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電話約阮儀三先生，從夏天到秋天，居然每次都需要國內漫游。他的助手總是耐心地告訴我，他們正在某地某古鎮或名城，一周或十天半月后才能回來。即使“十一”長假，還是人在異鄉，說“正好趁假期把一個項目完成了”。
長假過后，阮儀三終于回到同濟大學，在他主持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上班。我趕過去，聽他講故事。其實在此之前，已經有很多人給我講了很多他的故事。
若不是出于良知攬下這么多的份外事，阮儀三應該是在校園里太太平平教書、做學問啊，可為了保護文化遺產，他卻拍案而起、四處奔波、大聲疾呼，還時不時地被人“打上山門”，甚至有一次險遭追殺。
不好說“份外事”，我想象得出他睜大眼睛較真的樣子：“保護國家的文化遺產，是份外事？！”
73歲的書生兼斗士阮儀三，他的人生是由一個個名城、古鎮串起來的——
上海
那時候，上海的經濟開始進入快車道，四處拆房，大有重建一個新上海的架勢。
聽說北京來了個有背景的開發商，要在外灘造高層，阮儀三坐不住了，“我去吵，不讓建高樓。”他在做外灘規劃時已發現，有高層建筑破壞了原本美麗的輪廓線。他頻頻在公開場合指出，海港大廈、聯誼大廈、金陵大樓、文匯報新大樓這四幢高樓是敗筆。那幾幢樓的設計者，可都是他老師輩的人物，電話打上門去，“阮儀三，你說我造不好房子，你懂不懂建筑啊？讓我教訓教訓你！”壓力好大，但他頂住了。外灘，這才沒再冒出新的高層來。
規劃南京路時，很多人本著打造“大商業”的“現代理念”，要拓寬南京路，在南京路上蓋個頂，要拆掉人民公園圍墻外的畫廊，造房開店。阮儀三針鋒相對：不能讓蠅頭小利破壞了十里南京路，必須保護名特優老店，讓四大公司永久不衰，“綠肺”人民公園不該破墻開店，應做成敞開式綠地。結果，上海的一張日報連篇累牘發表了30多篇文章，全是商界、文化界人士批評他的；而他的文章，人家不予刊登。這一回，還是他頂住了巨大的壓力，南京路才不至于像北京王府井那樣慘遭破壞。
后來，他又發現同濟有兩位老師奉命在做“北外灘”方案，要把那里拆平了建高樓。他馬上帶學生趕去調查，呼吁保護摩西教堂、猶太人居留地、日領館等舊址。有人不屑一顧，“什么猶太人？開發商第一！”虹口區領導找上門去理論，說市政府已經把那里確定為開發地段了，老百姓全說好要動遷了，你來搞什么保護建筑調查，氣跑了開發商，老百姓也不愿走了……“阮老師根本不吃這一套！”回憶那一段，阮儀三至今還氣呼呼的。幸虧，同濟校友伍江升任市規劃管理局副局長，一聽這情況就說：“阮老師，趕快寫個材料，我們報上去。”不久后的２００３年１月，市政府公布１２個歷史風貌保護區，及時增補的第１２個正是猶太人保護區！猶太老人重返故地，找到了生命中最刻骨銘心的記憶，幾家猶太籍財團遂萌發在此投資的愿望。“這才是商機。跟造新高層概念完全不一樣！你想想，全世界那么多猶太人紀念地，唯有上海保留著活的‘諾亞方舟’，物在，紀念意義就在，猶太人會一代代傳下去，這不是我們的驕傲嗎？這地方，肯定是世界遺產！”阮儀三驕傲地笑了，“阮老師很敏銳吧？好厲害吧？要是當初知難而退，這些都沒了！”
在與政府官員打交道時，他常常把一句話掛在嘴邊：“天天講開發，開發了得現利，你就有政績了是吧？政府官員講什么經濟利益？你只有公眾利益！”不過，一些被他說得很窘的官員，到頭來都很感激他。
外國同行做錯事，他照罵不誤。有一次，他質問德國設計師：“為什么把德國式古堡搬到中國來？古堡在這里，違反建筑常理，毫無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可言，只有打折扣的使用價值！”對方申辯：“是你們政府要做的……”他不肯寬恕：“如果你是廚師，客人要你燒一堆垃圾給他吃，你也燒嗎？你會告訴他，吃垃圾要出毛病的，應該吃魚肉。建筑師就要教育人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環球金融大廈封頂時，日本NHK到上海專訪。他直言不諱：“爭世界第一高有什么意義？金茂大廈像中國的塔、寶劍和毛筆，造在中國，有中國味、時代味，才算好建筑。日本有好多建筑大師，學歐洲那么早，為什么不造一幢生態的、節能的、現代的、中國的大樓？”節目播出后，他的日本學生來電稱快，“從來沒有人這樣批評我們日本人的！”
平遙、周莊
阮儀三的保衛戰，幾乎打遍全中國。
１９８０年，山西平遙和中國別的地方一樣，大興土木搞發展。阮儀三帶了１１名學生，“１２勇士下平遙”。到那兒一看，城墻扒開了，開進去一條大馬路足有１８０米，拆了３０多幢明代建筑、１００多幢清代建筑……他心疼地大喝“刀下留城”，隨即找到山西省建委領導，要求馬上停止這種“破壞性建設”。一介講師，人家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且光有規劃沒有錢，怎么保護？他只好上北京搬救兵。當時的建設部高工、全國政協城建組組長鄭孝燮，文化部高工、全國政協文化組組長羅哲文等專家，都在他的感召下，奔赴山西做工作，還促成文化部撥專款維修古城墻，“我要到的第一筆錢有８萬元，相當于現在的８００萬元呢！”平遙這才死里逃生，后來成了世界歷史文化遺產。
在《古城筆記》一書中，阮儀三錄下了當年的辛苦與激情：“一九六二年隨董鑒泓老師……一起考察雁北邊防城鎮，當時真是艱苦得很，買不到吃的，就是幾個土豆和雞蛋充饑，后來回到太原，洗了衣服晾在繩子上才發現衣縫里嵌有不少虱子的尸體……”、“我和張庭偉等看到平遙那么完整的古城，真精彩，情不自禁花一天一夜畫了一張平遙古城的大鳥瞰圖，現在到處用的就是這張為主圖的古城圖。”
“平遙為什么幸存下來了？因為它窮，人家拆掉幾百幢、幾千幢了，它拆得慢……”阮儀三說起汾河畔另一座古城新絳，在１９６０年代和“文革”結束時他還一睹其風采，可惜到１９８０年代已無跡可尋，“隋唐名園之城啊，全毀了！５０個江南古鎮、２０００個古城，我們保護下來的只有幾個？”他痛心疾首。
周莊，差不多在同時被搶救下來。
第一次，護鎮心切的阮儀三揣著江蘇省建委的紅頭介紹信去了，可“土皇帝”們不買賬：“保護古鎮就是保護落后，馬達響才是硬道理”、“什么規劃？藍圖全在我腦子里”、“我們忙得要死，不要你們知識分子來管閑事”……這就是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室主任受到的“禮遇”。“事后想想，都要哭出來了！”
再去周莊時，他把剛剛拿到的一筆５０００元科研經費直接匯到了周莊的賬戶里。那可是一毛錢可以吃一頓早飯的年代！他承諾：“保護古鎮，開發新區，發展旅游，振興經濟。”他無償為當地引進上海的工廠，引進第一隊組團游人。
周莊的旅游火起來了，蘇州市規劃造一條從周莊西北側穿鎮而過的柏油大馬路。公路修到鎮門口，遭到阮儀三的阻截——“這條路把周莊的古鎮格局給破壞了！”鎮領導怕丟烏紗帽，“不堅持了吧，阮老師，我們胳膊扭不過大腿。”他哪里肯依，“我不怕！要在周莊開路，就讓他們從我的身上軋過去！”此役以修路人的退縮而告終。
這之前，５０出頭的阮儀三已經領受過無數江南小鎮“父母官”的驅逐令。有記者說他，那樣大吵大鬧不像知識分子。他正色道：“對毀掉珍貴遺產的錯誤，你不抵制嗎？我覺得這正是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他強調：“我的倔強，基于公德心。”
在阮儀三保護古城鎮的名錄上，還有蘇州、揚州、紹興，甪直、南潯、烏鎮，安陽、南陽、商丘、福州、潮州、雷州、肇慶、臨海……可是，中國太大了，該保護的又太多了，除了阮儀三，還找得出第二個這樣孜孜不倦的人嗎？他孤獨而無奈，“能保一點是一點吧。”
跟阮儀三探討何為愛國。沒有空洞的口號，他觀點鮮明：“什么叫愛國主義？愛祖國、愛家鄉、愛民族，就要知道自己家鄉、自己民族的特點。這些無形的精神底蘊，是寓于具體的實物環境之中的。留下真實的歷史生活環境，就是留下我們民族文化的根。”
在專著《歷史環境保護的理論與實踐》中，他詩意地闡述道：“人是一種有思想有感情的動物，他們需要在環境中體味自己的歷史，尋找生活的記憶，撫摸過去的痕跡；而沒有歷史和傳統的城市是荒漠，是有感情的人不能忍受的。建筑和城市作為文化傳統的載體，是一種物化的感情，這種感情從家庭、家鄉推及整個國家、民族……”
麗江、景德鎮、昭化、九華山
那年，麗江正恭候聯合國“申遺”專家組的光臨，不料云南發生七級大地震，專家組決定取消麗江之行。遠在上海的阮儀三不甘心，深更半夜里，竟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打電話，說明麗江的木結構房屋是中國建筑精華的范例，榫頭像人的關節，是活的，足以對抗七級地震，懇求他們按原計劃前往考察。麗江“申遺”，最終成功了。
阮儀三在景德鎮黨委書記的陪同下考察建筑，發現那里有一條窯工街，隱約可見從宋代直到明代曾經有過的輝煌。“這是世界級的珍品！”他建議花錢修復。書記問需要多少錢，他說初步弄一下大約３０萬。書記面露難色。說話間，到了瓷都博物館。看那琉璃瓦建筑，非明非清非民國，是不倫不類的仿古貨，既無藝術性又沒實用性，一打聽，造價竟高達３個億！他氣壞了，“剛才說３０萬沒有，３個億倒有啦？你們只知道展示形象，親手毀壞了家園還引以為榮！”年輕的書記沒想到老教授發這么大的火，也從沒聽到過這么重的話。臨別，還有語重心長的一句：“聽不到反對的話，可悲啊！我今天是作為一個老黨員，來教訓教訓你！”
故事講得跌宕起伏，阮儀三忽然笑了，“最近完成的四川廣元昭化古城項目，是做得最道地、最親民、最和諧的。老百姓一家都沒搬走，經規劃修繕后的老房子，住著方便、舒服，房價也從每平方米２６００元漲到了６０００……老百姓眉開眼笑，我好開心！”
而在九華山搞規劃時差點兒丟了命的往事，他自己沒講。那是１９７９年。看到“九華一千寺，撒在云霧中”的自唐至清的小寺廟，一個個被富起來的人們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毫無特色的大廟；看到屬于廟產的森林被砍伐，廟里的老和尚默默流淚，他憤怒地敲著鑼，把砍樹者喊下來，沒收了斧頭，登記了姓名，再把他們訓走。半夜里，老和尚叫醒他和學生，拽著他倆拼命往后山跑。到了山頂，只見下面火把、電筒匯成一片，原來是來抓他們的！事后，他下山報告，哪知縣長不管、林業局長不管、管理處不管，他只能直接向安徽省委書記發電報了。那批人，包括不作為的官員才被查處。
很多人不解：這樣子拼死拼活，為了什么？據知情人透露，阮儀三每年都要倒貼給古城鎮調研一輛小車。他是借了３０００元巨款著手做平遙規劃的，可那邊的官員到同濟進修是他出的費用。這位做了一輩子建筑規劃的名教授，曾因此長期無力改善自家的住房。
問起現狀。阮儀三輕描淡寫：“９０年代以后，有設計費了。我拿工資，還有附帶收入，很好了。生活是有限的，倒貼嘛不就自己少拿一些？”總算買了新房，也不過三房一廳而已。
補闕
上海，夢開始的地方。
２０歲的阮儀三因父親突然變成“反革命”，不得不從部隊復員。１９５６年，他考取了同濟大學建筑系。畢業前一年，他就當董鑒泓老師的助手，參與編寫《中國城市建設史》了。從１９６０年到“文革”前夕，每年有兩個月，他們在全國各地搞調查，東北、西北、西南到處跑。這個過程，使他對城市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是中國城市跑得最多、縣志讀得最多的人。”后來，他自己做課題，就選了“保護歷史城鎮”的題目。
與另一位名師陳從周的忘年交，更具文人色彩：剛進大學時，陳老師上主課“中國建筑”。第一堂課，老師一看他的大名，脫口道：“你是揚州阮家第四代，‘三’字輩的。阮元，你了解嗎？”他講了從書本上看來的高祖父的事跡，可老師說不對，讓他再去查書。他忘不了老師的殷殷叮嚀：“阮家的后代，要學前輩，好好用功啊！”從此，他就跟在老師身邊，編教材、調查古建筑。后來，老師不上他們班的課了，仍把他帶在身邊“打小工”。老師會忽然問：“梁惠王說什么？翻書去！”還耳提面命：“搞城市史，你得把《二十四史》讀通了。”１９８０年代開始，他當上了助教——上課時，把老師的紹興官話翻譯成普通話，把老師出口成章的詩詞寫全在黑板上。通過老師，他有幸結識了京城的那些大師，享受他們不時打來的電話“阮儀三，那里有個好城市，去看看”。這樣的熏陶，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日后的阮儀三。
現在，他也像老師當年那樣，帶著得意門生到處跑了。每逢暑假，他就拿出１０萬元，外出做田野調查，這兩年的主攻方向是大運河。他討厭空中樓閣或耙剔文獻的文章，討厭借課題之名吃吃喝喝、沽名釣譽，他做著實實在在的事，回家后就在《城市規劃》雜志上撰文推介調查來的好東西，每篇卻僅得稿酬300元。“考慮投入產出的話，我什么也不要做了。”而諸如此類的開創性課題，竟然都申請不到國家科研基金。去年，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成立，只能寄希望于社會有識之士的資助了。
一次一次從上海出發，又一次一次回到上海，阮儀三堅持著，一些夢想就在長久的堅持中慢慢變成現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科壇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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