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方都市報》報道，由于許多外來人口返鄉過年，一些大城市幾乎上演了“空城計”，讓城里人一下子覺得沒了往日的方便。在北京，由于小時工短缺，許多家政公司春節期間已經將日薪提高到500元以上。在云南昆明，節后這幾天，開價1.2萬元，也不一定預約得到月嫂。“春節用工荒”問題由來已久，其背后成因復雜。
融入城市，能否更順暢
（作者：王聃）
城市春節用工荒的報道，不是第一次見。類似的情形，近年來幾乎每年都會上演。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在中國人的習慣認知中，沒有比回家過年更大的事情。從保安、保潔員、家政人員，到鐘點工、洗碗工，都要在這個時候回鄉，去見白發爹娘和年幼兒女。當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像潮水般從城市退出，元宵節左右才能歸來，帶來的自然就是城市春節前后普遍感覺的招工難。
然而，僅僅以常識來詮釋城市里的春節用工荒，可能不夠。正如有媒體所調查的，單從時間上論，和往年相比，小飯店、理發店、小商店里的這些城市服務員工，去年回家還更早一些。因為大家覺得掙錢太少，干脆早點回家過年，結果就顯出城市的不便了。
換而言之，造成城市春節用工荒的緣由，既有某種“必須回家過年”的心理慣性，更重要的緣由仍是城市對外來務工人員的吸引力和黏合力不強。
關鍵問題，在于城市沒有足夠善待這些外地的務工者。待遇上，除卻春節期間供需失衡下開出的高價，外來務工人員的日常收入整體上仍顯得相對寒酸；情感上，大多數外來務工人員很難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在他們心里，自己不過是城市的過客或雇工。正因如此，一旦春節來臨，他們就會不顧一切，執著地要回家，回到自己那個真實的家中。
所以，我們更應反思外來務工者融入城市之難。
城鎮化在高歌猛進，但在城市中依舊存在著市民和外來務工者的巨大差別。他們在城市里買不起房，甚至連租房往往都會成為生活極大負擔，所謂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問題，能與市民待遇接軌也不那么容易。外來務工人員要想融入城市，還是格外艱難，所以他們難以成為穩定的城市務工者。
從來沒有可以“獨立運行”的城市。讓城市里的春節用工荒不再重演，只能加快城鎮化的進程，讓人真正成為城市化中的核心命題，讓城市的待遇和福利覆蓋到每一個人。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讓生活更美好，這對城市外來工亦不例外。
背后也是鄉愁
（作者：毛建國）
春節用工荒問題，不會在短時間內解決，甚至不可能解決。之所以作出這個判斷，不僅僅是專家所講的制度性改革問題，還涉及復雜的文化心理問題。
春節的輿論場，幾乎把鄉愁綁架了，大家都是滿腹離騷，呦呦鹿鳴，沉吟至今。
而節后用工荒，是因為大量農民工返鄉了，他們為了多享受一些親情時光，一時還沒有趕回來。這其實是一種“鄉愁”，只是由于農民工群體“訥于言而敏于行”，沒有矯情地說自己也有鄉愁而已。
當我們進行這樣的敘述時，不難看到群體的分歧甚至隔閡。我們津津樂道鄉愁時，并沒有正視農民工也有鄉愁，也有文化的需求。
鄉愁是普遍性的，與文化文憑、崗位地位等外在因素，沒有必然聯系。正是因為這一文化心理的普遍性，只要城鄉差距依然存在，那么大量農民工還會選擇春節返鄉。
很贊同一種觀點：不能只在“用工荒”時才想起農民工。當我們追溯“中國奇跡”時，在承認城市自身的努力，以及知識人才的作用時，也不要否認鄉村的支持，特別是進城農民工的付出。如果不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暖春之旅，不會有這么多農民工涌入城市，也不會讓城市化進程這么春風得意。應該看到，相對于過去，農民工的地位已然上升，可相對于城市人的地位，相對于他們應該得到的還遠遠不及。
這不僅涉及經濟收入，還涉及戶籍、住房、醫療、就學等城鄉二元制度問題。這些問題的交集，讓很多農民工難有歸屬感。由于很難融入城市，在他們心中“梁園雖好，終非久留之地”。如果融入順利，就可能不會回鄉，而是把親人接到城市。如果春節工資回報合理，即使選擇了返鄉，也可能早早歸來。
解決制度性問題，唯有制度性改革。我們希望看到，城市通過結構性改革，讓農民工順利融入城市，讓他們“來了就是一家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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