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曾幾何時，“三農專家”解讀中央政策、討論農村改革方向的大日子還是每個公歷年初“一號文件”公布的時候。因為“返鄉體”，如今的春節也被戲謔為一個知識分子舉報老家的節日。一些媒體像老百姓置備年貨一樣布局各種“返鄉”的稿子，于是返鄉文章與其說是鄉情的表達，不如說是一場文化產品的供給側實踐。本文今天一反大家把鄉村作為社會病理學對象的套路，從返鄉者的角色處境反思“返鄉體”的生成邏輯。
“返鄉體”通常表現為以下特點：作者是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群體，如“博士生”、“北大才子”或記者等；內容上，以春節返鄉期間記錄羅列村莊存在的問題為主，話題涵蓋教育、秩序、倫理、養老、人氣等方面；立場上多以居高臨下的態度，積極提出的缺乏新意的問題解決辦法，但并不安分于客觀描述；文章多在網絡媒體上發表和傳播，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這些文章組合在一起最終形成的疊加效果是，確立并強化了“作為精英的作者——代表落后的家鄉人”的二元結構關系。
這類文章通常有以下幾方面問題：首先是把在鄉村發現的問題“鄉村化”，不管這些問題歷史上是不是常態、城市里是不是更甚，統統鎖定為鄉村問題；其次是缺乏歷史感，觀察到的問題并非都是新生問題，有價值的現象沒進入返鄉者的視野，有時代感的現象不能還原到當下歷史中去解釋；第三個問題是長期忽略家鄉人的主位聲音，作者習慣自己下判斷卻不愿意聽聽本地人怎么看。
通常而言，教育問題首當其沖。返鄉者抱怨的老家人越來越看重權力和地位，輕視知識和教育，主張引導農村人對教育問題的重視。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每個人都能感到，對權力和地位的觀念重視城市并不亞于農村，如今也不比以往更甚。古往今來，農村向來重視教育，尊重知識。
即便承認人們對教育作用的評價變低，對教育回報的預期降低，這個變化城市和農村也是同步的，因為社會確實在變化，原因之一就是社會階層固化，人們希望通過后天的努力提升社會地位的難度大大增加。大學畢業未必能找到好工作，考上公務員未必有好的升遷機會，各行各業都越來越依賴于人脈。
返鄉者們在感慨知識不受尊重的同時，還指責有些鄉親們致富途徑不正。即便部分老鄉致富手段不正當，責任在老鄉嗎？眾所周知，城鄉權力關系不平等，企業地位不平等，法律不合理不健全，都是困擾百姓發展的現實問題。知識分子返鄉本應為致富老鄉代言，或傾聽老鄉們的致富秘訣、創業艱辛以及制度困境。如今呈現的卻是冷冰冰的極度“理性”。
返鄉者還愿意談論村莊的凋敝和村莊失序，如因外出務工引發的留守問題。談到農民工, 人們習慣性地認為是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興起的現象，而村莊的“空心化”和“社會失序”自然伴隨其后。但事實上，“空心村”現象的發生遠比我們想象得要早。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云南大理源縣鳳羽鄉“鐵甲場”村立了一塊鄉約碑，就源于留守婦女問題。當時鐵甲場村的男人們常年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婦女則“屢行不義”，有的擅自砍伐種在河邊用來防御水災的柳茨，有的將沒有成材的樹木連根拔取，有的翻墻偷盜鄰居的家禽和蔬菜。村姑們犯錯被發現后, 不但不認錯還以尋死鬧場。于是1835 年趁多數男子歸家之機, 村里召集了一次大會, 最終議定了八條鄉規治理留守婦女的問題，并立碑頒行。此案例告訴我們讓“返鄉體”作者們驚詫的問題古已有之，傳統的農村遇到問題能開會立約，頗有治理能力。而且古人看上去也很具備“現代性”——重視環保，鄉約規定偷盜罰銀二、三兩，“不環保”的伐柳行為則要罰銀五兩。
返鄉者們寫到的故事有的也具有時代感，但多數僅僅是簡單的批判。農村青年通過智能手機用社交軟件交往，農村彩禮高等案例筆者幾年前也發現了，從前省吃儉用的長輩們開始舍得給孩子錢買電腦買手機，甚至借錢買車，希望孩子能裝富自己騙媳婦回來。我認為轉變源于男性青年婚配環境的惡略，直接原因則是男女青年性別比例失衡，懸殊的性別比導致家庭條件處于劣勢的適婚男青年無力娶妻。性別失衡的根源則在于幾十年來計劃生育制度的實施以及B超技術的普及。多數家庭盡量確保懷生男孩，女性胎兒常被無情流產。
另外，彩禮高現象也是古已有之，目前彩禮雖高，但相比奇高房價和落戶城里慢慢成為婚姻的主流配置，以及歷史上家庭年收入和彩禮的比值，當前的彩禮也未必高出很多。但這些彩禮卻足以反讓很多外出就讀的大齡適婚青年因為囊中羞澀而倍感壓力。
二三十年前的大學生們是“天之驕子”，畢業后就能進入單位成為“干部”（公務員），或者成為企業界的精英。這類大學畢業生衣錦還鄉受到家鄉精英的重視，并不是因為鄉親們重視知識，而是返鄉知識分子所攜帶的其他權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如果尚未畢業的大學生也能受到相親們的禮遇，恐怕也不是對知識的尊重，而是對在讀大學生未來社會地位的良好預期。如今的返鄉知識分子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他們除了是家鄉村莊的前成員，城里的文化從業者，還可能是“屌絲”、“蟻族”，大多數辦過“城市不歡迎你”的暫住證。他們的常住城市何嘗不是問題多多。城市里的許多空間不是任由多讀了幾年書的屌絲隨便出入的，城市里的精英沒有興趣陪這些人促膝長談，返鄉知識分子卻沒有批評城市和城市人的素材和底氣。
長期以來，某些關注公民社會的學者積極構建出一個推動社會進步的“中產階級”，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本應成為這個群體的成員。然而中產階級被高房價洗劫和捆綁的生計狀況，不斷在證偽這一假設的錯誤。媒體并不是個高收入的行業，卻聚集著很多高級的知識分子。與媒體行業差不多，以思想文化為業的精英們很多過著中下層貧民的生活。他們回到破敗老家面對致富老鄉的時候，自信心首先遭遇塌方。
返鄉精英也不能接受回到家鄉也缺乏存在感的社會現實，他們急需為自己的返鄉找尋意義。返鄉者沒有資本和底氣批判城市，卻熱衷給鄉村問診把脈；面對鄉村精英他們唯有強化文化價值，給致富群體扣上不正當不合理的帽子；他們沒有能力幫助親朋故友擺平被鄰里和強權欺凌的局面，于是把類似上訪信的內容移植到手記曝光，作為臨時性的類“信訪平臺”出氣。“返鄉體”成為了回鄉屌絲們最好的自尊維持方式。總之，鄉親們沒有變，變的是知識分子下行的階層地位和失衡的矛盾心態。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觀察報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