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化農民與農民化：鄉村建設運動中大眾傳媒的功能與策略分析
——以《農民》報為中心
“五四”運動后，中國加速了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及其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中華民族的自覺與自救運動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知識分子經過上層改革和革命之后，逐漸認識到底層農村對于中國命運的根本意義。鄉村教育、農村救濟、農業改良等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下鄉去”三個字一時竟成為最時髦的口號，風氣所致，終于蔚成三十年代全國規模的鄉村建設運動[1]。對于知識界的這股潮流，國民黨政府也推波助瀾，1930年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鄉村教育案”。據統計，截至1935年2月，鄉村工作機關至少有了一千多個，與這種團體有關系的各類農學會，更達到一萬多個[2]。
在此期間，與鄉村建設運動相關的各類傳媒也如雨后春筍，成為中國現代新聞出版史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些傳媒當中，既有各鄉村建設團體主辦的“機關”刊物，比如中華職業教育社附設漕河涇農學園編的《農村改進》、北平師范大學鄉村教育實驗區編的《鄉談》、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編的《鄉村建設》等；也有政府相關部門主辦的“行業”刊物，比如國民黨中央黨部編的《農民運動》、農業部編的《農聲》、青島市政府編的《鄉村建設》等；更有許多有影響的專業傳媒單位推出的“鄉建”或“農村”之類的“特刊”或“專刊”，比如《大公報》的《鄉村建設》、《益世報》的《農村周刊》等。其中，創辦較早、影響較大、并且惟一專以農民為目標讀者群的，是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主辦的《農民》報。
這些以“農”或者“鄉”字命名的報刊的發展與成敗，與鄉村建設運動的興衰息息相關。迄今為止，學者們已從多種角度解讀鄉村建設運動，然而，對于與之相關的大眾傳媒，仍然缺乏足夠的考察。傳播學的奠基人施拉姆（Wilbur Schramm）教授認為，在社會變革時代，大眾傳播媒介不僅是這一變革的代言者，而且是這一變革的促成者：大眾傳媒能促進社會向新的風俗行為、有時是向新的社會關系的過渡。在他看來，“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為它們能打破距離和孤立的藩籬，把人們從傳統社會傳送到‘偉大社會’中。[3]”同樣，在那場推動中國鄉村現代化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大眾傳媒不僅起到了一種“媒介”的作用：既是信息溝通和交流的媒介，也是方法與觀念探索與對話的媒介；而且，這些傳媒通過編制、傳播各種鄉村建設的訊息和信息流，悄然播撒了鄉村社會變革的種子，由此為當時的鄉村建設運動孕育出一種全國性“氣候”[4]——正是這種氣候，反過來推動了鄉村建設運動的發展。
一、文字下鄉
1923年8月，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在北京成立。晏陽初當選為總干事，主持實際工作。晏陽初從事平民教育，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法國進行華工教育。辦《華工周報》的經歷，使他深刻認識到大眾傳媒對于平民教育的作用。因此，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成立后，晏陽初在積極推廣識字教育并計劃將平民教育推向鄉村的同時，決定創辦《農民》報，目的是鞏固平民識字教育的成果，提升平民教育的水平。
《農民》報創刊號解釋本刊的目的：“《農民》是一個知識和文字的介紹人”[5]。《農民》報出版時，著名的定縣實驗尚未開始，但晏陽初在湖南長沙、浙江嘉興、山東青島、直隸保定等地已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識字教育，許多鄉村平民學校也已成功開辦起來，不少平民學生已經讀完了《千字課》，能看報了，這些平民學生形成了《農民》報最初的目標讀者[6]。晏陽初等人感覺到，一個農民讀完了一部《千字課》和一部分平民讀物以后，實在需要一種帶時間性的刊物，從這個刊物里農民不但可以溫故知新，而且可以知道一些“這一周的國家大事”。《農民》報的出版，既可以幫助他們溫習已經讀過的熟字，同時可以滿足他們急著想看報、開眼界的需要，向他們傳播《千字課》以外的普通常識，并引起他們讀書的興趣。
鄉村建設運動實際上是一場鄉村現代化運動，它的推進過程也就是各種現代性元素滲入到鄉村的過程。《農民》報的第一任主編是被譽為“中國副刊之父”的孫伏園[7]。像傅葆琛、馮銳、陳筑山、熊佛西、李景漢等人一樣，孫伏園也是受到晏陽初的感召，加入到“博士下鄉”隊伍的。與這些博士一起“下鄉”的，是科技下鄉、金融下鄉、衛生下鄉、工業下鄉、自治下鄉、教育下鄉、傳媒下鄉，在所有這些現代性元素中，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晏陽初一開始最為重視的，則是文字下鄉。
《農民》報初創時為旬刊（創刊至第7卷），中間改為周刊（第8卷至第12卷），后期又變成旬刊（第13卷至結束），1年1卷，16開，每期4版，后來增至8版、10版、12版，每期約10000字規模，“特刊”有達到28版的；第13卷后因為日本侵華，刊物內遷，印刷簡陋，手抄油印，每期不單標版頁，全卷頁碼累計。《農民》報的歷史大致可以分三個時期：一、北京時期（1925年3月1日北京創刊至1929年3月1日）；二、定縣時期（1929年3月1日社址遷往定縣至1938年8月25日）；三、后定縣時期（1938年8月25日遷往長沙文昌閣66號至結束）。其中定縣時期又可分三個階段：從遷到定縣到平民學校同學會周刊為第一階段，平民學校同學會周刊為第二階段；新農民周刊為第三階段。后定縣時期也分為兩個階段，即長沙階段和四川階段。不同的時期，編輯人員、印刷技術、《農民》報內外部條件都有變動，報紙內容和版式也都有明顯的差異，但無論如何，《農民》報貼近農民、服務農民、依托農民的“農民味”、“農民心”、“農民聲”是始終如一的。
《農民》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以“農民”命名的報紙，不僅名稱上是“空前的”[8]，而且是名副其實的。與鄉村建設運動中涌現的其他報刊相比，《農民》報帶有濃郁的泥土氣息，號稱“一展卷準保聞到稻麥香”[9]。
二、簡筆字、書面語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不同意將鄉下人的不識字說成是“愚”，但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經開始拋棄鄉土社會的中國，他“決不敢反對文字的下鄉”。作為人類學家，他形象地分析了鄉下人運用的語言符號及其所包含的智慧，與城里人的不同之處[10]。與人類學家的理論分析和學術想象不同，投身鄉村建設運動的知識分子，對于自身與農民的不同之處，有著切實的身同感受。晏陽初曾多次告誡同仁，自北京遷到定縣，從都市到鄉村，不只是地理上幾百里路的距離，對于知識分子而言，實在是跨越了十幾個世紀的時間。因此，要求他們“拋下東洋眼鏡、西洋眼鏡、都市眼鏡，換上一副農夫眼鏡”，要當農人的先生，首先要做農人的學生，換句話說，“欲化農民，須先農民化”，“要先農民化，才配化農民”[11]。晏陽初這種農民化以化農民的理念，幾乎成為所有“博士下鄉”者的共同信念。主持定縣調查的社會學家李景漢就深有感觸地說過，“若要獲得民間的事實，必先得到民間的信仰，即先農民化，而后能化農民。[12]”
《農民》報是一張前所未有的報紙，就像前所未有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一樣，因為沒有現成的經驗，幾乎一開始就遭遇到許多困難。《農民》報要想完成文字下鄉、化農民的任務，首先要考慮的也是如何將報紙這種現代傳媒改換成農民易于接受的方式，也就是如何農民化的問題。孫伏園曾感嘆，辦《農民》報具有辦其他報紙所不曾有的幾個特殊問題，包括：如何把成本減輕到最低限度，式樣樸素到與農村社會相適應，使定戶對于報費的負擔沒有困難；如何讓農民參加行動，使農民把報紙看成是自豪的東西；如何排除文字的障礙，或減小文字的困難，使農民讀者拿在手中閱讀下去，好像大學畢業生讀《大公報》一般便利[13]。
為掃除文字的障礙，《農民》報以《千字課》為基礎進行編輯，內容盡可能簡單易懂，并且一開始就采用漢字注音。《農民》報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本刊的宗旨和目的》是這樣登載的：“《農民》今天出版（音班）了！……因為現在許多鄉村平民學校（音孝）的學生，已經讀完（音玩）了《千字課》能看報了。……《農民》是一個知識和文字的介（音界）紹人。”這種注音不很準確，無法分辨四聲，有時注音的字比原字更難。因此從第2期，又試用一個比較簡易的新方法，仿《千字課》，每期加“本期生字”一欄，將生字集中提出，但不作注釋，比如，第二期生字39個，第三期34個，第四期33個。第5期又換了一個新辦法，仍然不釋義，但舉了些例子，比如，第6期生字27個，在“本期生字”欄目里注明，“犁（犁地）、糞（上糞、拾糞、糞坑、糞堆）、瘦（半肥半瘦）……”，這些注音、提字、舉例的方法也各有缺點，直到1933年，平民教育總會語文教學改革后，確立了注音分詞的方式。從第3卷第20期開始，《農民》報還對“新聞”添加注釋，比如<奉晉兩軍小沖突>一條新聞，在“沖突”后加括號注上“沖突就是小戰的意思”；<陳王葉三角同盟>的“同盟”后加括號注上“同盟就是取一致行動的意思”。自6卷27期起，《農民》報仿《千字課》本，加大字號，增多圖畫，采用寓報紙于課本或把報紙課本化的辦法。
在編輯方針上，《農民》報以淺顯實用為原則，以“適于農民”作為用稿標準：“文字宜俗白淺短，情趣活潑，使農民可以了解，說理宜切迫現代生活，使農民可以享用。[14]”文章略深的不登，內容不大適合農民需要的不登。為化難為易，化繁為簡，編輯部想盡了各種方法，連小字恐怕農民看了費眼力，也改為大字[15]。編輯部工作的四個人，因為都不是農民，寫出的文章不夠農民化，于是互相修正，模擬農人語言，力求最通俗易懂。沒有一個編輯的文章，一寫下便可以發表的。如此一來，編輯的功夫，一大半花在了尋找容易認得的字詞和容易懂得的句子上。
除了采取報紙課本化、用字農人化之外，《農民》報還努力吸引、積極鼓勵農民參與辦報。第2卷第42期開始實行每月征文，請各處鄉村平民學校學生做。第一次征文的題目是：“你在家怎樣溫習你的功課？”第2卷第51期又發布“啟事”：向農民讀者征求“不識字害處一類的故事”。為了幫助那些還沒有得到識字機會的、有了意見未必能寫出來的、或者寫出來也未必能清楚的文盲和半文盲，使他們也能夠投稿，《農民》報特發布<致各地平校教師公啟>，希望各地平民學校教師，“不但在農民有意見而不能筆述時要代他們記錄，記得不清楚時要代他們修正，尤其要在他們覺得沒有什么意見時啟發他們而使他們有意見，他們有好意見不自覺其好時提醒他們而使他們不拋棄好意見”[16]。
對于農民的來稿，編輯部將標準放到最低。比如，《農民》報編輯部同仁自己不寫簡筆字，也不勉強別人寫簡筆字，但絕對放任農民投稿人寫簡筆字和別字。剛開始時，對于農民投稿中的別字和筆誤，編輯部還附加括弧代為修正，后來連修正也干脆取消了。只要認識注音符號及少數漢字，凡是遇到寫不出的字句，都用同音假借或注音符號勉強對待。編輯同人執筆的文章，則用純粹的國語，文法理論相當講究，既全注音，又全分詞，略含示范之意。
三、農民的百寶囊：“農藝”新知與民間“游戲”
文字是現代化的工具，具體說，是傳播現代知識和觀念的工具。《農民》報懂得，“報章與雜志，是灌輸知識與傳播文明的利器。[17]”《農民》報的宗旨是為農民服務，為中國三萬萬二千余萬農民介紹實用必需的知識[18]，做農民的百寶囊，使得農民通過《農民》報，“趕快認識些普通常用的字……得著最實用的知識，提高他們的生活，吃得飽，穿得好，精神上也得著快樂，做一個健全的國民。[19]”
《農民》報創刊之初，設有談話、新聞、故事、農藝等欄目。后來根據讀者的反饋，不斷進行調整，僅僅在編輯部移到定縣實驗區的不到一年內，編輯內容就改革了三次。陸續增設了卷頭語、隨便談談、時事諷畫、時事小言、公民常識、歷史述要、地理要鑒、鄉村婦女界、婦女常識、家庭常識、代圖故事、鄉學校園村、文藝、模范書信、大鼓書詞、農諺、俗諺、游戲、格言、笑話、歌謠、新劇、謎語、衛生常識、科學常識、讀者意見、通訊等欄目。第6卷后基本固定為評論、新聞、常識和文藝四個欄目。《農民》報的內容自始至終簡單實用，無不與農民的日常生活相關。其欄目設置也以農民需要為原則，登載的內容，以討論農民生活和農業改良問題為中心，都是莊稼人應當要知道的[20]。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的工作組織，分為文學教育、農業教育、公民教育、衛生教育、藝術教育、學校式教育、社會式教育、社會調查八大部，總體而言，《農民》報的欄目設置也是以這八種實驗為基本材料而編輯的。以第6卷第1期為例，該期10頁內容包括生計教育、公民教育、文藝教育、新聞、通信五個版塊，其中“生計教育”版塊設“農藝”與“科學”兩個欄目，“農藝”欄中登了<北方施用肥料應注意的幾點>、<蝗蟲淺說>、<農學常識（續）>三篇短文，“科學”欄里登了一篇<水門汀>的文章；“公民教育”版塊分“公民”、“衛生”、“調查”、“家庭”四個欄目，分別刊登了<為什么要講究世界道德>、<定縣助產教育計劃>、<定縣社會概況（續）>、<定縣喂小孩的方法應當改良>四篇文章；“文藝教育”版塊設“歷史”、“故事”、“小說”、“笑林”四個欄目，分別刊登了<端午節的故事>、<懶人的手足>、<誰是家長？>、<相反的笑話>四篇文章；“新聞”版塊中有“平教消息”、“定縣新聞”、“河北新聞”、“本國新聞”、“國際新聞”；“通信”版塊登的是一篇編輯部答讀者來信的文章。
《農民》報曾在第3卷就“你最喜歡哪個欄目”展開讀者調查，結果有三分之一的讀者選擇“農藝”。 “農藝”一欄，最能體現《農民》報傳播新知、服務農民的意圖。該欄目的內容是，每期按照時季節氣登載關于農業上最實用的事。主持該欄目的馮銳曾自述他編著此欄目的四種標準：實用，合時，淺易，根據農民的生活和習慣的方法[21]。由于“農藝”一欄受到歡迎，從第40期起，《農民》又添設“農事問答”欄目，凡是關于農業上的各種知識，或“農藝”欄內不明白的地方，給予詳細回答。除此之外，《農民》報為了多傳播一些實用的科技知識，還經常出一些特刊或專號，像第2卷40期“植樹節”專號，第6卷第17期的“農業展覽會”專號，第6卷第36期的“滅蝗”專號等。編輯部在解釋為什么刊行“農業展覽會專號”時說，“把展覽會一切事實及經過情形詳細記載下來，借使大家由這個專號，得著一個有系統的介紹，并可隨時放在手邊，借此臨時的參考，這就是本會刊行這個專號的微意。[22]”無論如何，編輯部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凡在平民學校讀完《農民千字課》的人，通過讀《農民》報，能繼續領受平民教育總會四大教育——農業、文藝、公民、衛生——的技能和知識。
除了各種“農藝”，《農民》報還大量登載民間文藝，包括故事和謎語等，都是民間口頭早有的，現在全給搬到紙上來。《農民》報還向讀者征求鄉下常用的各種文件，如房契、地契、借據、當票、合同、喜貼、過年對聯，等等，為編輯農民識字課本搜求素材；并以贈閱報紙的方式鼓勵讀者“投稿”：內容包括鄉下孩童們常玩的各種游戲、鄉下的歌謠、諺語、謎語、格言等[23]。第6卷第1期添加插畫、格言，和各種有趣的文欄，如謎語、笑林等[24]。對于這些欄目，編輯部也向讀者說明了用意：“我們編輯本報，我們是替全部讀者打算，也是替讀者的精神、身體、知識各方面打算的。我們為了合于一般農人的需要，所以設農藝欄；為了要使鄉村婦女思想進步，知識增高，所以要設鄉村婦女界；為了要使大家身體健康，所以不能不介紹衛生常識；為了要讓大家作良好的公民，所以不能不介紹公民常識；至于文藝歌謠，可以助長大家的興趣，游戲謎語可以消除大家的煩勞。[25]”
從第7卷開始，《農民》報由旬刊改為周刊，編輯部根據出版周期的調整，為讀者定制了剛夠七天讀的內容：“評論”欄里刊登編者評論事件的意見，做讀者自己評論事件的參考；“常識”欄里的東西，或是種莊稼必須知道的，或是做國民必須知道的，或是保身體必須知道的；“文藝”欄里有故事，有詩歌，有小說，為的是抒情怡性；此外，“新聞”欄里，把七天來的大事記載一番，使讀者看了，該證實的證實了，該記住的記住了[26]。由于刊登這些農人喜聞樂見的內容，《農民》報影響不斷增大[27]。《農民》報兩周年時，有讀者寫了一首稱贊的詩歌：“農民報，宗旨好，普及教育知識高；有插圖，有新聞，重在白話益農民，有謎語，有書信，農諺歌謠除壞根，有故事，有農藝，研究種田栽菜理。[28]”
四、“談話”：教“農人”做“國民”
《農民》報自稱只想做一個知識和文字的介紹人，“對于政治軍事，不愿多發議論，自找煩惱。[29]”但是，無論平民教育還是鄉村建設，本質上都是一場民族自救的政治運動。事實上，平民教育的四大教育中就包含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自然是一種政治教育；以服務于平民教育為己任的《農民》報因此不可能不承擔政治教育任務。四川讀者陳英奇曾經致信《農民》報，建議：“內容當注意政治常識，和講解政治的名詞，應當多說到農民切身的問題，叫農民看了多得幫助。[30]”《農民》報自創辦伊始就對此使命有相當的認同和擔當。
《農民》要服務于農民的，除了讓他們溫習文字，增加生產技能，更要開發他們的文化和政治潛能。為農民代言，表達農情農意，對農民實行民主啟蒙和政治教育，為中華民族培造最大多數合格的公民，始終是《農民》報的重要使命。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公民常識”欄目中對“自由”、“平等”、“共和”等概念的系統介紹，更體現在《農民》各期“卷頭語”、“談話”、“評論”等欄目所發表的時評文章中。比如《農民》第38期的<真正的耕讀人家>、43期的<仍然不要迷信>、46期的<不是命該如此>、48期的<請農家婦女們趕快放腳吧>、49期的<不要被古人拘束住>、51期的<農民消除內亂的方法>、53期的<還是共和好>等等，都是戰斗性很強的政論文章。
諸位農民同胞，在平民學校里認識了一千多字，會寫信了，會記帳了，辦理一身一家的事情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是，我們只在村里做一個好農民，在家里做一個好兒子，好女兒，長大了做一個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我們的責任還沒有盡哩。我們把一身一家的事情料理妥當以后，還應該留下一點功夫，打聽本國的大事和世界各地的新聞，所以看報是必要的了[31]。
在沒說話以前，心里早就生了一種隱痛，這種“隱痛”是不平造成的，它使我還有更進一步的希望，就是我們應該怎樣聯合起來鏟除這種不平；我覺得最可憐而又最可悲的，是一個人處在不平里面，受了莫大的壓迫，不但沒有半點掙扎，沒有一絲吶喊的聲音，反自己憤恨自己的命不好……田間的同胞們，您們是真摯的，您們是純潔的，您們是誠實的，豈不知就有人因為您們的真摯、純潔、誠實，才布下這面網來，您們應該留神這不平的事實，您們應該切切地記住這不平的事實，您們更應該自己先想想怎樣鏟除這不平的事實。……您們應該知道，怎樣叫國民？您們在怎樣的地位？您們應該應負的責任？您們應該徹底的覺悟。[32]
《農民》報告訴農民，農民本有知情和言論的權利，只是這種權利沒有實現；沒有實現的原因，在外是政治制度的不公平，在內則是農民自己不識字。“農民本有打聽消息和發表意見的需求，不過在認不得字的時候，消息從耳朵里進去，意見從口舌間出來……耳朵的力量太小，打聽不了多少新聞；口舌的力量更小，發表出來的意見，傳播不了多少地方。[33]”農民不會用文字說話，所以造成農民“到處吃虧”。要想改變這種吃虧的狀況，農民只有一個辦法，便是用眼睛代口耳，用筆說話。《農民》報勸告農人朋友，“我們讀書為的是求做國民的常識和農業的常識。[34]”
《農民》報教給農人的知識中，有農業的常識和國民的常識，比較起來，后者更加重要。“我們求知識，學讀書寫信作文還都在其次，第一重要的是學怎樣做人，我們學會了怎樣做人，才能把我們的知識作正當的運用。[35]”要做怎樣的人呢？《農民》要“農人”學做“國民”。《農民》慨嘆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民國，“有‘民國’而無‘國民’……平民教育就是使農民得著實用知識，養成國民資格。[36]”農人平日各忙私事，沒有功夫去打聽國家大事，以為國家有軍隊，一定給我們把邊疆守得好好的，有百官，一定給我們把內政辦得好好的。我們只要各人種作自己的田地，一定過得了我們的太平日子。《農民》報提醒農人，真正的共和國是權力歸民的，農人要做自己事務的主人，要做鄉村的主人，要做共和國的主人：“我們要叫住在的每個村里長治久安，非把這包辦村事的大權，由鄉紳手里奪回來不可，如同革前清皇帝的命一樣。諸位不要害怕，這革命不是害命，這命不是性命的命，是發命令的命，就是以后村人不聽少數人的命令……大家一律平等，這就是鄉村里的共和。[37]”總之，要想叫中國好起來，“非得莊稼佬們也來大談國事不可，不但要談，并且要當作一種正經事去談，看成和種田一樣重要。此外再要求茶館飯館的老板們，不要在墻上再貼‘勿談國事’的紅紙條，官廳也不要禁止人民談論國事。[38]”
五、農民的《農民》報
平民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要讓農民苦力發揮出創造力來，讓農民成為鄉村建設和自身解放的主人。《農民》報不只是要代農民言，更要讓農民自己發出聲音，最終是要養成農民獨立發表意見、自己辦報的興趣與能力。從創刊開始，如何避免將報紙辦成辦報的先生的《農民》報，幫助農民自己辦一份真正的農民報，便成為《農民》報追求的任務。《農民》報認為，“一個最好的農民機關報，應該是農民自己辦的，就是說，由農民自己發起，自己集股，自己編輯，自己發行的。[39]”
農民的口味，農民的喉舌，農民的機關報，農民的農民報，《農民》報不斷努力接近這些目標。1932年5月，定縣實驗區成績日漸顯著，歷年平民學校畢業的學生達二、三萬人，同學會以村為單位，增加到200個以上，平民學校畢業同學會組織需要一個周刊以通聲氣。為了推動農民自己辦報理想的實現，《農民》報決定停辦，編輯部同仁幫助辦《平校畢業同學會周刊》[40]。《農民》報熱情地向讀者介紹《同學會周刊》：做稿的人十有九是農民，農民做出文章來給農民看，因為同職業同利害，口味自然沒有不同的了[41]。可惜，《同學會周刊》只辦了一年，之后恢復《農民》，這便是第8卷開始的新《農民》報。新《農民》報的稿件全部注音分詞，不僅發行的報紙全部賣給農民，農民也真正參加了編輯與發行，每期所登的內容，農民的投稿竟占到一半，但是，這還算不上真正農民的《農民》報。1937年日本侵華改變了鄉村建設的命運，也改變了《農民》報的命運。盧溝橋事變后不久，定縣淪陷，晏陽初和中華平民教育總會被迫向南遷移，先后經湖南、貴州到重慶，《農民》報也隨之遷移。由于編輯和發行部分有許多重要文件設備沒有帶出來，《農民》報第12卷未出完全就停止了。直到1938年8月25日，《農民》報第13卷第1期在湖南長沙文昌閣66號出版。為了宣傳抗日，內容增加了“抗戰建國教片”欄目[42]。直到最后，《農民》報讓農民自己辦的理想最終沒實現。
1937年6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顧問蔣百里陪同中華民國政府經濟顧問史丹法尼參觀梁漱溟領導的鄒平鄉村建設實驗區時，曾經感嘆：鄒平的鄉村建設工作是中國民族的一幕悲劇，如果中國社會有辦法，用不到大家在這里探求摸索[43]。在某種意義上，《農民》報的命運正是整個鄉村建設運動的縮影，具有悲壯色彩。在內憂外患的壓迫之下，饑餓、生存日益成為中華民族最緊迫的問題，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中，《農民》報所代表的文字下鄉、農民啟蒙和鄉村建設運動，雖然以最大的熱情和耐性去實現教育生活化、科技經濟化、文化鄉土化以及自我農民化，終究不免于被更有效的同時也是更激烈的辦法——即以解決土地民生為中心的革命運動——所取代。盡管如此，鄉村建設運動的重視農民農村農業的理念，鄉村建設者們進行的農業改良、農村改進、農民教育等創舉，包括《農民》報豐富的傳媒實踐，不僅為1949年后的新中國建設者所吸納，而且至今不失為一筆可資借鑒的歷史資源。
作者系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聞與傳播研究》200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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