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最近又有很多“返鄉體”文章上市，很多作者和某些“三農專家”以精英的身份給農民把脈開藥，呈現的卻是并不意外的社會現象。其實，真正的專家首要責任是描述和解釋社會。下邊重發景軍先生十余年前的舊文章，也寫村里的事兒，他沒有為國家民族建言獻計，但講了一個好故事，呈現了學術分析的價值和魅力。同時，景軍老師的故事也更有利于我們理解近日發生了寧波雅戈爾動物園的老虎傷人命案，多一種理解和分析公共政策和社會行動的角度。
【摘要】本文將討論一名農村老年婦女自殺身亡的社會情境。我所要描述和分析的社會情境指三種具體的社會行動之合力：（1）三峽水庫移民政策在一個江村內的執行，（2）一家電視臺派出的紀錄片攝制組對村內一個擴大家庭的追蹤采訪，（3）這個移民家庭對家中兩位高齡老人采取的贍養方式。本文將說明，任何公共政策都可能產生與其最初目的偏離甚至相反的后果，其中包括人們能夠預料的問題性結局。同樣道理，任何社會行為或行動方式也可能會產生與其初衷相反或相駁的后果。這一鋪墊性說明很有必要，因為本文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是“未預結局”，屬于社會學中期理論之一。嚴格地講，“未預結局”是一種既不屬于人們故意造成、同時也是人們沒有預料到的、但恰恰又是違背了某種政策或行動之初衷的一種結局。對“未預結局”和相關問題的討論將有助于強化我們對公共政策和社會行動的分析力度。
一、引子
“妾本禹王女，含怨待楚王，淚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長。愁應隨波去，淚須漂遠洋。乞君莫作斷流想，流斷永使妾悲傷。”這首詩是一位原中央主要領導在1988年讀完李銳同志對三峽工程持不同意見的著作之后所寫。[1]在對這首以“妾”的口吻、“冤”的惆悵及其“巫山”的暗喻所寫成的古體詩進行了較大修改之后，李銳將其發表在《新觀察》雜志1989年第八期。當我第一次閱讀未經李銳修改的原詩，本人產生了許多感慨和推測，但更多地還是想到了一個普通農村婦女。她的名字叫呂全秀，一名三峽庫區移民、一位在遷移之后自殺身亡時已經八十多歲的老人。
我是在1998年第一次聽到有關呂全秀的自殺經歷。那年七月十三號，我在重慶市某縣廣播局蕭局長的陪同之下，乘船抵達距離該縣縣城不遠的大江村。[2]此行目的是了解該村水庫移民的情況。[3]下船后，我們走了三十多分鐘的山路，最終來到大江村一個移民社的社長家中。由于社長早晨已去縣城,我們一邊等待社長回家，一邊從其妻及附近鄰居的婦女那里了解移民情況。婦女們首先談到本社郝振祿一家搬移之后四人先后死亡的問題。那個社長回來之后，他帶領我們訪談了另外三名村干部和一些普通村民。我們在該村先后同十七人的談話中涉及到了郝家四人死亡一事。大家談論最多的還是郝家老太太呂全秀的自殺。呂全秀所在的郝家原來是一個由四代人組成的擴大家庭，其最老的一輩兒人是呂全秀和她的老伴郝振祿。這對老夫婦搬遷時間是前一年（即1997年）的古歷四月二十八。搬遷之后，呂全秀從郝家第一個去世，日子是古歷十月中旬。第二個去世的是老漢郝振祿，日子是古歷十一月二十二。五天之后，即古歷十一月二十七，郝家老大郝萬學的孫女郝春玲也去世了。到臘月初五，郝家老大的兒子郝寇華也離開了人世。
雖然我將討論以上四個人去世的不同原因，本文對呂全秀之死將給予最大的關注，這主要是因為被采訪對象談論最多的是這位老人的自殺。本文集中討論呂全秀之死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東北一家電視臺拍攝過的一部《庫區人家》紀錄片。[4]該片紀錄的那個移民家庭就是呂全秀所在的郝家，而且呂全秀本人在該片鏡頭最多。換言之，在大江村獲得的訪談材料和《庫區人家》的音像材料是本文撰寫的基礎。另外，從1989年到1998年我對甘肅省黃河流域和湖南省冷水江流域的水庫移民問題做過實地研究，對小浪底、新安江、三門峽等大型水利樞紐所導致的移民問題做過仔細的文獻研究。從九十年代末開始，我曾三次到三峽移民區實地考察。上述水庫移民研究對我分析呂全秀這個個案具有相當大的影響，這是我不愿意否認的事實。
二、從郝家之不幸看社會行動理論之一種
在遷移后不到八個月的時間內，呂全秀所在郝家就先后去世了四人，死亡原因均與移民安置有間接關聯。這種關聯所產生的后果屬于我下面要討論的“未預結局。”我要講的“未預結局”是英文“unintended consequence”一詞的翻譯。我之所以將“unintendedconsequence”譯為“未預結局”是因為有“凡事預則立，不預則敗”這句中文成語。用今日時髦話語解釋，“預”就是要有明確的意圖、有目標、有計劃，有準備。反過來說，“不預”指沒有明確的意圖，沒有目標、沒有計劃，沒有準備。考慮到“預”與“不預”的中文意思，我認為可以將“unintended consequence”翻譯成為“未預結局。”由于“unintended”或“未預”一詞的最基本含義指“不是故意的”、“不是存心的”，所以在社會行動理論中，“未預結局”通常指某一行動所導致的某些后果屬于行動者沒有預想到的、有時甚至構成與行動初衷背道而馳的結果。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Merton）就把自己的一篇短文題名為“有意圖的社會行動之非預料結局。”[5]默頓在這篇短小精辟的文章中討論了一股“總想行善、卻又總是作惡的力量。” 默頓在此有意顛倒了歌德所著《浮士德》中那位魔鬼標榜自己的一句話：“我總是作惡、卻又總想行善。”默頓之所以將“總是作惡、卻又總想行善”顛倒成為“總想行善、卻又總是作惡”的原因在于使用一個極端同時又十分形象的例子——“好心做壞事”——來說明“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或“非預料結局”（也就是后來學者們所稱的“未預結局”）這一概念的含義之一：即行動者的預想與行動結果的相互違背。這種結局大概也就是中國人講的“事與愿違。”不過，“事與愿違”也只包含了未預結局這一概念的部分含義。中文里的“節外生枝”“無心插柳柳成蔭”等說法也應該屬于未預結局的范疇。
只在字面意義上討論未預結局當然是不夠的，因為這一概念的提出同社會行動理論有關。在此需要提到？（Anton Blok）是如何將未預結局這一概念運用到他對西西里島犯罪團伙的分析。[6]Blok認為西西里島犯罪團伙所造成的社會性恐懼起源于許多個人化的利益和預想。這也就是說，原來沒有一個人曾經試圖刻意制造一種令許多人（包括犯罪團伙成員自己）都感到恐懼的社會生活局面；但這種威脅到每一個人的局面恰恰又起源于眾人的個體化的預想和行動。在一種有一部分人已經開始依靠暴力而生存的社會環境之中，其他人也逐漸學會了依靠暴力而生存。如果僅僅考慮個人利益的話，這種做法對尋找生存途徑的個體是有好處的。但從整體角度看，這種做法是對每一個人的作惡，即使是對犯罪團伙成員來說也是如此。越是囂張的犯罪團伙，其成員所遭受的死傷威脅越大。換言之，在這種情境之下出現的犯罪團伙對社會和個體構成的威脅可以被定義為眾人個體化預想和行動的未預結局。
我個人認為，雖然Blok對未預結局的描述比較形象，但在學者的有關討論中，還是Norbert Elias對未預結局所下的定義比較精辟，所以值得在此引用并作為我下面討論的框架：[未預結局源于]“許多個人利益和預想的纏繞——無論它們是一致的，互駁的、還是敵對的——而最終產生出來某種并沒有經過某一人物策劃過或預想過的、但同時又恰恰是由于許多個人化的行動和預想所導致的后果。”[7]這句話雖然在陳述方式上別扭一些，其意思還是比較直白的。如果需要把話講的更直白一些，我們可以參照并綜合默頓, Blok, 和Elias三人的看法做出如下定義：未預結局屬于社會行動者既沒有刻意制造也根本沒有預想到的社會行動后果；這種后果不應該簡單地被解釋成為由于意外事件所導致，因為它與社會行動者的具體意圖和行動方式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因果關系。
對未預結局進行理論化的討論屬于建構社會學“中期理論”的努力，而默頓就是這一努力最初的倡導者。對默頓來說，社會學探索中總有兩種令人難以接受的極端傾向：一是無視理論而只顧經驗性資料的狹窄實證主義之傾向；二是無視實證而僅僅利用抽象概念建立一套無所不包的社會理論體系之傾向。為了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找到一個即可以包容實證主義又密切關注理論建構的空間，默頓提出“中期理論”（middle range theories）這一概念，并大力主張在社會學研究中首先從理論的角度對具體的社會現象加以梳理，而不要在研究之始就處理大而空的抽象概念。與社會學整體理論 (total theories)相比，中期理論也十分強調理論建構的重要，但它將這一建構的基礎定位于可以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并在提出一系列理論假設的同時允許在研究之中或之后利用實證的方法對理論假設進行檢驗。[8]根據上述原則產生出來的社會學中期理論包括“參照群體理論”（theoryof reference group），“同伴群體壓力理論”（theory of peer grouppressure）, 社會流動理論（theory ofsocial mobility）,“角色沖突理論”（theoryof role conflict）等等。正如前面所暗示，未預結局理論是社會學中期理論之一種。從方法論上講，對未預結局的分析可以根據其具體情境采用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從行動入手，考察一系列相關的行動所造成的結果，尤其是那些偏離了行動者初衷的未預結局及其產生原因；第二種方式是從行為入手，探討制度化的實踐何以在時間和空間已經變化了的情境中產生出來某種與原來例行化行為背后的期待不大一致或根本沒有預想到的結果；第三種方式是從事件入手，關注某一事件所引發的一系列相關事件及其影響，尤其注重從首先發生的事件與后來發生的事件的因果關系之中梳理出來導致未預結局的原因。當然，這三種分析方式有可能由于要解釋相關但又是不同的情境而同時使用。
三、“已預料結局”與“未預結局”之關系
雖然由于種種人為局限所導致的不便，有關三峽移民問題的文章到目前還是發表了一些。[9]這些文章和一些報刊報道所涉及的問題大多屬于那些密切關注三峽工程人士所預料的問題，如耕地短缺、移民口糧不足、庫區生態惡化、挪用移民經費等等。[10]這就是說，在三峽移民之“預”以非自愿移民為前提之下、在沒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之中、在地方官員腐敗程度加劇的時期內，我們目前所得知的三峽移民問題雖然嚴重，但其實并沒有什么令人吃驚的，屬于連工程策劃者和可行性論證者都已經預料到的問題，而且算入了工程成本和追加投資的準備之中。[11]當然，我們不能將這些問題視為“已預結局”（intendedconsequences），因為那樣會使人產生錯覺并認為這些問題是有人故意制造的。但是，將這些問題稱為“已預料結局”（anticipated consequences）應該是一種可以接受、不失公平而且十分客觀的做法。
由于本文關心的是移民工程中一個發生在草根社會的未預結局，我認為有必要對我要講的這個個案給予一定深度的描述。我前面已經介紹，我要討論的個案之發生地點是重慶某縣的大江村。該村干部是在一九九六年接到“就地后靠”的通知。[12]此時, 呂全秀所在的郝家這一大家子人還住在江邊一條小街上，共分六小戶，呂全秀和老伴單過，但得到各戶的照顧。知道要移民之后，老人表示不愿意搬到山上住，寧可住在已很破舊的老房子里，并且說要到水庫蓄水時才走。這是老人對移民指令的第一反映。可是該村當時被縣移民局樹為移民工作典型單位，是政府官員經常要視察的移民點，所以來自村干部要求郝家老人搬遷的壓力極大。出于不得已, 兩位老人勸兒子們先搬走，又把自己的房屋遷建補償費交給老三的兒子用，自己仍住在江邊老房子里。老三的兒子用了兩位老人的錢，加上自己打工掙來的錢，蓋成三間房之后成家立業。老人的原來的意圖是先“賴”在老宅不走，到不得已的時候才考慮搬到山上。可是到了夏天，一場大雨將老人的老房子屋頂沖破，墻壁也有倒塌的危險。
老人此時手中已經沒有錢修補老房子，更沒資金在移民點建筑新房。為了讓老人有地方住，已經分家的郝家后代商量用抓鬮的方法決定由哪一戶贍養老人，并為他們騰出地方住。三媳婦代表三房（老三早已去世）參加抓鬮，不想抓中，反而抓中。就這樣，兩位老人住進了三房，由三媳婦供養，其他幾戶從經濟上支持。這種供養方式是中國農村贍養老人的典型方式之一。[13]但由于老三媳婦的兒子剛剛分家出來，自己也已經上歲數的三媳婦只好和年邁的公公、婆婆另起爐灶。呂全秀不久就說老三媳婦的地點不如老房子寬裕，又說在坡上不如在坡下住得習慣，所以不斷催兒子們將下面房子趕緊修好，口口聲聲講要搬回江邊的老家。
知道老人的不滿之后，郝家后代商量并決定應該由三房負責修理老房子，因為老人的移民補償已經被三房的兒子使用。但由于老三家的兒子此時在外出打工，老三媳婦自己又無錢無力修房，她一時急壞了，撲到老房子墻上放聲痛哭。[14]見此情形，大家又開會商量對策，最后決定各戶輪流供養老人，一戶五天，在哪家生病，哪家負責養病，在哪家死人，哪家操辦喪事。由于山上能蓋住房的地點過于分散，郝家六戶搬到山上之后就不能再在一個地方居住，只好按上級分配的地點各自安頓家室，距離最近的兩家也相隔幾十米以上。要吃供養，兩位老人每隔五天就得沿著移民新村的石臺階小路，從一家走到另一家去吃住。由于路上石臺階的高度在四十公分左右，每次走這條路均成為對兩位老人身體的極度折磨。呂全秀為此深感不滿，覺得自己都是八十多歲的老人還這樣活著，簡直就像要飯的，一氣之下住到女兒家不回來。呂全秀在女兒家住長了，村里就有人說閑話了，講郝家五房后代居然不能妥善照顧老人。聽到這些話，郝家很快就派了四名后生用滑竿將老太太接回來，但供養方式沒改，還是輪火頭（即輪流供養），老人在移民點還是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房子可住。
四、水庫移民、老人贍養與“國家同志”之出現
從郝家商量搬遷和養老問題之開始，《庫區人家》攝制組就一直追蹤采訪這個移民家庭，一共先后去過四次，住在村內的工作時間共達二十多天。雖然呂全秀能夠記住攝制組成員的名字，她還把這些她認為代表國家的小組成員統稱為“國家同志”，并相信他們是受國家之委托來到大江村。她對這些人身份和使命的判斷是準確的。1992年全國人大通過建立三峽水利電力樞紐之后，國務院立即要求各部委和北京、上海、廣東等發達地區“對口支持”三峽庫區建設。到2001年上半年底，庫區從此類支援中獲得實物和資金的投入共折合80億元。[1]所謂“對口支援”不僅僅局限于實物和資金，而且包括技術援助、干部調入、學校建設等等。郝家所在那個縣的廣播電視局在上級的安排之下與東北一家電視臺取得聯系，由后者協助支持這個庫區電視臺的發展。由于移民工作是地方政府宣傳工作的核心，東北那家電視臺對口支持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幫助當地電視臺提高移民節目的制作水準。[2]拍攝《庫區人家》的決定是這兩個單位合作的一個重要基礎，也是縣委宣傳部支持的項目。
《庫區人家》攝制組成員到大江村之后，對呂、郝兩位老人非常尊敬，經常送東西慰問，誠心誠意地感謝他們的合作。攝制工作時，鏡頭又集中于兩位老人，所以家里人在輪流供養開始之后也特別注意照顧老人。攝制組離開后，老太太又不高興了，不斷地說“還是國家同志好，還是國家同志好。他們知道孝敬老人。”她還說打算搬到山上的觀音廟自己單過，并認為攝制組成員人好心眼好，早在觀音廟為她悄悄地留下了兩千斤大米，一千多斤煤，以備萬一。郝家老三媳婦后來講，“誰也沒把她那話往心里去，都以為她歲數大了，說些胡話也很正常嘛。”老三媳婦經常伺候老人，但她也沒有想到那些“胡話”居然是老太太的心里話。
到古歷十月十一號，老太太忽然不見了。家里人開始還以為她對供養不滿又去了女兒家，后來遇到在村后山里見過老太太的人，一問才知道她果真去了觀音廟，要吃“國家同志”留下的大米。沿途走勞累了，老太太在一個熟人家住了一晚，后來又被一位打草人背著走了一段路，最后自己走到觀音廟。了解到這些情況，郝家二十多人在觀音廟附近開始找人，幾天后在不遠的一個陡峭山崖下的草叢中找到了呂全秀的尸體。
聽到老伴去世的消息后，郝振祿抱頭痛哭，三天粒米未進。埋葬老伴時，他撲到墳上痛哭并高喊：“你也讓我跟你一起去吧！”四十天后，輪到老漢從大兒子家去小兒子家吃供養，他早上起床后看了一眼長江，長嘆一口氣，一翻身就喊來大兒子，說腦袋痛。大兒子怕老人這一天病倒了要由大房支付醫療費用，趕緊叫人用椅子把老人抬到小兒子家，不到半天，老人就斷氣了。村醫說是腦淤血，小兒子最后負責了喪事。郝振祿死后，其長子長孫的女兒郝春玲突然發病，經查是黃膽性肝炎。在郝振祿去世的第五天，這個年僅四個月女娃也去世了。
此時村里人對郝家有了各種公開議論，其焦點是郝家大兒子郝萬學。作為郝家的長子，他本應該主持大家庭的事物，協調各戶關系，想出一個令老人滿意的供養方法。此時，他自己的孫女也去世了，這種巧合使一些村民馬上聯想到這是否就是人們常常念叨的那種天地報應。
一個月之后，這一想法好似得以證實：郝振祿的小兒子郝柏學剛剛買了一輛小貨車，學了十天駕駛就上路了。當時沿江正在大規模修建新村和城鎮，郝柏學自以為看準了機會，急于靠拉貨發一筆財。臘月初七，他帶著大哥的大兒子郝寇華以及三個村民駕車去鎮上辦事，半路下雨路滑，車子滑下山坡。翻車后，四人輕傷，惟獨郝家的長子長孫郝寇華腦部受重傷，送到縣醫院，醫生講郝寇華只有百之一的活命希望，如果堅持要動手術，先交押金四千元。家里人一商量，決定不治了，郝寇華被拉回家半天之后就死了。
至此，大江移民村附近多了一處人們嘆息的地點——郝家新墓地。郝振祿埋在新墳地的中間，呂全秀在右，郝寇華在左。郝春玲因為未成年沒有土葬，其尸體被火化。
應該在此特別強調，郝家的四人死亡并不是因為移民工程某些失誤而直接造成的后果。呂全秀之死是吃供養一事的矛盾所致；郝振祿之死是悲痛所致；郝寇華之死是翻車事故所致；郝春玲之死是因為得了黃膽性肝炎。但是，這四人的死亡同水庫移民工程的間接關聯令人不可忽視。例如，吃供養一事同遷移關系緊密。原來郝家幾戶住在一處，如果吃供養，那完全可以是從這個院走到另一個院的事。搬遷后，對兩位高齡老人來說，輪流吃供養就成為十分艱難的事情。另外，買車拉貨做生意是因為郝寇華看到家里的土地到水庫的水漲上來之后就難以糊口的前景，所以急于要另做生活打算。他咬緊牙根靠借錢買車，準備靠運輸掙錢對付遷移之后生活的不確定性。再有，作為郝家長子長孫之女的郝春玲是個第二胎，沒有到政府規定的計劃生育年限就出生了。由于該村是移民典型單位，政府官員經常到該村視察工作，家里人恐怕鄉干部和縣上來的官員發現郝春玲之后要罰款，就悄悄地把她送到她母親的娘家寄養。[3]在母親的老家大山里，沒有醫生看病，到病重下山求醫的時候，這孩子已經病入膏肓。
五、國家同志與未預結局
當我和蕭局長從縣城出發前往大江村時，我們還根本不知道郝家已經發生的災難。在縣城與蕭局長認識之后，我從他那里了解到大江村是移民先進典型這一事實，同時從他那里得知東北一家電視臺拍攝了一部《庫區人家》紀錄片，其拍攝地點就在縣城附近的大江村。在觀摩影片之后，我對紀錄片中的那戶移民家庭產生了濃厚興趣，并表示希望采訪該家庭成員。當我們剛剛走進大江村時，蕭局長就感覺路上遇到我們的村民對我們雖然很客氣，但又好似不大愿意同我們講話。蕭局長當時講：“這就怪了，以前老百姓很熱情啊。這是怎么搞的？”進村之后，我們才知道郝家四人死亡一事，村民談論最多的是呂全秀之死。
老太太從廟里出來后迷失方面，一不小心滑到山崖下摔死——這是郝家人的對外的說法；老太太從廟里出來后心情沉重，堅決地爬行到山崖上自殺——這是村干部的私下的說法。
我們訪問的村民大多支持呂全秀自殺的說法，但對老人為何自殺又有不同解釋。有人講，老太太不愿意繼續給孩子增添撫養的負擔，因而產生輕生的念頭。也有人講，老太太看到由于贍養問題，幾個后代之間、尤其是妯娌之間、產生了矛盾，所以人變得心灰意冷，失去了生活意愿。還有人講，郝家養老的問題和矛盾成為了村里眾人議論的話題之后，老太太感到很沒有面子，不愿意繼續充當村民對郝家評頭論足的話柄。與此同時，還有村民提到，老人根本就不應該搬遷，留在老房子也活不到水庫儲水到二期水位（海拔一百三十五米）的時間（二零零三年）；不情愿地離開老房子之后，老人覺得再沒有活著的必要。即使當著謝局長的面，有幾個村民還這樣暗示：《庫區人家》攝影組的同志對郝全秀太好了，好得比她的親人還好，攝影組離開之后，老太太感到沒有任何寄托了。這言外之意是說攝影組的離去帶走了郝全秀的生活希望。
以上幾種說法的差異和共同點很值得我們注意。這幾種說法的不同點源于不同村民對老太太之死的不同判斷，而其判斷的根據大概來自每一個講話人對郝家贍養老人問題和矛盾的不同了解。盡管如此，以上幾種說法的一個共同點是對老太太死因的認同，每種說法均認定呂全秀是自殺身亡。在同村民和郝家家屬的談話中，我們了解到老太太確實意識到搬到山上實行輪流供養之后，自己成為了后代的沉重負擔；她也因為后代在養老問題上出現的各戶矛盾而傷心。她同時因為村民的議論而為郝家的聲譽感到極度焦慮。如果僅僅是由于這三個原因，我認為郝全秀的非正常死亡就不太令人感到費解了。我之所以這樣講是有原因的。例如，香港城市大學的Alex Kwan 于1998年指出，在儒家文化源遠流長的社會中，為了減輕兒女養老負擔而自殺或由于家庭養老的重重矛盾而自殺的老人是所有自殺老人的主體。[4] 這現象多少說明了為什么當代華人社會的老人自殺率高于一些西方國家。其中，新加坡的老人自殺率是其人口總數的50/100,000，香港老人自殺率是其人口總數的28/100,000。[5]這兩個數字均高于美國老人的自殺率（20/100,000）。北京城區老人自殺率雖然只占該市城區人口總數的13/100,000，但這個數字仍高于新西蘭的老人自殺率（12/100,000）。也許我們可以將此現象稱為“孝文化悖論”，因為它恰恰出現在一個長期以來在民間和官府均以孝道為本的文明體系之中。由于篇幅局限，此文只能對這種“孝文化悖論”進行如上簡單的描述。
回到村民所提到的《庫區人家》攝制組與呂全秀死亡的關系。難道攝制組對老太太的自殺真應該像有些村民所暗示的那樣而擔負某些責任嗎？如果他們應該負有某種責任的話，那么它又是什么性質的責任哪？首先，我個人認為攝制組在呂全秀之死一事上沒有任何法律責任。無論什么樣的高明律師恐怕都難以證明攝制組對呂全秀之死應負有哪些法律責任。另外從道德角度看，無論什么樣的倫理學家也難以過多地指責攝制組的所作所為，其基本原因在于攝制組成員是帶著誠摯和愛心對待了老太太。正如參加過攝制過程的蕭局長所介紹，《庫區人家》攝制組對呂全秀的關心程度可以說無微不至：“老人認為我們對她非常好，比兒子還好。我們從物質上幫助她，在言語舉止上表現出對她尊敬，把她當成郝家舉足輕重的人，這是她平時得不到的幫助和尊重。我們最后走時答應回來看她，幫助她解決生活困難。老太太主要覺得吃供養就會失去獨立，覺得跟一家人過好，但沒有一個兒子愿意讓她跟，都怕自己媳婦不高興。”老謝的介紹中有兩個具體內容值得注意：一是攝制組的出現使老人得到了“平時得不到的幫助和尊重；”二是沒有一個兒子讓老人跟自己過的原因是“怕自己媳婦不高興。”[6]
與許多以宣傳為目的的紀錄片不同，《庫區人家》攝制組是在當地干部沒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況之下與呂全秀結識的。據蕭局長和村干部介紹，攝影組剛剛到該村時，還不知片子的核心人物應該是誰，在村口巧遇呂全秀。老太太當時正背柴上坡，頭發很亂，顯得很累。此時攝影組有人喊攝影師趕快抓住這個鏡頭，而后問老人是否愿意搬遷。老人回答得很干脆，明確說自己不愿意離開故土，但贊成國家修水壩搞建設，歡迎攝影組到她家拍攝鏡頭并訪問其他家庭成員。攝影組后來根據這次采訪剪接了一個短片，通過縣電視臺播出。短片播出之后，攝影組又來找呂全秀，希望以她的配合更加深入地拍攝移民工程對當地人民的影響，但是郝家后代此時出面不讓拍攝，說上次電臺播出的那個短片出盡了郝家的洋相，因為老人上鏡頭的衣服過于破舊，背柴火的鏡頭也讓觀眾以為老人無依無靠，得自己動手干活養活自己。郝家后代還認為電臺靠這部影片掙了大錢，郝家反倒分文未得到。了解到這些問題后，攝制組答應讓郝家觀看原片以表明在剪接時沒有故意貶低郝家后代，同時再次說明拍片的目的是反映庫區人民的犧牲精神和艱苦生活條件。攝制組對郝家老人后代講，拍這部片子是“政府行為”，如果當事人（指兩位老人）不愿意，就馬上停機；如果當事人同意，別人（指老人的家屬）不得干涉。攝制組同時對兩位老人反復說明了拍攝《庫區人家》的意義所在。
在老人表示愿意合作的基礎上，郝家后代提出了幾個條件：為老人一人照一大張彩色照片，幫郝家的各戶拍照一張免費全家福，雇人搬運攝影設備時必須使用郝家自己人。達成協議之后，攝影機又運轉了，中心人物還是兩位老人，尤其是呂全秀。我們應該注意，攝影組對待老人后代的態度雖然強硬，甚至使用“國家行為”的說詞來化解他們的阻撓，但對待老人時采取了“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方法。答應郝家后代的那幾個條件可以說是為了建立一種既互利又有人情味的關系。當老太太生氣住在姑娘家不下來吃供養時，還是攝制組成員出自愛心而悄悄地把村里人對此事的私下議論轉告郝家弟子而且動員他們接老人回來。兒子們去后，呂全秀連連表示“國家同志好！國家同志好！他們讓我回去我就回去。”過年時，攝制組為老人一人買了一套新衣服，并帶著煙酒上門拜年。看到來慰問自己的攝制組成員，呂全秀再次連聲贊嘆：“國家同志好！國家同志好！”當老人搬家時，攝制組出資請來玩獅子舞的藝人助興，并請人沿途打鼓放炮。由于攝制組事先已經做過動員工作，村干部在移民新村還為老人召開了一個歡迎會。如此禮遇又一次感動了呂全秀，在歡迎會上她又連聲稱贊“國家同志好！國家同志好！”
這些從外地來到庫區搞“對口支援”的國家同志也確實好。按照國家移民工程的有關政策，有條件的外地機關和企業需要與庫區的對口單位掛鉤，在資金、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持庫區建設。《庫區人家》攝制組作為支援單位的派出工作組來到庫區后提出，堅持不拍攝只講成績而不講問題的記錄片，一定要找到能夠反映庫區移民為國家做出重大犧牲并且生活艱難的角度和人物之后才開機拍攝。最后選擇拍攝郝家的遷移過程和呂全秀這個中心人物就是在這種立意的指導之下所做的決定。在我所看過的涉及三峽移民的新聞片、專題片和記錄片之中，《庫區人家》不愧為一部上乘記實作品。這部紀錄片體現著該攝制組成員對采訪對象的真誠關懷以及對三峽移民工程出現的一些問題之深切關注。
六、過失何在？
如果攝制組對呂全秀之死在法律和倫理道德層次均都沒有什么責任的話，那么其成員就沒有任何其他可以值得討論的失誤嗎？我個人任為，其失誤之處恐怕恰恰在于他們對呂全秀那種無微不至的關懷。在對老人的關懷過程中，攝制組干預并且改變了采訪對象的生活格局。這里就出現一個干預的目的是什么的問題。按照時下人們對媒體的看法，攝制組對呂全秀的關心無非是為了把片子拍攝好，甚至為了這一目的而虛情假意一番。同樣按照這種說法，攝制組的一系列行為——親切地喊呂全秀老媽媽、過年時買禮物送給老人、雇用玩獅子舞的藝人為兩位老者的搬遷增添一些節日氣氛、以及動員村干部為老人的來到移民新村召開歡迎會——不過為了是籠絡人心討好老人和家屬。雖然我們不能排除攝制組急切希望靠老人的配合而拍攝出一部佳作的動機，我必須在此指出，在所有訪談中沒有一個人講攝制組成員對老人的態度是出于利用或欺騙的目的。如果真是那樣，已經由于一些煩人的遷移問題而對地方官員有抵觸情緒的大江村移民恐怕就不會對又一次出現在該村的蕭局長太客氣了。雖然大江村是一個移民先進單位，其遷移過程之中和之后還是出現一些移民與地方干部的激烈矛盾。甚至在作為移民工作模范報告團成員之一來到北京之后，該村一位干部還對記者講，移民工作使他“冤枉受了，巴掌挨了，甚至差點挨刀子……萬一有啥，我家那兩個娃請國家帶到十六歲。”[7]在這種矛盾激烈的社會環境中，如果攝影組曾經以欺騙的方式和虛偽的行動對待呂全秀，我很難想象蕭局長會同意陪同我到大江村訪問郝家。他畢竟是代表縣政府帶領攝影組到大江村采訪的負責人。
了解拍攝《庫區人家》過程的大江村民和村干部親眼看到攝影組對呂全秀的關懷之真誠，也知道攝影組拍這部影片的基本立意是反映庫區人民的重大犧牲。有一位村民這樣講：“呂全秀的故事就是我們大家的故事，拍老太太，村里沒人反對，只有支持和幫忙的。”講這話的人同時表示，郝家的具體情況也確實同其他家庭不大一樣。首先，郝振祿是該村最年長的一位老人，郝家又是該村郝氏宗族中人丁興旺的一個“大家庭。”在村干部動員村民簽訂搬遷合同之時，郝家一家老小三十多人按照老人的吩咐而按兵不動的態度給村干部出了一個大難題。如果這個大家庭不搬遷，其影響非同小可，可能導致連鎖反應。但村干部必須考慮到如果對村里最年長的老人采取過激行為恐怕會引起公憤。所以，村干部總是帶著商量的口氣動員老人搬遷。村干部介紹說，這樣的動員工作是根本講不得大道理。兩位老人早就知道修建三峽電站是國家大事、屬于中央直接批準的重點工程。老人同時明白，當地群眾即便有無數困難也要遵守局部服從整體、小家服從國家、老百姓服從政府的方式而行事。
在此種情境之下出現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時間安排。郝家老人認為自己根本沒有希望活到二期水位的時間，只想穩穩地住在江邊，將來死在老房子里。但老人拒絕簽訂移民合同的堅決態度讓郝家后代十分為難。只有簽了合同，他們才能領取移民款；只有簽了合同，他們才能在山上領到宅基地修建新房。但是，如果他們不顧老人的看法而自己簽了移民合同，這幾戶郝家后人又怕村里人笑話，怕街坊鄰居說他們自私、不孝、不尊重老人的意愿。在村干部的反復動員之下，這幾戶郝家后代最后勉強簽訂了合同，但仍然不能真正舉家遷移，因為兩位老人還沒有絲毫準備上山的意思。老人不走，這個家是搬不得的。郝家一個孫子的話講，如果“老一輩人沒有意思跟著走，其他人就搬走了，那就太不孝順了吧。”所以，村干部又來做動員工作。前幾次來時，他們所講的是郝家不搬遷對全村搬遷工作的不良影響。這次來時，他們所講的是郝家老人不搬遷對其后代的不利。村干部尤其提到村里小學已經遷移到山上，兩位老人的重孫子、重孫女必須要到山上讀書。如果老人同意搬遷，孩子們上學將方便許多，這是關系到郝家下一人的成長問題。兩位老人正是在這種人情化的干部動員之下開始勸說兒子們先搬遷。由于村干部的私下傳話，村里人也慢慢地知道了這是老人自己的意愿。后來在老人仍然留在江邊的情況下，村干部還是悄悄地把房屋拆建補償費交給了老人。
對這些背景情況，攝制組成員是了解的。也正是這類極為人情化的處理方式深深地吸引著這些“國家同志”。在他們第一次遇到呂全秀之后，攝影組成員來到郝家逐個詢問搬遷給大家帶來的困難，尤其是如何才能使老人高高興興地上山的問題。蕭局長介紹，當攝制組了解到老人搬到山上之后就不能單過時，其成員之一建議老人跟一戶人過日子，其他幾戶從經濟上支援。這也是郝家幾個兒子一直認為比較合理的奉養方式。但由于老人要跟一戶過日子的話，那戶的婦女就得承受相當大的責任和工作量，在媳婦們不大同意的情況下，老人的愿望難以滿足。通過攝制組成員的勸說，郝家后代再次討論養老問題并下決心讓老人跟一戶過，其他幾戶以人力和物力給予協助。為了擺平各戶的關系，后代們使用了抓鬮的方法選擇主要供養戶，結果這個鬮卻被最沒有提供養老條件的老三媳婦所抓中。老人對老三媳婦處境是同情的，因而后來鬧著要回老房子住。鬧的結果是一次家庭會議之后所決定的輪流供養方案。
老人在不同幾個小家庭吃供養時，其所得到的照顧的程度本應該是由兒子、兒媳婦、孫子和孫女等人同老人的感情親密程度和各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定的事情，但是由于攝制組的不斷來訪，這幾戶人家不得不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向“國家同志”表示他們對老人的孝順。此時的孝順成為無條件孝順，即不實際又不能長久。如果我們認為這種不切實際的孝順不過是一種表演的話，那么我們的判斷就可能無視了郝家后人的難言之處。這些人深知《庫區人家》是“中央派下來的人”所制作的節目，是反映水庫移民為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的影片。他們也知道，當地政府對該片十分重視，希望在播出之后，國家領導人和有關部能夠重視庫區干部所處理各種移民問題之復雜。[8]為此，郝家十分希望與攝影組積極配合以滿足當地政府的期待。但畢竟是自己上鏡頭，各戶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同時，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有關贍養老人的道德倫理說教反復強調的是無條件的孝道，對實際生活中有條件的孝道予以否定。既然要上鏡頭了，郝家后代為什么要表現出來與道德倫理背道而馳的行為哪？
應該說，攝影組成員也有刻意制造“鐿頭效果”的過失。例如，攝影組雇用藝人舞獅子迎接老人上山并成功地動員村干部為老人開了一次場面隆重的歡迎會。但這些效果的刻意制造也絕對不是無中生有。蓋房和搬家本來就是農村生活中的大事，利用新舊儀式化手段圖個吉利是常見并且合乎情理的現象。更何況郝家這次搬遷是從祖祖輩輩居住的老房搬到移民新村，而且還是在多少人反復動員之后辦成的一件大事。關鍵問題是如果沒有攝影組的資助和動員，這些儀式化的圖吉利方式就有可能從簡或省略。但是由于“國家同志”的參與和干預，這種從簡或省略的可能被排除了。更重要的是，當攝制組離去之后，“國家同志”干預之下出現的那種特出的養老情境消失了。對老人的照顧程度變成了各戶成員（尤其是婦女）所能承受的程度。同時，呂全秀成為了郝家既特出又普通的一員。她的特殊身份源于她在《庫區人家》制作中所受到“國家同志”的高度重視和關照；其普通一員的身份源于攝影組離去之后家庭生活現實的回歸。此時的呂全秀從一位上過電視的人物一下子轉變到了只能依靠輪流供養才能生存的一位老人。“國家同志”在與不在的巨大的反差使老人產生了一股強烈的失落感。她后來一直念叨“國家同志好”的原因恰恰源于這種強烈的失落感。她最后從家出走、要到山上觀音廟單過的決心也來自對“國家同志”的信任和期待。
另外需要介紹，攝制組來到之前，呂全秀與村以上干部沒有過任何密切接觸。攝制組來到后，這些“國家同志”張口閉口喊她老媽媽，而且還引導她的后代要對她更孝敬一些。來自作為政府喉舌而且又是陌生人的這些“國家同志”之如此非同尋常的關懷，呂全秀完全感動了。她還經常以他們的關懷為例，要求孩子們也要像“國家同志”一樣孝順。而孩子又總是不能像“國家同志”那么孝順的表現使老太太傷心不已，最后決定上觀音廟單過。一位能說會道的村干部說：“老太太一輩子沒有直接同政府的人來往過，攝制組又對她特別照顧。她人一輩子燒香拜佛，攝制組同志在她眼里簡直就是神仙下凡。老人到廟中發現沒有糧食，受了好多大的精神刺激。已從家里出走幾天，又怕回去受指責，又怕還是要吃供養。再說，她感覺攝制組就是觀音菩薩化身，在百萬移民中偏偏選中了她拍電影。她認為攝制組肯定為她想好了出路，在她最愿意去的地方留下了大米。奔波兩天，爬到廟上，她找不到大米、找不到煤火，這時候，人也不能信了，神也不能信了。高山懸崖，歸宿就在眼前。那崖二丈多高哪！。她去廟上的第二天下大雨，即使沒有摔死，也得凍死餓死。找到尸首那天是舊歷十月十六，是呂全秀從家出走的第四天。”同其他村民相似，這位村干部并沒有責怪《庫區人家》攝影組，對老人的非正常死亡表示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同其他村民的看法不同是他講的老太太認為那些“國家同志”就是觀音菩薩化身一事。對無神論者來說，將攝制組等同于觀音菩薩的想法要么是一種認知錯位，要么是一種沉重現實壓力之下產生出來的幻覺。但對于這個相信超越人間力量之存在、而且已經邁入人生旅途終點的高齡老人來說，希望并且堅信在觀音廟找到“國家同志”留下的煤火和糧食既是一種現實的追求，又是一種超越現實的渴望。
七、分析“已預”與“未預”的關系
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所著《社會的構成》中文譯本對我撰寫和分析呂全秀的故事有極大的啟發，而這一啟發又恰恰來自該書中譯本的譯者對“unintended consequence”一詞不大準確的譯法。在這個譯本中，李猛和李康兩位學者將“unintended consequence”譯為“意外后果”。[1]如果我們將之譯回英文，原來的“unintended consequence”就可能變成“unexpectedconsequence。”但是，無論是中文的“意外”還是英文的“unexpected”均無法準確表達“未預”和“unintended”的意思。另外，“意外”或 “unexpected”不能像“未預”或 “unintended”那樣明確地交代某一結局與某一行動的因果關系。在譯本后面的說明部分，譯者在解釋“unintended consequence” 時引用了一個在金融危機中眾人急于取走存款而導致銀行倒閉的例子。這個例子恰恰說明使用“意外后果”翻譯“unintended consequence”的失誤所在，因為這里的“意外”將“已預”（即取走存款、保護自身利益的行為和動機）和“未預”（即存款被取得精光之后而導致的銀行倒閉）之間的因果關系切斷。[2]另外需要說明，在有關社會行動的討論之中，未預結局被提出討論的前提是“預想”、和“意圖”，而不是什么純屬偶然或意外事件所造成的后果。這也就是說，對未預結局的討論有必要明確“已預”、“預想”或“意圖”是什么，同時要清晰地交代“已預”“預想”或“意圖”與“未預結局”的因果關系。
在以上篇幅中，我已經清晰地交代了《庫區人家》攝制組與呂全秀這個個案的未預結局之關系。但是我們還有必要將個案放到三峽移民這個大背景之中加以審視。我在文章開頭已經指出，三峽移民政策之“預”是一百多萬人的大規模搬遷，其依托是的“非自愿移民”，也就是在老百姓即使不情愿的情況下也一定要搬遷。對呂全秀而言，非自愿移民這一要求是無情的。老人不愿意離開一輩子居住的故居，不愿打破原來有形距離和社會距離緊密搭配的居住格局。呂全秀和老伴深深知道這種居住格局的瓦解將意味著他們生活質量的下降。由于種種原因，三峽移民路線只有兩條：一是“外遷”他省，這需要許多復雜的手續和政府的大量投入，許多移民也不予認可；二是“后靠”，這要求移民搬到遠居住地背后的山坡上，而三峽庫區的所在地周邊的山地已經沒有一定規模的空場。對呂全秀居住的大江村而言，該村老百姓被上級安排采取就地后靠方式移民之后，根據自然地形選點建立了新居。這個移民點設在一個坡度較大的山地上，一戶院落到另一戶院落相距十幾米。這十幾米的山路階梯每一級有四十公分高，對年輕力壯的村民來說不算什么困難，但對年邁而又時而需要走門串戶的老人來說，臺階的高度和居民點的分散就成為他們社會交往的大問題。
搬遷之后，郝家后代可以選擇的供養老人方式有四（1）繼續讓老人自己單過；（2）把兩為老人分開后一人跟一戶過；（3）讓兩位老人只跟一戶過；（4）幾戶輪流供養。下面我將解釋為什么最后輪流供養最后成為了郝家后代的“選擇。
首先，讓老人遷移之后單過是可能的，但這是郝家后代不忍心做的一件事。這主要是因為在江邊時的老人單過和在山上的單過有極大的區別。用一位村民的話說，過去“老太太從一家到另一家，閉眼都能摸到，兒女過來照看連串門都不能算，因為還是一家，都住在老房子附近。”這種居住格局決定了老人原來在江邊單過的時候并非是處于一種無依無靠的狀態。一個媳婦端來一碗菜，另一個媳婦拿來一碗米，就能成為老人的一頓飯；老人不舒服時，讓在院子里玩耍的重孫子就能很快通知家人前來看望。所以，在老房子單過的兩位老人，其單過的定義只是財產的分割而絕對不是互助關系的分割。有形距離在這一意義上凝固了老人對后代的依靠，同時也為后人滿足老人這種依靠提供了方便。對呂全秀一家來說，遷移意味著由原來幾戶同住一處到幾戶分散居住的轉變。所以老人不僅僅不情愿離開故居，而且不愿意失去故居居住格局給他們提供的養老便利。
讓老人跟一戶過也是一種可能。實際上，老人原來就指望老三的兒子能夠為他們養老，并且將自己的房屋補償費交給老三兒子，讓他在山上蓋新居。然而老三的兒子在成家之后迫于喪失土地的威脅，為了生活有所保障而外出打工，其妻子又不愿意自己同時撫養三位老人（即她自己的婆婆，外加呂全秀和郝振祿）。再有，把老人分開一人跟上一戶過也是一種可能，但呂全秀和老伴堅決反對這種方式。老人堅持要相依為命、共同生活。這兩位老人相互間的深厚感情在紀錄片中可以看到：他們相互攙扶、提醒、關心的鏡頭均反映出兩人不愿分離的情感基礎。在媳婦們的抵觸之下，以輪火頭方式供養老人成為了郝家不得已的選擇。
在不同地區或不同情境之下，輪火頭可能是一種出于不同原因的安排。莊孔韶在一篇有關福建農村的著作中提到，輪火頭是他所調查的那個村落中共同認可的、既符合道德規范又符合實際需要的一種民間習慣，其中并沒有太多的不可協調性。[3]陳運飄在一篇有關廣東農村養老的文章中則指出，輪火頭是一種帶有緊張性的養老模式。這是因為在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中，老人是一定要養的，但是在農村贍養老人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平均主義。所以在老人有幾個兒子時候，這些兒子可能誰都不希望承擔更多的贍養責任，因此輪火頭經常成為大家互相推托的養老實踐。[4]郭于華在一篇有關華北地區農村養老的問題文章則提醒我們，對輪火頭的分析需要一個歷史的緯度。她認為，在改革開放之后，輪火頭在她所調查的那個村子里實際上已經成為輪流不養，變成敷衍老人的方法之一。在郭于華看來，這個問題由三個相關的因素所造成。第一，作為在大集體時代還年輕或是中壯年但如今已經上歲數的村民，他們手頭沒有多少積蓄，甚至他們所能夠真正控制土地也只是在大集體之后分到自己名下的那些十分有限土地，這是中國農村經過大集體之后的一種相當普遍現象；第二，老人贍養是道德互惠和經濟互惠并舉的行為，而經濟互惠則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財富積累，農村老人又恰恰缺乏這種基礎和積累；第三，中國農村養老的主體是兒媳婦，而兒媳婦養的并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所以在處理養老問題時候更看重自己小家庭是否同老人曾經有過或持續著較多的物質互惠。在老人由于大集體的經歷而沒什么物質互惠基礎之時，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之下，一些農村出現嚴重的老人贍養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5]我對郭于華的說法做以下補充：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傳統小農經濟制度中，養老的支柱有三。一是“養子防老”觀念在文化層次上的不容質疑性致使老百姓和政府官員普遍認為一對夫婦至少要生養一個兒子；二是為了養老而“積谷防饑”的經濟基礎是建立在分家之前家長對家庭財產（尤其是土地）的控制權和財富積累的責任之上；三是“萬德之本”在民間和官方道德說教層面均嚴格地而且不斷地被定義成為后代必須孝順老人的歷史事實。在經過一系列政府主導和社區內部策應的經濟、政治、文化、行政和家庭變革之后（尤其是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和大集體轉變成為所謂生產責制之后），這三個養老支柱已瓦解。這些變革的未預結局之一就是郭于華提到的養老危機。
從這一意義上看，呂全秀的自殺就不是一個孤立的或偶然性事件。但我必須強調，她的后代并沒有虐待老人行為。抓鬮決定由誰撫養老人的方法一方面表明了老人想跟一家過的愿望、一方面表明了后代愿意幫助老人實現這一愿望的實際行動。抓鬮方法當然也說明郝家后代沒有人愿意以一戶的名義主動承贍養老人的重任，他們覺得這樣做會負擔過重，同時又害怕擺不平各戶之間關系，所以采取了他們認為比較合適的養老方式。
總之，郝家后代并不是什么不孝子孫，他們所面臨是難以超越的生活條件的局限和人際關系的制約。也許我更需要強調，無論郝家后代采取什么養老方式，這兩位老人恐怕也難以克服因移民工程所帶來的心理焦慮和生活不便。例如，由三峽庫區移民與經濟開發研究所和萬縣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在1996年共同完成的《三峽庫區移民心態研究報告》指出，老年移民在回答“對搬遷后的個人發展前景是否樂觀”時，只有5%回答“非常樂觀”，37%講“有點樂觀”，58%表示“不樂觀”。不樂觀的原因有三：第一，34%的老年移民懷疑“政府能妥善安排好生和生活；”第二，75%的老年移民認為“不正之風對移民安置有較大影響；”第三，82%的老年移民“擔心搬遷后生活水平下降”。[6]在回答同一問題時，中年人和青年人的悲觀答復之百分比都低于老年人。這說明，因為遷移而產生的焦慮在三峽移民雖然是一個普遍現象，但是從年齡組的角度看，焦慮程度最嚴重的是老年人。
八、告別老宅
由于上面所引用的移民心態研究報告沒有追蹤問卷作為后續，所以我不知道老年移民的擔心是否由于有效的政府干預而沒有變成他們已經表示在遷移之后不希望看到的那種生活現實。但我從《庫區人家》紀錄片中得知，遷移對郝家兩位老人意味著什么。當老人即將前往移民新村的時候，郝振祿一邊最后一次為院落中的梨樹澆水，一邊自言自語地嘟囔：“日子不好過，連你都欺負人，也不開花，不結果，我們也要走了。”此時，呂全秀正緊緊抓住大門門框帶著悲傷而又茫然的目光等待著老伴一同離去。數月之后，老宅梨樹尚在，其主人卻已離開人世。
注釋：
[1] 見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65-76；528-529頁。
[2] 李猛和李康兩位學者意識到了翻譯“unintended consequence”的難處及使用“意外后果”這一譯法可能引發的誤解。他們在書后虛心地承認，用“意外后果”翻譯“unintended consequence” 大概只能被同行視為一種不算太糟糕的譯法。在此，我對兩位譯者的坦誠表示敬佩。
[3] 莊孔韶，銀翅，臺北：皇冠書局，1996年，第319-300頁。
[4] 陳運飄，“普寧西隴的老人贍養方式與吃火頭初探”，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7年，第二期，第62-67頁。
[5] 郭于華，“代際關系中的公平邏輯及其變遷：對河北農村養老事件的分析”，未刊稿。
[6] 這份報告是以一個四川省重點科技項目（編號#95300024）為基礎所寫成。其相關問卷中收回的有效問卷共2470份，其中從農村移民中收回的有效問卷1114份。從農村移民收回的有效問卷答復者含30歲以下的青年移民520人，30—50歲的中年移民394人，50歲以上的老年移民200人。問卷的收回地點是重慶市開縣、云陽縣、奉節縣和萬縣市的重點淹沒區。
（作者：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田野拾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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