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韓國成功開展的新村運動使農村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的基本生活設施得到改善，更主要的是挽救了陷入貧困和絕望中的國民意識，將其消極悲觀的心態轉變為積極進取的思想，培養了勤勉、自助、協同的新村精神。為政府推行政治、經濟改革奠定了群眾基礎。分析新村運動中思想教育的方法途徑，總結新村運動在思想教育方面的成功經驗，對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農村思想教育工作的開展具有積極的借鑒作用。
一、新村運動的開展及其意義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韓國政府恢復對國內經濟建設，但經濟發展緩慢。1961年，樸正熙發動“5.16”軍事政變奪取韓國政權后，制訂了工業化和出口第一的基本經濟政策。以此為指導，1962~1971成功實施了兩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將對外貿易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勞動密集型和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制日趨成熟。與此同時，農業的發展卻相對滯后，不能與工業的發展相協調。城鄉發展失衡，差距增大。農村人口生活水平低下，大量農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負擔加重，農業人口流失，大量土地撂荒，同時還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嚴重的制約了當時韓國的發展進程。拯救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成為樸正熙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另一個重要的方面，農民消極的世界觀認知影響了農村和農業的發展，這種消極心態和精神面貌不徹底改變，農村改革就缺乏最基本的精神動力。因此，韓國政府認為農民的覺醒是鄉村改造得以成功的關鍵，要通過一種具有感召力的活動和能使農民喜聞樂見的、容易接受的形式，激發農民的自立、自助、自強精神，讓千百年來被宿命論的絕望和失意所統治的農民覺醒，使農民長期受抑制的、潛在的、良好的社會道德再次迸發出來，從而釋放出建設鄉村、管理鄉村的潛在機能。另外，樸正熙通過軍事政變奪取政權，并在執政后實施獨裁統治。其軍人政權缺乏合法性，群眾基礎薄弱。樸正熙試圖“讓人民看到成績”，最終目的是為了“讓人民合作”。上世紀60年代朝鮮發起“千里馬”建設運動，經濟建設和基礎設施發展迅速，顯示了不同制度的優越性，頻頻對韓國開展政治宣傳。樸正熙擔心共產主義思想滲透，動搖其統治。在政治的層面上需要對民眾進行防止“赤化”的思想教育。
新村運動開展源于時任韓國總統的樸正熙在一次巡視途中的偶然發現，1969年8月，樸正熙視察慶上北道的一個小村莊時，了解到該村村民經過自發組織集體勞動將村里的公共設施進行了整修，村容整潔，村民充滿活力。村民這種相互協助的精神啟發了樸正熙，他認為該村團結協助建設家鄉的精神應該推廣到全國所有村莊，不僅可以改善全國農村基礎設施，還能改善農民的精神面貌。新村運動自1970年開展以來，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基礎建設階段（1970-1973）:1971年初，政府正式向全國農村推廣這一運動，由各村莊自主確定改善本村生活環境的計劃，號召農民自發地建設家鄉，引導農村地區綜合開發，解決農民生活中的切身利益問題，以期刺激農民的建設熱情。政府選調大批工作人員派往全國各地基層農村，指導農民開展建設運動。同年9月提出了“勤勉、自助、協同”的新村運動口號，使新村運動由建設新農村，向振興國家轉型，迅速成為全國性運動。擴大階段（1974-1979）:政府對新村指導員、國家各級公務員等進行集中培訓，對新村建設成績突出的農村提供貸款，并在各方面提供優惠政策；動員學有所長的知識分子到農村，推廣科技文化知識與技術。國民自發運動階段（1980-今）:1979年，樸正熙遇刺身亡，新村運動日漸式微。主導權則由政府主導轉向民間自發組織，并逐漸形成了全國性的民間組織。新村運動概念也不再局限于鄉村，而是整個社區，提出了共同和諧生活的國民運動理念。
20世紀70年代后期,韓國新修灌溉水渠4440公里，新修道路4.4萬公里，加寬公路4萬公里，新建農村會館35950所，所有農村全部通車，幾乎所有農戶都用上了電燈和自來水。1981年，韓國國民生產總值從1971年的90億美元上升到668億美元，人均產值也從277美元躍增至1734美元。1970—1987年間，韓國經濟增幅名列世界第二，長期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90年代初，韓國政府宣布，經過幾十年的新村運動，韓國的農村生活水平，農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已經達到預期目標，標志著新村運動的成功。通過新村運動，韓國基本實現了改善農村居民生活環境、生活居住條件、生活水平。推動了社會文明、進步和發展。
新村運動的開展，其實質是對農民思想的啟蒙，在普及農業知識的同時，更注重精神層面的教育，向農民灌輸先進的思想和遠大的理想。將“勤勉、自助、協同”作為一種民族精神啟迪、激發農民的進取意識，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信心，成為建設家園的精神支柱，并由此激發出了極大地勞動熱情和民族自豪感。1988年漢城奧運會和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中的“捐金運動”都體現出韓國國民的強烈的集體榮譽感和民族自信心。1998年，《朝鮮日報》曾對韓國建國50年來，民眾最滿意的業績進行調查，民調顯示新村運動位居第一。
二、新村運動對農民思想教育的途徑
韓國多山、少地、人口密集的現實條件，決定了韓國必須依靠開發人力資源來發展經濟。在現代經濟學中人力資源到人力資本的轉變受諸多因素影響，其中國民的科技水平和國民的生活倫理道德水平兩項因素至關重要。提高農民的生活倫理道德水平，使其與國民經濟和科技發展相協調，才能全面的發展農村經濟和推動科學進步。而農民道德水平的提升有賴于高效的思想教育。
樸正熙政府注意到朝鮮戰爭結束后韓國民眾之間情感淡漠，沒有上進心，缺乏整體凝聚力，對美好生活沒有信心。提高韓國的農民整體生活倫理道德水平，將潛在的人力資源進行開發，這是一條發展經濟的捷徑。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從國外引進，而農民的素質則需要自行培養和提高，這是無法從國外買來的。突出農民思想教育，通過有感召力的活動和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在潛移默化中對農民的思想進行教育培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的激發了農民的潛能。新村運動并非單純的整理地區社會基礎設施的運動。從根本上說新村運動是村民認識自身問題，培養通過自助合作精神解決問題能力的運動。所以對新村運動來說比建設基礎設施成果更為重要的是：居民培養“我能行”的精神，讓村民擁有自信心，培養開發事業的管理能力和民主自治能力。在具體的操作中，通過以下幾個途徑實現：
1、獎勤罰懶的正面激勵教育
新村運動從開始之初，限于韓國當時的條件，在物質上政府只能提供及其有限的資金和建設物資，遠未達到實際需求。政府為全國每村無償提供335包水泥,用于改造農村的基礎設施，如換房頂、修院墻、修整道路、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處、公共飲水等。政府定期對工程進度進行檢查，并將全國所有村莊評定為自助、自立、基礎三個等級。對完成改造任務最好的村莊評為“自助村”，次年會增加建筑物資的供給。沒有完成任務的村莊則評為“基礎村”。政府的物資援助僅限于對“自助村”和“自立村”的發放。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村民建設自己村莊的熱情，并且形成了良性競爭機制，在互相競爭中充分釋放了內在潛力。從心理學的角度上講,獎勵對每個人都能引起愉快的感受，任何人都希望得到他人或社會的贊賞。村民的心理上需要有工作的成就感，可以發揮激勵作用，對提高農民生活倫理道德水平有直接作用。1973年時，韓國全國約有三分之一的村化為“基礎村”，到1978年“基礎村”已基本消失。
2、組織集體學習的灌輸引導教育
1972年,根據樸正熙關于在農村培養立志為建設家鄉服務的農民領導人的設想，由每個市郡選出一名骨干農民，送到農協大學培訓兩周。培訓內容側重于精神方面教育，培訓形式由講座、典型事例發言和分組討論三部分組成。新村運動中的思想教育比較注重對社會各階層的核心骨干人員和中堅農民的培訓，如舉辦過骨干農民培訓班、新村指導員班、等共二十多種培訓班，通過集體住宿、集中討論、生活教育等三個環節達到教育目的，培訓的主要內容有地區開發、意識革新、經營革新、青少年教育等七個方面，到1995年，各層次的集中教育共培訓了34.2萬多人次。集體主義教育的倡導者馬卡連柯提出了平行教育原則。他說：“教育了集體，團結了集體，加強了集體，以后集體自身就能成為很強大的教育力量了。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量，可以把與集體有關的各方面因素凝聚起來，對集體成員施加影響、進行塑造。”中央研修院通過集體培訓，灌輸新村精神，培養了一大批投身新村運動，并在實際工作中成為農民領導人的社會骨干。
3、樹立模范的價值示范教育
通過典型的人或事物來進行示范，促使人民學習或吸取教訓，從而達到提高思想認識的目的。曾是新村運動全國模范的河四容在總結新村運動時說：“新村運動的重要成果，不是物質上的，而是在精神上把競爭意識和自立精神灌輸到韓國廣大農村”。這位出身貧苦、自強不息的農民,用自己的勤奮、智慧和意志,創造了從無到有的傳奇,成為鼓舞無數韓國農民奮發向上的楷模和新村運動的象征。新村運動的自助、勤勉、合作精神光靠傳統思想教育是不夠的,這一精神應該是村民在新村運動的實踐中領悟和提高的。邀請成功開展新村運動的領導作為講師向公務員、知名人士、農民、新村運動負責人講解成功事例和克服困難的過程。典型的人物現身說法、融入農民中去，用模范的人格魅力衍生巨大的感召力，很容易使農民產生強烈的認同感。隨著新村運動在全國逐步展開，新村運動已成為全民的思想教育。其最大特色就是農民參與討論，自己講述成功事例和親身感受、體會，并通過真摯、雙向討論共同取得進步。變單調的課堂教育為與切身實際相關的經驗教育。“身邊的人講身邊的事”這種簡單樸實的思想教育方法在新村運動之被廣泛使用。
4、官民一體的情感互動教育
“動人心者，莫先乎于情”。教育者通過語言、動作、行為和教育對象在思想層面進行相互交流、相互感染、相互激發，從而在思想認識上達到趨同的結果。新村運動在發起之初就能順利推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官民一體，作為教育者的政府公務員和研究學者能夠以身作則，無論職位、身份高低，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身體力行，直接和農民對話、交流和體驗，得到農民的信任，農民在內心深處愿意和官員、學者打成一片，和諧相處，齊心協力，建設新農村。希望得到尊重是人的基本情感，思想教育若能以平等的態度和商榷的語氣，潛移默化中利于消除教育者和教育對象的差異感，有助于追尋共同的目標和價值。
三、對我國農村思想教育工作的啟示
人多地少，人口密度高，農民占人口比重大，農業機械化程度低，農村教育落后，農民普遍缺乏自信，文化素質有待于提高，這些中韓兩國農業方面的相似之處使得我國借鑒韓國新村運動成功經驗成為可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實踐證明，“農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農村經濟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只有扶貧先扶志，治窮先治心，才有望激發農民的主人翁意識，構建和諧新農村才能成為現實。韓國新村運動中的思想教育對我國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四點：
1、重視農民在農村思想教育中的自我教育
農民不僅是建設新農村的行動主體，更是農村思想教育中教育主體。韓國新村運動最值得稱道的特色就是其政府沒有簡單地停留在物質支持上，而是重在激發農民自身的潛能。開創了“政府引導、政策激勵、典型示范”的農民自我教育模式。自我教育有利于推動受教育者由“認知主體”向“實踐主體”的轉換，實現思想教育實踐主體性。農民是我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行動主體和力量之源。教育學專家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只有當受教育者，不是依賴外在力量而靠內在的力量，根據社會需要和自己的需要，主動的調遣和豐富充實自己時，才是教育最大的成功。”確立農民的在農村思想教育中主體地位、尊重農民的意愿，這是堅持以人為本，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任何理性教育，形象的感染，都是外部的客體，都只是通過主體的心理過程才能起這樣或那樣的作用，如果沒有主體內心的心理過程的發生，任何教育會毫無意義。我國現在約有9億農民，僅憑政府的力量對如此數量的農村人口進行思想教育、轉變其落后觀念是不切實際的。政府在農村思想教育中應扮演引導的角色，鼓勵農民開展自我教育。讓農民在實踐中對思想道德、倫理修養、理想信念重新理解和選擇，并自覺踐行思想道德規范，實現自我建構和塑造。
2、注重農民的精神培養，開展理想信念教育
傳統的小農意識對農民的影響明顯，只關注眼前利益，“小富即安、小成則滿”，缺乏長遠眼光，習慣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產方式，制約了中國的農業發展。韓國通過“勤勉、自助、協同”的新村思想教育，使農民素質有了很大提高，為其日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我國開展的“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各級城府部門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總體看“三下鄉”的活動雖把“文化、科技、衛生”送到了鄉村，卻很難送到農民心里。要建立長效機制，勢必要把“自強必勝”的信念送下鄉。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落后面貌的關鍵在于轉變農民保守觀念、陳舊的思維模式。摒棄一切“等、靠、要”的惰性思維。理想信念是人們從事社會歷史活動的精神支柱，對人們社會歷史活動具有驅動與導向作用。它能鼓舞和堅定人們在社會歷史活動中的信心、勇氣和意志。對農民開展理想、信念教育在于它能團結、凝聚人心，推動其勇于投身惡劣環境，迎戰各種困難，去實現預定的目標。借鑒韓國新村運動思想教育的成功經驗，要注重培養農民的合作、友誼、勤奮和參與意識，以及鼓勵勤勉、自助和協同的精神，提高思想道德素質以及精神境界，將越來越多的農民成為思想進步、致富、愛國、愛家鄉的社會主義新農民。
3、鼓勵農村思想教育方法多樣化
通過總結韓國新村運動中對農民的思想教育，不難發現政府對農民的思想教育不僅局限于傳統課堂教育。而是例如通過獎勵先進村鎮，掀起農業競爭熱潮，在建設生產中引入競爭機制，潛移默化中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通過成功農民的典型事例，現身說法，讓農民在平等的交流中看到致富的希望；教育者和研究學者與農民“零距離”的接觸，宣傳政府政策、傳播理想信念，讓農民堅定了致富信心。方法多樣是農民思想教育成敗的重要環節。當前我國農村思想教育工作還主要是以“單向灌輸”或“一教二訓三指導”為主，方法單一收效甚微。為此，首先要努力實現教育方法的根本性轉變。要從經驗傳播型向科學傳播型轉變,將灌輸與滲透相結合，從單向度的說教向豐富多彩的互動形式轉變，同時還要依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才能切實提高農村思想教育的實效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吉大國關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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