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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工作隊隊長與地主女兒的婚姻

[ 作者:崔龍浩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4-20 錄入:王惠敏 ]

    我的爺爺,曾是東北松嫩平原上一名土改工作隊的隊長,而我的奶奶,就是爺爺進行土改的村里唯一一戶地主家的女兒。然而,我們卻很難將其視作一場跨越門第之見的偉大婚姻——事實上,這是一場充滿交易感的包辦婚姻。寫自己家的歷史,最難的就是避免“家庭羅曼化”的傾向和簡單的是非判斷,進而進行深層次的思考——畢竟,要一個人擺脫家庭的立場,是一件太難的事,而“快意恩仇”的誘惑又是那么強烈。對此,我也只能盡量為之。

一、聯姻:地主的自保

1947年初冬①,一支共產黨的武裝工作隊來到了吉林省伊通縣南部的一個村莊,為首的工作隊隊長騎著大洋馬,挎著兩支駁殼槍,甚是威風。這支隊伍就是伊通縣大孤山區土改工作隊,而騎在馬上的人,就是我從未謀面的爺爺。

在地廣人稀的東北農村,這支稀稀拉拉的隊伍并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除了本村唯一的大糧戶②——他們早就知道了土改工作隊要來的消息。這家人兄弟兩個,老大當家,老二早逝,老娘尚在,有土地數十坰③,大房10間,小倉房三間(都是草丕房),一片柴火林,算有些家財。而我的奶奶,就是二爺家的小女兒。對于自家財富的來源,奶奶并不特別清楚,只知道在她爺爺那輩,家里就有不少土地了,后來在她大伯(東北稱“大爺”)的經營下,日子過得挺富足。同時,也能看到她家與政權結盟的痕跡——奶奶的父親當過偽警察,大爺應該也在村里負過責任,經常去鄉公所辦事。當然,他們還稱不上秦暉所說的“政治性地主”——更多的是借助政治權威保護自己財產。在這一點上看,后來把奶奶嫁給執政的爺爺,很是符合她家一貫的思路。

   對于這家人來說,共產黨并不陌生。伊通縣城已于1947年10月1日解放,而在此之前,共產黨的隊伍已經在伊通地區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了兩年拉鋸戰④。大爺與共產黨多有接觸,不僅很多親戚朋友加入其隊伍甚至入黨,還與中共伊通縣委主要領導鄧烈⑤認識,曾冒險趕車送他去山溝里躲避國民黨軍隊?;貋砺飞洗鬆敱粐顸h抓去拉了十多天活,家里人還以為出意外了。但此一時彼一時,土改的聲勢已經籠罩了這一地區。當得知已土改村的大戶被吊在房梁上痛打等情況后,大爺慌忙帶著自己的兒子逃往外地,留下老娘、奶奶的母親帶著奶奶和坐月子的大兒媳在家(其他家人或已出嫁,或在外地)。也許他們覺得留下一家“女兒國”,并不會被太為難——那次大爺被抓去拉貨時,恰巧國民黨來逼要槍彈(為防土匪和打獵,當時東北有點財產的人家大多有槍。這些國民黨軍隊來并非收繳武器,而是多要點槍彈自己用),把奶奶的母親吊在房梁上。在一家女人們的苦苦哀求下,我的這位太姥姥僥幸免遭毒打,但被抓去做了些日子洗涮縫補的活,后被同村窮人?;亍楸L牙眩棠痰囊粋€堂叔還挨了國民黨兵的揍。
    隨著土改工作隊開進臨近村莊,打殺的消息越來越多,形勢也越來越緊張。一家子孤兒寡母,惶惶不可終日。察哈爾省委曾對土改前夕各階層心態作過一個描述:“貧農歡喜,中農懷疑,富農怕斗,地主怕死。”⑥就奶奶家而言,恐懼確實成為了那段時間最深的記憶。
   恰在此時,已經加入鄰村農民會的奶奶的一位堂哥,來到奶奶家“保媒拉纖”,跟太姥姥提議把奶奶嫁給爺爺,說他是咱們這個區土改工作隊的隊長,這樣就不用怕挨揍了。當時奶奶只有16歲,太姥姥雖然很不舍,但怕一家人受苦,便做主將奶奶許給了爺爺。就這樣,爺爺進村沒幾天,奶奶就稀里糊涂地過門了。

說實話,如果不是土改,爺爺和奶奶很難在一起,因為當時的婚姻,主要還是講“門當戶對”,大糧戶家的女兒,一般也都嫁給大糧戶,或者其他有些財產的人。奶奶的姐姐就嫁給了鄰村的大糧戶。

   在這一點上,爺爺顯然不夠格。爺爺是黑龍江勃利縣人,出身貧寒。為出人頭地,在偽滿時期當過屯長,還當過森林警察。日本投降后,在伊通縣南城子加入了共產黨隊伍,由于作戰勇敢,槍法好,很快成了干部。此時的爺爺已經31歲了,整整大奶奶15歲,還沒娶上媳婦,可見家境確實不怎么樣。雖然當上了土改工作隊的隊長,但爺爺的“階級覺悟”顯然提高得不夠快——他對打土豪、分田地這種事并不上心,不然也不會同意娶地主家的女兒。不知道當時像爺爺這樣缺乏“階級覺悟”的基層干部,到底有多少。

    對于這門親事,奶奶坦承并不愿意:還是個小姑娘,啥也不懂,更離不開媽媽。但為了一家人的性命,奶奶選擇了順從。對此,奶奶的大爺頗為感動,捎來信說如果共產黨走了,就分五坰好地給爺爺奶奶過日子。為安撫爺爺,他“仗義”地保證奶奶嫁誰就是誰了,絕不“打八刀”(老東北方言,指離婚),從此就是一家人了。

雖然有爺爺的保護,但土地、房屋還是要分的,浮財也得分一點。因為除了土改工作隊外,村里執政的還有農民會。按照標準的工作程序,工作隊進村后,要宣傳《土地法大綱》、開展階級教育、召開訴苦會、成立農民會,斗爭地主惡霸。但這種“工作報告”邏輯往往并不能代表底層的真實情況,特別是在戰爭時期,“階級斗爭”往往讓位于征糧征兵,基層的實際運作在很大程度上有著自己的邏輯。由于爺爺本人“覺悟”不高,再加上奶奶的關系,所以當時村里政策宣傳、階級斗爭教育開展得并不熱烈,大多數農民也抱著懷疑的態度并不積極。但農民會還是要成立的。定階級,劃成分,分土地、房屋、浮財,決定槍斃誰,都是農民會說了算,爺爺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保護奶奶一家。最后,奶奶家理所當然地劃成了地主,因為不僅土地多,一家人還從來不下地干活,這在當時叫吃“剝削飯”。家里的地都分沒了(大爺和他兒子已想辦法在外地分到土地,家里一幫女人并不需要土地了,也可借此堵上別人的嘴),東屋空出來作了農民會,一家老小集中在西屋,整天不敢出門。為此老祖宗(奶奶的奶奶)一股急火去世了,而她給自己準備的棺材也早已不知道被誰拉走了。在大爺家的兒媳回家后,太姥姥就連西屋都住不成了,搬進了原來作倉庫的小房。不過,一家人都沒有遭受皮肉之苦。根據官方的統計,“依據政府法令,全縣處決200余名惡霸地主分子”,奶奶一家很幸運地逃過此劫。然而,因土改而死者并不止這些,所處決的,也并不全是“依據政府法令”。

二、土匪,土匪

在傳統的土改敘事中,結構性的階級矛盾是土地改革的主要合法性依據,而階級斗爭更是土改的重要環節。就奶奶所在的村而言,土地分布的確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偽滿時期的東北地區,實行的是統制經濟下的私有經濟制度,農村土地基本私有。全村幾十戶人,大多姓王,沾親帶故,只有奶奶家一家地多。后來劃成分時,沒有富農,只有幾家中農,家里各有幾坰地。其余都是貧雇農,可見土地占有的差距。這些“貧雇農”有許多給奶奶家“扛大活”,條件是本人干活時管飽,年底按日結算發糧。如果他們覺得你家伙食不好或出矛盾,也可以去別人家。據奶奶說,她家伙食好,油放得多,大家都愛來她家干活。相對于典型的向地主租地交租的“封建剝削”,奶奶家的經營方式更像資本主義農場——而且從奶奶描述狀況來看,糧食的商品率并不低,很多被賣掉換成生活用品了。這些農民還可以打打獵、砍砍柴,在自家院子里種菜養雞等,貼補些家用,日子還過得下去。

但當時的農村也絕不是一片“田園詩”般的美麗圖景。偽滿時期,日本人對糧食的征收量很大,基層官吏還時常盤剝,普通農民的日子自然苦不堪言。日本投降后,真正讓日子過不下去的,變成了土匪,大大小小的不知道從哪都鉆出來了,從事著打家劫舍,綁架勒索的勾當。因此,當時東北的土改工作隊,除了土改,另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剿匪。

聽奶奶說,多年后晚景凄涼的爺爺時常抱怨,說當年“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如今卻落得這樣。我一直沒有理解那種危險的程度,直到了解了當地共產黨部隊與土匪、國民黨軍隊作戰的情況。

據史料記載,1945,抗日戰爭勝利后,到1948年10月長春解放前夕,伊通縣有近百股土匪,大股有數百人,小股五、七人,在西部出沒于大孤山、二十家子、靠山一帶……⑦雖然奶奶對這么龐大的數字產生了懷疑,但當時大孤山一帶有土匪流竄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官方正史中認為,這些土匪“得到國民黨伊通縣保安大隊和國民黨在長春部隊的慫恿與支持,與人民解放軍為敵,襲擊民主政府,搶劫群眾的車馬糧食衣物,殺人放火,破壞農民運動……是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一支別動隊?!雹嗟珜嶋H上,早期的土匪正是靠劫掠、綁架地主為主要生路——農民沒錢沒糧沒槍,綁架了也沒用。

而此時橫行的土匪中,有多少是出于“階級報復”形成的地主武裝,也是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當我問奶奶是否聽說過地主去聯系土匪時,奶奶認為誰敢找土匪,避都避不及。當然,這只是老人家的主觀感受——她的父親就是剿匪時被土匪打死的。土匪橫行的另一個隱秘原因,是他們多少覬覦農民剛分到的財物,因為綁票普通農民的事情多了起來。同時,襲擊共產黨的部隊,很多時候主要目的也是搶劫物資——在那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管他什么隊伍,搶了再說。

爺爺雖說對土改不上心,但打仗還是一把好手,所以當時他有任務就出任務,沒任務就打煙囪練槍——據奶奶說,由于沒事就打,村里的煙囪都沒有好的。也不知道村民們怎么看爺爺這種帶有“匪性”的行為,估計都恨夠嗆??吹枚嗔?,奶奶覺得挺好玩,也拿過來打,結果由于槍的后坐力太大,一下子坐了個屁股墩,從此再也不張羅玩槍了。

奶奶并沒有清楚記得爺爺出過的任務。在翻看史料的過程中我發現了這樣一條記述:1948年1月3日,大孤山區工作隊,為了清除封建勢力,去小孤山區馬家屯搞聯合斗爭,土匪“雙陽”勾結“萬林”等200余名匪徒尾隨圍攻上來,工作隊組長劉德昆、隊員方茂云及大橋村參加幫翻隊農民積極分子王有、于青山、張花、張禿子等7人,突圍時被發現,抓去殺害。殺死后,將王有、于青山尸體扔入井中。⑨我不知道爺爺有沒有參加這次所謂的“聯合斗爭”,但這些逝者中,一定有爺爺的戰友。而同年2月19日,伊通縣大隊更是在兩半屯遭遇國民黨新七軍正規軍,傷亡達112人。⑩

三、被槍斃的貧農

在奶奶的講述中,另一件令我驚奇的事是,土改期間奶奶所在村莊被槍斃的兩個人,從成分上來講竟都是貧農。

第一個被槍斃的貧農外號“楊丫頭”,在奶奶的記憶中,這個人除了平時好打獵,也沒什么特別的地方。他被槍斃的原因,是外地有人給他寫黑信,農民會做出了決議,爺爺親自負責執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家里有槍,又好打獵,被人誣陷當過土匪之類的。

第二個被槍斃的貧農經歷更加傳奇。

說起來,他還是奶奶的堂哥,總在她家里扛活。一次在她家干活時,被大爺家的大兒媳婦諷刺了幾句。土改工作隊進村后的一天,他來到奶奶家,找這個堂嫂尋仇。當時爺爺正在“媒人”家喝酒(給爺爺奶奶保媒的那位堂哥此時回到了本村,還是農民會文書,他的故事下面再講),派來保護奶奶一家的哨兵也恰巧不在。奶奶趕忙跑出去找爺爺,她大爺家的這個兒媳婦則假裝包孩子拖延時間。幸好爺爺及時回來阻止了這場“斗爭”。聽奶奶的意思,如果打了也就打了,爺爺也不敢批評、懲罰人家,講講親戚關系,這事就算過去了。

這個以為有機會報仇的直人,碰上了真正懂得報仇的“聰明人”。

這個聰明人,就是前面說到的把奶奶介紹給爺爺的那位堂哥,論起來,他倆是親堂兄弟。說起這位堂哥,奶奶印象不怎么樣——他也當過偽警察,父親是做大夫的,家里挺富裕,但是沒有地,所以也能加入農民會,又因為能寫會算,所以作了文書。更可恨地是,他在運動快結束的時候,騙爺爺奶奶說家里暗藏的一缸金銀首飾被農民會知道了,趁早主動交上去。但最后這些金銀首飾,都被他自己密下了。對此,奶奶也不敢聲張。

奶奶并不知道這兩個親堂兄弟之間有什么過節,總之,親堂哥湊了材料,把親堂弟送上了西天。

槍斃那天,這個人被從農民會押出來,還四處叫嚷著找爺爺。對此,爺爺有些無奈,躲在屋子里(之前說過,東屋變成了農民會,奶奶一家就住在西屋),從窗戶縫目送了這個親戚。

這兩個人,都是斃了之后才上報上級的。當時槍斃人,沒什么程序正義可以理解,但總要講點革命正義吧?他們都不是地主,為什么會被槍斃呢?這種現象普遍么?

在紀錄片《暴風驟雨》里,也有一類叫“勢力分子”的非地主,成為土改的“鎮壓對象”。其具體含義筆者并沒有查到,應該是地方一霸之類的人物。但這兩個人也沒什么“勢力”啊!也許這就是基層史料帶給人的樂趣吧——它帶給你的疑問永遠比答案多。

尾聲

作為一場劇烈的社會變動,發生在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運動,改變了中國廣大農村地區數億人民的命運。而我的家族,亦被這場運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48年春天土改結束后,爺爺沒有選擇隨軍南下,成為了所在區的區長,并很快進入吉林省委黨校學習。但在1949年的整黨中,他由于娶了我奶奶,被勒令退伍,后通過戰友的關系到一個鎮的供銷社工作。1964年,四清運動期間,由于害怕歷史問題被深究,被迫同意下放,我們一家徹底回到了農村。

在傳統的官方敘述模式中,土地改革是一場掃清農村封建殘余,打倒地主階級的階級斗爭。在革命的浪漫想象中,土改是人的解放,與自由、平等、啟蒙等一系列美好詞匯相連。?對于執政者來說,土改不僅是征兵、征糧的重要手段,更是社會整合、社會動員的重要方式。對于普通人來講,其意味著什么,則是更為復雜的圖景:對于奶奶而言,是一個并不能算完滿的婚姻,對于兩位失去生命的貧農而言,也絕不是“翻身”的快感。而中國農村的結構性困境,有沒有通過土改得以解決呢?

這場充滿交易感的婚姻,在我們今天的人看來,自然一場悲劇。我常常想,當已入暮年的奶奶坐在電視機前,津津有味地看著《還珠格格》時,是否也在憧憬雖不轟轟烈烈,卻自由自在的愛情?這不正是五四一代革命青年所追求的么?而革命的目的,難道不是讓人生少一些“不由自主”的遺憾么?

注釋

①此時間為筆者祖母回憶。據史料記載,1947年11月24日,時任伊通縣縣長孫明光簽署布告,宣布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停止佃農向地主交租。由于當時伊通北部、西北部臨近國民黨軍隊盤踞的長春、四平,因此,當時縣委、縣政府決定首先在南部和中部幾個區進行土地改革,組織百余人的工作隊分赴各區村,組建農民會,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參見伊通縣志編纂委員會:《伊通縣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1頁。據奶奶講,爺爺所在的工作隊雖不及百人,但也有好幾十人。

②解放前東北農村地區對土地較多人家的稱呼。——筆者注

③坰,民間土地計量單位,各地算法不同。在解放前的東北地區,一般一坰指15市畝,一市畝約合6.667公畝,一坰約合100公畝。奶奶回憶家里有五、六十坰地,具體數字不記得了。

④詳細情況可參見《伊通縣志編纂委員會:《伊通縣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0-11頁等處。

⑤鄧烈,具體經歷未詳細查證,應為南方人,據奶奶說他當時是伊通縣委書記,但未得到資料證實。可確定的是隨軍南下后,他任中共江西省委上猶縣委書記,可見在東北時也應是縣委主要領導人。

⑥《劉杰同志關于察哈爾省土地改革的匯報》(1947年1月),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頁。轉引自李里峰:《“運動”中的理性人——華北土改期間各階層的形勢判斷和行為選擇》,《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一期。

⑦伊通滿族自治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伊通文史資料(第二輯)》,1988年,第122頁。

⑧伊通滿族自治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伊通文史資料(第二輯)》,1988年,第122頁。

⑨伊通滿族自治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伊通文史資料(第二輯)》,1988年,第124頁。

⑩伊通滿族自治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伊通文史資料(第二輯)》,1988年,第124頁

?如美國學者韓丁在《翻身》一書序言中寫道:每一次革命都創造了一些新的詞匯。中國革命創造了一整套新的詞匯,其中一個重要的詞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著翻過身來”。對于中國幾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但它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它還意味著破除迷信,學習科學;意味著掃除文盲,讀書識字;意味著不再把婦女視為男人的財產,而建立男女平等關系;意味著廢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選舉產生的鄉村政權機構。總之,它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這就是本書題名為《翻身》的原因。它敘述了張莊農民怎樣建立一個新世界的經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我們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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