校、高職、中技（以上均屬于九年義務教育之后所接受的更高一級的三年制教育）學歷的占比56.9%，其次為擁有初中學歷的占比27.6%，擁有高中以上學歷的（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占13.6%。不言而喻，教育和知識結構的變化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觀念與行為有重要影響。
其三，新生代農民工是認同城市生活方式的，他們在城市中工作，也希望能真正在城市中立足。他們的消費觀念、娛樂方式、社會交往都更接近城市青年而遠離他們的父母一代，有著強烈的融入城市社會的愿望。但現實與愿望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他們渴望融入城市卻又無法融入，由于身份制度造成的壁壘，他們在就業、住房、醫療、社保、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都遭遇無法克服的障礙，城市化，對他們而言就像一個近在咫尺卻觸摸不到的夢。農村回不去，城市進不來，他們因此而成為“無家可歸”、飄泊無根的一代。
其四，新生代農民工更缺少社會生活與社會關系網絡。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無論在工作中還是生活上都更少與親屬、鄰里、同鄉等傳統社會關系保持密切聯系。研究表明，上一代農民工離開鄉土進入勞動力市場主要依靠的是上述傳統社會關系網，他們也從中獲得重的社會支持；而新生代則缺少了這樣的網絡，加之許多企業如富士康有意地限制其原有社會關系帶入，造成這一代青年工人更為原子化的狀態，孤獨、冷漠、脆弱、沉默，互不相識，很少交往，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更加無依無靠。
最后，由于上述特點的存在，新生代農民工有著與上一代非常不同的價值觀念。他們比其父輩具有更強烈的不公平感，他們對于種種社會不公正也更為敏感；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拋棄了上一代人常常懷有的宿命論，他們不認命運，有著強烈的表達利益訴求的動力和對未來更好生活的要求。
有著如上特點的新生代正在成為農民工的主體。面對這樣的新一代農民工，整個體制包括企業、政府和社會仍然用對付老一代的方式來對待他們，無疑會產生巨大的矛盾，發生各種各樣的悲慘事件。以富士康工人連續多起跳樓自殺事件為例，將事件原因歸結為青年工人個體心理問題、請心理學家進行輔導干預和歸因于企業“運勢”、“風水”問題、請和尚道士念經驅邪同屬罔顧真相、混淆是非的做法，也是對死者生命的不尊重。富士康事件是社會性的事件，而不是個人心理問題；其實質關乎整個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生存狀況和價值訴求，也關涉到血汗工廠制度和“中國制造”模式的根本問題。
工資，是不同形式抗爭的首要目標。無論是富士康工人以自殺表達無聲的抗議還是本田工人的罷工行動都與提高工資的要求有關，資方應對工人訴求首先的著眼點也通常在最低工資上。但必須看到，工人對工資的要求不僅僅是提高最低工資，而是要求生活工資，即工資能夠維持基本的正常的生活。臺資和外資企業在應對外界有關低工資的批評時，經常會強調自己的工資水平不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而且比許多中小企業還高。但實際上工資標準的確定應該以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為準，而不是僅僅維持勞動力自身的生存為準，也就是說，工資應該滿足一個工人個人和家庭生活開支以及未來發展和風險抵御等。工人勞動賺取工資是為了生活，而不僅僅是活著。當工人拼命工作也掙不到生活工資而且看不到前景的時候，憤怒和絕望便如期而至。
非人性化的、嚴苛的勞動管理體制剝奪的是工人有尊嚴的勞動權利。低廉的工資，微薄的加班費，漫長的勞動時間，枯燥的工作程序，無處不在監視、訓斥甚至打罵，“中國制造”模式使工人被制造成生產流水線上的工具甚至零件，連機器都不如。同時還伴有“服從、服從、絕對服從”和學習“總裁語錄”的“思想改造”與精神控制，這些都旨在將工人規訓成靈巧、馴服而廉價的工具。如此低收入、高強度、無尊嚴的勞動過程導致以極端方式如自殺或集體反抗如罷工來表達訴求，都不是難以想象的事。
社會性弱化、正常的社會生活缺失，是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又一困境。人是社會動物，人的存在是社會性存在。人一旦缺少必要的社會關系、社會生活，就變成原子化的個體，舉目無親，孤獨脆弱。與此同時，工會角色缺失也是工人社會性弱化的表現。在號稱工會覆蓋率在100%的富士康深圳廠區，在1736位問卷調查受訪者中，高達32.6%的被訪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沒有工會甚至以為沒有工會；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沒有參加工會，參加工會的工人僅為10.3%。工人參與率低，工會成為資方管理的附庸，工會未能盡職盡責為工人服務，成為富士康工人普遍感到無助和絕望的原因之一。工人的聲音得不到傾聽，訴求得不到滿足，最終只能被迫沉默。要改變這種狀況，工會就必須改變目前這種作為工廠附庸的角色，回歸以工人為本、切實為工人謀福利的角色！如若政府在保護勞工權益方面不去做或者做不到，那么至少應該向社會開放合法性空間：讓勞工自己的組織去幫助工人，發揮作用；同時讓有關社會組織乃至全社會來關注和幫助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
富士康這類企業雖號稱“代工帝國”，實則處于跨國資本鏈條的末端。全球化背景下資本的運作邏輯及其壓榨性的殘酷不應忽視。以蘋果公司的產品為例，在其整個生產鏈中，最不值錢的是生產和組裝。一部售價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材料成本約為 187.51美元，將這些元件進行組裝的富士康每臺只得到6.54美元的酬勞，60%的利潤被蘋果拿走。蘋果公司一方面要求供應商嚴格控制品質，一方面不斷利用優勢不斷壓低采購價格。使得代工企業利潤低廉，代工企業則轉回頭通過壓榨工人來維持利潤。全球化資本的運作就是以這種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方式來進行，最后的犧牲品就是處于這個食物鏈最底端的工人。
當我們揭示全球化資本對工人的剝奪和異化時，不能忽視國家權力的作用。我們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國家主導的資本全球化過程——改革開放后，國家通過鼓勵外資和對外開放政策，建立了全面依靠合資或外資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這種以依靠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發展模式，區別于東歐的轉型市場或者東亞的發展型國家模式，雖然帶來了驚人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產生了普遍性的社會不平等，尤其是導致了工人群體的困境。壟斷型資本的出現，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國家權力，從而影響著一個新的制度化的勞資關系的形成。過去我們或許相信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或者更多的外國資本的流入能夠加強對勞動者法律保護的基礎，然而壟斷型資本的出現卻使我們對此表示懷疑。富士康作為制造業中的傳奇，其在中國各省份資本擴張的速度和規模都是極具代表性的。作為權力機構的政府放任資本之惡、放棄監管之責、不作為甚至與資本強強聯合，使之成為不受任何制約的強大力量，是造成工人弱勢、絕望和各種形式抗爭的重要動因。
二、工廠專制形態與工人的抗爭方式
新生代農民工的崛起，標志著農民工階級日漸完成自身內部的代際更替，新生代已經成為農民工階級的主體部分。由于現行的城鄉分割的戶籍體制和其他種種制度安排，新生代農民工處于比其父輩更為尷尬的境地，他們不能退回鄉村，但是他們也絕難融入城市。這一處境可用“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加以描述。所謂“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是指保留了小塊土地的農民工家庭實際上保留著小私有者的尾巴，使得他們不可能像經典意義上的無產者階級那樣一無所有，可以徹底地融入工業生產體系和城市生活。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由于上述不同于其父輩的訴求和期望，在他們進入城市生活方式受阻時會采取各種抗爭行動。
“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的解釋思路抓住了問題的一個重要側面。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若干不同于其父代的一些獨具特征——由于這些特征，伴隨著農民工階級完成代際繼替的社會后果，必定是對資本與權力壓迫的日益增多的抗爭。這就多少解釋了為什么在新世紀頭十年接近尾聲之際，農民工階級迅速改變了自己馴服、沉默的形象，展示出抗爭、表達的趨勢。但同樣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特征并非僅僅基于年齡差異而來，更不能歸結為青年人的心理問題，而是深刻地折射出當今中國基本制度安排的約束和影響，體現出農民工階級再生產的悖謬邏輯。
如果說，處于“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狀態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孕育的強烈不滿情緒，必定促使他們采取較之父輩更多的抗爭行動，那么，他們的抗爭行動為什么會采取如此不同的方式：在“南海本田”，是集體主義的行動方式——集體罷工，而在“深圳富士康”，則是典型的個人主義行動方式——接踵而來的跳樓自殺？
在此讓我們引入另一個理論視角，即“工廠政體”（factory regime）的理論。“工廠政體”是美國社會學家麥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提出的概念，包含四個基本環節即“勞動過程”、“勞動力再生產方式”、“國家干預”和“市場競爭”。這四個環節把微觀的工廠場景與宏觀的制度背景勾連起來，它們共同作用，塑造了工人的行動方式和行動能力。在布洛維看來，資本主義的工廠政體可以劃分為兩個類型，一個是“專制政體”（factory despotism），另一個是“霸權政體”（hegemony）。這兩種生產政體是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和壟斷階段分別關聯的。
自20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的勞資關系發生了從專制政體到霸權政體的轉變。在專制政體下，資本赤裸裸地威嚇和剝削工人，榨取剩余價值。但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由于國家立法對勞資關系的干預，尤其是社會保險法使得工人不再完全依賴在工廠工作，也有可能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這就迫使資本家放棄了對工人那種專制主義的統治方式，轉而通過“趕工游戲”（the game of making-out）、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內部國家等機制，塑造工人對剝削的“甘愿”（consent），換取工人在勞動過程中的服從，甚至把工人變成了“剝削自己的幫兇”。當然，工廠專制主義政體和霸權政體仍然只是工廠政體的兩種“理想類型”，現實工業生產中的任何工廠政體都可以被視為工人的同意與資本支配兩者的結合，不過比重有所不同而已。同時，布洛維也忽視了發達國家工人的“甘愿”是因為階級矛盾已經通過大量資本輸出轉嫁給第三世界的老百姓這一因素。
用工廠政體的概念工具透視當代中國的勞資關系和農民工的抗爭方式，至少可以使我們得出如下的基本看法：農民工群體就業的大多數工廠政體都屬于典型的工廠專制主義政體，遠未達到霸權政體的階段。不加掩飾的壓迫和剝削是資本治理農民工的主要方式。
工廠專制主義政體在實踐形態上又可分為諸多不同的亞形態。例如，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將富士康工廠稱作“準軍事化的工廠專制主義政體”，它至少具有四個主要顯著特點，第一，高強度的勞動過程、超長勞動時間和低廉的工資；第二，工人宿舍位于廠區之內，成為車間專制政體的延伸；第三，除生產線上的工作關系外，工人之間的其他社會紐結幾近全部毀壞；第四，準軍事化的管理。
2010年10月發布的《“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分析探討了富士康的勞動管理體制，即以高強度、超時生產、低工資和低消費成本來達到生產效率及利潤的最大化，通過暴力規訓、意識灌輸及分化工人來消解工人的反抗力量，以犧牲工人尊嚴、健康甚至生命為代價的管理模式。在富士康，工廠飯堂與宿舍等生活區，甚至工廠以外的社區，都不過是生產車間的延續，是工廠低成本運行的體現，都被牢牢掌控在富士康帝國的版圖之內。這種生產車間與宿舍管理緊密結合的工廠體制構成了龐大的、中國所特有的宿舍勞動體制。這也是“富士康帝國”存在的秘訣，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勞動力，規訓著工人的肉體與精神，塑造著工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對工人進行24小時“全景敞開式”的控制，這樣的管理體制直接造成工人的異化和集體性心理創傷。這種極為嚴苛的專制主義工廠政體導致的結果是，工人不僅被商品化了，而且更被原子化了。原子化的工人被剝奪了采取集體行動的各種資源，只能采取原子化的反抗方式，自殺則是選擇用生命來表達無聲的反抗。
與富士康一類的企業相比，作為外資企業的南海本田一類的企業可被稱為“常規的工廠專制主義政體”，它也有四個基本特點：第一，高強度的勞動過程和相對低廉的工資；第二，工人宿舍部分地坐落于周邊社區，而非全部被廠區包容；第三，許多工人有同學、同鄉等關系，也就是說，保留了各種先前形成的社會關系；第四，常規管理，手段遠不如富士康那樣嚴苛。就第一點來看，南海本田和富士康并無區別，也就是在此意義上說，兩者都屬于“工廠專制主義政體”。但是后三點則與富士康不同，工人保留了原有的各種社會關系，使其成為日后集體抗爭的可用資源。而不那么嚴苛的管理體制和逃脫了工廠全方位控制的宿舍體制，則為開展集體動員提供了條件。手機、QQ群等現代數字通訊方式為工人提供了經由虛擬社區走向實體社會行動的重要路徑。就此而言，南海本田的工人，雖然也同樣地被商品化了，但是卻沒有被徹底地原子化。他們的抗爭也就可能采取集體行動方式，即罷工。
南海本田工人的罷工抗爭，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來，大大小小的罷工此起彼伏。其另人矚目在于具有現代工人運動特點和更為積極的結果。罷工以合法合理的方式進行，保持了和平、理性的基調；具有現代意識的青年農民工成為發起者，80、90后工人成為與資方抗爭的主要力量；在罷工中，工人們的訴求兼顧了不同群體如正式工和實習生的利益，形成更廣泛的團結；充分利用現代方式作為斗爭手段，通過QQ互相聯絡，在罷工前就通知媒體，在罷工中及時向外公布罷工最新進展，以積極正面的姿態爭取社會各界的支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們第一次爭取組織權，要求有代表自己的實體組織，他們除了要求提高福利待遇，更喊出了“重整工會”的聲音，這被視為工人的組織權訴求第一次來自于底層工人。
通過對上述工人抗爭特點的觀察可以發現這類抗爭的結構性原因：新生代農民工遭遇工廠專制政體和支持此種工廠專制主義的城鄉分割的制度安排，勢必走上反抗的道路；而工廠專制政體的不同形態，則決定了農民工的反抗會采取不同的方式：是否存在既定的社會關系，對于農民工的抗爭方式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商品化同時又被原子化的條件下，農民工的反抗采取了個人主義的方式，其結局是一個個年輕生命的毀滅，令人痛惜不已；而在雖然被商品化但是仍然存留了社會關系聯接，即未被原子化的條件下，農民工的反抗多半采取了集體主義的方式，這首先指罷工，也包括集體談判等形式。工人之間既定社會關系的存在與否，這種關系能否在抗爭實踐中擴展并形成內部團結，是欠缺工會組織的工人是否可能組織起集體反抗的先決條件。不過，無論是什么形態的抗爭活動，都會形成一種巨大的動力，推動當代中國勞資關系的轉型，而其含義，則是現行的工廠專制主義政體已經走到了盡頭，面臨著最終的崩解。
三、“中國制造”的終結？
新生的勞動力量對30年來陳舊的工廠政體框架的猛烈沖擊，預示了當代中國勞資關系面臨轉型。這一轉型的前景可以從資本、國家和社會三個面向來理解。
“資本走到哪里，沖突就跟隨到哪里”。新生代農民工與各種形態的工廠專制政體的沖突將會越來越頻發和激烈，而這似乎預示著“中國制造”作為一種增長模式的終結。我們深知，富士康這類將代工行業做到“極致”的“超級世界工廠”，只不過是中國眾多代工廠中的代表，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一個縮影。號稱為“帝國”或“王國”的富士康，擁有11個“事業群”（生產基地），其龐大和“輝煌”與工人的弱勢構成強烈的反差，而這類詞匯恰好印證了勞資關系的嚴重失衡，亦即權力-資本-勞工關系的失衡。調整這種失衡的關系，必須從改變廉價勞動力發展策略和廢除專制的管理體制開始，以工資增長和人性管理等更加人道的工廠政體替代之。
在此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富士康這類勞動管理體制的形成不光是富士康企業本身的“杰作”，更離不開國家和跨國資本的“支持”力量。首先，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該政策通過維持勞動力的低工資和低權益，吸引國內外資本投資，富士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實現了贏利的快速增長；而與此同時，跨國資本的獲利本性和運作邏輯將富士康置于利益鏈條的末端，使這類“代工帝國”為了獲取微薄的利潤轉而更殘酷地壓榨工人，將工人迫入悲慘的境地。
要改變極不均衡的勞資關系，必須向工人賦權，包括勞工三權的逐步合法化與真正落實，即工人享有的團結權、談判權與集體行動權。如此才有可能建立起勞資雙方的利益博弈機制，使工人有能力參與工資共決、集體談判等保護自身權益的過程。
就整個國家來說，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制造”的發展模式，國家應該而且必須站在勞工一方，并承擔主張和實現社會公正的責任。我們是以社會主義制度立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是用來聲稱的，不是用來標榜的，而是要落實到千千萬萬人民的工作和生活上，也要體現在工人權利的實現與保證上。
在以往發展主義的話語下，農民工的權益長期被忽略。與西方國家“資方-國家-工會”的三方制衡機制不同，中國工人缺乏工會的保護，而與資方連手的地方政府又難以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利。此外，城鄉二元體制造成了農民工難以完成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使得富士康這類企業能夠通過宿舍勞動體制盡可能地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而支付僅夠他們生存的薪水，至使他們無法真正在城市中立足。新生代農民工的被動與尷尬在于，他們沒有身份認同——他們的身份既非農民也非工人；他們貌似工人地在工廠流水線上工作，但他們卻無從積累日后的保障與福利；他們的工作是有時間性的，一旦過了“打工”的黃金年齡，他們就會自動或被迫離開工廠；他們雖然是在城市的工廠打工，但是身處在城鄉結合部的工業園區里，遠離市區，周末也需要加班，更無法獲得城市的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要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工的如此處境，政府除了制約資本的過度膨脹、迫使企業落實勞動法、摒棄專制主義工廠政體外，還需轉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在國家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作為城市建設的中堅力量，新生代農民工希望也理當在城市獲得他們有尊嚴的經濟收入、社會保障、生活方式以及個人發展。這主要指的是他們能夠有規劃與選擇的自由，能夠在城市工廠享有職業培訓、再教育、再生產的機會與空間。政府有責任使農民工在住房、教育、醫療和福利等各方面享有社區公民的權利，并融入城市生活。概言之，“中國特色”不應是“低人權優勢”的發展模式。
轉變“低人權優勢”的發展模式，更要靠工人自組織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這需要波蘭尼（Karl Polanyi）意義上的“能動社會”（Active Society）的建設。所謂“能動社會”是指與市場擴張相抗衡的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面對市場的侵蝕和資本的膨脹，社會本身展開動員，產生出各種社會規范和制度安排，諸如工會、合作社、爭取減少工作時間的工廠運動組織、爭取擴大政治權利的憲章運動，以及政黨的初步發展等，以此來抵御和規制市場。
如上所述的農民工的各種權利，除了要從法律法規上進行保護外，更需要培養農民工內生的集體力量——代表工人利益的合法組織工會，通過工會去爭取有尊嚴的工作與生活。這包括建立和完善工會組織制度，通過把工會組織落實到車間基層，特別是經由工人民主選舉而產生，使工會真正成為能夠代表和保護工人利益的工人自己的組織；也包括使工人充分認識自己的結構力量，努力增強自己在工廠和社區中的結社能力，逐步賦予工人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和集體爭議權，以增強工人的集體能力，切實保護工人權益。能動社會的建設還應著眼于整個社會對于勞工權益的關注和支持，勞工NGO的健康發展、對資本形成制約的消費者運動都應成為社會建設的內容。
歷史是不斷前進的。如果說在改革初期，“市場經濟”的原始積累是建立在一部分人的付出和犧牲之上，那么現在改革開放已超過三十年，經過兩代農民工的努力，國家經濟水平提高了，社會整體富裕了，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對更富裕了。如果我們仍然要靠盤剝農民工來營造所謂的“盛世”景象，那不得不說這是整個社會的悲哀與羞恥。
新生代農民工的不同形式的抗爭已經告訴我們：低人權優勢不可持續，中國制造模式走到了盡頭。農民工必須獲得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和權利，才能轉化成真正的中國產業工人。而這樣的轉化除了能為農民工賦權，更是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必然需要，是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的提升。而這一轉型的進程將表明：農民工階級不再只是一個受苦受難的階級，而將成為一個有能力自覺地干預歷史進程的力量。
（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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