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習近平；基層治理思想；治國理政思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層治理成效顯著，這在理論與實踐上均有所體現。但也不容諱言，中國的基層治理從未像今天這樣既存在錯綜復雜的問題，也面臨十分艱難的選擇。習近平對基層治理十分重視，對其論述也頗有特色，但目前還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更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通過系統梳理、研究習近平關于基層治理的思想特征，既可把握中國共產黨基層治理的大政方針，也有助于走出當前中國基層治理的困局，以獲得新的理論支撐與方法論意義。
一、確立基層治理之本與民心所系
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歷代統治者都比較重視“基層”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但其基本停留在籠統或一般性的論斷上，多存在理論與實踐脫節的情況。今天，習近平總書記基于歷史認識與現實需求，對基層治理的內涵及重要性形成了獨特的理解，并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系統梳理這一思想對于糾偏當下存在的一些錯誤具有重要意義。
1.習近平從多方面論述基層的重要性，既反映了他對基層的了解，又說明他對基層的高度重視
一般人往往只從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理解基層的重要性，而習近平既有總論又有分論，既注重基層中的上層又注重基層中的下層，既看重基層干部又看重廣大人民群眾，從而形成一個包容性極強、內涵非常豐富、邊界比較明確的基層治理系統。如他從總體上談基層的重要性：“打牢基層基礎，既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有序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保障，意義十分重大”。“夯實基層基礎，有利于形成強大的社會凝聚力，逐步筑牢穩定合理的社會結構”［1］。另如他在2015年會見102名縣委書記時較具體地談到了縣級工作的重要性：“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和國家政權結構中，縣一級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是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維護穩定、促進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也是干部干事創業、鍛煉成長的基本功訓練基地。縣委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一線指揮部’，縣委書記就是‘一線總指揮’，是中國共產黨在縣域治國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2015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共安全會議上他指出：“維護公共安全體系，要從最基礎的地方做起。要把基層一線作為公共安全的主戰場，堅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傾，實現城鄉安全監管執法和綜合治理網格化、一體化……要認真汲取各類公共安全事件的教訓，推廣基層一線維護公共安全的好辦法、好經驗。”［2］他還說，“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3］。至于說基層中的基層，諸如鄉鎮、村莊、企事業單位的重要性，習近平也都有論述，且所論詳盡細致。如習近平表示“要加強鄉村兩級班子建設”，他甚至提出“建立鄉鎮經濟委員會，作為副鄉級建制的一套經濟工作班子，負責組織實施鄉鎮經濟發展規劃與管理，協調鄉村企業，服務鄉村兩級經濟”［4］201。他還說：“村級黨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的基礎”,“這既是增強農村基層組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的基礎，也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5］200。如此貼近基層，并且能深入基層的底層，看到其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這在習近平的基層治理思想中很有代表性。有人稱習近平建設思想中有個“底層結構”，這是站在“權為民所用”這一核心角度來看的［6］。我認為，從基層政治角度觀之，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對于“基層”的重視就屬于“底層結構”，而在這個“底層結構”中對于鄉鎮、村、企事業單位以及人民群眾偉力的強調，更是“底層結構”中的“底層結構”，是一個不斷從高層向底層延展的結構系統。其中，朝下看、重民生、接地氣、得民心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2.習近平以形象比喻闡述基層的重要性，既增加了形象感，又反映了他對基層理解的深度以往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治國都有形象的比喻，像毛澤東將黨和人民比喻成“魚水關系”，陳云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7］對此，鄧小平深以為然，并將之作為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論斷。鄧小平還在1962年提出“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8］。這就是他的“貓論”。不過，像習近平以如此多、如此形象的比喻來說明基層的重要性還是較為少見的。
一是將基層比成“橋梁和紐帶”，看成“細胞”。2005年習近平連續刊發了《工作傾斜基層》和《執政重在基層》等關于基層的文章，其中寫道：“基層就是基礎。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正是依靠廣泛的基層組織，使黨有了堅實的基礎，形成一個團結統一的整體；也正是依靠黨的基層組織，使黨能夠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順利地實現黨的領導。黨的基層組織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5］111。早在1990年，習近平就說過：“城鄉基層單位和千千萬萬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樹典型、抓重點就是要促進整個社會的文明建設普及到城鄉、落實到基層。‘細胞’優化了，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就會提高。抓‘細胞’，反過來又有利于樹更多、更好的典型。”［4］1582006年，習近平又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心在基層。基層是社會的細胞，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1］以“橋梁和紐帶”“社會細胞”來比喻基層工作的重要性，并以“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進行形容，足見習近平對基層的重視程度和深刻理解。
二是將鄉村比作“大廈的地基”，將鄉村干部視為“地基中的鋼筋”。習近平有時還強調基層中“鄉村”的重要意義，他面對縣委書記時說：“鄉村處在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末端，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大廈的地基，在座各位可以說是這個地基中的鋼筋，位子不高但責任重大。現在，農村發展和管理對基層干部素質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家要多思考如何把基層干部當好。”［9］一般而言，“基層”包括城市社區和廣大鄉村，在此習近平更強調“鄉村”和“鄉村干部”的根本性作用，其“大廈的地基”和“地基中的鋼筋”的比喻非常剛勁有力。
三是以“紐結”“千鈞擔”來形容縣級組織和縣級領導干部。早在1990年，習近平就使用“芝麻官”“千鈞擔”來形容縣級領導干部。他還曾感嘆，“我曾擔任過縣委書記，每與同行談起，大家總有一致的感慨：官不大而責任不小”。“如果把國家喻為一張網，全國三千多個縣就像這張網上的紐結。‘紐結’松動，國家政局就會發生動蕩；‘紐結’牢靠，國家政局就穩定。國家的政令、法令無不通過縣得到具體貫徹落實。因此，從整體與局部的關系看，縣一級工作好壞，關系國家的興衰安危。”［4］31-32因為縣級和縣委書記是基層的中杻和靈魂，所以習近平才能用“芝麻官”“千鈞擔”以及縣是國家這張網上的“紐結”進行概括。
3.習近平最重視基層人民群眾的作用，將之看成一切力量的源泉
早在1989年，習近平曾寫過《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一文，其核心觀點是貧困地區要脫貧致富，“千條萬條，最根本的只有兩條：一是黨的領導；二是人民群眾的力量”。“領導的威信從哪里來？靠上級封不出來，靠權力壓不出來，靠耍小聰明騙不出來，只有全心全意、盡心竭力、堅持不懈為人民辦事，才能逐步地樹立起來。領導要有水平，水平從哪里來？水平來自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而規律性的東西，正是蘊藏在廣大群眾的實踐中。因此，要提高領導水平，就要眼睛向下，善于從群眾的實踐中汲取營養，獲得真知。所以，無論是從發揮黨的領導作用，還是從調動群眾積極性這兩方面說，都要求我們的各級干部始終同廣大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血肉聯系。這就是干部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基本功”［4］13-14。從這點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那么全面地開展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因為他知道在中國基層中，人民群眾具有核心甚至柱石的功能。習近平還強調：“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點。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大量決策和工作，主要發生在基層。要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的要求，大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重點在基層群眾中開展協商。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通過各種方式、在各個層級、各個方面同群眾進行協商。要完善基層組織聯系群眾制度，加強議事協商，做好上情下達、下情上傳工作，保證人民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務。要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范化，完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10］20-21。這是從基層協商角度對于人民群眾權利和功用的最集中體現，反映了習近平“以民為本”“執政為民”的基層民主治理思想。
現在有不少領導包括高級領導干部對于基層并不重視，有的甚至說一套做一套，嘴上說重視但實際上卻忽視，眼睛只向上看，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作風嚴重。這也是當下基層工作問題多、難以開展的重要原因。比如在城鎮化過程中，基層尤其是廣大鄉村備受冷落，有的地方甚至成為只有老人孩子的三無村、留守村；又如廣大農村群體性事件嚴重，一個重要原因是包括基層干部在內的地方領導不重視農村和農民，有的甚至將之視如草芥；再如不少鄉鎮和村莊出現“走讀”干部，名為鄉村干部，家卻安在城市，有的就干脆住在城里遙控鄉村，從而成為鄉村治理的怪現象；還有許多下鄉鎮干部，他們名之為支援鄉村基層，實則為鍍金，心思根本不放在鄉村和農民身上。所有這些都與對基層的不當態度有關。2014年5月，江西省黨建研究會在省內進行問卷調研，共發放問卷4 631份，全部收回。其中涉及黨員4 192名，占90.65%；基層干部3 649名，占78.8%；一線群眾代表982人，占21.2%。從調查結果看，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前三個問題分別是：為群眾辦實事不夠；密切聯系群眾不夠，與群眾之間隔一堵“墻”；為群眾工作的意識和能力欠缺，不想、不會、不敢、不善于做群眾工作，存在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的現象。另外，在對福建省的問卷調查中，當涉及“黨員干部在聯系群眾方面存在的問題”時，53.1%的人認為是“習慣行政命令”；50.8%的人認為是“憑經驗辦事，能力不適應群眾需求”；54.8%的人認為是“回避矛盾問題，不敢面對群眾”；33.6%的人則認為是“不會群眾語言”。數據結果顯示了干部與不同群眾打交道、解決問題的能力有些不足［11］。這樣的調查還是很有代表性的。
對此，習近平對于基層的重視足可作為鑒鏡：一是以基層工作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切不可輕視和忽視。二是基層中還有基層，它是一個包羅萬象、復雜多變的場域，對于每一層級都不能掉以輕心。三是以“身在基層”的方式投入到基層治理中，切不可游離或遠離基層，做高高在上的領導干部。四是以“心在基層”的方式執政為民，只有這樣才能與廣大人民群眾心心相連。五是以老百姓理解的方式和語言從事基層治理工作，而不是裝腔作勢、官架子十足。習近平說過：領導干部不僅要“身入”基層，更要“心到”基層，始終關心基層聯系點，關心聯系點的群眾。注意選擇問題多、困難大、矛盾集中、與本職工作密切相關的農村、社區、企業等基層單位，開展蹲點調研，傾聽群眾心聲，找準問題的癥結所在［12］。他還在不少場合呼吁，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基層干部一定要學會與群眾打交道，問問里短、談談家常、說說閑話、嘮嘮嗑兒，一切從老百姓的所需、所求、所思、所想、所念出發，與人民群眾一條心，用他們愿聽的語言和方式交流，這樣才能避免官僚主義作風和黨在基層治理中的失語狀態。
二、辯證理解基層治理中諸問題
就當前中國基層治理而言，一直存在一些困惑和矛盾，比較典型的有一元化思維方式、極端式的經濟目標追求、過于功利化的價值選擇，還有上下左右關系的失衡等。這就必然影響基層治理的健康發展，甚至會出現南轅北轍式的方向性失誤。習近平對于基層治理常采取辯證思維，這對基層治理的理論和實踐都富有指導性和啟示性意義。
1.基層探索創新與頂層設計相統一
由于基層處于中國政治的邊緣和末端，常有溝通不暢、傳導失靈、指揮失效之弊。這就必然造成基層與頂層的隔膜甚至分離。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歷代都十分重視基層與中央的關系問題。但在實踐中，基層和頂層的關系較難處理，不是控制得太死，就是放任自流，從而形成“一抓就死，一放就散”的局面。最典型的是在人民公社化時期，廣大農村生產效率極低，甚至形成消極怠工的情況；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制后，人們的生產工作積極性提高了，但人心卻散了，尤其是集體主義精神、道德情操嚴重受損。村莊治理也是如此，在行政管理時代，村干部多由上級指派，村民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實施村民自治選舉后，賄選與腐敗又形成風氣。還有基層探索創新亦可作如是觀，上面管得多了，就出現基層探索創新滯后于國家政策的傾向；上面不管，基層探索創新就會如野草一樣雜生無序。習近平提出基層探索創新應與頂層設計統一起來，這一辯證思維對于克服當下的局限意義重大。
習近平力倡基層探索創新精神，認為它是基層治理的內驅力。2009年，他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調研時表示：“各級黨組織要緊密結合正在開展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緊密結合新的形勢和任務，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和改進基層黨建工作，特別要在擴大基層黨組織覆蓋面、創新活動方式、有效發揮作用上下功夫，從組織上為促進民族地區繁榮發展、維護民族地區和諧穩定提供有力保證。”［13］2013年，習近平又說：“宣傳思想工作創新，重點要抓好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基層工作創新”。“基層工作創新，就是要把創新的重心放在基層一線，扎實做好抓基層、打基礎的工作”［14］。習近平在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還強調農民群眾的主體性和創造性：“農村要發展，根本要依靠億萬農民。要堅持不懈地推進農村改革和制度創新，充分發揮億萬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不斷解放和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激發農村發展活力。”由此可見，沒有探索創新精神，基層工作就不可能具有超越性意向，也不可能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足夠的制度支撐。
不過，習近平并不孤立地談基層探索創新，他還強調頂層設計，尤其希望將基層探索創新和頂層設計辯證統一起來。習近平說：“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們要處理好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關系。一方面，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一張藍圖抓到底，抓好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不能拍腦袋、瞎指揮、亂決策，杜絕短期行為、拔苗助長。另一方面，要鼓勵地方、基層、群眾大膽探索，先行先試，及時總結經驗，勇于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不斷深化對改革規律的認識。我們提出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這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15］48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基層治理的偏激和偏向狀態。
以“摸著石頭過河”為例，不少基層干部簡單地將之理解為摸到哪兒是哪兒、抓住什么是什么，走到哪里是哪里，于是亂摸、瞎摸、胡走、隨心所欲的情況并不少見。通過習近平的“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不僅使中國基層治理目標明確、充滿理性自覺，而且賦予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和價值選擇，因為任何“摸著石頭過河”都不可能脫離“頂層設計”，即“黨的領導”和“客觀規律”。再以成都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為例，原來是上級“代民做主”，后改為“由民做主”，因為領導為村民做主所選的公共產品，往往不是農民最需要的，而由民做主的公共產品選擇往往最直接表達了群眾意愿和必需。因此，這一變化成為成都基層治理的一大探索，也作為成功經驗進行了推廣。不過，站在習近平基層探索創新與頂層設計相統一的角度觀之，這種做法雖有改變，但思維方式未變，因為它忽略了農民的局限以及選擇的偏差。有調查統計顯示，農民對鄉鎮政府的需求排序為：第一位是發展經濟；第二位是鄉村道路、農田水利和公共建設；第三位是提供農業技術和信息；第四位是社會治安和公共安全；第五位是發展文化、衛生和教育事業；第六位是保障農民民主權利和經濟利益［16］。在這一農民需求排序中，經濟、功利因素被置于前甚至是首位，文化教育和民主權利則被放在后面甚至是末位，反映了農民選擇的短期性和世俗化傾向。如果沒有頂層設計的糾偏，而任由村民做主，這樣的公共產品供給是缺乏長遠發展和戰略眼光的。這就好像一個家庭，是將經濟還是教育、功利還是權利放在前面，往往是衡量一個家庭發展前景的關鍵，基層治理也應如此。依據習近平的辯證思維，正確的選擇應該是：既要讓農民自己做主進行選擇，又要有頂層設計，對文化教育和民主權利給予足夠的重視，從而使經濟利益與文化權益達到某種最好的協調，并且這種關系結構還要因時而變，慢慢向文化教育和民主權利傾斜，因為畢竟“文化軟實力”是基層治理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2.關于城鄉統籌一體化發展的辯證思考
城鄉關系一直是基層治理中的一個難題，也是基層治理理論與實踐面臨的艱難選擇。有人往往站在西方現代性角度，過分強調鄉村社會的劣根性，希望用城鎮化道路對之加以改變，從而帶來自覺不自覺的“袪鄉村化”傾向；也有人站在傳統鄉土文明視域，批判都市文明對于鄉村社會的異化，試圖找回鄉村社會的昔日輝煌和榮光。這兩種傾向有時勢同水火、相悖而行，直到今天仍成為中國基層治理難以逾越的鴻溝。習近平關于城鄉統籌一體化發展的有關論述，具有鮮明的辯證性思維，對于糾偏時下的一些錯誤理解，無疑是大有益處的。
較早以國家文件形式提出“統籌城鄉”發展思想的是江澤民，他在2000年中共中央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城鄉經濟良性互動”的提法。2003年，在中共中央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又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業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但如何統籌城鄉，其辯證關系如何，尤其是它應有怎樣更加具體的內涵，并沒得到闡述。2005年，習近平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要突破城鄉二元結構，把城市與鄉村作為一個整體來籌劃，通過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著力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機制，實現城鄉互補、互促互進、協調發展和共同繁榮。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17］另外，浙江省還制定了《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綱要》，這是全國首個“城鄉統籌”的綱領性文件。這種對于城鄉進行辯證化理解的理路，不僅突破了一般意義上的基層治理，而且賦予了鄉村以更大的發展時空與前景。2015年4月30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又說：“要把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促進城鄉在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著力點是通過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目標是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把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作為一項長期堅持的方針，堅持和完善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這一表述比十年前更加具體、細致、全面，也更有理論高度和戰略眼光，但城鄉辯證發展的理路卻是始終如一的。
由于是統籌城鄉，實行城鄉一體化發展，用辯證思維對待城鄉，因而習近平就不是孤立地發展城市而忽略中國鄉村的未來。習近平提出不僅不能忽略鄉村發展，而且要將新農村建設得更好、更有特色。他說：“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18］這與許多人所主張的“袪鄉村化”思想有著本質的不同。習近平還對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無限發展保持警惕，希望能對之進行規范，并給予更好的大環境。他說：“我們要認識到，在有限的空間內，建設空間大了，綠色空間就少了，自然系統自我循環和凈化能力就會下降，區域生態環境和城市人居環境就會變差。要學習借鑒成熟經驗，根據區域自然條件，科學設置開發強度，盡快把每個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的開發邊界劃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綠水青山保留給城市居民。”［19］很顯然，習近平的城鄉一體化發展理念是辯證的，是希望城鄉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前提下相得益彰、互補共存、共贏發展，這是一個更宏大的觀察視野、更科學的分析視角。
3.基層經濟增長與全面發展不可偏廢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基層治理，一直沒有擺脫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的復雜關系問題。甚至出現這樣的情況：經濟論者往往不顧其他，只一味地重視經濟，于是走上經濟至上道路；而道德論、政治論、文化論者往往忽略經濟發展，甚至導致抑制和反對改革開放的傾向。習近平對此有著辯證理解，他一直將經濟增長和全面發展作為基層治理的立足點和奮斗目標，所以形成了健康合理的治國理政理念，為我們今后調整方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系統。
習近平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空談誤國，實干興邦。”20世紀90年代他就提出“行動至上”，他說：“馬克思說過：‘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我不主張多提口號，提倡行動至上。過去采取的很多有效辦法，要像接力賽一樣，一棒一棒接著干下去，腳踏實地干出成效來。”［4］77在《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一書中，習近平更是加上了一個顯眼的正標題，那就是“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因此，實干尤其是發展基層社會經濟，成為他一以貫之的奮斗目標。早在陜西農村插隊時，身為村黨支部書記的習近平就“為增加農田面積，在寒冬農閑時節帶領鄉親們修筑淤地壩”，為村里“修建了陜北第一口沼氣池，帶領村民建成了全省第一個沼氣化村”［20］。在福建做寧德市委書記時，習近平將他的思考都寫在《擺脫貧困》這本書里，其中就有“經濟是基礎是中心”的提法，并強調要牢牢地抓好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4］207。后來，習近平一直沒有放松經濟發展、尤其是基層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如他多次強調，全面建設小康的最大難點在于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2015年，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更加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已經吹響。我們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標、苦干實干，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從中可見，習近平自始至終關注著基層經濟發展，并將之作為長久的奮斗目標。
但另一方面，習近平又不是一個唯經濟論者，更不是一個經濟至上主義者。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習近平在強調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十分關注鄉村風光、生態、文化、教育、文明建設，這在《擺脫貧困》一書的分題目《閩東文化建設隨想》《我們應該怎樣辦好教育》《建設好貧困地區的精神文明》等即可見一斑。習近平說：“古人提出‘敬教勸學，建國之大本；興賢育才，為政之先務’是很有見地的。我們必須站在這樣的戰略高度上看問題，真正把教育擺在先行官的位置，努力實現教育、科技、經濟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有人會說，現在最矛盾的是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發展教育。當然，我們不能不承認閩東的實力薄弱，但總不能因為窮而不想辦好教育。也不能說，等哪一天富了，那一天再來討論教育問題。”［4］173-174在那個人人都崇尚經濟發展的年代，能如此辯證看待經濟與教育的關系，是非常難得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更是主張經濟與社會、文化、教育等的全面、辯證、和諧發展。他說：“我們在考慮這次三中全會議題時，就提出要制定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而不是只講經濟體制改革，或者只講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這樣考慮，是因為要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僅僅依靠單個領域、單個層次的改革難以奏效，必須加強頂層設計、整體謀劃，增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協同性。”［15］47這樣的戰略性、科學性的辯證思維，極有助于正確理解和處理基層治理過程中經濟與其他方面的復雜關系及其相關問題。
當然，除了以上方面，習近平關于基層治理的辯證思想還有其他表現，如制度程序與參與實踐、民主廣度與深度的關系。習近平表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不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參與實踐。”他還說：“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10］12-14。這些看法有助于克服當下基層治理中存在的諸問題，如重選舉而輕決策、管理和監督，重制度建設而輕社會實踐，等等。
習近平多次提到辯證法，充分顯示了辯證思維已成為他觀察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重要方法。2012年12月，他在廣東省考察時說：“改革也要辨證施治，既要養血潤燥、化痰行血，又要固本培元、壯筋續骨，使各項改革發揮最大效能。”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又說：“在推進改革中，要堅持正確的思想方法，堅持辯證法。”在后來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再次表示：“‘穩’也好，‘改’也好，是辯證統一、互為條件的。一靜一動，靜要有定力，動要有秩序，關鍵是要把握好這兩者之間的度。”［21］當然，習近平辯證思維方法的形成，除了學習、繼承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外，離不開在基層實踐的運用與創造，這是一個理論和實踐相互融通和發展的過程。因此，我們在基層治理中學習和理解習近平的辯證思維方法，既要在理論上理解又要在實踐中運用，方能得其精髓，不至于將之變成本本和教條。
三、基層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轉換
中國的基層區域不僅地域廣闊、人口眾多，而且充滿了豐富性、復雜性、矛盾性，它是中國當下的基層治理時常陷入被動甚至悖論狀態的重要原因。例如，以現代性作為標準來衡量，許多基層治理中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問題就會變得面目全非；而以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依據，基層治理又會遠離現代社會和世界一體化大局。最典型的例子是，以解決糾紛為主旨的基層調解協會，它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以情理感人的特點后，又會陷入“人治”的樊籬，難以顯示現代法治精神。因此，如何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進行現代性轉換，這是未來基層治理的要義所在。在此，習近平的基層治理思想可為鑒鏡。習近平曾說過：“我們一定要立足于我省基本實現全面小康的大局，認清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和農業農村發展的必然要求，把以發展強村作為新農村建設的第一要務，用現代發展理念指導農業，抓住當前科技進步、產業重組、生產要素轉移加快的機遇，建立現代生產要素流向農業、現代生產方式改造農業的有效機制，著力轉變農業增長方式，促進農業與工業、農業與服務業的融合，不斷提高農業產業化、國際化、現代化水平。”［5］191-192實踐證明，這樣的轉型定位既具體可行，又立足高遠。
1.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民間文化，使之成為基層治理的基因和元素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至今的基層治理仍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有的地方甚至出現無視或破壞的現象。如有人說：“當前一些農村地方對文物保護工作不夠重視。一方面是文物違法打擊不力，有些農村地方缺乏對文物的保護意識，有極少數文物盜賊甚至里外勾結，盜古墓、販古宅、賣古董，作案手段隱蔽，加之地形熟悉、晝伏夜出，不易察覺。另一方面則是文物保護投入不足。一些農村地方重視民生工程的多，文物保護投入的少，有的一拖再拖，甚至視而不見，忽視了文物保護的及時性和文物自身的不可再生性”［22］。以徽派建筑為例，早幾年就有休寧縣清朝嘉慶年間的民居“蔭馀堂”被整體搬去美國的消息，有石臺縣200多年歷史的徽派建筑打算整體搬遷瑞典的消息，有影星成龍將他早年“收藏”的6座徽派古建筑捐給新加坡一所大學的消息。“蔭馀堂”整體搬走是作為美談的；石臺那個，當地稱其為不屬于文物保護單位，言下之意反正也沒什么用處；成龍一下子買走那么多，顯見賣方也沒當回事。諸如此類，都是缺乏文物意識的典型表現［23］。但這些并非只是個案，文物流失和缺乏文物意識的情況在全國農村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習近平2012年12月在廣東考察工作時說：“我們決不可拋棄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恰恰相反，我們要很好傳承和弘揚，因為這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丟了這個‘根’和‘魂’，就沒有根基了。”早在20世紀90年代，習近平就談到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和繼承問題。他說，要繼承和發揚畬族文化傳統中優秀的部分。畬族語言、畬歌、畬族服飾都是最基本的文化，都應當很好地繼承。要抓緊挖掘整理畬族文化遺產，如畬歌、民俗、民諺、民樂、舞蹈、故事等，要組織力量進行深入探討，取其精華，古為今用。要努力豐富畬族人民文化生活，積極引導群眾開展各種健康有益的文體活動，建立和完善民族文化站、文化中心、山村俱樂部、文化活動室、圖書閱覽室等［4］125。后來，習近平更加重視基層文物保護，并將之作為基層治理的發展動力。
2.以現代理念燭照基層傳統文化資源，使農業文明生態煥發新的生機
中國是以農業文明為主的，而基層文化資源中的鄉土文明當然為其主導。站在西方現代商業文明的角度看，不少人對中國基層文明往往采取不以為然的態度和做法。于是農業化被工業化取代，而與之相關的是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傳統的農業文明資源也就失去了價值和意義。習近平的基層治理理念與眾不同，他能從傳統農業文明中看到現代價值，并從中發掘和創造出新的生機活力。這是因為觀念轉型后能夠產生新的歷史眼光與創造意識。
早在1990年，習近平對林業就有這樣的認識：“從一般的意義上理解，林業有很高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比如森林能夠美化環境，涵養水源，保持水土，防風固沙，調節氣候，實現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等。從特殊的意義上理解，發展林業是閩東脫貧致富的主要途徑”,“森林是水庫、錢庫、糧庫”［4］110。在此，習近平有著生態的理性自覺意識，這是現代性中不可缺乏的理念。對于農業，習近平也有現代意識，他提出閩東“必須走一條發展大農業的路子”。何謂“大農業”呢？習近平解釋說：“大農業是朝著多功能、開放式、綜合性方向發展的立體農業。它區別于傳統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經營的、單一的、平面的小農業。小農業是滿足自給的自然經濟，大農業是面對市場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小農業向大農業轉化涉及到觀念的轉變。”因此，“閩東的農業綜合開發，從根本上講，一是尋求大農業的廣闊陣地，這就是農業的多層次開發；二是追求大農業的經濟效益，這就是向農業的深層次進軍”［4］178。這一認識就是現代性思維的集中體現，也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顯著標志。
最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能從鄉村風光中看到基層發展的方向和價值趨勢，并顯示了遠見卓識的現代性眼光。比如，長期以來我們的基層治理苦于沒有工業、資金，而對于所謂的“窮山僻壤”無可奈何。于是勞動力流失、經濟落后、文化教育更是無從談起。然而，習近平對鄉土卻有著不同的價值觀，他說：“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地，土的命脈在樹。”［24］更為重要的是，習近平2006年提出了關于“兩座山”的看法，他說：“我們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與社會的和諧，通俗地講，就是要‘兩座山’：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這‘兩座山’之間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辯證統一。”在習近平看來，對于“兩座山”有一個認識的過程：第一階段是用綠水青山換金山銀山，于是生態環境受到破壞；第二階段是既要金山銀山又要保住綠水青山，因為沒有綠水青山就不會有金山銀山；第三階段是綠水青山可源源不斷地帶來金山銀山，因為綠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銀山，生態優勢可以變成經濟優勢。為此，習近平總結說：“把這‘兩座山’的道理延伸到統籌城鄉和區域的協調發展上，還啟示我們，工業化不是到處都辦工業，應當是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開發則開發，宜保護則保護。這‘兩座山’要作為一種發展理念、一種生態文化，體現到城鄉、區域的協調發展中，體現出不同地方發展導向的不同、生產力布局的不同、政績考核的不同、財政政策的不同。”［5］1862013年9月，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又說：“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表述與2006年比，雖更加簡潔明確，但其基本理念卻是不變的。正因為有這樣的鄉村生態觀念，習近平才不以經濟論英雄，而是綜合考慮進行考核。在2013年《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習近平說：“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體現生態文明建設狀況的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使之成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導向和約束。”“如果生態環境指標很差，一個地方一個部門的表面成績再好看也不行，不說一票否決，但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權重。”看來，生態環境成為包括基層治理在內的習近平治國理政更重要的考核標準，也是他用現代眼光燭照基層治理的一個支點。
3.人的現代化成為基層治理的核心內容，也是其最重要的終極目標
在現代化進程中，規章制度、行為準則、經濟發展都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還是人，是人的現代化。基層治理也不例外。但在更多時候，基層治理很容易走進誤區，而人則為各種條文規章所束縛和淹沒。以不少地方的網格化治理為例，當過于強調“網格”化管理，并以數字代號標示區別時，豐富多彩和個性鮮明的人就被固化甚至異化了。習近平始終保持著對于“人”的理解與尊重，尤其是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理解基層治理主體，從而提升了基層治理思想的現代化水平。
在習近平農村治理思想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而作為基層干部的人才尤其重要，所以如何選拔優秀基層干部成為其基層治理思想的要點。如20世紀90年代他就提出：“抓好黨支部成員的選拔和考評，黨支部成員應是農村中政治思想素質好，有工作能力，在群眾中威望較高的優秀分子，要盡量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性強、有事業心、能吃苦耐勞和有奉獻精神、為人正直公道的優秀黨員選拔到黨支部中來，對那些喪失表率作用的成員要適時、果斷地進行調整。特別要強調的是，一定要選好黨支部書記，沒有一個好帶頭人，就帶不好一班人。”“村支部書記人選來源的渠道可以再多一些，鄉鎮和企業黨員干部也可以去兼任掛職”［4］163。而要讓鄉村干部真正由傳統轉為現代，能力的培養和提高必不可少。所以習近平指出：“當今時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各種知識層出不窮，迫切要求我們每個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加強學習，提高素質，努力具備符合時代要求的知識結構。”“面對我們的知識、能力、素質與時代要求還不相符合的嚴峻現實，我們一定要強化活到老、學到老的思想，主動來一場‘學習的革命’，切實把外在的要求轉化為內在的自覺，成為自己的一種興趣、一種習慣、一種精神需要、一種生活方式。”［5］41確實，面對迅猛發展的現代化要求，目前的鄉村干部不論在治理能力上還是在現代觀念上，都有相當大的差距。
作為中國鄉村社會主體的農民，要從傳統走向現代所面臨的困難更大，對此習近平也有清醒的認識，并提出詳細具體的看法。他在《講文明興村》中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人是最活躍的因素，是最關鍵的內容，最基本的前提”，“如果我們改變了農村的外在面貌，卻沒有改變農民的精神面貌，那么新農村建設還是在低層次開展。只有在建設農村、發展農業的同時，用現代文明、先進理念武裝農民、提高農民，努力使農民成為具有新理念、新思想、新知識、新文化、新精神、新技能、新素質、新能力的新型農民，新農村建設才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和更長久的活力，才能取得真正成效。”［5］198習近平還特別提到青年農民的現代化發展問題，他在2013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說：“要提高農民素質，培養造就新型農民隊伍，把培養青年農民納入國家實用人才培養計劃，確保農業后繼有人。要把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為一項重大戰略，以吸引年輕人務農、培育職業農民為重點，建立專門政策機制，構建職業農民隊伍，為農業現代化建設和農業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堅實的人力基礎和保障。”一個國家的希望在青年人，而廣大農村地區的未來則在青年農民，在青年農民由傳統向現代公民轉變過程中，其價值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當然，對于中國基層尤其是廣大農村來說，在充分肯定、尊重傳統農業文明資源的基礎上，進行現代性轉變，這需要做更多的努力與創造。不過，只要不忽略和不放棄傳統，并讓傳統在現代意識的燭照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基層治理就會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因此，習近平的有關論述可為破解當前的基層治理迷局提供一把思考的鑰匙。
總之，在習近平關于治國理政的論述中，包含了不少基層治理思想，盡管它們并不系統，甚至是零散地分布于數十年間的各個文本中。但是，我們通過追根溯源，透過不同時期和年代，仍然能夠發現隱含于其間的思想智慧，這也是習近平基層治理思想的獨特性價值所在，它將成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轉型期中國基層治理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趙秀玲,女，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從事基層治理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與探索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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