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中國農墾各墾區從無到有，從亙古荒原到魚米之鄉，從單一的農林牧副漁到農工商企一體化，從封閉的墾區小社會，到參與國內國際競爭的開放型企業集團，中國農墾成為一支不可替代的國家力量。2014年，全國農墾系統擁有1779個國有農場、1412萬人口和323萬職工，擁有土地36.6萬平方公里，農墾企業資產（不含土地等資源性資產）總額超過1萬億元，實現生產總值6500多億元[1]。新中國農墾事業的發展，是黨領導千萬農墾建設者，白手起家、不斷探索，逐漸認識農墾事業發展規律的過程。總結好農墾事業發展的歷史經驗，是深刻認識農墾地位與作用的關鍵，是農墾在新時期應對新形勢謀局部篇的關鍵。
一、新中國農墾事業發展與共和國歷史命運緊密相連，在服從與服務于國家和地方發展戰略中形成一支不可替代的國家力量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長期戰爭破壞，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萬業待興。1949年底，毛澤東簽署了《軍委關于一九五〇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號召軍隊在和平時期，有計劃地參加農業工作和工業的生產。他指出，“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借以協同全國人民克服長期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困難，加速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2]在中央的號召下，駐新疆的人民解放軍將主要力量投入到生產建設之中，在天山南北，開展軍墾生產，當年實現糧食的大部分自給，食油蔬菜全部自給，減輕了中央和新疆當地政府和各族群眾的經濟負擔。1950年，西北軍政委員會根據荒地調查資料，決定在寧夏靈武建立國營機械化農場，并以此為示范，開啟了整個西北地區農業機械化生產的新紀元。在東北，各省在解放戰爭期間建立的寧安農場、各榮軍農場、各解放團農場[3]的基礎上，創建了一批國營農場，并接受蘇聯可供30萬畝耕種機器設備的援助，于1954年建立友誼農場。1955年，鐵道兵部隊在“寓兵于農、屯墾戍邊”思想的指導下，在虎林、密山、饒河等地建立了一批軍墾農場，并辦起了商業、郵電、教育、政法、邊防等各項事業。在華南，按照中央“一定要建立我國自己的橡膠基地”戰略決策部署，1951年政務院作出《關于擴大培植橡膠樹的決定》，并在廣州成立華南墾殖局，抽調部隊，組建林業工程師（團），開荒植膠，建立國營農（林）場。全國其他省份，在沿海、沿江、濱湖、荒山、荒漠地區也都開荒建立了國營農場。1956年，國家成立農墾部后，各省地市都進一步建立健全了農墾管理機構，統籌農墾事業發展，使“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國家負擔的農業生產體系”[4]。到1957年，全國建有國營農場804個，職工44萬，擁有耕地1581萬畝，工農業總產值6.7億元，生產糧食14.5億斤[5]。新中國農墾事業形式的創立是我國經濟社會形態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取得的成績也是國家“一五”成就重要組成部分。
1958年，在中央“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指引下，全國農墾進入大規模發展時期，當年有10萬解放軍官兵復員轉業投入生產建設，其中有7萬多人進軍北大荒。在新疆兵團，1958年到1960年，除對南疆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北疆的瑪納斯河流域重點開發外，還對伊犁、博樂、塔城和阿爾泰等邊遠地區進行了開發，三年累計開荒造田855萬畝，是過去8年的1.86倍[6]。在全國“大躍進”的建設熱情中，農墾戰士們以十足的干勁，譜寫了無數艱苦創業的壯麗詩篇。到1962年，全國農墾實現農作物播種面積3780萬畝，建立國營農場2123個，分別是1957年的3.3倍和2.6倍[7]。實事求是地說，雖然受“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的影響，出現勞動生產率低下、經濟效益普遍下滑等問題，但“大躍進”時期，包括后來幾年對各墾區合理調整后的建設成果，基本上奠定了中國農墾的現有格局，為中國農墾的規模化發展儲備了可靠的土地性資源。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打亂了調整后剛剛出現的蓬勃發展局面。這場長達十年的內亂，給農墾事業帶來嚴重災難。在“文革”中，農墾部及各省市區的管理機構被撤銷，大批國營農場被下放，大批干部群眾受到殘酷迫害，好的生產經驗和科學技術被摒棄，黑龍江、新疆等重要墾區部分年份出現嚴重虧損。在混亂的情況下，1968年至1970年，大部分省市、自治區在中央的批準下建立生產建設兵團或農建師、生產師，雖然這對穩定混亂的局勢和鞏固邊防是有積極作用的，但用帶兵打仗的方式管理農場企業，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因此，1972年以后，各地建設兵團和建設師相繼撤銷。據統計，包括“大躍進”后期至“文革”期間，各墾區國營農場共接收上山下鄉知識青年290多萬人[8]，雖然職工人數的急劇增加，超過了國營農場的安置能力和生產規模的容納程度，但廣大知識青年的到來對提高農場職工的科學文化水平起到很大作用。十年間，各墾區廣大干部職工群眾堅持生產，抵制倒行逆施的做法，全國農墾系統共開墾荒地1967萬畝，新建農場300余個，農墾事業在總體上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發展。1976年工農業總產值由1967年的25.7億元，增加到59.2億元，增長1.3倍；糧豆總產量由82.5億斤增加到120.5億斤[9]。
粉碎“四人幫”后，全國逐步清除“左”的思想危害，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農墾事業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嶄新面貌。1977年底，國務院召開了全國國營農場工作會議，確立了國營農場的基本任務和辦好農場的方針政策。1978年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農墾總局，各省市自治區也健全了農墾管理機構，并從新疆工作實際出發，于1981年恢復了新疆墾區的兵團體制。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指引下，農墾系統陸續對經濟管理體制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改革，如：實行農工商綜合經營，改變國營農場單一經營農業的格局；實行財務包干，解決企業吃國家“大鍋飯”問題；興辦職工家庭農場，推進場（廠）長、經理負責制；逐步走向開放，利用外資，合作經營等。系列改革措施使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空前高漲，極大地解放了墾區的生產力。1991年全國農墾國內生產總值為248.3億元，是1978年75.4億元的3.29倍。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為農墾改革進一步指明了方向。1992年，全國農墾實施干部聘任制、全員勞動合同制和勞動報酬與工效掛鉤的“三項制度”；1994年，對職工農場實行“四到戶、兩自理”[10]；推進墾區管理體制改革，從行政管理向集團化、公司化過渡，到2001年，共有17個省市自治區按照企業集團的方向進行了改革；改革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系統內統籌和參加當地統籌的比例逐年加大。雖然這一階段的改革進一步涉及到管理體制和經營方式，但“公司制改革多未突破原有運作模式”，掛了公司牌子，并未用公司名義開展經濟活動，“且運作層次增加”[11]。再加上確立市場經濟后激烈競爭的沖擊，農產品價格的低迷，過重的社會職能負擔，國際金融風暴的影響以及體制改革本身不得不付出的成本使得農墾從1997年起進入長達五年的虧損徘徊期，到2001年累計虧損達110多億元[12]。1998年至2001年，全國有6000多家場辦企業被出售、破產或兼并[13]。面對機遇和挑戰，中央和地方積極出臺有關扶持政策，各墾區也積極爭取國家和地方黨委政府對墾區深化改革發展給予支持，以改革的精神解決體制機制、經營方式、土地管理、社會保障等突出問題。
2002年至2012年，中央對“三農”工作不斷強化，連續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出臺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更加重視墾區的民生工作。各墾區面對市場經濟的挑戰，積極爭取政策扶持，加速自身的體制機制和經營改革。一是分離農墾企業承擔的社會職能，有條件的墾區加快向地方移交公檢法司、學校、醫院機構等機構，減低企業負擔。二是稅費改革，2006年，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國有農場稅費改革的意見》，取消國有農場的農業稅，免除農工承擔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的收費，中央和地方對國有農場稅費改革予以補助。三是全面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將農墾職工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危房改造等納入社會統籌，實現社會化管理。加大邊境墾區及內陸貧困農場的扶貧開發工作力度。四是集團墾區按照“產業化、集團化、股份化”的要求，不斷深化改革，形成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大公司、大集團，成為農墾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五是積極實施“走出去”，一些集團墾區在加強出口基地建設和引進外資、技術的同時，還積極在境外建立生產基地，創辦企業，探索實踐跨國農業資源合作開發的新路徑。截至2013年底，共有23個墾區在42個國家設立境外企業和發展項目，種植面積約400萬畝[14]。2013年全國農墾實現生產總值5937.55億元，人均純收入12318元，分別是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883.51億元的6.72倍，人均純收入3380元的3.64倍[15]。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空前重視“三農”工作，持續加大對國家糧食安全的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16]，農墾抓住機遇于2014年啟動了“國際大糧商”培育計劃，積極推進“聯合、聯盟、聯營”發展戰略，并在種業、天然橡膠、乳業方面率先取得聯盟或聯營的突破，不斷提升農墾在國家農業產業戰略力量中的重要作用。從歷史經驗得知，“農墾只有服從和服務于國家利益和戰略大局，才有其存在的價值”[17]。當前，各墾區只有更加主動地融入“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在經濟新常態下加快改革發展，才能持續在新的歷史機遇中再創新輝煌。
二、發揮好“保供給、做示范”的職能作用保證了農墾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位
用先進機械設備、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方法武裝起來農業現代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夢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農業除了先進的農業機械、技術、管理方法外，最基本的需要規模化的經營和集約式的發展，而高度組織化、規模化和機械化的農墾生產系統自成立之日起被明確其要為農業現代化做示范。1950年1月，王震司令員在新疆省財政經濟委員會議上指出：“我們不是與民爭食，相反的要助民求食。我們要以集體勞動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示范于新疆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集體化的經濟是迅速向近代化的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她定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領導作用。”[18]1951年，農業部要求各級農場在愛國主義豐產競賽運動中除了要把自己的豐產工作做好之外，還要注意試驗研究，繁殖示范與推廣等業務，協助群眾在運動中所遇到的技術問題，以保證全國豐收[19]。按照1952年農業部通過的《國營機械農場農業經營規章》第二條之規定，國營農場的首要任務就是“以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業科學技術，顯示出農業機械化、集體化生產的優越性，向農民示范，并具體幫助農民走上集體化的道路”。[20]
當然，關于職能作用的表述，不同歷史時期有著差別的認識。如，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毛澤東和黨中央認為“我們發展國營農場主要是為了增產示范，擴大影響，團結群眾，積累經驗，培養骨干，為將來農業大規模集體化作準備工作，而不是靠經營農場增加國家財政收入”[21]。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次會議通過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應該加強國營農場的工作，使國營農場對于合作化運動更多地起幫助和示范的作用[22]；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當時的農墾部認為，國營農場“在農業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方面可以起示范作用”，“國營農場的現代農牧生產、加工業等機器設備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勞動力結合起來，……，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大面積上進一步提高產量。”[23]1962年，在調整過程中制定的《國營農場工作條例（草案）》，恢復了其“在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經濟中的示范作用”[24]。但隨后在不斷“左”傾的錯誤思想指導下，認為國營農場“應當學習人民公社生產隊的一切優良的經營管理方法”，“國營農場的一切工作，應當適合農村的特點”，其發展路徑要“有利于逐步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為我國在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創造條件。”[25]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恢復并進一步明確了農墾對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的作用表述，1979年農墾部頒布的《國營農場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指出，國營農場的任務是“分別建成為國家可靠的商品糧食、工業原料、出口產品和城市、工礦區副食品的現代化生產基地；……；在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起示范作用，充分發揮全民所有制的優越性。”1991年，中央要求農墾農業企業的示范作用應體現在“農業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過程中”，[26]與此同時，中央還多次明確和強化新疆墾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的特殊職能。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保供給、做示范，打造現代農業‘國家隊’”始終是中央要求農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的職能任務。
六十多年來，農墾秉持這一重要職能任務，為國家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奠定和保證了其在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戰略地位。在保供給方面，農墾養活了千萬人口，為國家安置了大批專業官兵、下放干部、移民[27]和城鎮青年，緩解了由于人口過多和資源相對不足所帶來的就業壓力；保障了國家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供給，建立了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糧食、棉花、天然橡膠、畜牧、種業、糖業等大型生產基地。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國大城市奶制品供應的80%來自國營農場[28]。東南沿海的國營農場創造了北緯17度以北大面積成功植膠的奇跡，經過六十多年的奮斗，我國植膠面積和產量位居世界第三位和第六位[29]。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棉花種植面積占新疆的1 /3，產量約占全國的1/6。新時期，農墾以4%的耕地提供了全國8%的商品糧，糧食商品率高達80%以上，其中黑龍江墾區高達90%以上[30]。2011年黑龍江墾區產糧407.4億斤，約占全國糧食總產的1 / 30，但調出的商品糧卻高達383億斤，約占全國糧食調出總量的1 / 4[31]。一些重要墾區在三年困難時期、80年代物價飛漲、“非典”、汶川大地震等特殊時期，成為國家在關鍵時刻抓得住、調得動、用得上的重要戰略戰備力量。
在示范農村發展現代農業方面，農墾以其高度組織化、規模化、科技化和體系健全的現代農業生產，發揮了農業示范區的帶動作用。1948年的黑龍江通北機械農場平均每名職工年產糧食4萬斤，而當時當地農村人均產糧二三千斤；1955年，蘇聯援建的友誼農場僅用35天開墾出47萬畝荒地，當年建場，當年獲利，該場的五分廠二隊在1983年做到20個人可種2.3萬畝地，這些經驗和做法在當時為全國農業機械化起到很大的影響和示范作用[32]。在科技推廣方面，各墾區早在50年代國營農場的創業期就建立了一批農業技術試驗機構，如華南亞熱帶作物科學研究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科所、友誼農場試驗站等，各地還成立了一批試驗場、種畜場、土壤改良站、畜牧獸醫站等專業技術機構，到60年代，各級農墾相繼成立了科技管理機構，科研和推廣機構得到體系化發展。農墾的科技多數農場在生產中還為當地農民提供現場參觀、示范和教學服務，將先進的技術推廣到周邊農村。
改革開放以來，農墾在現代農業發展方向和模式上的示范效應不斷增強，特別在農產品商品基地建設、生態農業、農工商綜合經營、農業科技、教育興農等方面作用凸顯。進入新世紀，各墾區積極探索現代農業園區建設，2006年農業部率先在全國農墾系統選擇100個農場和單位，開展“全國農墾現代農業示范區”創建活動，涵蓋糧、棉、油、糖、橡膠、奶牛、生豬等18類優勢產業[33]。到2013年，全國農墾農業示范區農業科技貢獻率達到68.9%；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95.2%，超過全國平均水平36.5個百分點；農墾示范區年接待學習參觀人員30萬人次，培訓周邊技術人員35.2萬人次[34]。
在農產品質量安全與農業標準化建設方面，農墾更是走在了前列，引領示范我國商品性農產品的發展方向。從20世紀90年代起，農墾就大力推行“綠色食品”“無公害農產品”標準化生產，特別是從2003年開始，農墾開始探索農產品質量追溯體系建設，引領舌尖上的安全建設，到2013年底，參加農墾農產品質量追溯系統建設的企業達到283家，種植業產品可追溯規模達到573萬畝、水產品54.79萬畝、畜禽產品6865萬只（頭），追溯范圍覆蓋谷物、蔬菜、水果、茶葉、畜禽肉、禽蛋、水產、牛奶等主要農產品[35]。順應現代農業產業和商務發展模式，農墾在新時期又提出融合農產品質量追溯、電商及物流體系，培育農墾大電商的發展目標。以上可以看出，黨和國家對農墾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保供給、做示范”總的職能任務要求是一以貫之的。發揮好這一重要職能任務，才能保證農墾自身的戰略地位。反之，如果在發展進程中，不能與時俱進，不能發揮保供給、做示范，不能成為現代農業的“國家隊”和“地方主力軍”，就會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浪潮中被無情地淘汰。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全國墾區共減少國營農場200多個。雖然這里有國家和地方改革政策變動的因素，但最關鍵、起核心作用的還是自身發展不夠，職能作用履行不好。一些國營農場經營無方，管理不善，更有甚之，將土地包給農工后，靠收租過日子，無心打造農產品商品前后的產業鏈，既無組織性收入，亦無企業積累，虧損嚴重，導致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下降，最終在改革中退出農墾序列。
三、結語農墾戰略地位與職能作用是由國情、國力和農業現代化的主要矛盾所決定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短缺、就業困難和邊疆邊境安全是國家發展和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農墾以大規模國家動員屯墾戍邊的形式走上歷史舞臺；社會主義探索時期，保障糧食供應和發展機械化合作化式的農業是國家發展戰略要求，需要農墾“保供給、做示范”，農墾積極融入這一戰略規劃，獲得較大基礎性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中“小生產、大市場”的主要矛盾，更是需要農墾在保障糧食安全、農產品生產基地和現代農業示范方面發揮職能作用。當然，這其中還應包括邊疆農墾在維護邊境安全、邊疆穩定和發展的特殊職能作用；也包括不同歷史時期農墾在教育、衛生、文化等承擔社會職能方面為帶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所以，我們才可以得出“新中國農墾是在特殊歷史時期和特定歷史條件下，為完成國家賦予的特殊任務而建立的特殊組織”[36]這一歷史認知。農墾今日之地位是在服從與服務于國家戰略和地方發展戰略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也是在不斷發揮“保供給、做示范”中得到保證的，兩者存在辯證統一的關系，“有地位”是“有作為”的基礎，“有作為”是“有地位”的關鍵，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總結好這兩條歷史經驗，才能深刻理解中國農墾的“歷史不可忘記，貢獻不可磨滅，優勢不可比擬，地位不可或缺，作用不可替代”[37]，從而樹立農墾發展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按照新時期黨中央的要求，把農墾建成“重要農產品生產基地和現代農業的示范帶動力量”[38]，推動中國農墾這一特殊組織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邁向新發展。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第十五屆國史學術年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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