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市場經濟環境中，農民要想提高收入，只有靠組織起來，爭取更大的市場權力，從爭取產量增長收益轉向爭取價格增長收益和市場份額增長收益。
2015年是一個豐收年，但糧價全面下跌，農民勞作一年，再次遭遇“增產不增收”。不僅糧食如此，各類農產品都時常遭遇這樣的問題，賣蔬菜難、賣水果難、賣禽蛋難等現象都是新聞報道經久不衰的主題。
珠海市斗門區是全國最大的海鱸魚產區，產量占全國總供應量的30%以上，但在2014年以前的兩年內，有60%的養殖戶嚴重虧本，每戶負債達30萬元左右。自2014年開始，珠海市相關部門引入了一項措施，初步改變了漁民“賠本賺吆喝”的情況，并且使當地的養殖業看到了良好的發展前景。
這是一項什么樣的措施呢？
新環村的資金合作社
白蕉鎮的新環村是斗門區一個著名的漁業養殖村，全村共有養殖戶260戶，養殖面積3300畝。在村里，一眼望去是一個接一個的魚塘，由于處于冬季，魚塘上大都像蔬菜大棚一樣罩著塑料薄膜，增氧機一天24小時不間斷地工作著。
漁業養殖對資金的需求量比較大，每個養殖季，一戶漁民在購買魚苗和飼料上花費的前期投入要20萬~30萬元。由于資金限制，很少有漁民能夠預先支付這些投入，只能采取賒購的方式，承諾在賣魚之后歸還。當地雖然漁民眾多，需求總量巨大，但由于單打獨斗，完全爭取不到定價權。
等到把魚養殖到成熟，銷售的定價權仍然不在漁民手中，漁民要看收購者和“魚中”（魚銷售中介）的臉色。由于面對的是一個供給飽和的市場，總體上產量每增產10%，價格就會下跌25%左右，增產越多，價格下跌得越厲害。以海鱸魚為例，歷年銷售價格高的時候可以達到十六七塊一斤，低的時候只能賣到七八塊一斤。
產量越大，虧得越多，這是漁民過往跳不出去的怪圈。漁業養殖是當地重要的產業之一，涉及很多人的生計，所以這是讓當地政府部門感到頭疼的一個問題。為此，當地政府拿出一筆錢，作為魚價穩定基金，但以前的做法只是在魚價下跌得厲害時補貼經銷商（這也是各地應對農產品滯銷采取的慣常辦法），而這只能刺激銷售量，對提高價格、增加漁民收入起不到作用。
在這種局面下，2013年，珠海市有關方面和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領銜的中國鄉建院合作，引入了鄉建院已經在河南的郝堂村等地試驗成熟的內置金融模式，成立了新環村新濟水產專業合作社。合作社由政府投入的150萬元引導資金，和6名敬老社員的每人兩萬元、46名老人的每人2000元以及一些存貸款社員的投入組成，資金規模為257萬元。其中，政府引導資金和敬老社員的投入不參與分紅。
合作社成立后，已經先后為13名社員發放了總額達92萬元的貸款。合作社與一家知名企業達成合作，統一采購飼料70噸，供給10.8畝魚塘。因為購買量大，每袋飼料較市場價便宜5元，其間差價，讓利社員1.75萬元，合作社贏利4.9萬元。合作社還與該企業簽訂協議，商定以不低于市場價0.2元的價格統一收購這些魚塘的魚，這就給漁民吃了定心丸，消除了因擔心價格波動而導致的恐慌心理。合作成立至今，已經兩次給老人社員進行了分紅。
新環村黨支書、新濟合作社理事長陳冬杰是個健談的人，說起合作社的發展方向滔滔不絕，雖然目前合作社資金規模小，一時還無法為更多社員統一供給飼料，但這個模式畢竟讓人看到了未來的發展空間。他在盤算著如何擴大經營規模，與物流企業建立合作，監控各地市場變化，把魚賣到價錢最高的地方，甚至動了放棄村里的職務，專心經營合作社的念頭。
石龍村的苗木銀行
內置金融模式也被移植到其他村莊，用于支持其他產業的發展。
同在斗門區的蓮洲鎮石龍村，村民的主要生產方向是苗木。石龍村以前曾經以種甘蔗為主，后來也養過魚，但隨著市場的變化，這兩個方向的效益越來越低。十多年前，在村支書李悅強的帶動下，石龍村的村民開始轉向苗木種植，迅速致富。周邊的一些村莊也在石龍村的帶動下變成了苗木專業村。石龍村的苗木種植面積達1500畝，周邊村莊的苗木種植面積達7000畝，石龍村一帶成了遠近知名的“大型花木超市”。李悅強因為踏實奉獻，帶領村民致富，2010年被評為全國勞模。
但最近幾年，由于房地產行業的波動，苗木市場也出現了供給過剩的局面，苗木價格大幅下跌。以往可以賣3000元每株的大樹，價格跌落到500元~600元，種植戶開始虧本，有的人干脆把樹砍了當柴燒。
苗木市場的情況跟海鱸魚市場相似，由于供應相對過剩導致種植戶失去定價權，虧本是利潤被流通環節大幅盤剝導致的。道理很簡單，供需平衡一旦被打破，苗木收購者面對一個個種植戶就獲得了巨大的市場優勢，可以把價格壓得很低。村民們說，雖然苗農賠錢，但做“樹中”（苗木中介）仍然很賺錢，鄰村一個剛做“樹中”不久的人，已經翻蓋了房子，開上了奧迪。
2014年，石龍村也在中國鄉建院的幫助下建立起了連心園林花卉專業合作社，政府投入引導資金450萬元，加上10名敬老社員每人兩萬元和30名老人社員每人2000元的資金，合作社的資金規模達到476萬元。合作社利用這筆資金建立了“苗木銀行”，首先流轉了50畝土地，然后面向苗農收儲了3000多棵苗木，即把這些苗木統一移植存儲，然后統一面向市場銷售。
收儲苗木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苗農以保底價存入合作社，由合作社統一銷售，苗農獲得保底價加上二次返利的收益；一種是將苗木作價，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入，到期后合作社連本帶利支付現金。通過這種方式，苗農不用賠本出售苗木了，同時可以拿到現金，騰出土地繼續生產，種植新的、更適應市場需求的品種。
與此同時，當面對市場的主體從一個個分散的苗農變成了合作社，議價能力明顯增強了，當價格低的時候，合作社可以選擇惜售，等待價格回升。2015年，合作社以高于收儲價的價格出售了數百株苗木，實現贏利。接下來，合作社計劃以苗木為抵押，向金融機構融資，進一步延伸產業鏈，再流轉150畝土地，擴大存儲基地，不僅服務本村，也服務周邊村的苗農。
聯合社的“野心”
目前，珠海已經在中國鄉建院的幫助下，在5個村成立了內置金融合作社。成立合作社的規范和流程大體是一致的，即以政府引導資金、敬老社員（鄉賢）的資金和老人社員的資金構成，以村為界限，服務村社共同體的發展，合作社贏利的一部分用于敬老，即給老人社員分紅。
合作社的服務方向依各村的特點而定。比如南水鎮的南場村和蓮洲鎮的光明村就將主要發展方向定位于閑置住宅的連片改造開發，目前兩個村的合作社正在跟村民談判，進行房屋收儲。
在已有的5家合作社的基礎上，中國鄉建院、珠海市農業投資控股集團、市供銷合作社、市農產品流通協會、光彩眾生養老產業集團等機構聯合出資成立了珠海華廈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初始股金1788萬元。聯合社自2015年中正式運營以來，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向社員發放了近千萬元的貸款；第二是為社員統一購買魚飼料近千噸，節省了近50萬元的成本；第三是為社員推出了海鱸魚保價對賭措施，穩定魚價。
李昌平說，臺灣的一個農會可以為農民提供的貸款總額可達50億~70億人民幣，相比之下，聯合社的成長才剛剛起步。未來，只要政策允許，聯合社能夠籌集到足夠多的資金，就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以飼料統購為例，整個斗門區的漁業養殖年耗費飼料約為60萬噸，而一個年產5萬噸的飼料廠就算大廠了，這意味著，聯合起來的漁民將不再受制于上游供應鏈，不但可以主導飼料的定價權，甚至決定飼料廠的生死。
就下游而言，聯合社的成立使得穩定魚價成為可能。2014年10月，正值聯合社籌建，海鱸魚價格在兩周內從9.8元每斤跌落到6.6元每斤，聯合社以珠海市政府出資的400萬元價格調控基金為后盾，跟社員簽訂“對賭協議”，為每口魚塘交一定數額的定金，如果3個月后魚價低于7.8元每斤，則以定金補貼至該價位，如果魚價高于7.8元每斤，高出部分由對賭雙方分成。這樣的協議提升了漁民的信心，恐慌性拋售停止，魚價迅速拉回對賭價之上。2014年是海鱸魚產量最高的一年，按常例，魚價極大可能跌到6元以下的，聯合社的干預使增產和增收同步出現，這是近10年來未曾出現過的。
在發展壯大后，聯合社也可以介入生產加工和流通銷售環節，在減少被上下游盤剝的同時，在產業鏈上爭取更大的利潤份額。
組織起來
關于農民收入問題，李昌平有一個理論化的解釋，上世紀80年代，農民的收入之所以大幅提升，是因為當時處于農產品緊缺階段，增產等同于增收；到了90年代，農產品供需格局就發生了逆轉，進入了過剩階段，增產往往導致價格下跌，增產不再增收，甚至反而導致收入降低。
在過剩的市場上，利潤的下滑也不是必然的，農民之所以收入低，其實是因為市場地位低，分散的小農在市場上被各個擊破，被鎖定于從事最簡單的農產品生產，不但無法分享農產品加工銷售環節的利潤，連生產環節的價值也被擠壓殆盡。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農民要想提高收入，只有靠組織起來，爭取更大的市場權力，從爭取產量增長收益轉向爭取價格增長收益和市場份額增長收益。改革開放后，中國有一些村莊堅持不分地，堅持走集體經濟道路，也發展得不錯，奧秘就在于此。
那么，在新的條件下，怎么把農民組織起來，實現鄧小平所預期的“二次飛躍”呢？集體化時期的辦法行不通了，因為那需要從上到下強大的政治動員，這種條件如今已經不再具備，難以想象今天的農民再像過去那樣白天勞動晚上開會。
可行的辦法是通過金融的力量、資本的力量，因為錢作為一般等價物，有協調動員眾人一致行動的魔力。但核心問題在于資本掌握在誰的手上，各式各樣的資本下鄉之所以解決不了農民的問題，是因為那些資本不是為農民服務的。
中國鄉建院開發和倡導的村社內置金融模式是一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組織農民、富裕農民的有效辦法。首先，它是農民自己的金融，服務對象限于村社內部，有了內置金融，農民的土地、房屋、宅基地等財產就可以金融化、資本化，農民就可以聯合起來與其他市場主體平等合作，收益由農民共享，而不是被外部資本全部帶走。
其次，內置金融模式強調“村社一體”，即合作社和村兩委在管理上合一。農村長期以來陷入徹底的分田單干狀態，集體經濟瓦解，村兩委失去了經濟上的抓手，也就失去了組織和服務村民的能力。有了合作社作為工具，村兩委的服務能力就增強了，這有利于鞏固黨在基層的執政基礎。
再次，內置金融的特殊組織方式有利于良好的鄉村社會風氣的重建。內置金融模式把敬老養老的理念有機地嵌入進去，以“資金互助促發展，利息收入敬老人”為核心理念，合作社的管理上設計了老人小組，從合作社貸款必須得到老人小組的擔保，這就極大地提高了老人在村社內部的地位。在新環村，合作社由于規模所限，服務的對象只能逐步擴展，支書陳冬杰說，新社員加入是有條件的，比如不能有欠錢不還的記錄、不能賭博、不能吸毒等等，這樣的措施無疑會比宣傳更有力地促進社會風氣的改善。
珠海市已經決定在未來建立更多的內置金融村社，這種已經初步顯現作用的模式能否如預期的那樣發揮更大的威力，我們可以在不久的將來觀察到。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風窗》201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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