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進一步清晰我國城鎮化發展思路，12月12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從戰略和全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會議提出六項主要任務，進一步回應了“人到哪去”，“錢從哪來”，“地怎么管”等社會三大關切。
其中，提高城鎮建設用地效率，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優化用地結構，能為城市贏得更多發展空間。轉變城市發展理念，控制好開發強度，在中西部和東北有條件地區形成若干城市群，能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可以說，會議的召開，對于統一思想、凝聚共識，推動城鎮化沿著正確方向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和指導作用。
低碳轉型的發展道路和新型城鎮化建設是未來的趨勢。
新型城鎮化要“以人為本”。一方面，要改變人的角色，讓更多的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真正享受到城鎮化所帶來的各方面成果。在提高城鎮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的同時，切實解決農民轉變為市民過程中所面臨的養老、醫療、教育等問題。另一方面，要合理規劃城市的職能定位，強化規劃的戰略性、前瞻性和導向性作用，從根本上化解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交通擁堵、環境污染、房價高企、就業困難等難題。具體來說，包括三個層面的工作：
“親自然”，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文明價值觀。自然環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以人為本的前提是以生態為本。“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都強調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這其中也包括城鎮化過程中的建設行為、指導觀念和配套制度建設。這就要求我們在規劃城市前先做生態規劃，確定哪些是基本的生態紅線不能碰，基于此設計指導詳細規劃實踐。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破壞生態環境的要實行責任追究、終身追究。
“有特色”，探索適合自身地域文化、產業結構和自然資源稟賦的發展路徑。城鎮只有有特色，才有競爭力，只有有競爭力，才能可持續發展。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要避免“千鎮一面”、“千城一面”，要做到創新思維，實現“百花齊放”。這就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確定城鎮定位，科學規劃、務實行動，將城鎮的發展建設放在地區的大背景下，注意形成特色，如特色人文、特色產業、特色品牌等，還要做好歷史文化的傳承。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不能定位太多太雜。
“循規律”，依靠產業促進城鎮化產生的聚集、規模、分工協作等效應的發揮。城鎮化的基礎是產業的發展，城鎮化的規模和速度也決定于產業的支撐能力。推進城鎮化必須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從產業的轉型升級出發，不能靠行政命令，要做到因勢利導，切實提高城鎮發展質量，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控制開發強度，增強抵御和減緩自然災害能力。習近平主席11月在山東考察時特別指出：城鎮化不是土地的城鎮化，不要拔苗助長，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積極穩妥。
新型城鎮化要更多地依靠市場。只有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才能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全面推動社會文明進步。城鎮是增長的發動機。這個發動機要靠市場之手和政府之手共同啟動，而不能僅靠政府行政權力強推獨撐。這就要求我們在充分發揮政府制度環境、編制發展規劃、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加強社會治理等方面職能的同時，還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定性作用。
一方面，要深刻認識市場的需求。現階段，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和生態文明建設是疊加在一起的。粗放式的城鎮化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低碳、智慧、綠色、循環將成為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方向。對于新建城鎮，要從規劃伊始就樹立這樣的發展理念，通過發展低碳產業促進環境保護，通過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對于已經形成規模的城鎮，要及時轉變發展方式，通過轉型升級，優化產業結構。同時創新體制機制，引入碳排放權交易等市場，帶動低碳產業發展，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另一方面，要充分借助市場的力量。城鎮化建設需要巨額投入，不會也不能夠由財政全部承擔。這就要求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要不斷放寬市場準入，制定相關辦法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鎮公用設施投資運營，提供社會公共服務。這樣不但有利于處理好城市基礎設施服務價格問題，還能保護消費者利益，同時讓投資者獲得長期穩定收益。正在討論中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就表示，將更多采取市場化的方式，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拓寬融資渠道，允許民間資本更多參與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企業將成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主體，政府主要負責的是對城市建設的管理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2013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3.73%，但同時也面臨了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加劇，城鄉差距擴大，產業結構升級與就業壓力巨大等問題。所謂新型城鎮化，是指堅持以人為本，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以統籌兼顧為原則，推動城市現代化，要由過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規模擴大、空間擴張，改變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務等內涵為中心，真正使我們的城鎮成為具有較高品質的適宜人居之所。新型城鎮化更強調內在質量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推動城鎮化由偏重數量規模增加向注重質量內涵提升轉變。
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講究“生態文明”，“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就預示著生態文明建設在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將展現出更加蓬勃的生機和活力。我認為，想要讓城鎮化建設真正體現出“生態文明”就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第一，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業成為一種職業。當前，農村人進城難，城里人想去農村也難。很多農村出來的年輕人在城市并沒有歸屬感，我們要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否則就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而正是這種風險倒逼了城鎮化，讓資本進入農村、農業領域，提高了農業的規模化水平。通過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使以人為主的要素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要素流動自然促進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進而也有利于美麗新農村的建設。
第二，要合理確定城市邊界，不能“攤大餅”發展，要給生態留出更多空間，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學會多留白。城市要精而美，走集約化的城鎮化道路。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按照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要求，形成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合理結構；減少對自然的干擾和損害，擴大森林、湖泊、濕地等綠色生態空間比重，同時保護耕地、園地、菜地等農業空間，充分發揮自然以及人工生態系統在氣候調節、水調節等方面的服務功能；節約集約循環利用土地、水等資源。其實，每個城市都有生命，他們都有自己的邊界，邊界外面是綠地、林地、耕地，這就是生態帶、綠化帶，在之外又一個衛星城，亦或是一個或大或小的城市，這種才是生態型的城市群。
第三，“鄉愁”一詞實際上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新型城鎮化要堅持傳承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保護寶貴的文化遺產,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應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注重挖掘、保護和發揚這些寶貴的財富，突出民族文化中最寶貴的遺產，傳承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的同時融入現代元素，延續城市歷史文脈，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例如，貴州黔西南的城鎮化建設很迫切，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黔西南是以布依族為主體的自治州。這樣就要遵循少數民族眾多這一實情，讓少數民族美麗的舞蹈、動人的音樂、迷人的風俗和奇特的民居、含有寓意的服飾等等具有傳統文化魅力的元素不因城鎮化的建設而弱化甚至消亡。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我們留住鄉土文化，讓歷史和文化來做城鎮化建設的支撐，而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能夠有效避免千城一面，記得住屬于自己的“鄉愁”。
第四，要有合理的人口布局。在要素充分流動之后，就要以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更多地實行退耕還林，按照規模經濟的特點構架一個合理的城市體系，實現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合理承載人口從而減少對農村環境的破壞，同時也能減少大城市病的發生，從而在這兩者中間找到均衡點。要根據城市的人口狀況與城市的具體情況來合理布局產業，實現產業與城市群的合理布局。政府在這一過程中也要積極引導，在創造制度環境、編制發展規劃、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加強社會治理等方面發揮作用。
第五，我們雖然要推進城鎮化，但是不能過于急躁。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切忌單純追求城鎮化率的提升。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也強調，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自然”的奧秘就藏在“市場主導，政府引導”這一原則之中，讓“無形的手”充分施展，讓“有形的手”更有效率，實現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雙劍合璧，并以加速度變量的方式創造出城鎮化的乘數效應。事實上，再精密的計算機很多時候也難以比市場更精確和理性，市場自會評估風險，計算投資回報率。城鎮化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進程，我們在建設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必須考慮順其自然、因地制宜，先行先試，不能搞“一刀切”，同時要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這輪新型城鎮化勢必要打破拔苗助長的城鎮化方式，走出一條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城鎮化之路。
相信通過以上幾點的努力，我們可以做到“天人合一”，以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式來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實現“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
周牧之：中國的城鎮化需要“邊動邊謀”
周牧之系日本東京經濟大學教授
日本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周牧之長期從事產業、區域、城市和空間政策及規劃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對中國經濟形勢和中國城鎮化都有獨到的見解，并出版了《中國未來三十年》《第三個三十年－再度大轉型的中國》《大轉折－解讀城市化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城市化：中國現代化的主旋律》等著作。2015年10月24日，周牧之將應邀在新華網思客會上發表演講。
城鎮化綠色發展進程中，關鍵不是技術缺位，是系統缺位。我們過分強調單體的技術問題，而往往忽視系統的問題。比如對城市的垃圾問題和水處理問題而言，最關鍵的不是其中某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是技術體系和政策體系作為一個系統如何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
城鎮化是一個社會機制大變革的過程，它需要在宏觀上有通盤的考量和設計，但遺憾的是，與迅猛粗放的城鎮化進程相比，中國在城鎮化頂層設計上的研究和探討缺位。
關于中國綠色城鎮化輕重緩急的問題，一言以蔽之，是必須“邊動邊謀，邊謀邊動”。在城鎮化上，中國長期處于一種“只動不謀”的狀態。過去多年粗放型城鎮化運動中，中國動得很猛烈，但是謀得太少，這造成了人口移動、城市生活、城市形態、城市交通上各種問題的顯現。
宏觀上講，城鎮化需要明確的政策導向和通盤的制度安排。例如人口移動是城鎮化的根本，需要從戶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稅收等一系列制度上進行改革，形成對從農村到城市，從城市到城市的人口移動的制度支撐體系。
只要放開戶籍制度的束縛，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對人口移動的支持，不僅是農民，全中國人都會用腳來對城市投票，根據人生不同的階段，選擇學習、工作和養老的城市。
從微觀上講，城市需要根據自身的區位條件和資源稟賦，從城市形態、產業經濟、交通結構、人文社會和生態環境等各方面入手思考如何打造城市的凝聚力和魅力，也就是所謂“城市核力”。在人口、資金、產業流動化的城鎮化時代，城市只有依靠自身“核力”吸納人口、資金和產業，才能不斷提高城市內涵的質和量。
這些都是所謂的“謀”。要從宏觀上謀好城鎮化，從微觀上謀好城市發展這兩篇大文章，需要讓為政者和市民都能看到城鎮化和城市自身應有的追求目標，在政策、制度和規劃的制定上既有章可循，又有抓手可依。從這種意義上來講，綠色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正是試圖為上述的“謀”提供有效的標桿和工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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