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書寫”在近年興起并廣泛傳播。但對這一現象的討論，多在媒體邏輯主導之下，將它們視作以“春節”為時間節點的個體情緒表達，避重就輕地將其所涉及的復雜問題僅僅在“是否客觀”和“過于悲情”等標簽下輕易打發。筆者認為，需要進一步思考這些文本和事件背后的普遍心態與社會狀況，看到它們不只是“故鄉問題”或“情懷表達”，同時也是反映了城鄉困境的某種癥候，這樣才能真正擺脫常見的悲情邏輯與刻板定見，推動更具建設性的討論與實踐。
鄉愁、返鄉體與返鄉書寫
鄉愁通常被視為“返鄉書寫”重要的敘述動力，作為城鄉劇變下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會情感，它的發生與“鄉衰”有關：大量農村人口流出，鄉村“衰敗”或“空心”。另一方面，人們卻依然需要鄉村。這不僅是因為鄉村蘊含著我們的情感，有著我們的親人和記憶；而且，由于當下城市自身的困境及城鄉關系的進一步惡化，也促使我們在反思城市的同時回望鄉村。
因此，“返鄉書寫”為探討城鄉困境提供了契機。但與此同時，如果不能被很好地引導，也容易形成新的“陷阱”——鄉愁既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也可能成為一種文化包裝。同時，“鄉愁文化”也迅速引發“鄉愁經濟”，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既拉動內需，還可以發展鄉村文化產業和旅游業。但我們也應看到，當“鄉愁經濟”與“資本下鄉”（特別是那種以資本為杠桿讓鄉村中包括資金、人才、生態資源等進一步外流的“資本吸金”）相結合，“鄉愁經濟”很容易變為一種“都市趣味”的下鄉。
正是在這樣一種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的社會背景與時代氛圍中，“返鄉書寫”得以興起和傳播。“返鄉書寫”是指在城“農二代”利用假期等契機返回自己家鄉，以“非虛構”的形式（如散文、筆記、日記等）對鄉村現狀進行觀察思考，并通過各類傳媒手段而引起一定關注的寫作實踐。基于書寫者不同程度的城鄉雙重背景，“返鄉書寫”既重新認識鄉村，也力圖反觀都市，其中交錯著“從鄉村看城市”的審視以及“自城市回望鄉村”的焦慮、糾結與自省。
“返鄉書寫”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其充滿細膩情感的文學化表達，這理應與強調嚴謹調查的社會科學研究（比如社會學家賀雪峰教授團隊2014年推出的春節回鄉見聞集《回鄉記》）互補、互證，為理解與反思“三農問題”提供角度多樣且更為豐富的闡釋空間。但圍繞王磊光和黃燈文章的后續討論不無遺憾地被窄化為“普遍還是個案”、“真實還是想象”（兩篇文章刊出后都有央視或新華社介入調查，并未發現較大偏差）這樣的層面，其豐富性常被“農村是否真的如你們所說的那樣”之類的爭論所遮蔽，并在媒體推動下炮制出“返鄉體”這一頗具時代感的命名。
充滿爭議的“返鄉體”一方面對傳媒邏輯下某種刻意模仿、無病呻吟、悲情自戀的流行范式（類似“甄嬛體”等）提出了一針見血的尖銳批評；但另一方面，刨除那些帶有惡毒偏見并違背職業道德的“假新聞”外，“返鄉書寫”之所以能夠引起廣泛關注，恰恰是快速城市化進程所不能被絕對“收割”掉的某種情感的呈現，其直接聯系著復雜的城鄉變遷，自有其社會基礎，不能等同于程式化與標簽化了的“返鄉體”。
但需警惕的是，返鄉書寫很容易“返鄉體化”。因為對于傳媒時代來說，“返鄉書寫”要想傳播，并在信息海洋中避免秒沉，除了契合大眾傳媒（自媒體）的傳播規則和網絡語法外，似乎別無選擇。在傳播互動過程中，“返鄉書寫”被大眾文化所捕獲的可能性極大，在標題、語言、趣味和內容等方面，常面對著各種“吸納”與“轉換”，從而讓好不容易打開的意識形態裂隙得以自我修復，并在傳播過程中重新回到定型化的認識與主流偏見之中，這既與“返鄉書寫”的初衷背離，同時也錯失了反思當前整體性城鄉困境的難得機會。
返鄉書寫的“新”與“舊”
如果做個縱向類比，當下“返鄉書寫”與新世紀“三農熱”時期同樣廣受關注的“紀實類”書寫，如社會學家曹錦清2000年的《黃河邊的中國》，作家陳桂棣、春桃2003年的《中國農民調查》等，在視角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呈現出以下新特點：
首先是兼具“內外”視角。相比十多年前“紀實類”寫作者偏重以“三農”為觀察或敘述對象的“外部”視角，后者多為在城市工作的“農二代”，在身份、立場和經驗（如黃燈在高校任教前有著國營工廠下崗經歷，王磊光在讀博前曾在基層中學任教）等方面游走于“鄉村”和“城市”以及“理論”和“實踐”之間，其分析視角兼具“內外”特點。
返鄉書寫區別于一般的“對象化”處理，常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將作者的經歷經驗直接帶入，除呈現個體困境外，還嘗試追問諸如現代知識和現代教育無法“反哺”鄉土社會、“知識分子面對鄉村的無力感”等問題，以呈現當下城鄉關系的深層困境。這區別于在主流學科框架內，以“客觀、中立”的名義，將“三農”問題僅視作研究對象的做法。在這個意義上，“返鄉書寫”可以理解為對主流“代言論述”與“對象化”處理的反動與挑戰。也恰是這種包含著敘述者自身困境、尷尬、傷痛和無奈的現實體驗，區別于堅硬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或高高在上的意識形態批評，讓更多人可以從中找到自己或現實的影子，進而引起共鳴。
其次是“微觀”視角。書寫者并不以討論大問題為直接訴求，而是結合自己和身邊的經驗，聯系自己的家鄉、家庭和親人，通過故事與情感，讓文學的敏感性得以充分發揮，以小見大地折射出時常被主流視野忽視的社會面相。同時這種相對“親切”的敘述，較易契合當下新的社交媒體高頻互動的特點，受眾和參與主體更為廣泛，觀點也更為多元，但基于“中產化”的網絡輿論環境，在理解和表達上常以中產或準中產的價值認同為基本導向。
除上述這兩個特點外，“返鄉書寫”同樣面對各種老問題。比如，個體化論述如何避免僅僅停留于“個案”的層面？文化反思如何與歷史脈絡及政治經濟學分析相結合？如何將一戶一村的微觀困境放置于中國百年城鄉變遷及世界范圍內的整體性危機這一宏觀背景下進行思考？
可以說，“返鄉書寫”既源于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同形式的“三農”問題與城鄉“困境”，也聯系著近代中國整體上的“非農化”趨勢：這種趨勢在文化上將“鄉/土”作為需要克服和超越的問題與對象，配合著經濟上的“三要素”（土地、資金、勞動力）凈流出和政治上的“穩態鄉村秩序改變”。因此，返鄉書寫者個體“回饋”的愿望勢必面對著整體性的“外流”格局，看似個人化的遭遇也有著更大的時代背景。比如，黃燈筆下本已過上體面生活的“包工頭”四姐夫因躲債而不敢回家，實際上就聯系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鄉村的影響。遺憾的是，類似問題在各種討論中較少受到關注。
實際上，“返鄉書寫”所揭示和面對的問題不限于當下，近百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充滿著各種形式和角度的“返鄉書寫”，它與新世紀以來的“底層文學”也有著內在呼應。正如黃燈文中的當事人之一楊勝剛所說：“從內在精神來看，（返鄉書寫）與中國現當代現實主義文學中關注農村、悲憫農民的傳統一脈相承。??其實延續的正是左翼文學和底層文學的血脈。”
故鄉的“問題”，還是“城鄉”的困境？
在許多討論中，常常把“返鄉書寫”所涉及的問題當作書寫者的家務事或他人的悲歡，至多通過其個案折射出當前鄉村的共性問題。筆者卻認為，“返鄉書寫”所反映的實際是一種“城鄉”困境。
如上所述，無論鄉愁還是“返鄉書寫”都不單涉及個人，其背后有著特定的時代氛圍與社會結構，后者構成了前者的動力與土壤。同時，“返鄉書寫”表面上呈現為鄉村問題，但實際上卻涉及經濟、文化、教育、城鄉關系等問題，它既可能勾連起左翼傳統理論，也可能“倒逼”當下知識分子直面現實。
因此，對“返鄉書寫”背后所隱含的“城鄉困境”進行解讀十分必要。換句話說，“返鄉書寫”的興起與廣泛傳播，折射的是現有城鄉結構和發展模式不能有效處理鄉村議題。雖然“三農問題”的討論近年有所降溫，問題本身卻沒有真正解決，沒有因城市化的推進而消失，其更深刻的后果正逐步顯現。因此，“城鄉困境”與其說是新問題，不如說是老問題的滯后與深化。且看當下劇烈的城鎮化浪潮和城鄉全覆蓋的“拆遷運動”，鄉村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發生著根本變化。這些問題不限于農民負擔重或致富難等經濟層面，而更為深刻和隱蔽，并進一步影響到文化和情感層面，因此也更為復雜。如果說在城市它們以食品危機、城市農二代“蟻族化”等方式間接表現，在鄉村以留守化、空心化等形式直接呈現，那么，“鄉愁”和“返鄉書寫”則可以理解為是橫亙于城鄉之間困境的曲折表達。
實際上，當下鄉村不僅在主體上“空心化”，也在論述上被“空洞化”，因此鄉愁才成為被不斷爭奪的情感能指，鄉村也很容易被新的趣味和價值所填充，淪為現代人審美疲勞后的某種點綴與調節——這既讓我們更心安理得地繼續沉湎于那些本該反思和拒絕的東西，同時也以新的刻板印象進一步遮蔽鄉土社會的豐富性與可能性。也就是說，“城鄉困境”不只是故鄉的“問題”或“鄉衰”，同時還包括當下以霧霾、擁堵、高房價、食品安全等為表現的“城困”，象征著現代和進步的“城市夢”出現了裂隙。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現代城市形態本身的內在困境。當前的城市發展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無法持續，也無法滿足人的真正需求。比如，當代鄉村建設“進城”后新開拓的“社會生態農業”（CSA）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獲得較大影響，就與2008年以來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件以及農業本身的多種功能和人的多樣化需求等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鄉村需要我們，是我們需要鄉村。
另一方面，“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作為“農二代”們的一種普遍狀態，不僅是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現實，也是在高房價碾壓下許多“農二代”都市白領或預備中產們的現實，特別是隨著階級固化與全球危機的加劇，各種“屌絲逆襲泡沫化”和“中產夢未成先碎”的殘酷后果正逐步顯現。這在近年來的各種文學作品中已有所體現（如方方《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李佩甫《生命冊》等）。
這些題材相近的“返鄉書寫”與“虛構性寫作”基于一個共通的現實：即使個體及“小家”（核心家庭）的命運因為主人公的“奮斗”與“進城”而獲改變，仍留在土地上的“大家”（傳統家庭）和村莊共同體卻依然困頓。黃燈文章中引用摩羅《我是農民的兒子》描述“農二代”升學為“你撤退，我掩護”，無疑是令人心酸和無奈的，但今日更大的困境在于這種逃離與掩護的無效性。且不說“知識改變命運”在“拼爹”時代正淪為某種時過境遷的勵志神話或空頭支票，即使教授博士“還鄉”，除了無力、悲情與感傷外，還能帶回什么？如果說幾年前《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所表現的只是二三線城市普通高校中比例較少的“貧農二代”而不具有代表性，那么2016年下半年微信朋友圈中熱轉的“985”、“211”名校中家境一般的學生的普遍困境則揭示了問題的廣泛性與結構性。
所以，在熱議并傳播那些“返鄉書寫”時，最打動我們的與其說是遠處揪心的鄉村，不如說是近處我們自己的記憶與情感、處境與焦慮；最難改變的與其說是無助的親人和無望的鄉村，不如說是長期以來一直被當做前提與常識的定型化假設：鄉村是需要克服的對象和問題，城市才是目標所在，鄉村的困境是城市發展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價和必經階段，鄉村問題可通過城市的發展得以解決??
“返鄉”與“書寫”的互動
“返鄉書寫”的討論空間還可進一步打開，釋放出更多可能性，其中一條途徑就是通過“返鄉”和“書寫”的互動，為現實的實踐提供思想資源與啟示。
此處的“返鄉”和“書寫”是廣義的，前者不限于一般意義上“農二代”的返鄉，還包括資金、資源、人才等在內的“回流”，以及在此過程中對主流“城鄉關系”和各種“優先邏輯”9的反思與挑戰，這實際上也就是鄉村建設的真正內涵。“書寫”更是一種包括鄉村建設實踐者和草根民眾等各種書寫在內的實踐。
（一）經“返鄉”推動“書寫”
“返鄉”與“書寫”的互動，既提醒我們去重新認識文學與現實的緊密關聯，思考文學如何在當前這種微時代和小時代中獲得真正有效的現實介入能力，同時也有助于促使知識分子直面現實，收起日益稀薄的優越感，在自省中重新建立與現實的關系，讓其與所描述研究的“底層/工農”真正有效地彼此看見。
也正是通過“返鄉”，讓作為現代教育受益者的“書寫者”，有機會跳出書本和理論，一方面，看到現代教育與鄉土社會的沖突張力，反思現代知識的“都市中心”導向及對“鄉土/草根”的排斥，進而形成新的問題意識與自覺；另一方面，重新發現豐富復雜而又充滿張力的城鄉社會——其中不僅有悲傷與喜悅，也有堅韌與尊嚴；不僅有殘酷與無奈，也有溫暖與淡然??在此基礎上，鼓勵“書寫者”去想象或創造一種能扎根鄉土，同時積極與草根民眾保持互動的知識，并推出更多直面現實且立足經驗的新的書寫。
現實是開放且動態的，“返鄉書寫”需要對主流邏輯可能的收編保持充分的自覺，避免成為“鄉愁經濟”的文化內面或前述“返鄉體”的熱點消費，從而讓“返鄉書寫”所開啟的空間再次封閉。同時，也應有更多形式的“書寫”。一般性的意識形態批評或對“中產夢/都市夢”的揭示，無法產生出更多的自覺和有效的實踐，而需要進一步與建設性實踐結合，走出象牙塔，提高行動力。
（二）以“書寫”重思“返鄉”
當“返鄉書寫”引起廣泛關注時，也有一線的鄉村建設實踐者撰文參與討論，核心意思是：與其哀愁鄉村，不如投身建設。此外，多家鄉村建設機構自2012年起聯合發起的大型公益實踐“愛故鄉”，也有著很多類似的主張與扎實的案例。然而，這些聲音卻較少受到關注，常常淹沒于話題海洋之中。同樣是“返鄉書寫”，一邊是“假期返鄉者書寫”的火爆，一邊是真正投身一線的“返鄉實踐者書寫”難以擠入大眾視野。除“問題”比“建設”更易引發關注的傳播規律起作用外，這種悖論也提醒我們：“返鄉書寫”如何在主流邏輯下真正打開論述空間，讓公共議題真正進入大眾傳媒和大眾視野，這既是鄉村建設或廣義“返鄉”的應有之義，也是當前鄉村建設實踐所面對的重要挑戰。
一方面，文學的豐富與細膩、敏感與柔軟，相對于其他學科自有其優勢所在，更容易引發共鳴和傳播。當代文學如何在認識“三農”和“返鄉”實踐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如何進一步重構文學與鄉村、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關系？這既是文學研究者需要思考的命題，也是鄉村建設者需要開拓的新領域。
另一方面，鄉村建設需要真正以一種包括文化、政治、經濟、生態在內的整體性城鄉視野，結合扎實的現實案例與民眾經驗，既突圍于“娛樂至死”和“多少算夠”的消費文化，同時警惕于“田園牧歌”式的自我浪漫與悲情自戀，拒絕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視角下對鄉村充滿優越感的俯視，跳出“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二元框架，以“城鄉良性互動”為思考目標與視野。
總之，實踐與“書寫”之間需要真正的互動，我們需要更多形式的“返鄉書寫”，直面“城鄉困境”，真正接上“地氣”，找到我們這個時代的“危”中之“機”，并充分利用圍繞“返鄉書寫”的爭論所打開的空間，在實踐與理論的自覺中真正“有力”起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2017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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