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及改革開放皆其來有自，這里不僅存在“兩個三十年”的關系問題，而且還存在“三個三十年”的關系問題（1919—1949年、1949—1979年、1979年至今）。我們應該更為自覺地建構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觀，以理解中國革命所開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歷程。對中國社會主義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旨在揭示“兩個三十年”之間承前啟后的關系以及如何將前后“兩個三十年”所代表的發展維度并舉兼容。
為此，2016年10月8日本刊與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東亞研究中心在奧斯汀聯合舉辦題為“中國社會主義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的第十四屆開放時代論壇，來自美國、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近二十位不同學科的學者參與討論，其中多數為正在由荷蘭博睿（Brill）學術出版社出版的Rethinking Soci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英文書系（《開放時代》精選本，計劃出15卷，首卷已正式發行）編委會成員。論壇期間舉行了該書系的首發式。與會者從中國革命、城鄉經濟社會、治理、婦女、媒體、外交等角度全方位檢討了六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歷史路徑及其當代意義。
本專題為與會者根據現場發言內容整理出的一組筆談。
土地改革與毛澤東時代的鄉村社會政治生活
江曠
依照會議綱要，我和李放春討論革命與土地改革。實際上李放春討論革命，我討論土地改革。當然，李放春也可以討論土地改革，我們一起研究土改長達十五年。第一次見到放春的時候，我得知世界上還有第二個人在研究土改，我頓時感到一種威脅，因為我認為他是在搶我的飯碗。但是時至今日，土改被證明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無數的學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土改。我是一個文化史學者，所以我研究土改的時候依賴的是文化學視角。我認為土改敘事在整個土改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敘事模式并不起源于土改，在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我們就可以發現這種模式的雛形：激烈的階級斗爭引導農民走向解放。但是在土改中，這種模式才最終形成。很多文學作品，譬如《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白毛女》都是土改敘事的范例。土改敘事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學作品，在很多展覽中我們也能找到它的痕跡。我播放的照片展示了1952年武漢的一個展覽，照片中的講解員是鄧子恢。通過鄧子恢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地主殘忍地剝削農民，對農民實行超經濟強制，無情地揮霍農民的血汗；帝國主義伙同封建主義壓榨農民。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勇敢無畏的農民兄弟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與地主階級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這就是我所謂的土改敘事模式，它的基本框架就是，農民是善良的，地主是邪惡的。這種模式并不僅僅存在于紙面上。在20世紀50年代，很多知識分子深受其影響，并且深入農村試圖去實踐這種模式。我準備今天的發言材料的時候，意識到這種敘事模式在改革開放的時候仍然深受歡迎。1978年有一部小說，叫《翻身紀實》，仍然使用這種模式：農民苦大仇深，地主十惡不赦，共產黨深入群眾組織階級斗爭，最后農民獲得解放。
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曾經編過一本書，叫《中國的土地改革》。這本書仍然建立在土改敘事之上。杜潤生認為，土改并不僅僅是一場偉大的經濟變革，同時也是一場偉大的政治變革，徹底改變了中國的階級結構。他在這本書中完全接受了土改敘事的基本框架：農民苦大仇深，地主十惡不赦，階級斗爭引導農民走向解放。有趣的是，在解釋“翻身”這個詞的時候，杜潤生全盤照搬了韓丁的理念。韓丁的《翻身》同樣也是土改敘事模式的范例。我們今天教授土改史的時候仍然會讓學生閱讀《翻身》。這是一本很好的書，它曾經激勵我研究中國歷史，但是這本書里面有很多與史實不符的地方。這本書反復描述地主的種種劣跡，但是幾十年之后，當一些非常優秀的學者，如黃宗智，去調查韓丁提到的這個村莊的時候，卻發現當地根本不存在任何地主。書中的某些內容實際上是韓丁在土改敘事的影響下構想出來的。
我認為應該通過研究檔案來探究土改的歷史。土改敘事并不能反應農村的真實情況，很多工作隊卻試圖在農村實踐，這就造成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涉及三個方面：貧困、階級關系和暴力。
中共高層領袖始終認識到土改并不能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他們很清楚在農村根本沒有足夠的財富給農民分配。在土改侵犯富農利益的時候，這個問題就變得更加明顯。劉少奇在一份報告中明確指出，土改的目的不是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而是改變農村的土地所有權。與此同時，我們發現很多被打上地主標簽的人實際上家徒四壁。他們曾經家境殷實，但是土改之前已經一無所有。在我所搜集的案例中，有個人說：“我已經無家可歸、一貧如洗，只能寄宿在破廟里。”但是他仍然被算作地主，因為他曾經闊綽過。中國農村當時面臨的基本問題是極度貧困，即便是把能分配的財富都分給農民，也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基層組織的腐化又進一步惡化了這一問題。在農民協會中，一些剛剛才嘗到權利滋味的成員已經開始將斗爭果實占為己有，有些人開始大吃大喝。我最喜歡提及的一個例子是臘肉。一個農民協會獲得了數百磅的臘肉，這些臘肉全部被協會占為己有。一些貧農甚至企圖瓜分中農的財產，在土改敘事中，土改可以令農民“翻身”，所以沒有分到財產的貧農開始垂涎中農的貯存。
第二個問題是階級關系。土改并不單單是農民和地主之間的沖突，中農和貧農之間也存在嚴重的矛盾。一些農民協會曾經完全被中農掌控。調查人員誤以為貧農是農會領袖，但是實際上這些貧農僅僅是所謂的“開會專家”。中農指派他們去開會，他們也僅僅是體現中農的意志。這些矛盾導致農民很難團結一致。另一方面，很多地主是很和善的人，并不是每個農民都期望血腥的階級斗爭。很多農民可以接受比較溫和的階級斗爭和土地改革，但是這些在當時近乎禁忌。在一個村莊中，農會主席試圖保護一個地主，因為這個地主是他親戚，曾經在自己生病的時候為自己看病抓藥。他說，這個地主是個醫生，是個有用的勞動力。在很多案例中，農民和地主的關系都非常融洽。
第三個問題是階級斗爭。很多時候，農民對于需不需要階級斗爭、需要什么樣的階級斗爭沒有清晰的認識。這種情況下本應通過說理斗爭讓農民清晰認識，但是因為在土改敘事中，農民可以通過土改獲得財富，實現“翻身”，所以他們往往會選擇暴力土改。在四川大足，情況尤其糟糕，人們認為應該發動群眾，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榨取地主的財富。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不但地主受到虐待，中農也難逃厄運，因為貧農在地主家中已經找不到可供分配的財富，很多人不堪折磨被迫自殺。
總而言之，我并不認為土改是一場悲劇，也不認為它是惡行，的確存在很多惡貫滿盈的地主，也的確有很多農民在土改中受益。但是，我認為，從一個文化歷史學家的視角來看，土地改革中的很多問題實際上起源于土改敘事的特殊結構。
作者單位：美國圖蘭大學歷史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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