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長時間沒有吃的，會造成饑餓，饑餓得不到緩解，就會死，一個區域的人，長時間處于解狀態，就會導致饑荒。饑荒的破壞力，與戰爭相比，只大不小。如何使人遠離饑餓，從而避免饑荒的威脅，是從古至今永恒的話題。
亞當·斯密在其巨著《國富論》中對饑荒進行了解讀。斯密認為，天災雖然會使市場上的糧食減少，但是并沒有什么天災能夠使市場上沒有糧食。若是長時間的暴雨使低地的糧食減產，高地的作物會得到更好的灌溉，產量可能會增加。糧食減產的地方一旦缺少糧食，對糧食的需求就升高了，糧食的價格也會上升，人們會根據價格降低自己的食品消耗速度，期待能夠通過節省，使市場上的糧食能夠撐過困難的時期。而且，一個區域的價格高了，就會有商人將糧食從價格低的地方運到價格高的地方售賣，那些糧食減產的區域的食物就增加了。當糧食的價格可以真實反映糧食的供給的時候，市場機制會巧妙地避免饑荒的發生。商人是對價格與供需關系把握最好的群體，因為這關乎他們自身的利益。在糧食缺乏的時候，唯有增加商人的自由度，才可以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而不是打擊這些“奸商”。一旦一個區域缺少了糧食，政府就認為他們應該做點什么。可是政府做的事，往往破壞了糧食的價格對供給數量的真實反映，導致人們誤以為糧食供給十分充足，就不會節儉地使用糧食。這樣，到了后期，由于糧食被過快消耗了，市場上就沒有糧食，饑荒也就發生了。
所以，根據亞當·斯密的觀點，判斷是否會出現饑荒，只要關注糧食總量與人口的關系。因為只要市場上糧食是足夠的，無論哪里發生糧食減產，高昂的食品價格，都會使其他地方的糧食流入減產地區。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最好不要插手，好讓價格可以反映真實的糧食供給數量。
這一觀點被廣泛接受了，而且得到了馬爾薩斯等人的繼承與發揚。英國統治下的地區，自《國富論》1776年出版以來，一直到19世紀末期，十分熱衷于使用這一方法應對糧食短缺。但是，1865年印度奧利薩邦的饑荒中，當地行政長官拉溫紹就表示對私人貿易未能從其他的地區帶來足夠的糧食感到深深地失望，“這一地區度糧食的熱切需求應該能夠創造出來自糧食比較富裕地區的糧食供給”。1906年，英國沒有禁止遭受饑荒的中國湖南向外出口庫糧，引發了暴動；1910年，引發辛亥革命的“長沙大米搶購風潮”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難道亞當·斯密錯了么？
如果糧食短缺地區的人們對糧食的需求，都是有效的，斯密的觀點自然無懈可擊。可是大多數情況下，饑荒的成因恰恰在于，人們買不起糧食，他們對糧食的需求是無效的，而不是市場上缺少糧食。
對這一點進行系統論述的，是1998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瑪蒂亞·森。森指出，造成饑荒的原因，是人們對糧食的“交換權利”急劇惡化，而不是糧食短缺。“市場需求滿足的不是生物學上的需求或者心理上的欲望，而是建立在權利關系之上的選擇。如果一個人沒有什么東西可以用于交換，他就不能要求得到太多”。
孟加拉大饑荒
1942年到1944年的孟加拉地區大饑荒，據說死亡400萬人。1942年10月，孟加拉出現了暴雨和暴風，導致糧食減產；同年早些時候，日本占領仰光，切斷了孟加拉的糧食供給線路。人們普遍認為以上兩個原因使孟加拉糧食供應不足，導致了饑荒。可是森通過他的研究，發現，1938年到1943年，無論糧食供給量，還是人均糧食供給量，最少的竟然都是1941年；發生饑荒的1942年，無論糧食供給總量還是人均糧食供給量，都是最高的，都比前一年高出30%；1943年糧食供給總量比41年高出11%，人均供給量高出9%。從這樣的數據上看，無論是誰，也不能得出糧食短缺的結論。當時，印度政府完全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饑荒，他們僅僅向英國當局要求增加船只用于進口60萬噸小麥（當地的農作物是大米），以彌補小麥的短缺，英國當局拒絕了這一請求，因為這里的谷物年產量能夠達到8000萬噸……
這次饑荒中，除了加爾各答等工業大城市，不直接生產糧食的職業都受到了沉重打擊，自耕農和一些能夠取得分成的佃農卻幾乎完全不受影響。森分析，戰爭時期，國家對軍用設施和建筑的海量投資，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是這次饑荒發生的主要原因。1942年，孟加拉地區糧食供給十分充足，但是掌握糧食的人擔心貨幣在未來貶值，就不愿意出售糧食換取貨幣，導致市場上的糧食供應大量減少了，糧價開始飆升；同時，為了準備戰爭，政府將大量糧食運送到加爾各答等少數幾個工業大城市，加劇了其他地區的糧價上漲。這一地區的工資雖然也有所上升，但是相對于糧價上漲的速度來看，漲幅太低了。把1941年12月的勞動力對大米交換比率指數設定為100的話，1942年12月，這一指數為66，1943年5月，這一比率達到最低點，只有24，到1944年1月，才恢復到65。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自耕農和佃農沒有成為這次饑荒的受害者——他們糧食的“交換權利”并不會因為通貨膨脹而降低，無論糧價如何上漲，他們能夠獲得的糧食并不減少。那些不生產糧食的勞動者，由于需要用貨幣購買糧食，當貨幣對糧食的交換比率下降時，他們能夠獲得的糧食就減少了，糧食價格飆升以后，這些人就開始忍受饑餓，最終大量死亡。
埃塞俄比亞饑荒
1972年到1974年，埃塞俄比亞發生大饑荒。1971年到1972年的雨季下雨不多，1973年的春季雨季幾乎沒有下雨，埃塞俄比亞北部發生了嚴重干旱，尤其以沃洛省的受災情況最為嚴重。但是在饑荒最嚴重的年份里，整個國家的糧食產量只比正常年份減少了最多7%……這根本達不到造成災難的程度——想象一下，一個人平均每天只減少7%的卡路里攝入量，怎么可能餓死呢？尤其是像埃塞俄比亞這種靠天吃飯的農業國，糧食產量波動在10%上下是非常平常的現象。所以，說埃塞俄比亞的饑荒是因為糧食供應缺乏導致的，沒什么說服力。有人認為是沃洛省糟糕的交通狀況導致糧食無法被運到災民手中。但是，當時，有兩條高速公路通過沃洛省，這個省的交通狀況已經是除了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所在的紹阿省之外，最好的了……而且，難民最開始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進行乞討的，難民營也大多設在高速公路旁邊。最吊詭的事兒是，饑荒中，沃洛省的糧食價格竟然根本沒有升高！有些甚至還下降了——一種叫做白小麥的作物價格竟然下降了高達13%！
這次饑荒中，農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這些人用勞動力在土地上進行耕作，收獲的糧食供自己使用，但是當糧食減產時，他們沒有向市場購買糧食的能力。最終，農民不得不出售牲畜和土地，但是牲畜和土地的價格在饑荒時期變得非常低廉，根本不能為農民換取足夠的卡路里。食品市場供給的降低，導致了人們對非食品商品的需求，影響了非食品商品商人的銷售量，使這些商人對食品的需求量降低了。阿瑪蒂亞·森還不能確定如果沃洛省的交通狀況真的糟糕到無法從其他地區輸入糧食，是否會使這個地區的糧食價格上漲。
但是，在所有受災職業中，苦難最深重的，是牧民。埃塞俄比亞北部的牧民在干季會去臨近河流的草地放牧，然后在雨季移動到遠離河流的地區。但是該國政府將大量靠近河流的“容易進水、不易干枯”的草地開發用于種植經濟作物，使牧民只能在遠離河流的草地上放牧。1972年，牧民本應將牲畜移動到靠近河流的牧場，應對干旱，可是這些救命的草地已經不屬于他們了，他們只能留在遠離河流的地方——這些地方的牧草很快就被啃光了——牲畜大量死亡，活下來的也普遍瘦弱。牲畜生產的奶和肉，作為比較高端的食物，牧民是不會自己吃的，因為用這些高端實物換取的糧食，能夠提供更多的卡路里。在正常年份，牧民可以用牲畜交換足夠的糧食，可是在1973年，牲畜與谷物的交換比率，比正常年份下降了超過60%——因為質量太低了；除了質量低下之外，牲畜價格的下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糧食減產的年份，人們最先想到的是如何填飽肚子，而不是如何滿足口腹之欲，這導致市場對高端食物的需求降低了。牲畜價格的下降，嚴重損害了牧民的“交換權利”，當他們不得不賣掉自己所有的牲畜后，只能跑到高速公路上乞討——最先遭受饑餓襲擊的，就是這些人。
阿瑪蒂亞·森告訴我們，如果只考慮糧食供給量與人口的關系，根本無法準確預測饑荒。從有數據可查的時代開始，全球人均糧食占有量從來沒有下降過，可是饑荒還是不斷發生。這充分說明，饑荒并不是因為缺少糧食，而是有人不能交換糧食。如果以這一理論為基礎，我們發現，甚至在經濟擴張時期，饑荒依舊可能發生。有時候，一國政府的確使貧困線以下的人數大幅度減少了，可是有的窮人卻可能更窮了，對糧食的“交換權利”更差了，他們就是饑荒的潛在威脅。政府不僅僅需要關注低于貧困線的人數，還要考慮各種職業的貧困程度是降低了還是加深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頭條號 震旦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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