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農民合作社大量涌現。截至2016年底，全國已有農民合作社179.4萬家。盡管農民合作社的作用日益凸顯，但是其發展質量受到了不少質疑。一些學者認為農民合作社存在“精英俘獲”， 真正發揮功能的合作社很少，有學者甚至認為我國尚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農民合作社。考察農民合作社的規范性及其發展績效，根據徐旭初（2015）的觀點，應當先設定一個“理想類型”。可惜的是，尚未有學者給出我國農民合作社的“理想類型”。當前政府和學界主要從民主治理、盈余分配、成員增收等方面評判農民合作社，而且總體而言，其結果不太樂觀。
據國際合作社聯盟給出的定義，“合作社是人們自愿聯合起來，通過共同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業，滿足經濟、社會和文化需求和愿望的一種自治組織”。可知農民合作社既具有經濟功能，還具有社會功能。在19 世紀前期，發揮社會價值曾經是合作社運動的重要目標。然而，自1860 年羅虛代爾公平先鋒社轉變為合作社企業，放棄打造社區共同體開始，歐美合作社的社會功能就僅僅成為一種理念，在實踐中其具體功能日益邊緣化。Kaswan（2014）甚至認為，由于不再強調社會功能，當前歐美合作社發展已經不能再被稱為“運動”。大部分歐美合作社之所以不再強調社會功能，一方面是為了集中精力參與市場競爭，另一方面是其市民社會日益成熟，對合作社發揮社會功能的要求不迫切。
對于長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功能部門發展嚴重滯后的我國而言，“試圖模仿美國的純經濟性合作社模式”“無視中國村莊，不符合中國實際”（黃宗智，2017）。因此，拋棄農民合作社的社會功能，僅從民主治理、盈余分配、成員增收等方面對其評判是不客觀、不全面的，應該回到合作社運動的本源，從經濟、社會和文化多個方面考察合作社的作用。在城鄉社會急劇轉型的當下，受市場經濟和城市多元文化沖擊的農民，有加強社會聯系、打造社區共同體的需要。而且在傳統鄉村社區不斷瓦解、農村日趨凋敝的情況下，已經基本實現小康且具有“小富即安”生活觀念的農民，也許更在意合作社的社會功能。由于超小的土地規模，當前絕大部分農民的收入來自非農領域，合作社對其總收入的影響可能微不足道。他們當然沒有動力參與農民合作社的民主管理、盈余分配以及具體運營等事務。當成員主要是以農業為主要收入的職業農民時，強調合作社的民主治理、盈余返還可能才更有現實意義。既然現階段普通小農戶成員，不太看重農民合作社的民主治理和盈余返還，政策和研究應該更注重合作社的社會功能。
實際上，我國農民合作社的社會功能已經開始顯現。2014 年7 月至9 月份，我們在冀、魯、豫三省九縣（市、區）對778 戶農戶抽樣調查發現，有17.6% 的樣本農戶加入了農民合作社。將幸福感分為1—5 的五個等級，統計發現加入合作社的受訪者報告的幸福感均值為4.0，高于未加入合作社的農民（3.8）， 且在1% 的水平上顯著。既然經濟方面的作用不顯著， 已經是普遍現象，那么加入合作社能夠增加農民的幸福感，應當主要是得益于農民合作社社會功能的發揮。合作社參與為什么能讓成員更幸福？這可能是因為它提供了公共服務，打造了公共空間，從而滿足了農民的社會交往和情感需要。一些成員指出：有了合作社，“大家有了一個聚會、交流的地方”，而且合作社“會組織一些集體活動”，因此“搞合作社是個好事兒”。
為了進一步發揮農民合作社在農業農村改革發展中的作用，考慮到農村和農民的現實需要，應盡快放棄“經濟掛帥”思路，注重農民合作社的社會功能，并對其有效發揮進行支持和引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民合作社》期刊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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