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經濟地理學視角的分析
摘要：當前戶籍改革的城市單元模式將大小城市的功能孤立化，忽視了它們之間的重要連接點即中等城市的銜接作用。如何突破城市單元模式的路徑依賴，在地理空間上尋找一個新的場域以充分發揮中等城市的紐帶功能，進而實現不同規模城市的并力共持，成為亟待推進的跨省戶籍改革的關鍵問題?；谛陆洕乩韺W“中心—外圍”模型而構建的“中心—外圍”模式，強調以城市群為依托，用中心城市與外圍城市之間的協同以及由此形成的“集聚陰影之幕”來推進跨省戶籍改革，當代中國的城市體系也為該模式之踐行提供了宏觀背景與微觀敘事兩個層面的天然場域。以“中心—外圍”模式推進跨省戶籍改革需要構建三維府際合作機制，即城市群內土地省際占補平衡機制、動力與壓力相結合的中央政府省際統籌機制以及公共服務的社會組織協作供給機制。
關鍵詞：跨省戶籍改革；城市單元模式；“中心—外圍”模式；城市群；府際合作
一、背景與問題
無論給予中國的戶籍制度何種評價，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經歷了一系列頂層設計和地方試驗之后，它依然阻礙著國民對幸福的渴求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早在2008年，一項基于全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CGSS）的研究就曾指出，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后，中國的社會分層依然具有城鄉戶口差別和城市等級戶口差別并存的特點。有研究者將這種高聳而堅固的“戶籍墻”的持續性稱為“戶籍制度變遷內卷化”。最近的實證研究也有力證明，戶籍分割不僅依舊是導致居民生活差距的重要變量，也造成了職業獲得的不平等，甚至成為影響居民的公共意識與公共參與的重要因素。
二、戶籍制度改革的“城市單元模式”及其反思
一直以來，在戶籍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地方實踐中，小城市（鎮）都是改革的橋頭堡，而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則成為改革的深水區。然而，學界似乎并不青睞此種改革模式，相反，更多的研究心聲是擔憂甚或質疑。
三、“中心—外圍”：戶籍制度改革的新模式
在新經濟地理學中，集聚（agglomeration）與離散（dispersion）被認為是城市體系的決定性因素。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P. Krugman）就曾指出，“任何‘有趣’的經濟地理模型都必須包含促進人口和生產集聚的向心力（centrifugal force）以及與之相反的離心力（centripetal force）之間的張力”。“中心—外圍”模型便是將這種張力形式化于城市體系動態演繹過程之中的“有趣”模型，它也因此成為城市層級和區域空間研究領域廣為引用的經典模型，甚至被認為是新經濟地理學的支柱。
四、“中心—外圍”模式下戶籍改革的府際合作徑路
“中心—外圍”模式的空間集聚效應，無疑為深陷困境的跨省戶籍改革開啟破冰之旅提供了有力的支撐。然而，當代中國的城市體系盡管在宏觀背景和微觀敘事兩個維度均具備了借助這種“空間的力量”的客觀條件，但由于地方保護動機，中國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省際“市場分割”（market disintegration），由此衍生的省際“邊界效應”（border effect）則增加了省際城市之間大約260km的實際距離。這既限制了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要素的省際流動，也阻礙了城市群內不同規模城市之間的省際協同，更重要的是，它銷蝕了“中心—外圍”模式空間集聚效應的發揮，導致一些原本位居“集聚陰影”之幕下的城市由此脫離了集聚范圍。這種以鄰為壑的短視行為雖然可以讓地方政府在GDP錦標賽中彈冠相慶，卻致使省際的資源配置效率和空間集聚效應每況愈下。因此，如果希望在跨省戶籍改革中充分發揮“中心—外圍”模式的力量，就務必以府際合作來打破省際市場分割的壁壘，填補在邊界效應的銷蝕下形成的集聚真空。
作者簡介：李曉飛，管理學博士，哲學博士后研究人員，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城市和區域治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科大社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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