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進入新發展階段“三農”工作面臨的戰略任務。實現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需參考借鑒精準扶貧的成功經驗，更要與脫貧攻堅戰略精準銜接。本文所探討的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精準銜接機制是指根據不同地區鄉村的自然稟賦、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施策，科學、合理且有效地推進鄉村振興。而本文所說的精準銜接機制主要由精準分類、精準均衡和精準施策等要件構成，具有過渡鞏固和整合增效等功能。構建精準銜接機制，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應有依法振興、協同振興和融合發展等路徑可參照選擇?？傊l村振興也要把握融合發展的大方向，即把“小城鎮”發展當作“大問題”來研究。
2020年，中國脫貧攻堅任務勝利完成，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得以實現。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把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那么在新發展階段，如何實現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有機銜接、如何有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各項政策措施，促進新發展格局的形成，這是包括農村社會學在內的“三農”問題研究所需關注、且需廣泛而深入探討的重大課題。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人口總量已達14.1億人，鄉村人口5.1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3.89%，流動人口3.76億人。這一數據反映出我國社會已經發生結構性轉型，即從費孝通所描繪的“鄉土中國”，轉向基層社會由城市和鄉村構成的“城鄉中國”，且鄉村社會還呈現出“后鄉土中國”的“大流動”突出特征。因此，在城鎮化持續推進、鄉村人口“大流動”的新時代，實現鄉村振興既顯得格外重要，又意味著困難重重。也就是說，探尋有效的實現機制，既有助于把戰略規劃轉換為具體實踐，又能提升鄉村振興的實際成效。為此，本文在梳理有關鄉村振興理論闡釋的基礎上，結合筆者已有的鄉村調查經驗，就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相銜接的機制問題進行推論性探討和總結，并努力為認識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一種視角，為推進鄉村振興的實踐增加一種理論參考。
鄉村振興諸問題的理論解讀
鄉村振興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的鄉村發展戰略。學界也一直圍繞這一新的重大戰略問題展開廣泛的探討與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些理論闡釋和觀點。概括起來，關于鄉村振興問題的理論探討主要聚焦于三大方面：一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性質問題；二是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銜接機制問題；三是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問題。
鄉村振興性質和目標的判斷
準確判斷并把握鄉村振興的基本性質，是順利推進并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認識基礎。而將鄉村振興理解為何種性質的發展戰略與發展過程，則會影響到在實踐中走什么樣的路、采取什么樣的措施。具體地說，對鄉村振興戰略基本性質和目標的析解，目前主要有這樣幾種傾向與觀點：
第一種是政策闡釋傾向的“二十字方針”。此類研究堅持政策導向，根據中央政策的核心內容，從理論層面解讀政策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如有研究認為，理解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性質，關鍵在準確把握“二十字方針”，亦即鄉村振興的總體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span>
第二種是“保障論”或“退路論”的觀點。此種觀點認為，解決“三農”問題并不是為了讓農民生活富裕起來，而是要保障基本民生。因而振興鄉村，不是要讓農村復興起來、繁榮起來，而主要是給進城失敗的農民留條退路。這樣一種理解，其實并未用發展的眼光全面地看待“三農”發展問題和鄉村振興目標。“三農”的發展需要與時俱進，即在農村實現全面脫貧之后，還要不斷提高農村社會生活水平，讓廣大農民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這是鄉村振興需要實現的重要目標，也是能夠實現的目標，或者說，鄉村發展不能停留在保障溫飽水平之上。
第三種是“社會生態系統均衡論”的觀點。如筆者曾將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本質意義理解為通過促進鄉村社會新的發展或鄉村社會現代化，達到保護社會生態系統多樣性與均衡的目標。我們知道，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系統，它是由大都市、中小城市、縣城、鄉鎮、農村等多樣的子系統構成。因此，保持社會生態系統的均衡，就需要保護鄉村的存續和發展（快速的城鎮化正在快速地讓鄉村走向終結），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一個重要意義就在于保障鄉村社會的持續發展，維持社會系統的多樣性與“生態平衡”。
此外，還有“鄉村城鎮化論”的觀點。它將鄉村振興的性質理解為促進鄉村發展為城鎮。這一觀念在“三農”工作與鄉村建設的具體實踐中還較為流行。諸如，一些鄉村振興的政策措施，有著明顯的城鎮化色彩，亦即按照城鎮化發展的標準、模式和方法來推進鄉村振興。然而，這些具體措施執行的結果并不是鄉村的振興，而是鄉村的消失。
鄉村振興銜接機制的討論
眾所周知，從精準扶貧到鄉村振興是一次歷史性飛躍，也是戰略的轉換。然而，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與鞏固脫貧攻堅成果之間，需要一個有效的銜接機制，以促進發展戰略轉換的順利實現。圍繞鄉村振興戰略的銜接機制問題，學界的探討及觀點主要有：
第一種觀點是“有機銜接論”。此類觀點認為，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兩大戰略部署具有理念相通性和階段遞進性，兩者的有機銜接關系到兩大戰略的成效。促進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有機銜接，需要堅持農村居民生計改善和全面發展的目標導向，把握扶貧產業可持續發展、生態價值轉化、資產高效利用、治理現代化等重點領域；需要采取政策轉型、社會動員機制銜接、人力資源開發利用、重大項目建設等關鍵措施。這種觀點對鄉村振興有機銜接機制的討論，主要聚焦于有機銜接的必要性、重點內容和具體措施等方面。
第二種觀點是“統籌銜接論”。這一觀點是在“有機銜接論”基礎上，提出要接續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必須繼續保持和發揮制度優勢，進行統籌設計，以振興為統攬，以鞏固脫貧成果為基石，構建起統籌減貧振興的長效機制。對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統籌銜接的討論，關注點實際上仍在減貧政策的調整與轉變之上，而對鄉村振興戰略如何銜接、如何建立有效機制等關鍵問題，沒有做更為深入的分析和闡釋。
第三種觀點可概括為“體制機制連續性”的討論。這方面的討論主要圍繞發展戰略的連接性、體制機制的連續性、政策體系的連續性等問題展開。如有研究從農村發展戰略連續性的視角討論了鄉村振興戰略的銜接問題，認為鄉村振興是中國農村發展戰略五個階段之一，是階段性戰略的延續和在新時代的提升。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必須統籌各個階段發展戰略，注重從“人”和“物”兩個維度強化戰略的銜接性和連續性。也有學者關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橫向銜接機制問題，亦即各種助推鄉村振興的制度安排、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之間的連接與協同問題。認為構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政策體系，重點需要從土地資源、農業經營體制、產權制度、人才隊伍、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多個方面加強銜接。
鄉村振興實現路徑的設想
一項發展戰略目標的達到，關鍵在找到切實可行的實現路徑。目前，關于鄉村振興路徑選擇問題的探討，主要圍繞戰略規劃和制度路徑兩大議題展開。
在一些對鄉村振興的經濟學和人文地理學研究中，傾向于按照某種定位或理論原理，就戰略的執行和實施做出相應的規劃或設計。如有研究提出，鄉村振興的戰略定位就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戰略導向是高質量發展、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戰略重點難點和基點是產業興旺?；谶@些理論原則，需要編制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也有研究提出“三主三分”的鄉村振興規劃理論和方法，亦即將鄉村地域空間按“主體功能-主導類型-主要用途”進行層級劃分，按“分區-分類-分級”進行空間組織體系劃分。在對鄉村生態環境、資源稟賦、發展基礎和未來潛力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科學地編制出縣域鄉村振興的優化方案。在推進鄉村振興的實踐過程中，科學地規劃、精細地設計對于提高執行效率、保持指導和協調振興行動的方向準確與協同一致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規劃通常是基于理想化的條件而設想出來的，在具體實踐中并不一定能夠實現。有效地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不宜迷信烏托邦式的戰略規劃，因為從中國鄉村發展的歷史經驗看，較多的創新與創造是在具體實踐之中實現的，即是“干”出來的，而不是“想”出來的。
關于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有觀點將其視為制度路徑或制度創新路徑。如有學者認為，鄉村振興是新發展理念引領的創新戰略，實現振興需要一個長期堅持的制度和政策創新路徑，其中主要包括農村綜合改革、城鄉要素市場和公共服務體系改革等。也有學者提出，鄉村振興是不同于“城市主義”發展模式的路徑選擇，振興的路徑要堅守“五不”原則，亦即“鄉村振興不是‘去小農化’、不是鄉村過度產業化、不能盲目推進土地流轉、不能消滅農民生活方式差異、不能輕視基層‘三農’工作，應在堅持鄉村和農民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實現農業農村與現代化發展的有機結合”。作為新的發展戰略，鄉村振興的推進過程包含了制度創新和政策改革的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鄉村振興的實現需要依靠有效的制度與政策支撐，通過有效的制度創新與變革來促進和保障相應戰略目標的實現。當然，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并非唯一，而是有多種可能。對實現路徑的理論探討，意義在于增進對鄉村振興戰略的認識，以更加有效地推進振興實踐。
鄉村振興雖聚焦“三農”問題、關注“三農”發展，但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實際上也涉及經濟、社會、文化以及自然生態等多方面，參與主體包括政府、市場、社會、社區、農戶等多方，實施過程既關涉農村，也涉及城鎮。因此，順利、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需要對相關問題有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與探討，以積累更多的科學認識和鄉村振興的理論知識。
精準扶貧經驗對鄉村振興的啟示
作為新發展階段的一項重大發展戰略，鄉村振興主要是為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后“三農”發展而做出的總體布局。就發展與變遷過程而言，一方面，鄉村振興必須鞏固脫貧攻堅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還需要接續扶貧脫貧的相關政策措施，以進一步推動鄉村邁向更高水平的發展。為實現這兩個方面的目標，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相銜接的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
實踐告訴我們，在戰略銜接中，借鑒和充分利用脫貧攻堅階段的成功經驗是十分必要的。這些經驗的延續和拓展，不僅有利于脫貧攻堅成果的鞏固，而且有助于與鄉村振興新戰略的銜接。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村扶貧開發工作取得顯著成效。1978年有2.5億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未解決，到1994年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減至8000萬。1994年，國務院制定并發布《國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針對八千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提出爭取在七年時間，即在20世紀末全面解決溫飽問題，這意味著扶貧開發進入攻堅階段。2013年，黨中央做出實施精準扶貧的戰略部署，提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原則，為脫貧攻堅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具體實踐確立了新思路、新方法。
從扶貧開發到精準扶貧的轉變，表面上看是農村扶貧方式的改變，實際上是減貧與鄉村發展領域里的一次重大制度創新。精準扶貧的制度變革和具體實踐蘊含了豐富的發展經驗，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有著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通過實施精準扶貧戰略，2020年底，“我國的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用8年時間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每年讓超過1000萬的貧困人口脫貧，這樣的偉大成就充分體現出脫貧攻堅戰略的重要意義，也反映出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的有效性。
脫貧攻堅之所以能在計劃的時間內取得全面勝利，關鍵在于精準機制。在實施精準扶貧的微觀實踐中，各地扶貧主體或機構組織都爭取在六個方面做到精準，也就是：扶貧對象的精準、項目安排的精準、資金使用的精準、措施到戶的精準、因村派人的精準、脫貧成效的精準。
在精準脫貧的宏觀規劃方面，主要采取了“五個一批”的脫貧策略，即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扶貧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脫貧一批。
某種意義上說，“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是構成脫貧攻堅戰略的精準扶貧機制的核心要件，也是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有效機制。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具有啟發性的、可以共享的經驗集中體現在推進和實現機制的精準方面，它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要素：
首先，精準地確立對象和目標。在脫貧攻堅階段，為確保減貧戰略目標的全面實現，確保扶貧脫貧的效率，精準扶貧工作建立了科學的、準確的“瞄準”機制，即建檔立卡制度，對農村貧困戶和貧困人口建檔立卡，并錄入到數據信息系統中。通過此項制度和信息系統管理，既準確地把握了扶貧對象的基本信息，也可準確了解具體貧困戶和貧困人口的致貧原因，為后續實施精準扶貧脫貧措施奠定了堅實基礎。精準扶貧之所以實現了理想的脫貧效果，是因為扶貧戰略對政策目標做了較為精準的設定。精準扶貧既明確了扶貧脫貧的總體目標，又根據不同地區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分布情況，精準地制定了本地區的扶貧脫貧目標。確定了具體的扶貧脫貧目標，給扶貧行動與實踐提供了明確方向，對提高扶貧脫貧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導和激勵作用。
其次，精準地施行有效政策措施。在脫貧攻堅階段，扶貧脫貧對象主要是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的貧困人群，如果說貧困問題的差異性很大，那么脫貧的難度就更大。因此，要實現有效的扶貧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體的、落地的扶貧幫困政策措施則必須高度精準。脫貧攻堅是農村發展的重要構成之一，在促進農村發展方面，需要根據各地農村的自然條件、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經濟基礎，探索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模式。實踐讓精準扶貧在精準施策方面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成功經驗，對于精準地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來說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針對農村貧困問題的區域特殊性、差異性，精準扶貧在產業扶貧、項目扶貧、易地扶貧搬遷、教育扶貧和社會扶貧等政策措施的安排與實施方面，做了大量精準細致的工作，做到了精準到戶、精準到人。各地在具體實施扶貧幫困措施的過程中，也遵循精準有效的原則，達到了“真扶貧，真脫貧”的效果。
再次，精準地建立執行和評估機制。精準扶貧還包括精準的實施機制與評估機制。為確保脫貧目標的實現，必須有切實可行的執行機制和評估機制。從精準扶貧的已有經驗看，國家為推進扶貧脫貧建立了精準可靠的落實機制和評估機制。在脫貧攻堅8年中，“全國累計選派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同近200萬名鄉鎮干部和數百萬村干部一道奮戰在扶貧一線，共同承擔起精準扶貧的具體責任”。而且，在準確把握扶貧脫貧成效方面，也構建了精準的脫貧成效評估機制，建立起科學合理的“脫貧摘帽”標準和驗收評估程序，以確保脫貧成效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可靠性。
脫貧攻堅的成功經驗顯示，在全面地、有計劃地、有組織地、大規模地推行和實施一個發展戰略的進程中，精準性或精準機制不可或缺。因為只有在戰略執行的實踐中做到精準，才能保障戰略核心目標得以實現。因此，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構建起精準銜接機制也就顯得格外重要。
鄉村振興精準銜接機制的構成與功能
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有機銜接，必須做到精準，也就是需要有精準機制，才能精準對接。推進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屬于新時代的新戰略、新政策，具有制度變遷的意義。如果從制度變遷的理論來看，新制度的形成與實行都會存在一定的“路徑依賴”。作為新時代鄉村發展的新戰略，鄉村振興在振興路徑的選擇上自然要使脫貧攻堅戰略能順利過渡和有效銜接。
所謂鄉村振興的精準銜接機制，是指根據不同地區鄉村的自然稟賦、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施策，科學、合理且有效地推進鄉村振興，以實現戰略規劃的預期目標。就結構而言，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精準銜接機制主要由三個方面要素構成：精準分類、精準均衡和精準施策。
精準分類
振興鄉村的基本前提是，必須全面而準確地把握振興對象的發展狀況、現實基礎和面臨困境。目前，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轉型，鄉村社會仍處于劇烈變動之中。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來看，常住鄉村的人口不僅只占36.1%，而且鄉村人口向外流動的趨勢仍在延續。也就是說，鄉村社會不僅經歷著快速變遷過程，而且分化程度和差異性也在增大。要讓鄉村振興這一宏觀戰略切實落地，達到實際振興成效，首先必須準確地掌握鄉村社會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開展工作。
我們知道，廣義而言的鄉村振興是指鄉村社會的全面振興。然而，作為新時代“三農”發展的戰略，鄉村振興的具體實踐不僅要根據各地鄉村發展的狀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對發展相對滯后、處于終結邊緣的鄉村，更要采取積極干預性措施，促進這些鄉村恢復發展，以解決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因此，有效地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就要對當前的鄉村社會進行精準分類，以準確把握需要振興的重點對象。
總而言之，精準分類可依據鄉村振興的總體要求，通過相應指標評估，測量出不同地區鄉村的發展水平和差距情況。如有學者構建了45個指標來評價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結果顯示，鄉村振興處于非均衡狀態，呈現東部、中部、東北、西部依次降低態勢，空間差異性明顯；東部地區的內部差距最大，東西部地區間差距最大，整體和東部地區分別呈現多極分化和兩極分化趨勢。但這一評估方法所評價的是區域和省級層次的鄉村發展水平差異，難以體現出鄉鎮、村莊的發展現狀和振興的具體需求。
既然是鄉村振興，那么振興的具體對象主要就是鄉鎮和村莊。要精準地把握振興對象的信息，就要以鄉鎮和村莊為單位，根據鄉村振興總方針，對鄉鎮和村莊發展狀況加以評估并進行準確分類（如表1所示）。然后，綜合鄉-村分類的信息，精準把握振興的重點對象和重點領域，并根據精準分類結果進行建檔立卡，以便為后續振興措施的執行提供信息支撐，并為振興成效的精準評估提供依據。
對鄉村的精準分類，主要是具體地、準確地把握和匯總鄉鎮、村莊在產業發展、居住環境、文化建設、社會治理和生活水平等5個維度的發展現狀、水平及問題。精準分類是精準銜接機制的基礎和關鍵，只有對鄉村振興對象有準確的把握，才能采取有針對性的、切實可行的具體振興措施，實現更為具體的振興目標。
精準均衡
鄉村振興是繼脫貧攻堅之后關系到鄉村發展的新戰略，更是一種制度變遷。在此過程中，國家和政府會出臺一系列的相關制度安排、政策措施，來應對新時代“三農”問題，促進鄉村社會的振興與發展。
要使鄉村振興從政治綱領轉化為實際成效，就離不開具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以及執行這些政策措施的具體實踐。此外，實現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精準銜接，還需要在制度或政策設計上找到三個精準的均衡點：一是找到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之間的均衡點；二是找到保護與發展之間的均衡點；三是找到外部支持與內生發展之間的均衡點。
由于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之間有著密切關聯，兩者都直接關涉到新時代的鄉村發展與現代化，且兩者之間又存在一定的張力：一方面，新型城鎮化為鄉村發展與鄉村現代化提供了一種空間和路徑；另一方面，城鎮化又不可避免地帶來部分鄉村的終結。因此，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精準地找到兩者的均衡點尤為重要。鄉村振興所要實現的價值不僅是現代性發展，而且是保護性發展。所謂保護性發展，就是在發展中有選擇地保護鄉村的生態系統、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以確保系統多樣性的構成。具體地說，推進鄉村振興，就要面臨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的問題。要有效應對這一問題，就需要在保護與發展中尋求精準的均衡點。
此外，在新發展格局下，鄉村振興的力量來源還有兩個方面：鄉村外部的支持力量和鄉村內部的內生動力。這兩個方面的力量雖都會對鄉村振興起到推動作用，但兩種力量之間也存在協調問題。一方面，由于鄉村不充分、不均衡發展實際存在，要振興鄉村，就需要有外部支持和幫扶力量的補充；另一方面，鄉村振興的實現以及可持續發展，最終還是要依靠鄉村社會的內生力量。因而鄉村社會的主體性對于鄉村發展來說，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構建鄉村振興精準銜接機制，各地也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在外部支持與內生發展之間找到合適的均衡點。
精準施策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并非指對全國鄉村執行統一化的振興措施。如果只有單一的政策措施，那么鄉村振興不僅難以與脫貧攻堅精準銜接，而且容易走向形式主義，難以取得具有實質性的振興成效。中國鄉村社會的空間分布區域廣闊，自然條件、人文條件、社會經濟基礎等都有著巨大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因此，鄉村振興的一項重要價值就在于保護鄉村社會文化的多樣性，支持并促進差異化的鄉村在現代社會獲得均衡與充分的發展。
實現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精準銜接，還需要在實施振興政策措施上做到精準，即精準施策機制。從精準扶貧的經驗看，能取得全部脫貧的成效，關鍵在于扶貧脫貧的措施精準到縣、精準到戶、精準到人。鄉村振興的精準銜接機制可將具體振興政策措施精準到鄉、精準到村，重點在鄉鎮層面和村級層面精準落實振興策略。
鄉鎮由于在鄉村社會占據中心地位，因此對鄉村振興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正如費孝通所指出那樣，“小城鎮，大問題”。也就是說，小城鎮的發展與振興，不僅直接關系到鄉村發展問題，而且是關系到整個社會協調發展的大問題。目前，我國鄉、鎮規模在3萬個左右（參見圖1）。順利地推進鄉村振興，就要根據這些鄉鎮發展的實際狀況，因地制宜，精確設計制定有效政策，精準實施具體振興措施。
精準到村是精準施策的關鍵，鄉村振興的具體政策最終主要在村莊層面落地，也要在村一級見效。因此，要達到精準施策，就必須準確把握村莊的基本情況，精確了解村莊振興的現實基礎和基本需求，根據不同村莊的特點和需求，因村施策，精準推進。民政部統計資料顯示，2020年2季度，全國有村委會（行政村）51.7萬個，并呈逐年減少的趨勢（見圖1）。由此表明，隨著城鎮化的推進，一些村莊走向了終結。為扭轉村莊衰退終結之勢，振興鄉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開始凸顯。因此，要發揮振興措施的效力，必須做到措施到村的精準、因村派人的精準、村莊振興成效的精準。也就是說，瞄準鄉村振興重點對象村，精準支持，精準發力，有效推動鄉村的重建與現代發展。
構建精準銜接機制，對全面推進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功能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過渡與鞏固功能；二是整合增效功能。具體地說：
在新發展階段，“三農”工作需要從脫貧攻堅過渡到鄉村振興，以及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建設。兩個戰略之間的銜接與過渡，主要靠相應的機制來實現。設置并建立鄉村振興的精準銜接機制，其中一項重要的功能就是保障和促進脫貧攻堅順暢地過渡到鄉村振興，使兩個發展階段的政策措施和工作環節得以平穩過渡，有機銜接。精準銜接機制不僅在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成果鞏固之間發揮著順利、平穩過渡的功能，而且還具有鞏固精準扶貧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成果的功能。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首先必須鞏固住全面脫貧的成果。通過精準銜接與過渡機制，有效地預防貧困村返貧風險，為鄉村進一步振興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此外，鄉村振興精準銜接機制的過渡與鞏固功能的作用機理主要體現在鄉村振興的遞次推進方式上，即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過渡期里，通過實施“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的“四不摘”政策，保持幫扶政策的延續、必要的優化和合理的調整，由此保持戰略與政策的穩定性，鞏固全面脫貧成果，確立促進鄉村發展的長效機制。當然，過渡與鞏固功能還體現在組織機制的精準銜接之上。在推進和實施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可逐步將脫貧攻堅工作中的組織架構、工作流程、方式方法融入具體實踐之中，實現組織體系的順利過渡、組織功能的充分發揮。這樣，脫貧攻堅階段的體制機制以及由全社會共同參與而形成的合力機制，不僅可鞏固已有的脫貧成果，而且對順利推進鄉村振興，保障各項振興措施落地，促進鄉村社會在新的發展階段取得新的發展成就，將會發揮顯著的、積極的功能。
整合增效功能是指精準銜接機制在整合鄉村現代化建設與發展力量、增強鄉村振興的效能方面所發揮的功能。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精準銜接可以進一步把扶貧脫貧的資源、機制整合起來，在推進鄉村振興的實踐中充分利用多種資源和高效工作機制，以增強鄉村振興的推動力。整合功能還體現在對參與鄉村振興的多種主體、多種力量的整合。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必須有多個主體、多方力量的參與，對政府、市場、社會以及鄉村民眾等不同的主體，需要依靠有效的機制對各方面力量進行協調與整合，這樣才有助于合力的形成，即精準銜接機制中就包含精準的整合機制。
鄉村振興精準銜接機制的整合增效功能的作用主要有：首先，精準分類通過對鄉村發展實際狀況的分析，準確把握振興的重點，從而可精準發力，提高振興的效率和效力；其次，通過精準均衡機制，制定合理的推進策略和具體方案，對可以調動的振興資源和力量進行有效整合；此外，精準施策提高了振興政策的針對性、可操作性和實效性。鄉村振興的邏輯和推進策略不同于城鎮化，即標準化、單一化的推進模式不適合鄉村振興實踐，也不能達到理想的成效。鄉村社會及其發展的差異性、多樣性要求振興與發展的政策措施必須符合各地的實際情況和需求。而精準施策就是在準確把握振興對象的實際狀況、實際需要的基礎上，因鄉施策、因村施策，既精準地補齊“短板”，又精準地發揮各地特色，推動高質量發展。
構建鄉村振興精準銜接機制的路徑和方法
隨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開啟，鄉村振興的戰略意義也更加凸顯。我們知道，要實現振興鄉村的戰略目標，構建精準銜接機制是關鍵。因此，要建立起鄉村振興精準有效的銜接機制與實現機制，以下路徑和方法值得參考與選擇。
依法振興路徑
2021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鄉村振興促進法》。這一法律的出臺，為促進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精準銜接提供了一條法治的路徑，同時也從法律層面提出促進鄉村振興的基本方法?！多l村振興促進法》明確了促進鄉村振興五個方面的原則和要求：產業發展、人才支撐、文化繁榮、生態保護和組織建設。依據法律所確立的方向和原則，各地再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可構建起符合本地需要的鄉村振興精準銜接機制。具體地說：
在產業振興方面，構建精準銜接機制需要按照法律的精神，參照國家相關制度安排和政策規定，對本地鄉村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做精細規劃；對支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制度體系，結合實際需要進行更加精準的創新；對發展相對滯后的地區，需要加大產業扶持的力度，且須精準地、可持續地推進產業扶持措施。
在人才振興方面，法律進一步強化了健全鄉村人才工作體制機制的重要性，提出人才下鄉、服務下鄉和鄉村人才隊伍建設的基本方法，同時還就建立參與和服務鄉村振興的各類人才的激勵機制做出相應規定。我們知道，“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鄉村振興與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在于農民的發展和農民的現代化。精準推進鄉村振興，扭轉鄉村人才流失和人才稀缺的局面尤為重要。要為鄉村振興提供有力人才支撐，需與時俱進對鄉村人才體制和激勵機制進行更加精準化的設置。
在文化振興方面，由于文化在社會中有著黏合與整合的功能，因此文化振興也就成了鄉村振興的整合機制，沒有鄉村文化的發展與振興，就不能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鄉村文化振興是一個復雜問題，需要正確處理傳統傳承與現代創新、地方性與現代性的關系。構建精準銜接機制，必須精準地辨識地方性文化的特色基因和傳統，精準有效地加以保護與傳承，并在傳承與保護中尋求恰當的現代發展路徑，合理開發和利用特色文化資源以及鄉風文明建設的資源，為鄉村振興創造優良的文化環境。
在生態振興方面，《鄉村振興促進法》提出了加強鄉村生態保護與環境治理、美化鄉村環境、建設美麗鄉村的具體要求。依法振興、構建精準銜接機制的關鍵在制度精準、措施精準，亦即在生態系統保護制度和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方面，須從鄉村生產、生活各個方面進行精細的設計、精準的實施。
在組織振興方面，《鄉村振興促進法》提出，“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依法構建精準銜接機制，關鍵在于各種組織的建設要做到精準，不同組織的管理要做到精準，各種組織的服務要做到精準。
協同振興路徑
實現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精準銜接，合理有效的振興執行機制至關重要。不論什么樣精準設置的政策措施，最終都需要落地執行才能見成效，而在振興措施執行的實踐中，又需要多種主體的參與，因而這就涉及多種執行主體的行動協同問題。多主體的行動協同既是保證各項政策措施順利實施的機制，也是避免矛盾沖突、提高政策執行效率和效力的重要途徑。
構建有效的協同機制，首先要堅持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多元協同原則。黨委政府的領導是中國特色鄉村振興和“三農”發展道路的重要方面。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都離不開黨委政府的核心力量和主導作用。通過黨委政府的正確引導和協調，可以促進社會多方力量參與共建共治，協同行動。
其次，協同推進鄉村振興還包含層級協同。從頂層設計到基層實踐，都需要相互協同的工作機制。一方面，頂層的各項設計要在準確掌握基層實際情況和具體需求的基礎上，對振興的方案和措施做科學合理且精準的設計；另一方面，基層在具體振興實踐中，要準確領會頂層設計的精神、原則以及核心重點，精準發力，高效實施。
此外，橫向協同在協同振興中也有重要作用。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必須有全社會多方力量的支持和廣泛參與。要使參與和介入鄉村振興的各種力量統合起來，形成強大的振興合力，就要建立有效的橫向協同機制。在精準扶貧實施過程中，有諸如對口支援、結對幫扶、定點扶持、消費扶貧等社會扶貧機制。這些就是有效的橫向協同機制，可以將社會扶貧力協調整合為扶貧脫貧合力。這在我們前期的鄉村振興推進過程中，已有很多的經驗可供借鑒，一些做法也顯現出了橫向協同機制的積極功能。
融合發展路徑
在新發展格局下，實現鄉村振興需要走融合發展之路。實現鄉村產業興旺的目標，在推進并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在促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必須不斷提升農業產業化水平。農業產業化并非單純的農業現代化，而是鄉村產業的融合發展，也就是第一、二、三產業的融合，即發揮農業的綜合功能，推動鄉村第二、第三產業以及新業態的發展。從浙江省鄉村相對發達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鄉村業態豐富”和“多元產業發展”的歷史和實踐，對促進鄉村產業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推進離不開城鎮化、現代化的大背景，因此，融合發展之路也包括城鄉融合發展的要素。構建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精準銜接機制，需要在城鄉統籌、城鄉聯動和城鄉融合的大框架下進行，通過要素、資源、體制的再調整和再整合，充分發揮融合發展的效能，以促進鄉村社會的新發展。
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還要面對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客觀現實。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不僅指不同區域間特別是東西部之間的發展不均衡，也包括區域內的不均衡發展。為應對和解決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鄉村振興的融合發展之路還需加強區域的融合發展。促進區域融合發展，需要在區域間和區域內建立起互補、合作、支持和均衡機制。區域融合發展機制既要在宏觀層面發揮統籌、協調和引導的作用，也要在微觀層面探索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互補互助的實踐方法。此外，為有效實現區域發展的均衡，還需要在發展戰略上推進區域融合發展的制度創新，以實現區域長期的均衡發展。
結語
鄉村振興是一項新的偉大事業，也是新時代“三農”工作領域重要的改革創新。對此我們需要開展廣泛的研究和探索，不斷積累知識，增進對其的科學認知，以提升具體振興實踐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上述關于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精準銜接機制問題的探討，是從社會學視角進行的一種理想化、理念化的思考和想象。對鄉村振興這一關系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社會學研究，不宜僅局限于經驗主義的實證研究，而是可以充分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就其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展開豐富的構想與理論探索，這也是中國社會學理論自覺和話語體系構建可選擇的一條進路。
當然，鄉村振興的精準銜接與有效實現機制亦非毫無現實基礎的“空中樓閣”或憑空想象，而是基于中國精準扶貧戰略取得全面勝利的既有事實提出的。我們的脫貧攻堅正是通過精準扶貧脫貧機制的構建，實現了農村區域性整體脫貧，創造了人類減貧史的偉大奇跡。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前瞻鄉村振興的遠景目標，可以想見，構建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精準銜接機制，對于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歷史經驗表明這也是可能和可行的。
精準銜接機制雖追求精準原則、精準方法，但并不意味著推進鄉村振興只有唯一的、理想化的具體路徑。倡導構建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精準銜接的機制，基本宗旨在于強調，在推進鄉村振興的具體實踐中，首先要全面準確地把握鄉村亦即振興對象的實際情況和實際需要，準確地理解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與鄉村振興的本質意義；其次要正確合理地把握鄉村傳統傳承與現代振興發展之間的均衡，避免將鄉村振興與現代化誤解為城鎮化；最后，要精準地把握不同鄉村的振興重點，因鄉施策，因村施策，精確而有效地執行和落實振興政策。
如今，促進鄉村振興已經有法可依，法律為實現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開辟了一條法治路徑，提供了一種法治框架。今天我們的鄉村社會仍是豐富多彩的多樣性社會，鄉村振興也還是走中國式農村現代化道路。我們知道，振興鄉村的路徑不會只有一條，而是多元的，維護并保護社會文化系統的多樣性本身正是鄉村振興的價值所在。誠然，在現代化建設向縱深發展的大背景下，鄉村振興也要順勢而為，把握產業融合發展的大方向，還要著力推動農業與第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也就是說，我們要把“小城鎮”發展作為“大問題”來看待，只有在城鄉融合發展上“大做文章”，才能有效促進鄉村振興，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蘇社會科學》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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