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調查》《小崗村的故事》作者春桃，3 月份在安徽兩市三個鄉鎮為南方周末做了十天社會調查。這是作者和西河口中心小學的學生在一起。（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今天，他們是農民的孩子，將來，他們的孩子也只能是農民嗎？
輟學的孩子
在被稱作安徽“西伯利亞”的阜陽市，有一個擁有三百萬人口的貧困縣：臨泉縣。它是中國人口第一大縣，也是勞務輸出大縣。過去，在做農民負擔調查的時候，我就曾重點采訪過這個縣的白廟鎮，知道那一帶年紀較輕一點的農民幾乎都外出打工，留守兒童隨處可見。
2016年3月6日上午，我從臨泉縣城打了一輛三輪電瓶車，首先趕到了白廟鎮三星村的魯小莊，到了魯敬臣的家。老魯生養了四個子女，早些年因為太窮，農民負擔又太重，兒女們連讀書的學費錢都掏不起，只有老大魯京龍上到小學五年級，長女魯京想上到三年級，小兒子和小女兒都只讀兩年書，他們無一例外地都相繼進城打工；因為沒有多少文化，干的也只能是些臟活和重活。
如今老魯家的日子大大改觀，已蓋起兩層小樓。這天他的長女魯京想正好從寧波回來了，外孫女小雪也在家。小雪今年14歲，個頭長得比媽媽還高，只是性格太內向，見我進門，就像怕生人的小貓似的躲進了自己的房間。
我和老魯已是熟人了，魯京想卻還是第一次見到。魯京想說，她沒滿十五歲就跟著村里的幾個姐妹闖到了河北省的白溝，在一個家庭小作坊縫制手機包和BP機包，每天要工作16小時，還沒有節假日，一年干下來手指頭都變了形。因為工作太辛苦，工資又低，實在吃不消，就又南下廣東的惠州，在一家紡織廠打工，每天也要工作12小時，同樣沒有休息日。18歲那年她不想再在外面漂泊了，回到臨泉與一個在京打工的小伙子結了婚，一年后生下了女兒小雪。可不久她卻發現，老公在北京有了別的女人，剛滿20歲她就與那個男人離了婚，抱著不足半歲的小雪回到了娘家。為把女兒撫養成人，還能讓她享受到好的教育，在小雪才滿八個月的時候，她就將孩子托付給父母，又一次選擇了進城務工。為了攢錢，她在寧波進了一家生產出口日本的草席的企業，主動要求去做涂草的工作。這工作每天要穿著長筒雨鞋站在齊大腿深的染色的水池子里，將一捆捆像韭菜花似的原始草染成五顏六色。因為活太累，染色水又有毒，很多人都不愿意做，但她一干就是8年。8年來，她沒有回家過上一個春節，即使年中回來也會選在農忙時節，這樣還能幫年邁的父母搭把手。
為了培養小雪，老魯老兩口也是全力以赴，先是讓她上了白廟鎮最好的幼兒園和小學。因為家里離學校有七八里路，又是土路，一下雨就變得泥濘不堪，為了不委屈孩子，二人又省吃儉用買了輛三輪車，五十多歲的外婆還學起了蹬三輪。
小雪讀到小學三年級，學習成績一直很好，人也活潑，這讓魯京想感到打工雖然辛苦，卻也苦中有甜。但女兒漸漸長大了，懂事了，有了自己的心思，突然就變得不愛講話，學習成績每況愈下。于是她就每周設法同女兒通一次話，講得最多、也最讓她擔心的就是學習，她發現一講到學習，女兒就一言不發，后來才鬧明白，因為姥姥姥爺都是文盲，小雪做作業遇到了難題沒人輔導。她曾想到過花錢請家教，但這事在農村只能是一種異想天開。再后來，小雪不懂的東西越積越多，一上課就坐暈車，她對學習完全喪失了興趣，甚至對課堂也產生了恐懼，讀到初二，死活再不肯去學校。輟學在家的小雪，終日既不說話，也不出門，這種局面讓魯京想欲哭無淚。
當我聽到她顫著聲說：“我的命為什么這樣苦啊？”我竟不知道該怎樣去安慰她。
老魯告訴我，像小雪這樣的留守兒童能勉強讀完小學，上到初二，已經不錯了，有許多孩子都沒完成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業，能升到高中去考大學的只有一成！
離魯小莊不遠的王郢村，是一個有著近兩千人的自然村，出去打工的人多，留守兒童自然不會少，我在村里訪問了幾戶過去認識的農民。王洪福老人說，他家10口人，6人在外面打工，他和老伴留在家里種著幾畝責任田，還幫一個兒子撫養著兩個孩子：一個讀四年級，一個讀一年級。他和老伴也都不識字，除了每天能接送孩子上學，能讓孩子們吃飽飯、不凍著，別的方面有勁也使不上。今年開始，他的大孫子就像老魯的外孫女一樣，突然變得不愛說話，時不時地還有點發呆，他也搞不清什么原因。王天榜老人說，他有三個兒子，兩個在外面打工；老大初中沒畢業就出去了，先是在杭州給人家織毛衣，去年又改成了送快遞，不但太忙，住的地方也太小，不得不把兩個孩子留在家里由他們撫養。他說大孫女一二年級時學習還挺好，每年都拿回來幾張獎狀，平日有說有笑的，可到了三年級學習成績卻一下成了倒數。老師說她上課老愛開小差，他也想不出別的辦法，只好讓她留了一級。談到孩子們的學習，兩位老人都感到很頭疼，他們都沒有文化，孩子們的作業根本看不懂，有時糊弄他們也不知道；每次學校開家長會，老師見來的盡是些識不了幾個字的老頭老太太，也感到頭疼，老師講到孩子們的學習情況，他們也聽不明白，于是這樣的會學校懶得再開，他們也不愿再去。
言談之中，我注意到，兩人在講到接送孩子上學的艱難時，都說學校離家太遠。我很奇怪：我知道邵郢小學就建在他們的家門口，為什么要舍近求遠把孩子們分別送到很遠的孟樓小學和姚集小學去呢？后來才知道，那兩所小學是建在102省道上，建在安徽通往河南的大道兩側，縣里舍得投入，教學樓蓋得很氣派，師資力量也強，有點條件的人家情愿受苦受累，也要想方設法把孩子送到那樣的學校去；而同為行政村一級的邵郢小學，卻由于離省道太遠，沒有個像樣的教學樓，全校也只有14位老師，連英語課也開不起來。
我想，如今都說城鄉之間的教育資源有著不小的差距，卻不曾想到，其實就是在農村的學校之間，也會由于一些“形象工程”，產生出巨大的差距——因為城鄉發展的不均衡，又因為農村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它擊碎了多少留守兒童的“大學夢”呢！
不一樣的童年
今年的“三八”節，江淮地區居然下起了絨毛小雪，氣溫陡然降到了零下。這天一大早，我就搭乘了去六安市的高鐵，然后轉乘去獨山的公交，在獨山郵局前見到了開車前來接我去西河口的農民朋友張學宏。
對于這個西河口鄉，我并不陌生。12年前，我在做農民工調查時，曾在那兒待過三天。那兒是響洪甸水庫上游的淹沒區，人均不到三分地，為了脫貧，先后有兩千多農民遠赴海南淘金，他們在完全沒有安全措施的私人金礦里，從事著地下開采工作。那年我到西河口采訪，就發現成排的小洋樓蓋得十分漂亮，男人們出行一律都騎著摩托，那簡直是一道亮麗的風景。住下來才知道，這道風景的背后是西河口人付出的巨大的代價，三百多個原本活蹦亂跳的年輕人，都患上了十分嚴重的矽肺病，成了不能正常行走的殘疾人，出門只能以車代步；其中不少人連說話也很吃力，說著說著就要趴在桌子上喘上一會。本來他們是想和貧窮賽跑，結果輸掉的卻是自己的生命。就是把家里的小洋樓賣了，也治不好自己的病了。這次我再來時，當年摩托呼嘯而過的場景不見了，很多人已經相繼過世，我采訪過的11位“矽肺病患者代表”，就走了7位！幸存者除了來接我的張學宏，還有就是田維和、李啟柱和羅世武。
那天，在羅世武的幫助下，我走訪了劉伯承元帥夫人汪榮華的母校，今天的郝集村城開希望小學。潘傳應校長介紹說，現在的郝集行政村已有著五千多人，人多地卻很少，青壯年差不多全進城打工了，且長年在外，因此，在校學生中的留守兒童占到了70%以上。
在留守兒童活動室里，站在我面前的六年級女生胡雨蝶，提到父母時突然勾下頭，好一會兒才告訴我，她很小很小的時候，父母就雙雙出去打工了，在南京收廢鐵，一年只回來一兩趟；她對父母既懷念又怨恨，說自己遇到任何困難，受到任何委屈，連傾訴的地方都沒有，她說：“我想念他們，可他們總是不回家，回家一趟也匆匆忙忙，長了，連他們長什么樣子都記不起來了。”
曹鑫枝和胡雨蝶同班，也同齡，都是13歲的小姑娘。她的父母就在六安市區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她跟著奶奶生活。奶奶住在張沖，離學校有八里多的山路。她從上學的第一天起就是自己一個人走到學校，每次要走上一個多小時。8歲開始學會騎車上學，冬天天亮得遲，起早趕路沒有月亮時，周圍會漆黑一片，她就得一手扶車把一手打電筒；遇到下雨下雪就更糟了，為此她摔過不少跤，有時栽進溝里，有時跌在田里，但這么多年了她從來沒有遲到早退過。
小鑫枝說得很自豪，我聽了心里卻有著說不出來的滋味，覺得這些還未成年的孩子太不容易了。像她們這么大的城里的孩子，還在父母跟前撒著嬌呢，而她們已經在面對整個世界，遇到天大的困難也只能自己解決。
放學后，我首先去了田維仁家。我聽說田維仁已是矽肺病的二期病人，每年可以享受4500元的國家補助，但這點錢顯然不足以解決他的生計，他還得抱病去附近一個建筑工地幫助做飯和看門；兒子兒媳婦雖然都外出打工，干的全是力氣活，收入并不高，不可能把兩個孩子帶在身邊讀書，就只能丟給田維仁的妻子周大芳照料。
我去看周大芳時，她正在自家門口埋頭剝著麻皮。她今年雖然只有58歲，看上去卻比城里78歲的老人還要老。她告訴我，自從老頭去海南打工得上這個病，家里和地里的活就全落到了她肩上。她一年四季都得忙，春天上山采茶，一天賺個20元；一畝多的承包地，一季水稻，打的糧食只夠自己吃；一季寒麻，也只賺個六七百元，撕麻皮能撕得你手指頭出血。兒子兒媳婦進城了，兩個孩子生下來就都交給了她，她忙家里，忙地里，還要照應兩個孩子吃喝拉撒睡。
她在和我說著話，手里仍一刻不停地剝著麻皮，偶爾抬頭朝我一笑，會露出滿嘴的殘牙，讓人不忍去看。
這時，兩個孩子從屋里走出來，看到孩子的第一眼，我的心就由不得一沉。兩個分明才七八歲的孩子，臉上竟見不到一點兒光澤，甚至，看不出一點兒表情。冷漠，麻木。我想，對于這個家庭，兩個孩子也許就像兩只小貓或小狗，僅僅是在被“圈養”著。
我問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她說——田文ting。我問是哪個“ting”，她要寫給我看，于是就在我的采訪本上一筆一畫地寫了一個“婷”字。
我問她學習還好嗎，她不說話。我問她數學作業不會做了怎么辦，她說，她會空在那里。我問她怎么不去問老師呢，她說，不敢。
問她是不是想媽媽，她想了很久，才說：“不想。”我一怔，半天回不過神來。
離開前，我想同田文婷留個影，村民們在邊上逗她，要她笑一下，她一直僵硬地看著鏡頭，最后也沒有笑。
望著田文婷那張沒有表情的臉，我忽然想哭。我想，把“留守兒童”交給了“留守老人”，這是不是在把“未來”交給了“過去”？
一個都不能少
最后一站，我去了鄂豫皖三省邊區的金寨縣。
金寨縣坐落在大別山的腹地，是中國最著名的將軍縣。2009年我第一次去金寨訪問當年的老紅軍時，曾震驚于那里的山高林密，走進去就像跌進了無邊的大海，山連著山，山套著山，把天都擠小了壓矮了。一個普通的行政村，村民們會散落在五六十個山頭之間，交通又極其閉塞，山里的孩子讀書自古就成問題。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務工人員的大批進城，大家的經濟條件得到了改善，但孩子們讀書仍要翻山越嶺，選擇棄學的多，所以文盲成堆。1990年5月，共青團中央牽頭創辦中國第一所希望小學，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就來到這個縣，將校址確定在走出過14位開國將軍的南溪鎮；并請曾在這塊紅土地上戰斗過的徐向前元帥題寫了校名。
也許因為建有中國第一所希望小學，今日的南溪鎮已變得人氣很旺，全鎮五萬人就有兩萬多人住在集鎮上，其中學生就占了七八千，此外還有大量陪讀的家長。
走進這所學校，首先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699名學生都擠在23間教室里，每班人數少則70，多的竟超過80人。陳德武校長說，在他這兒上學的孩子太多，但留守兒童并不多，只有二百多；盡管留守兒童的人數不是太多，但在關愛和保護留守兒童的工作上，他們卻是花了大氣力。學校為此專門配備了心理老師，建有“留守兒童之家”，還為這些孩子建立了個人檔案。
作為一所如此矚目的學校，在留守兒童的教育工作上做些積極的探索，這是可以想到的。想不到的是，就在這所學校，我碰到的兩個孩子，卻使我對“留守兒童”這一群體有了新的認識。
周藝航，一個11歲的小男孩，一眼看上去就十分陽光，他和幸福地生活在父母身邊的那些城里孩子一樣，快樂又坦蕩。他的家在大山里的長嶺村，步行到校有著一小時的路程；父母常年在外，自己就跟著陪讀的奶奶在鎮上租房居住，日子雖然過得并不輕松，他卻異乎尋常的樂觀而堅強。另一個叫陳曉麗的女孩子給我的印象更深，她也才11歲，頭發梳成舞蹈演員那樣的巴巴式，臉上始終掛著可愛的微笑，很有禮貌，甚至顯出一種與她的年齡完全不相稱的成熟。她的父母都在外打工，也是奶奶在鎮上陪讀。兩個孩子都是那樣的懂事，甚至比城里的孩子更知道發憤圖強。他倆都是品學兼優的三好學生，又都是這所希望小學升旗儀式的主持人。他倆使我眼前一亮，讓我知道“留守兒童”中并不都是性格內向、缺乏自信、不善言談甚而會是自暴自棄的孩子，讓人看到了中國農村可以期待的明天。
為什么這所希望小學的留守兒童不多？帶著這個問題，我采訪了中心小學辦公室主任楊清達。他告訴我，南溪更多的留守兒童，被困在了大山的深處，他們或因家里太貧窮，拿不出到鎮上陪讀的錢，或是出得起這筆錢，老人身體卻不好，沒法出來陪讀。楊老師說，全鎮還有538個留守兒童分布在下面的3所村小學和9個村教學點上。近年來，國家對老區在義務教育上的投入很大，像南溪鎮下設的每一個教學點，僅義務教育的經費補助一年就給到6萬元，哪怕這個教學點上只有一個留守兒童，也會給這么多。
“只一個學生，也設教學點？也給6萬元？”我感到很驚訝。
“是的，”楊清達說，“北塘教學點就只有一個留守兒童，那個孩子很不幸，他家里有三個殘疾人。”接著他把9個教學點的情況一一道來，我才知道除了北塘，還有兩個學生的，和只有四個學生的。只要這些孩子有著實際困難，無法到鎮上或村里的學校上課，就設教學點。總之，必須做到“一個都不能少”。
我想，這種優厚的待遇也只有革命老區的人民可以享受到。他們也應該享受到。各地的留守兒童也能夠這樣，顯然不是三五年可以實現的。
現在進城務工的農民越來越多地把孩子留在身邊念書，但異地上學的問題會和南溪的山頭一樣多。父母務工的有些城市，你沒有當地戶口，即便讀完了小學和初中，卻上不了高中考不成大學，學習再好，還得送回來做留守兒童。“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加劇和固化；底層個體命運的轉型同樣在逐漸陷入停頓，而且，“知識改變命運”的神話也正在褪色。
留守兒童的出現，這無疑是中國社會突出的一個不平等現象，它使得農民工父母在創造著今天財富的同時，因為疏離了孩子而可能流失未來更大的財富；甚至，流失的不僅是財富，比財富更珍貴的，將是這些留守兒童的未來。
在回合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今天，他們是農民的孩子，將來，他們的孩子也只能是農民嗎？
留守兒童問題的出現，不僅僅暴露出教育上的不平等。解決它必須標本兼治，尤其要盡快打破城鄉壁壘，切實改革戶籍制度，堅決改變二元模式。這些話已被無數人無數遍地說過了，現在需要的是行動。因為，這里沒有退路。——陳桂棣（《中國農民調查》《淮河的警告》作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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