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的全面深化，中國貧困問題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演變特征，相對貧困問題逐漸呈顯性狀態出現。現有的不合理分配體系帶來的收入差距引發了社會中分配正義的失序失衡。此外，公共資源的不公平、不均等配置所導致的個人機會與能力差異更使得相對貧困群體被排斥在應享有的國民待遇體系之外，而這種不正義又成為一種惡性循環再次誘發相對貧困。因此，如何從人的全面發展視閾重新構建當代社會發展的價值，重塑人們對于發展的信心、重拾發展對于每個人的意義，以及如何實現對相對貧困群體的倫理關懷，實現人的整體性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已成為當前發展所面臨的重要議題。
一、構建“相對貧困”倫理關懷的現實依據
中國早期貧困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學視角下的貧困誘發因素與形成機理分析，諸多經濟學家認為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中國貧困問題得到緩解。隨著經濟增長的涓流效應擴散，社會整體普遍享受到了改革初期的紅利，貧困群體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狀態得到了極大提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體系推動了經濟總量快速上升，實踐證明這兩項戰略使絕對貧困問題得到了根本性扭轉。然而，收入得到一定的提高只解決了絕對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貧困群體僅僅是擺脫了基本日常生活的“赤貧”狀態而已。對于國家整體發展而言，通過生產力的提高和物質的豐裕只是實現了發展中的部分正義，不平衡增長所帶來的收入差距讓越來越多的普通公民為社會所邊緣化。而且，由于“社會排斥”【1】的存在和維持，優勢階層增強自身特權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使相對貧困群體享受不到公正的社會待遇，分配正義的失序和日常生活中倫理關懷的缺失等難題依舊存在。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在市場經濟資源配置作用下呈現一定差距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充滿活力的內在原因。但是承認差距存在的同時，我們必須進一步反思形成收入兩極分化加大的原因以及社會適度性問題。如何從制度層面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避免為了一己之利而展開毀滅性爭奪，促進社會命運共同體形成與和諧發展，這是當前社會發展正義必須直面的基本問題。
市場經濟主要是在初次分配中發揮作用，而社會二次分配中的正義失序使得不少地方相對貧困群體人數劇增，呈現出交互性、拓展性的趨勢，并在社會范圍內多維度展開。隨著社會階層利益板結化趨勢加快，中國現代化進程面臨著相對貧困問題帶來的巨大困擾：社會不同階層在不同區域的經濟收入水平差距、不同性別之間的福利差距、社會參與能力的差距、基礎公共服務享有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相對貧困群體在快速擴大的同時朝向多元化發展，主要體現在區域、性別、人文這幾個維度。
第一，相對貧困以地域維度表現。相對貧困作為社會經濟發展分化的一種常見結果，不僅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內，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比比皆是。一國之中，不同區域之間也會存在不同層次上的相對貧困。區域相對貧困往往發生在特定的經濟發展區域內，此類區域往往是社會中邊緣弱勢群體的集中地，生活在這個區域里面的群體由于缺乏足夠的資源以及獲取資源的能力，無法公平地享有基本的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雖然這些社會成員的生活條件已越過絕對貧困線，但是他們的生活狀態改善速度與其他人群相比起來要緩慢的多。
1979年英國社會學家彼得·湯森運用“區域相對剝奪”的概念解釋了區域相對貧困的誘因，他認為這類群體的基本需求會由于受經濟能力的限制而處于被抑制狀態，原本應得到的資源反而被其他強勢群體剝奪。隨著馬太效應的加劇，他們逐漸被排斥在一般常規生活之外，又逐漸地陷入被侵占、被剝奪的境地，這便形成了相對貧困的惡性循環。在中國協調區域經濟平衡的過程中，區域相對貧困長期存在于城鄉二元之間和東西部二元之間，尤其部分西部農村地區甚至至今仍處在絕對貧困狀態。此外，在一些城鄉結合部存在著相對貧困群體，這類群體的來源一部分是20世紀國企改制中的下崗職工，在失業后他們難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其他謀生技能；另一部分則是在快速推進城市化進程中的失地農民，失去土地意味著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這兩類群體絕大多數處于“區域相對剝奪”情況下的相對貧困狀態。
第二，相對貧困以性別維度表現。將性別差異納入貧困研究考慮范疇起源于西方女權主義思潮的興起，強調女性權利和社會兩性均衡發展成為女權主義的代表性特征。之所以相對貧困會與性別差異聯系到一起，根本性因素還是在于社會中對女性的歧視與排斥造成性別之間不對等待遇。
一般而言，女性占據了貧困群體中的大多數。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中就指出：“當今世界上10億多人生活在令人無法接受的貧窮狀況下，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多數是在發展中國家”。“在轉型期的國家中，婦女貧窮人數日增的現象也成為一個重要問題，這是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一個短期后果。除經濟因素以外，造成婦女貧窮的原因還有僵硬的社會認定的性別角色，婦女獲得權力、教育、培訓和生產資源的機會有限以及其他所出現的導致家庭不穩定的諸因素。”【2】可見，很多女性承受著明顯的社會相對剝奪與相對排斥壓力，相比男性，其社會地位與法律保障也時常處于弱勢。【3】雖然，中國經濟增長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經濟總量的絕對值增進無法自動通過涓流效應惠及弱勢群體，更不能自動平衡男女兩性之間的現實受益。因此，中國現代性進程中更應加強對女性群體的關注，尤其是加大對受到社會相對剝奪的女性的補償力度，否則兩性之間越發懸殊的差距將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
第三，相對貧困以人文維度表現。作為對傳統的GNP指標的挑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使用人類發展指數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指數來衡量聯合國各成員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指標，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人文貧困指數HPI(Human Poverty Index)來衡量群體內部的人文匱乏狀況，它由三個指標構成：壽命的剝奪、教育的剝奪和生活質量的剝奪。由此可見，人文貧困指數的提出表明貧困不僅是一個收入不足的問題，更是指獲取體面幸福生活能力的相對匱乏，這個指數與相對貧困的核心概念是吻合的。可見，人文相對貧困指數將相對貧困從傳統的經濟要素分析路徑扭轉到對個人權利和文化要素發展狀況的衡量上來。權利貧困指的是公民缺少應然享有基本公民權、政治權、人權等；文化貧困指的是公民匱乏獲取與創造知識信息的機會與能力。這兩者組成了新的貧困劃分范式。這種新范式對中國的相對貧困具有相當的解釋力。
當下中國的貧困不再局限于物質的匱乏，而更多是較物質貧困內涵更復雜的權利貧困。譬如相比中國發達的東部地區，西部欠發達地區的人口普遍缺乏自身應有權利的明確概念，他們對社會公共政策的民主參與權、知情權乃至自身利益的訴求自由很難得到保障。部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想延續保存本民族悠久傳統的文化權利也常常得不到重視和額外扶持。這類群體迫于生活壓力多數會選擇去較為發達的城市尋求生存的機會，但往往又會淪落為城市的邊緣性群體。另外，由于受戶籍制度的影響，他們的基本權利甚至是下一代的權利也仍然得不到保障。可以說，文化貧困在社會弱勢群體的身上尤為突出，弱勢群體貧困的外在形式是低生產率導致的低于人均收入水平的經濟貧困，實際上隱含的卻是教育缺失所導致的文化相對貧困。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權利無法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地位，因此他們只能和父輩一樣在城市邊緣生存。
物質貧困可以通過經濟指標來衡量，相比之下，人文貧困由于其難以通過量化指標來衡量其程度水平，致使其極具隱蔽性。在反貧困理論和實踐中，相對貧困群體的人文教育問題長期被忽視。人文維度上的相對貧困比物質貧困的影響要更為持久，更難以根除。當下，人文精神上的先天不足、后天缺失構成了相對貧困最主要的誘因。因此，在未來反貧困的戰略布局中，應將過去單純對物質匱乏造成的絕對貧困的眷注更多地轉向人文相對貧困，注重提高相對貧困群體的社會地位、教育水平和精神尊嚴。
實際上，相對貧困在區域維度、性別維度和人文維度的三種體現在現實中的情況并不是割裂或單獨存在的，往往是呈多維度交互狀態集中地體現在相對貧困群體的生活中。相對貧困不同維度的交織伴隨著這些弱勢群體，在一定情況下還會成為彼此間互相誘發因素。最典型的如人文維度中教育權利的相對匱乏會直接帶來能力與財富的貧困，而這類現象又高發于西部地區女性的身上，并在代際傳遞的影響下，造成更為持久的相對貧困。因此，局限于關注某單個維度的相對貧困是無法緩解相對貧困群體的多維貧困狀態，無法實現對弱勢群體的倫理關懷。
二、構建“相對貧困”倫理關懷的歷史依據
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體現人類對理想世界的期望，是人類的類意識從不自覺走向自覺自律的一個過程，其中倫理關懷更是折射出人類對自身價值和意義的珍視。類意識作為倫理規范的產生之源，是人類不斷擺脫自然支配下的無意識，邁向意志自由自主世界的必經之路。隨著“類”意識的衍生，人類整體逐漸會對公共生活達成一定的共識，從而不斷凝練出形成適合人類社會的道德規范體系。【4】因此，類意識最初就表現為對同類的關注與悲憫，尤其是對身處底層同胞的同情與關愛。但綜觀中國對相對貧困群體的認知現狀，我們對此群體的倫理關懷存在種種不足，有時甚至背離了原來的道德初衷。
第一，關懷行為主客體關系不平等。首先關懷主體往往擁有較為豐沛的物質資源，相對于處于生活困境【5】中的相對貧困群體來說，他們享有更高一層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而作為關懷客體的弱勢群體一般處于社會底層，這種社會地位差異無形中導致社會身份的落差。資源從強勢上層向弱勢下層的流動，不可避免地會造成類似于施舍的舉措，反而強化了不平等的落差感。這種“倫理關懷”過程中的不對等關系實際上也揭露出我們關懷工作中的倫理缺失。目前中國的社會幫扶與救助工作主要是自上而下推動的，這就注定了倫理關懷的開展目前只能依賴體制內部力量的推動。在此制約下，相對貧困群體在接受幫助時還需要表現出“感恩”（情感回饋）以維持后續受援，而不是作為平等地位的公民享有自己應得的那份社會救助與關懷。與之相應，作為關懷行為的主體也不將自己的社會救助與幫扶任務視作是自己的應盡職責，其基本理念不是為了如何提升相對貧困群體自我“造血”功能，而是仍停留在政策性、道義性的救濟階段。因此，在缺失正義原則指導下的現實制度框架內，倫理關懷的合理性只能依靠作為施予者自身的德行與偏好來確立，這就導致原本應充滿倫理意蘊的人性關愛活動在種種不對等因素的干擾下孕育出相對貧困群體的逆反心理，背離了預期效果。因此，轉變關懷理念、改良關懷關系是實現相對貧困群體倫理關懷的首要問題。
第二，現實關懷活動中功利色彩濃厚。現實倫理關懷活動中，部分政府機構或社會組織為了彰顯其政績和社會影響，使倫理關懷活動異化為一場作秀，相對貧困群體淪為了他們汲取政治資本和不當利益的工具，公共福祉沒有得到根本性提升。此外，受傳統計劃經濟思維模式的影響，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維護地方利益而出臺地方保護主義性質的社保政策，將社會關懷群體的范圍局限于本地戶籍。在當代社會高度流動性沖擊下，這類單一劃分標準的保守政策已失去其歷史價值和合法性基礎，制度性的歧視實際上是平添了社會潛在矛盾。可見，出于關懷主體自身功利目的而形成所謂的“社會關懷”實際上嚴重侵犯了相對貧困群體的人格與尊嚴，與原要實現的價值目標背道而馳。沒有倫理內涵的關懷不僅不能讓相對貧困群體得到實在的受益，而是一種勞民傷財的“惰政”，難免會導致相對貧困人群產生心理防御和逃避心態。一旦關懷的實際內容與關懷目標群體所能接受的預期效果發生嚴重沖突時，關懷行為就會遭到強烈的抵制。
第三，關懷內容缺乏精神內涵。馬斯洛需求理論認為，除基本物質需求之外，人還有安全、理解、尊嚴、自我實現等需求。但中國針對相對貧困群體的倫理關懷的理論和實踐比較缺失，仍然主要圍繞物質層面的救助，較少考慮到目標群體的思想、精神和道德方面的需要。實際上，倫理關懷中人格尊嚴、人文情懷和心理信心對弱勢群體的意義更大。對相對貧困群體而言，作為生存前提條件的物質基礎固然重要，但并不意味著在關懷過程中可以忽視精神層面上的安慰和鼓勵。社會轉型的時代大背景下，相對貧困群體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以及其經濟、社會的弱勢地位，加之自身人文教育的缺失，導致部分相對貧困群體自身的思想精神狀況令人堪憂。不公的利益分配格局與理想社會狀態間的巨大反差誘發出不少畸形現象。很多相對貧困群體在面對巨大的社會財富分化與反差時或多或少都會產生仇富心理和極端反社會行為，造成社會嚴重的潛在危機。
綜上，相對貧困群體倫理關懷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在社會正義的基礎之上實現個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這不光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現有的分配體系，在保證社會結構穩定發展基礎上使社會群體普遍享有均等的發展機會與自由空間，在社會二次分配中實現基本的正義與公平，有效遏制社會二元分化擴大趨勢。此外，還要反思現有關懷議題，修正陳舊的倫理關懷理念與方式，由道德施舍轉為人道扶持，由義務性、臨時性的關懷轉為自覺的、制度性的關懷。進一步說，我們必須要突出被關懷者的主體地位，根據目標群體接受程度的差異，制定富有倫理內涵、符合人性發展的關懷方式，結合相對貧困群體的實際生活狀態進行高效的倫理救助，讓目標群體欣然接受關懷的同時，也能恢復和重建其自我價值與尊嚴。
三、構建“相對貧困”倫理關懷的理論依據
相對貧困之所以出現在社會發展中，關鍵在于公共資源分配過程中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正義失序，分配體系中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排斥導致了相對貧困的不斷生成。社會正義“離場”帶來的惡果并不局限于此，不公正的境遇使底層群體失去應有的資源配額，同時還逐漸失去獲取追求體面生活的能力，社會發展正義的失序給社會穩定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風險。
傳統意義上來說，社會正義是通過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形式來實現的。恩格斯就認為社會正義的本質實際上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神圣化的表現。作為一種歷史性的范疇，社會正義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體現著不同的內涵，而且會根據社會關系實際境況來調節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結構與分配模式。羅爾斯也指出“對我們來說，正義在此的首要主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The Basic Structure），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6】所以，分析社會中相對貧困群體的產生與困境，探究消除相對貧困、彌合社會分裂和實現對弱勢群體的倫理關懷，仍需從社會正義的發展脈絡中尋求治理之道。
當代西方學者對社會正義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大流派：功利主義、羅爾斯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其中，功利主義以人性的抽象描述為邏輯起點，認為趨利避害的人類本性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幸福快樂是扎根于生命欲望中的根本追求。只要在社會整體范圍上形成最大的效用（Utility），那么這樣的舉措或制度就是正義的。功利主義者認為：每當社會出現矛盾激化或階級嚴重對立的時候，為了社會整體效用的最大化，社會上層應該向下層群體轉移他們手中邊際效應已極低的過剩效益，以緩解社會危機，在妥協中維持社會穩定。
總體上看，功利主義遵從的是效益原則，而不是平等原則，當平等被功利主義者重視的時候，是因為這種平等有利于效益。進一步說，即便在西季威克那里，最終也不過是拿“仁愛原則”來彌補古典功利主義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人為割裂，他的修正本質上仍然是他試圖在準則功利主義與行為功利主義之間尋求一種平衡，雖說要以“準則”來指導“行為”，但最終還是用功利來檢驗“仁愛原則”。可見，效益才是功利主義的核心價值，公平與正義居于從屬地位。這就導致在處理相對貧困問題的現實中，極易忽視相對貧困群體的利益訴求及其人格意義。
羅爾斯的正義論是在對功利主義的批判基礎之上提出，他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德性一樣。”【7】他將正義視為衡量社會價值之首要標準，而不是最終將社會帶入巨大分化的效益至上原則。實際上羅爾斯關于個人基本自由的觀念與以往其他自由主義者并無太大區別，也是在個人自由本位的基礎上突出自由應當優先排序，但是其理論最大特色在于強調社會框架中要實現差別對待原則。從倫理關懷的角度看來，羅爾斯從社會利益最少受惠者來衡量社會正義程度，體現了他一貫以來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人道主義關懷。在“無知之幕”的制度設計下可以充分保障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即便是有相對貧困群體的出現，每個人還是能有機會實現自由的均等，最起碼也能保證其基本日常生活。【8】而在西方現實情況中，若是想要通過差別原則來彌合社會的嚴重不平等境遇，就意味著對富人群體進行更多征稅，以此來“劫富濟貧”。羅爾斯正義二原則中折射出來的平等主義傾向一方面會可能帶來社會上層的過度反彈，導致社會原有秩序的紊亂；一方面來說也可能造成對除相對貧困群體之外的社會階層財富不合理的掠奪性分配。
因此，諾齊克對羅爾斯的理論發起了猛烈的批判。諾奇克以個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為起點，否認任何形式的社會分配的合法性，他認為如果像羅爾斯論述中國家差別對待社會底層的分配正義必然帶來對個人權利的嚴重侵犯。諾奇克的國家理論延續發展了古典自由主義“守夜人”的觀念，主張構建所謂的“最弱意義的國家”，國家的終極目的與正義就是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和個人權利不受侵犯。所以諾齊克主張用“持有正義”代替分配正義，他提出：“如果一個人根據獲取和轉讓的正義原則或者根據不正義的矯正原則（由頭兩個原則所規定的）對其持有是有資格的，那么他的持有就是正義的；如果每一個人的持有都是正義的，那么持有的總體（分配）就是正義的。要把這種一般綱領變成一種詳細的理論，我們需要闡明持有正義之所有三個原則的細節：持有的獲取原則，持有的轉讓原則，以及對違反頭兩個原則的矯正原則。”【9】諾奇克從個人私有財產合法物權的法理起點出發，進一步否定了一切干涉個人權利的社會調控機制。他主張用“歷史原則”來看待正義，因為正義本身就是來源于權利在社會發展中的歷史確立過程。
功利主義以社會總體效益最大化為目的，羅爾斯以改善最少受惠者的不利地位為目的，都是目的論原則。諾齊克認為任何目的論原則、構建主義式的原則都必然造成對個人自由的侵犯，是自由社會無法接納的。自由至上主義雖然極其強調程序正義、自由本體價值以及對歷史現有結構合法性的維持，但是過度提倡個人權利優先實際上存在極大問題，尤其是當多重自由價值無法進行合理排序的時候就導致社會價值體系的劇烈沖突。對此，阿馬蒂亞·森批評道：“毫不妥協的自由至上主義的權利優先性有時會是很成問題的，因為行使那些權益的實際后果，可能會包括非常可怕的情況。特別是，它會導致損害人們用以實現他們有理由認為很重要的事物，包括逃脫可以避免的死亡、享有充分的營養和保持健康、有能力閱讀、寫字、計算等實質自由。這些自由的重要性不能因為‘自由權優先’的理由而被忽視。”【10】所以，相對貧困群體本就處于弱勢地位，很容易會被列為社會價值鏈的末端，在強勢群體“保護自身自由”借口的推動下很可能就會淪為社會發展中首先犧牲的對象，還是逃脫不了遭受社會剝奪的現實。
阿馬蒂亞·森在研究世界范圍內的貧困問題時，借鑒吸收羅爾斯差別對待原則理論，提出了能力平等的分配正義原則，其理論具有代表性。森認為世間上的不公正歸根到底還是出于個體之間能力的差異，或是先天能力之間存在差距，或是后天能力培育無法跟上社會發展節奏。他從過去對人性的抽象假設轉型到對“社會人”現實生存狀況的分析，因此森認為能力平等原則超越了效用平等或機會平等的原則，而且更是肯定了人的基本尊嚴與價值。“事實上，可行能力方法正式提出了超越對于生活手段的關注，而轉向世界的生活機會的視角。這也有助于改變以手段為導向的評價方法，即適用于各種目的的手段，如收入和財富、權力和職權、自尊的社會基礎等”【11】可見，能力平等原則強調人類發揮潛力的可能性而非效用原則中的最終分配結果。同時，森鑒于“作為自由的發展”的邏輯，并不認為應該將所有能力都均等化設置為一項絕對性衡量指標，而是強調個人生存與發展中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能力”，人們可以通過基本能力的拓展進一步擴大生產能力。反過來說，森眼里的貧困就是人的基本生存能力的一種相對剝奪，是對基本人權的一種忽視。解決絕對貧困問題要從維護個人的經濟權利入手，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更是需要通過平等、民主的社會制度來保障作為個體的自由。森認為公平的衡量標準不能局限于收入分配結果，用人的可行能力作為衡量社會正義的標準會更加合理。除了制度上的結構性調整外，還要不斷消除社會對個人能力發展的相對剝奪，這樣才有可能消解正義的失序狀態，消除相對貧困群體的產生土壤。從這個角度來看，森的理論更凸顯了對社會上弱勢群體和相對貧困群體的人性關懷。
中國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便展開了對西方正義理論的系統性梳理，他們的研究基本集中在社會分配正義領域。中國學者大多從中國分配結構體系中效率與公平的二元關系展開分析，并結合中國發展實際，反思造成當前社會分化和相對貧困群體擴大化的社會正義失序問題。就如王紹光指出：“經濟的繁榮不必然會自然帶來社會的穩定，GDP的增長也不代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所以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只有公平的增長才會帶來社會穩定，不公平的增長則往往帶來社會不穩定甚至社會的動蕩。”【12】
總的說來，國內外學術界在多個層面對社會分配正義問題進行了研究，為我們在社會分配正義視域下的相對貧困群體研究提供了借鑒。然而，在面對中國現階段的正義失序與相對貧困問題時，很多學者依然直接照搬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實際情況，將馬克思主義正義理念同中國相對貧困問題的實際結合起來的研究不多，對當代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性和多元性的認識不夠，對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相對貧困群體的深入調查較少，更多的只是體現在對制度層面上造成相對貧困原因的探討，忽略對個體價值實現的微觀分析，對社會關懷之于個體的意義研究依然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根本。
四、“相對貧困”倫理關懷的實現路徑
馬克思較早地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由市場競爭所產生的正義失序會帶來的一系列貧困問題以及資本主義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同時也較早意識到貧困問題會帶來階級矛盾的激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指出，“在社會的增長狀態中，工人的毀滅和貧困化是他的勞動和他生產的財富的產物。就是說，貧困是現在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13】“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14】馬克思也發現了無產階級的相對貧困問題：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工人同資本家之間的貧富差距越發懸殊，二者之間生活狀況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這是因為隨著勞動生產力的不斷提升，工人雖然會比以往多得到一些薪酬來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但是他們所得到的報酬在新創造的價值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在下降，而資本家榨取的剩余價值的比重卻在不斷提高，工人階級反而更加的貧困了。
為此，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的方式異化了人的本質，使人變成畸形的“增值的工具”，即便是社會財富增加也還是會造成人的貧困，整個社會都會淪為“物的奴隸”，而社會正義也會被“人對物的依賴”所俘獲，成為上層統治階級不斷壓榨下層的工具。因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只有消滅人的異化才能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才能擺脫人類發展過程中的物質和精神的貧困。
馬克思將人的發展作為其理論展開的邏輯起點，亦是將人類全面發展的實現作為理論的價值目標。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首次系統地論述了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論，指出勞動在人類最初形成和最終獲得全面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作用。雖然勞動過程中會出現種種偏離發展方向的異化階段，但是人類在生產力進步的基礎上可以不斷地通過“揚棄”以消除勞動中的異化，從而擺脫貧困，達到人的全面發展。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人類自我意識完全覺醒和自我狀態的完善的最終結果，是未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當下相對貧困群體倫理關懷的必然路徑選擇和終極價值所在。
由此可見，與西方傳統正義理論發展脈絡相比，馬克思關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思想在當今社會正義失序導致的相對貧困擴大化問題上顯示出獨特的意義，它既完成了正義又超越了正義。在面對相對貧困群體時，唯有體現出“生存”、“尊嚴”、“自由”這三重人類基本發展價值的倫理關懷才是真正地幫助其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人類唯有擺脫“物的依賴”的異化狀態，才能實現對自己自由時間的全面掌握，在社會正義合理分配基礎上實現人的本質進步和社會的最終發展。
首先，倫理關懷構建需要“生存價值”來進行物質支撐。這主要是指從物質層面對相對貧困群體實施的社會救濟。人類生命需要物質保障才能得以維持，因此倫理關懷構建的邏輯起點必然是對關懷客體生命的尊重。人類社會得以延續，其首要歷史前提就是人類生產活動提供了發展的物質資料條件。在人類需要的各層次中，人作為生命體的生存需要是最基礎，最重要的，因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具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5】只有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人才能夠去追求更多的目標。作為自由個體的人的存在和發展是整個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因此，倫理關懷中“生存價值”的構建就是要凸顯出主體對關懷客體生命的關注，使其獲得基本的生存條件而得以體面生活。
馬克思指出：“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生活本身僅僅表現為生活的手段。”【16】因此他認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需要構建在人的勞動實踐活動的全面發展的根基上。從內涵上看，人的全面發展是在人的勞動全面發展的基礎上不斷實現人的生存需要和未來全面發展的一個動態過程。相對貧困群體所遭遇的“能力瓶頸”恰恰是其無法有效參與社會實踐活動所導致的。所以，在人全面發展的角度上重新審視倫理關懷中生存價值的意義，將會促進人類勞動能力的提升和人性的解放。
其次，倫理關懷構建需要“尊重價值”來提供人格支撐。對相對貧困群體的人格尊重是物質關懷基礎之上的一種高層次關懷，揭示出人在日常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生存條件基本無憂的時候會產生精神層面的需要。所以倫理關懷的構建中應考慮到關懷客體的人格尊嚴，賦予關懷方式更多的人性化內涵。在保障其基本生存條件后，還應繼續提供文化教育上的輔助，樹立其自尊自立自強的良好社會道德品性，提升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綜合能力，以實現作為人類應然的社會價值和人生價值。發展倫理學家德尼·古萊認為：“尊重是指人們對于自身受到尊重、他人不能違背自身意愿而用以達到其目的的感受。”【17】尊重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指讓人過上真正富有人性、有尊嚴的生活。尊重與以生存密切相關，也與經濟地位相關。所以，只有當人們“擁有足夠”的物質財富時，“生存”條件得到改善，才有可能獲得尊嚴和尊重。按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人的基本生物需求在得到充分滿足后才能夠把一部分精力用于獲取溫飽以外的事務，才能夠體驗和享受作為多維度人的生活。馬克思認為人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其自由而全面發展需要通過揚棄自身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異化狀態，人的社會關系不斷豐富的發展將會使人擺脫“對物的依賴性”，從而實現主體在社會關系上的平等與尊嚴。
第三，倫理關懷構建需要“自由價值”來提供終極意義價值支撐。倫理關懷不光是要使關懷客體實現個人勞動能力的全面提升，而且還要實現其與他人、與自然、社會的相互融洽。倫理關懷是對人類生命的關注，是對人的尊嚴的肯定，最終歸結到對人類自我的解放和對自由的追求。“自由”關乎人類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其目標是擺脫自然狀態下的貧困和人類愚昧的奴役。
隨著物質生產力的進化，人和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必然會從以人的依賴關系為特征的強制關系走向以物為依賴關系為特征的契約關系，乃至最后以“自由人聯合體”為特征的和諧關系三大階段。人在擺脫自然依附屬性的時候萌發了自由的意識，人類獲得自由的第一標志便是通過能動的實踐活動使自身揚棄掉單純的自然存在，超越與自然的狹隘關系，成為社會性的存在。所以人的自由是個體自由和社會自由的結合，人類之間的相互倫理關懷其實就是人類社會性形成過程中自由本性聯合的自覺體現。因此，倫理關懷這種人類的實踐理性體現了自覺人性的不斷融合，從而以期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的全面自由。
相對貧困的倫理關懷所要追求的人的全面發展，不光是關懷客體身體素質和智力上的全面提升，更是為了促進整體社會成員自由個性的全面發展，促進個體從自然人走向社會人的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本質上表現為人類整體性水平以及自決能力的全面提高。人的自由個性是人本質力量發展的集中體現，是人的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的充分展示。
將人作為發展的終極價值來重新思考當代相對貧困的倫理關懷，要求我們超越傳統解決方法和思路，從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經濟發展層次提升到構建發展倫理價值體系的層次。從發展倫理角度來看，人類生活的最終意義在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而這種追求的路徑和基礎便是人類的發展與進步，這也是擺脫相對貧困的唯一現實途徑。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發展，共同促進社會發展。在社會公平正義的倫理關懷下，社會成員才有可能平等享有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公共利益，實現個人能力和自由的提升，由此，相對貧困問題的嚴峻現實將得到緩解，人類社會整體的真正進步和發展也會得以實現。
作者簡介：張彥，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孫帥，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云南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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