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暴雨，產出無數段子。而在河北邢臺的鄉村，暴雨卻讓人哭泣。
今年的暴雨，在河南安陽、新鄉與河北邯鄲、邢臺一帶造成的破壞讓人吃驚。這些地區的人們，這些年的主要敵人是干旱。但是，隨著降雨的減少和生態的惡化，大自然對抗暴雨的能力，已經嚴重退化。而對基層政府而言，不但喪失了警惕，也不再有基本的防洪規范。
1998年的洪水，雖然媒體的關鍵詞是“泄洪”，但是人們在現實中討論最多的卻是“保護武漢”，“保護蚌埠”，這種口號的潛臺詞，就是要放棄這些大城市周圍的農村。這是幾十年來一貫的做法，印象中，80年代的語文課本中，就有人們為洪峰安全通過大城市而歡呼的記錄，因為那里密布著工業。
最近30年，在經濟發展壓倒一切的觀念下，犧牲城市來保護農村這種思維，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為加強了。災后的統計，經濟損失與人命至少同等重要，或者更為重要，對官員來說，漂亮的GDP數據是他希望的成績單。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根本性的事實：大城市人更密集，人命本身也更值錢，死后的賠償也會更多。
當然，根據新京報目前的報道，邢臺的災難，可能并不是由于泄洪所致，而是由于“洪水穿城而過，河道突然變窄”。城市沒事，但是緊挨著城市的鄉村卻遭殃了。和泄洪相比，這是更真實的城鄉關系寫照：城市建設對河道的影響，城市化所犯下的錯誤，最終卻由農村來買單。
城鄉關系，不僅體現在經濟和政治政策中，更普遍地體現在一種話語體系中。農村，在城市化的宏大敘述中，已經完全喪失話語權。它是沉默的，偶爾出現在都市化的媒體中，也是被獵奇的對象。它處在被改變和被表達的地位，沒有人真正關心農村想怎樣，甚至農村人自己，也改變了幾千年來“面向黃土背朝天”的與大自然相處模式，變成了面向城市。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這樣的系統：它征召仇恨，并且體制化痛苦。他們把仇恨和痛苦，投注在內部的代罪羔羊以及外來敵人身上（同樣是河北，樂亭人把仇恨對準了肯德基）。惡意與厭棄的官僚體系，在每個層次上利用這種仇恨和痛苦，把它作為一種國營獨占事業，而社會秩序便是依靠這樣的現實而存在。
農村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代罪羔羊”。當然，更具體地說，則是老人、孩子、殘疾人，他們是弱者中的弱者——這當然是生物學上的。所有偽善的修辭都已失效，那些在體質上最弱的人，就讓他們承受吧。
城市用水量激增，缺水的是農村。城市承受不了的暴雨，也必須農村來承受。發源于城市的污染，也已普遍轉移到農村中。在華北，普遍的地下水污染已經不是什么秘密，記住，這導致的是一個個“癌癥村”，而不是“癌癥樓”。
為什么哭泣的總是鄉村？答案就在這里。但是，對城市人而言，邢臺的悲劇，最多只化成一個轉發或幾個憤怒的表情。他們的痛苦轉瞬即逝，不會超過周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亂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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