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資本論》“資本的積累過程”章中論述了工業資本通過對農村居民的剝奪和暴力驅逐，迫使農業勞動者同土地分離而流向城市和工廠，不斷為自身游離出工人及其生活資料和勞動材料，并建立國內市場的歷史過程。馬克思深刻地指出，“剝奪人民群眾的土地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自16世紀歐洲進入工場手工業時期開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在歐洲和全世界蔓延并謀求占據統治地位，這一進程至今已500年有余。雖然資本主義制度為近現代工農業生產的飛躍發展提供了條件，推動了各國的城市化進程，為人類文明的發展開辟了廣闊通道，但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東西方國家面臨的城鄉分化、城鄉對立、工農業人口的貧富分化等問題也愈發嚴重，成為各國政治經濟學家普遍關心的問題之一。
西方經濟學實踐導致城鄉分離和城鄉對立
西方經濟學理論，無論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佩魯的增長極理論，還是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圍”理論，都無法擺脫其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論的學術立場，即以城市為中心配置各種資源要素，冀望于以城市帶動農村發展。在傳統農業和現代工業的關系問題上，他們主張“工業主導性”；在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上，他們強調應將有限資源投入到潛力大、規模大、投資回報率高的城市經濟部門。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圍”理論更是認為，城市和農村的關系就是核心區和邊緣區、支配地位和從屬地位的關系。因此，在西方經濟學視野中，城鄉分化、城鄉對立和工農業人口貧富分化等現實問題是經濟和生產力發展的應然和必然結果，工業發展必須要以剝奪農業剩余和犧牲農民利益為先決條件，冀望于待城市經濟高度發展后，通過城市反哺農村的方式彌合城鄉對立。
在現實中，這種理論造成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忽視農業、農村發展，放任城鄉鴻溝和居民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從而破壞社會和國家治理長期穩定的結果。最典型的例子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按照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以“休克療法”的方式落實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原則，而后陷入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崩潰、發展停滯和社會治理危機。研究發現，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農村地區經歷了經濟、人口、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退化。2019年，時任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表示，俄羅斯1/4人口生活在農村，卻只有40%的居民點有自來水，只有1/3的村莊有柏油公路，大量農村人口外流或長期處于貧困狀態，對俄羅斯糧食安全、自然資源開發、農業生產恢復和社會穩定產生了實質威脅。
馬克思主義指明城鄉融合發展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不僅從社會分工和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角度論述了城鄉分離的必然性——“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肯定了資本主義在推動社會分工發展、城市集聚效應方面的合理性和進步性，而且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具有理論前瞻性地指出城鄉融合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指出，“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樣也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需要。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馬克思主義第一次將城鄉融合同生態環境聯系起來，從辯證唯物主義的高度論證了城鄉對立引發的生態問題將阻礙工業文明的進步。
馬克思主義認為，城鄉融合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小農生產方式具有分散孤立、封閉保守、停滯落后等天然缺陷，由于農民取得生活資料的過程大多是與自然交換而不是參與社會交往，小農生產是一種沒落的、過時的生產組織形式，它無法克服自身的歷史局限性，因此必然“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但是，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也明確指出，“我們預見到小農必然滅亡，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滅亡”。并且，“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決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賠償，都是一樣）”，而是要在不違背小農意志的前提下，引導他們走合作化道路，國家要給合作社發展提供資金、技術、政策等優惠幫扶和便利，要“很慷慨地對待農民”。可見，馬克思主義雖然作出了小農經濟必然衰亡的科學判斷，但也非常明確地指出其滅亡的客觀條件和長期性。
鄉村振興是解決城鄉對立問題的嶄新實踐
受限于當時社會實踐和歷史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過多論述城鄉融合發展的具體路徑、時間周期等內容，他們只是從理論高度提出了人類廢除私有制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后城鄉關系的應然狀態。但以今天世界各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實踐經驗來看，城鄉融合發展不僅應是人類進入更高級社會形態的結果，更應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過程性和原則性要求。
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城鄉經濟發展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嶄新實踐。相較于世界上其他國家，中國解決城鄉對立、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有三個顯著優勢。
第一，中國已經解決了土地私有制問題，這是鄉村振興最重要的制度前提，即從根本上消除了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存在的工業剝奪農業、城市剝奪鄉村的頑疾，為城鄉之間和諧有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根據馬克思主義對城鄉關系演變的三個歷史時期的判斷，即城鄉一體、城鄉對立和城鄉融合，解決了土地私有制問題的中國，能夠最大限度縮短城鄉對立的時間，更快地進入城鄉融合的發展時期。
第二，我國長期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戰略，為現階段消滅城鄉對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明確指出：“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取決于許多物質前提”，單靠意志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都飽含重視農業農村發展的基本邏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構建起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也初步構建了城鄉均等的公共服務和競爭環境，農業科技和人才培養取得長足進步。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持續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大格局將徹底形成。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我國通過鄉村振興解決城鄉對立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以馬克思主義城鄉融合發展理念推動農業農村發展具有理論優勢、領導優勢、制度優勢和組織優勢。黨的領導是我國國家治理的根本優勢所在，鄉村振興聚焦產業興旺、生態宜居、治理有效、鄉風文明、生活富裕，是黨始終遵循“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工作路線的生動體現。只有強大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才能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引領高質量鄉村振興的最終實現。
鄉村振興是共同富裕的一盤先手棋，解決了農業的現代化問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就能實現；解決了農民的富裕問題，“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就可以完成。只有高效推動鄉村振興，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對立，實現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城鄉融合發展的大格局，才能為人類進入更高、更合理的社會形態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1月25日）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