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工作，向來是力度大，卻收效微。以前，還可以將其歸咎于地方政府實施不力——有的“胡作為”，將扶貧款項挪作他用或找親朋好友冒名吃“空餉”；有的“亂作為”，為了完成工作、追求短期政績“壘大戶”、“造盆景”；有的“不作為”，為了中央的巨額補貼而不愿摘下“貧困帽子”，有的則是“假作為”——大搞“被脫貧”、“數字脫貧”......如此種種，隨著中央對扶貧越來越重視，紀檢監督執紀問責力度的加大，已經越來越少。很多地方向著“扶真貧、真扶貧”穩步推進。
但時至今日，依然也有地方年年扶貧年年貧。這些地方，政府扶貧決心也有，力度也大，但卻依然無法使這里的老百姓脫貧：給錢，他們用來享樂；給物，他們把東西賣了以后拿來買醉；給技術，他們找各種理由“不適應”。究其原因，真正讓他們貧困的，不是惡劣的環境，貧瘠的土地，而是落后的思想。
物質脫貧，首先需要思想脫貧。他們由于長期生活在偏遠閉塞的地方，和現實社會脫節已經比較嚴重。思想層面落后幾十上百年，思維還受傳統文化、風俗的束縛，和外界的信息交流更是趨于零。所以，他們就像扶不起的劉阿斗一樣，沒有理想，沒有目標，耽于現狀，哪怕再苦再累，也不愿意改變或者說懼于改變，只把希望寄托于政府、親友甚至是下一代。
對于這樣的地方和老百姓，政府應當轉變扶貧思路，不應再繼續采取傳統的“三給”方式——給錢、給物、給技術；而是替之以“二送一請”——送教育、送信息、請出來。相較于傳統，新的扶貧方式投入更大，短期內更是看不到效果，但是從長遠來看，外界資訊能對這些偏遠地區老百姓的陳腐思想和觀念造成巨大的沖擊，讓他們以前所未有的視角去看待他們本以為很熟悉的世界，能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他們對現實和自身的懷疑，從而做出一定程度的有利轉變；而教育則能讓他們的后代從啟蒙時代就更加貼近現代社會，對新事物、新觀念有更多的憧憬，更有改變現狀，迎接新生活的動力和意愿，更能運用新的技術、新的理念，更能對傳統陋習和愚昧的風俗抗爭；請出來，則是從生活環境上加以改變，讓這些一輩子都沒有接觸過外界的窮困百姓，切身感受外界與自身居處的巨大差異，并引發“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連鎖效應，使其不愿再回到以前貧困潦倒的生活狀態，從而真正實現脫貧致富。
作者單位：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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