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幾乎不會有人否認“超大規模人口國家”視角對理解中國問題的特殊意義。“超大規模人口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構成了中國學界一個十分重要而又亟待破解的學術命題。超大規模人口不僅影響土地利用、農業技術應用以及農村人力資源配置，而且與糧食安全、農村基本經營組織、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及文化建設、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以及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存有內在邏輯關系。超大規模人口對農業農村現代化既帶來了各種挑戰又放大了各種機遇。
關鍵詞：超大規模人口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中國式
引言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對中國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所承繼的最為凸顯的一個條件就是超大規模人口，嚴格來說是超大規模的農民人口。甚或可以說，一部中國史就是千百年來世代依附于土地、以農耕營生的農民為生存而斗爭的歷史，只有消除根源于農村人口的巨大壓力，才能從根本上破除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瓶頸”。這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邏輯起點，只能被限定在農民群體占國家絕大多數人口的傳統農業大國的歷史情境下。從這一意義看，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主題，乃是一個超大規模人口國家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資本體系沖擊下的城鄉社會改組，并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等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創新發展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回應人民對社會主義的期待與訴求。
正因如此，本文旨在綜合分析超大規模人口背景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多維特點，以及由此產生的機遇和挑戰。研究內容具體涵蓋以下幾方面：首先，探討超大規模人口如何影響土地利用、農業技術應用以及農村人力資源配置，繼而考察超大規模人口特征與糧食安全問題的關系。這是因為糧食安全本質上是土地、技術和勞動力這三大傳統意義上的經濟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在中國，超大規模人口帶來的糧食需求壓力使得這一問題更為復雜。其次，討論農村要素的優化配置問題。具體來說，就是超大規模人口與農村基本經營組織之間的關系。毋庸置疑，有效的組織形式是實現經濟要素優化配置的關鍵。土地、技術與勞動力在農村的配置及其效率優化問題，與我國農村基本經營組織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這也是當前學界重點關注的話題，但從超大規模人口視角開展的專門性研究仍十分缺乏，因而兩者之間的內在機理有待澄清。最后，考察超大規模人口背景下的鄉村治理現代化問題，主要聚焦于超大規模人口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文化建設、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與農民農村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
鑒于從超大規模人口視角出發審視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問題的研究，在學界尚處于探索初期和起步階段，學人們對此傾注的筆墨仍比較有限，同時這本質上又是一個系統性、綜合性問題。因此，從宏觀層面多維度地全面剖析和討論顯得尤為必要。希望這些分析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發更多針對超大規模人口背景下農業農村現代化問題的學術探討和深入研究。
一、超大規模人口與農村土地、技術與勞動力
土地、技術和勞動力是農業生產最為基礎的三大要素。而這些要素與超大規模人口之間的聯系尤為密切。這是因為人口規模直接影響土地的需求和利用模式、技術應用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勞動力的配置和效率，從而對農業生產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一）超大規模人口與農村土地資源利用
中國作為超大規模人口發展中國家，“人地矛盾”問題尤為突出。從國際整體橫向對比來看，中國農業領域堆積了過多的勞動力，這也直接影響了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具體而言，2022年，中國農業勞動力占比為25.33%，農業勞動生產率為5243美元；而中國以外其他中高等收入國家的農業勞動力占比的平均水平則為14.23%，農業勞動生產率為6706美元；高收入國家農業勞動力占比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更是分別達到3.06%和33727美元。有學者認為中國最晚于2025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若按高收入國家農業勞動力占比的整體水平，中國農業領域的勞動力僅剩2448萬人，這意味著要轉移15215萬人，這顯然存在著巨大的壓力和不可行性。這是當前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而非單純一味地加快城市化的內在邏輯。
隨著市場化改革，勞動力、土地、技術和資本這四大要素的市場化改革相繼展開，但從整體效果來看，相比于勞動力、技術和資本要素，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后，尤其是農村土地難以實現其應有的資產價值。
基于這一問題導向的內在邏輯，當前高質量發展以及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持續推進為超大規模人口國家的農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機遇；同時，通過長期研發和積累的土壤改造技術、土地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經驗也為持續開發農村土地的可利用空間提供了有效支撐。這成為突破超大規模人口國家“人地矛盾”問題的重要抓手。
與機遇相對應的是農村土地資源的利用仍面臨著外部環境快速變遷和內部產權亟需明確等兩大挑戰。從外部環境來看，隨著全球貿易遇冷，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格局向以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的國內外雙循環轉變，原有的農民工低端就業集聚的制造業領域海外訂單出現了明顯下滑，并且疊加技術進步所引發的就業擠出，80%以上的農民工就業面臨著穩定性的風險。廣東的東莞、深圳，浙江的義烏、紹興等地甚至開始出現農民工“返鄉潮”，這一方面給鄉村振興帶來了人才回流支撐；同時，也加劇了大多數農民對于土地這一近乎“唯一”資產的依賴。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土地改革將被賦予更為重要的意義，自然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從農村內部的發展來看，農民的土地產權亟需被進一步明確并賦予其能夠獲得財產性受益的價值。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完成了從“平均主義”向“差異發展”的轉變，這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而從當前新發展理念落實、新發展格局形成和高質量發展推進的維度來看，從“差異發展”走向“均衡協調”，尤其是破解城鄉二元體制成為最為迫切的政策導向，農村土地要素的市場化改革與產權的明確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義。
為充分解決超大規模人口國家農村土地利用的特性問題，充分把握技術和政策機遇，應對內外部挑戰，農村土地資源利用將從擴大規模和提高效率兩個維度展開：首先是擴大農村可利用土地規模，提升國土開發空間，當前我國農村不少土地因存在季節或區域性缺水、尾礦處理不善和氣候問題等未得到充分利用，廢棄地、荒地和沙化地較多，這部分土地可通過土壤改造技術與跨區域調水相結合得到合理開發，充分擴大農村可利用土地的規模；與此同時，應在農村進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產權改革、高標準農田建設和土地有效整治。這樣，既能夠充分提升原有土地的利用效率，也能夠從源頭上解決新增土地的產權和收益歸屬問題。
（二）超大規模人口與農業技術應用
中國農業技術進步呈現出傳統性與現代性并存的特征，在國家農業資源稟賦有限的前提下，數量超大、質量較低、結構超小的小農戶一方面延續著傳統農業中家庭經營所需要的技術組合，另一方面也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分享著現代農業技術創新的高效成果。作為農業現代化的原發性動力，農業技術進步的核心意蘊在于促使農業生產要素的現代性更替，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從內容上來看，農業技術進步是由技術創新、技術擴散和應用組成的動態循環演進過程，故而在超大規模小農群體約束下中國農業技術現代化道路的目標便是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技術有機銜接。
超大規模人口蘊含的超大規模科技人才，為我國農業技術創新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環境。超大規模人口通常意味著更多的知識和經驗可以分享，這有助于農業創新和提高生產效率。農民可以通過各種社會組織或數字平臺，快速學習新技術和管理方法。然而，當前我國超大規模的農業生產人口主要是通過小農生產方式，這也給農業技術進步帶來了一定挑戰。具體表現在農業特性、農戶狀態與資本特征的協同。第一，從技術應用客體來看，農業生產具有自然和經濟社會的雙重風險，相比于其他產業，農業的技術創新應用效益較低、周期較長，在超大規模人口集聚與科技創新資源有限的束縛之下，科技創新更多地趨向于非農行業的技術突破。第二，從技術應用主體來看，作為農業經營主體的超大規模小農戶，一方面對于現代性技術知識的掌握較為薄弱，缺乏應用新技術的能力；另一方面風險承擔能力弱，且在“半工半耕”的生計狀態下，追求可預期的農業產出，缺乏應用新技術的強烈需求。第三，從技術應用結構來看，現代農業技術創新趨向于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歷史經驗表明，自1978年以來，中國農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便呈現上升的趨勢并日益完全由農業資本存量變動主導，這一狀況形成了對廣大小農戶的侵蝕和“去能”，引致了潛在的農村貧困和社會不穩定問題。故而在推動農業技術創新應用的過程中，需要兼顧經濟性與生態性、多元性與公共性，保障小農群體權益、滿足全體人民需求。
（三）超大規模人口與農村人力資源配置
在超大規模人口背景下，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配置呈現出如下特征：第一，超大規模人口極大地豐富了農村勞動力市場的多樣性，為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了有力支撐。勞動力在農業生產領域可以進行多角度、多維度的投入，從而催化農村多元經濟的跨界發展。第二，在超大規模人口環境中，勞動力資源配置具有更高的適應性和靈活性。體現在農業生產的周期性需求上，勞動力能根據農忙和農閑季節，在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實現高效流轉，從而有利于實現資源的最優利用與產出和收入的增加。第三，超大規模人口有助于社會資本的累積和網絡效應的放大。在人口密集的農村社會環境中，復雜多樣的人際關系網成為一種獨特的社會資本，極大地提高了農戶在信息獲取、資源配置和社會支持方面的效率。
作為超大規模人口國家，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還要積極吸引外來人才。重點吸引確實具有“三農”情懷、擁有特殊技能的人才，以彌補鄉村人才的不足。主要包括能夠搞活農村經濟的企業家、能夠高效治理農村的管理者、能夠提高農村黨建水平的黨務工作者、能夠增強農村科技實力的科技工作者、能夠助力鄉村公益事業發展的熱心人士。為此，不僅要把人才引進來，更主要是用起來、用得好、有作用。對于由于客觀原因引不來長期穩定駐扎人才的地方，可以積極探索兼職農業農村現代化顧問的形式，為當地農業農村現代化出謀劃策、貢獻力量，切實發揮顧問人才對當地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智力貢獻作用。
二、超大規模人口與糧食安全
“悠悠萬事，吃飯為大。”“食為政首，糧安天下。”糧食安全乃“國之大者”，中國作為超大規模人口國家進一步復雜化了這一議題，使其成為一個更加多元和多層次的經濟現象。
馬爾薩斯曾提出過這樣一個理論：在農耕社會中，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源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被饑荒、瘟疫或是戰爭等消滅掉；然后剩余的人口在人均資源占有增多的情況下，又開始加速剩余，然后就會進入下一個循環，如此往復，周而復始。數次工業革命的推進過程中，“綠色革命”將以化肥和農業機械化為代表的科學技術轉化為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自1830年開始，世界人口每增加10億的時間越來越短。伴隨著互聯網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大潮，經濟增長更是突飛猛進，隨之而來的是世界人口增長速度加快，至2022年，世界人口超過70億。眾所周知，中國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養育了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速水佑次郎和神門善久指出，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的起步階段，面臨糧食需求的增速快于糧食供給的增速的問題，快速的人口收入增長驅動糧食需求不斷攀升，糧食供給則會因為農業技術轉移較工業更加緩慢、糧食生產的邊際成本遞增的原因提速較慢。而且，低收入國家為了促進工業化的發展，通常會采用進口替代型工業化策略，對缺乏比較優勢的農業進行剝奪。因此，保障超大人口規模國家的糧食安全，如何突破資源約束，如何實現技術創新，如何體現制度優勢，如何照顧群體差異同時兼顧糧食數量安全、質量安全以及結構安全，勢必召喚人們去做出新一輪的更大的努力。
（一）超大規模人口糧食安全面臨資源約束
耕地資源和水資源是糧食生產不可替代的基本生存資料，適宜的生態環境條件也必不可少。
總量上，我國耕地與水資源有限，人均占有量低。傳統的糧食生產一味追求糧食產量，奉行“高投入，高消耗”的模式，導致了水資源浪費、地力透支和農業面源污染的后果，糧食產量難以保障，糧食質量難以提升，進一步加劇了人糧矛盾。
分布上，由于地貌和自然降水的限制，中國約90%的優質農田分布在胡煥庸線以東。但在傳統的農耕時代，東南沿海大部分地區農業社會都不能實現糧食自給，這也是歷史上中國人下南洋、到北美的主要原因，許多著名僑鄉都是沒有耕地的地區。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緩解糧食危機，在地多人少的地區成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后來陸續又有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等，是如今許多國有農墾集團的前身，也是糧食生產北移的開端。多年經營下，荒山水澤如今已是沃野千里，但是，糧食生產的北移給北方地區的生態造成壓力，導致北方地區擴大對天然草地的開墾，以及需要大量超采地下水來維持農業生產。北方土地的生態環境本就比南方更為脆弱，且水資源相對短缺。同時，南方是糧食的主要消費區，糧食生產地和消費地分開，“北糧南調”使得北方不得不建造大量倉儲設施，且物流運輸成本高、壓力大。
周期上，糧食需求剛性增長與糧食生產周期波動的特點也要求保證糧食數量安全。過去的四十多年，我國糧食生產規模與效益波動周期一般為 8-10年。盡管我國糧食生產波動幅度不大，但由于部分地區農業基礎設施的不完善、生產手段相對落后、防災抗災能力不強等，導致糧食安全體系脆弱，亟須補齊這一短板。
（二）超大規模人口糧食安全需要技術創新
薩繆爾森在《經濟分析基礎》中論證了生產技術可以產生對約束條件的替代，同樣，農業技術進步對資源約束條件也存在替代效應，技術進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改善糧食生產的條件，二是提升糧食單位面積產量。
農業技術創新可有效改善糧食生產的外部條件，主要包括有效灌溉面積、化肥、農用機械等。威廉?配第曾談到：“一英畝土地，如果加以改良，可以和遼闊的土地相抗衡。”一方面，針對糧食生產中存在的對自然條件的依賴性，可以通過農業技術創新來完善糧食生產基礎設施，提升其防災減災能力，從而降低自然災害對糧食產量和質量造成的影響，如農田灌溉除澇技術、高標準農田建設工程、光照管理技術的創新等。另一方面，通過農業技術創新可有效改善糧食生產要素，提升現有資源的利用率，在提升糧食生產效益的基礎上，降低糧食生產成本，拓寬糧食生產的可能性邊界。在糧食生產中需要綜合考慮多個生產要素的投入情況，農業技術創新可強化各種要素對稀缺要素的替代作用，從而達到降低糧食生產成本的目的，如播種收割機械對勞動力的代替、精準施肥技術對土壤肥沃程度的改善等，都有助于降低糧食生產成本，從而提升農業生產者的利潤空間。
農業技術創新可以優化糧食內生條件，主要是對糧食進行生物創新，通過品種改良，提升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糧食品種的優劣，直接關系到糧食生產效益的高低和糧食安全保障的有效性。我國的晚明時代通過航海引進了玉米、馬鈴薯、地瓜等高產且能在稀薄土地上種植的農作物，客觀上使得中國人口第一次破億；始于1960年代的第一次綠色革命，讓高產的三大主糧（稻谷、小麥、玉米）在世界范圍內廣泛種植；爾后興起的分子遺傳改良和基因組育種加速了新的農藝性狀的獲取，確保了全球的農業進步和糧食需求；袁隆平院士團隊的雜交水稻年增產水稻約240萬噸，每年可多養活8000萬人口……一次次的技術變革都佐證了糧食品種對滿足超大規模人口需求的重要性。
（三）超大規模人口糧食安全離不開制度優勢
制度是自然資源、科學技術、市場等因素與糧食安全之間調節運作的穩定器。阿瑪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解釋了“食物獲取權（Entitlement）”的理論，他指出饑荒往往是社會中一部分人食物獲取權的失效，實證了即使糧食產量沒有出現普遍下降的情況下也可能發生饑荒。這便指向了糧食的社會與政治屬性，強調了制度的重要性。糧食綜合生產體系、糧食儲備調控體系、全球農產品供應鏈體系三位一體，構成中國糧食安全的保障機制。其中，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是基本要義，強化糧食儲備調控是主要支撐，統籌利用國內外農業資源是重要路徑。
提高和保護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是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的基本要義。目前，我國保護和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基本思路是：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力采用先進科學技術，完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完善農民直接補貼制度，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完善農業保險制度，完善糧食市場宏觀調控體系。糧食儲備調控體系是糧食安全管理的主要支撐，在穩市、備荒、恤農方面有重要作用。當前我國的儲備糧系統已經形成了相對完善的運作機制，從托市收購政策的實施，到收儲入倉制度，再到輪換糧制度，中央和地方多級儲備作為糧食市場的重要主體，為全方位保障國家和地方糧食安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全球農產品供應鏈體系是糧食安全格局的重要路徑。國際合作不可或缺。在一定程度上全球供應鏈體系能夠增加供給、調節供需，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糧食資源的重新配置，保障超大人口規模國家廣義上的糧食安全，提升應對多重沖擊的韌性。
（四）超大規模人口糧食安全務必尊重群體差異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對“food security”即“糧食安全”有非常精準的定義：“應該以滿足人們更加豐富的飲食需要和需求偏好為目標，確保每個公民在時間、空間、經濟上無障礙地獲得足夠、安全、富有營養的食物”，“既要有充足的食物數量且產品結構能夠符合當地居民消費偏好，又對食物品質、營養做出要求”。
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現代化的生產生活方式造就了更高素質、更多層次的消費人群，簡單的口糧安全已經難以滿足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愿望，迫切需要提供更優質、更豐富的食物。“吃飯”已經成為人們享受生活的方式，反映人的品味、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等的重要途徑。此外，不同地域和群體的飲食文化和習慣也根植于超大人口規模國家中，保障糧食安全，務必尊重其差異。
三、超大規模人口與農村基本經營組織
從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整個歷史來看，農村經營組織及其所體現的經營方式的發展變化，不過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對矛盾運動在農村社會的反映。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規模化的企業或組織的誕生，主要就是由于專業化分工。馬克思則一方面肯定了分工對促進勞動生產由簡單協作到機器化生產從而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意義；另一方面深刻指出由分工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國作為超大規模人口國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進步，人們的生活需要愈加多樣，追求個性化、品質化的生活體驗，數量巨大的人口及其需要，將倒逼農村三產融合的進程，從而促進多元農村基本經營組織的建立和發展。
超大規模人口為農村基本經營組織帶來了更為復雜和多樣的發展需求和機遇。
其一，在超大規模人口的環境下，消費習慣的多維性為農村經營組織提供了更為豐富和多元的市場機會。一是隨著人口收入水平上升，消費者對食品質量和安全性的關注也隨之增加。這要求農村經營組織在種植和生產過程中更加重視質量控制，例如使用更安全的農藥和肥料，或采用有機耕作的方法。二是消費者對食品多樣性和特色性的需求也在增加。例如，對有機產品、地域特色產品等的需求逐漸增多。農村經營組織可以通過開發符合消費者口味和需求的特色農產品來抓住這一機會，滿足農業產業的升級發展需求。三是隨著消費水平提升，對高端農產品（如有機食品、出口級產品等）的需求也在增加。這為農村經營組織提供了進入高端市場的可能性，既有助于提升整體利潤水平，也有助于其進一步發展壯大。
其二，超大規模人口會使得農產品供應鏈管理變得更為復雜，但也正因如此才能為通過信息技術和高效物流來實現規模經濟提供更大的空間。超大規模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市場效應，助力了農村建設更為完善的物流和倉儲網絡，從而有利于更快速、更安全地將農產品從生產地運到消費地，降低存儲和運輸成本。2022年，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項目已支持建設縣級電子商務公共服務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超2600個，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2.17萬億元，截至2021年底，36.3%的市級以上重點農業龍頭企業通過電商開展銷售，利用電商銷售的農產品加工企業營業收入比上年增長10.8%。現代信息技術推動農村經濟提質增效，為農村經營組織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更有利于創造一批就業崗位。如2016至2019年，通過與地方農業龍頭企業、合作社等經營組織建立產銷合作關系、提供全產業鏈服務，京東已直接帶動80萬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增收，實現銷售額超600億元。互聯網產業同農村基本經營組織的結合切實提高了廣大農民的收入，增加了農村的就業機會。
其三，龐大的人口規模自然帶來巨大的市場潛力，這不僅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入，也使得市場風險相對分散，更有利于農村經營組織進行長期規劃和投資。特別是擁有龐大內需市場的同時，超大規模人口也意味著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相比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中國的對外競爭優勢明顯不足：一方面，我國農產品的產業化、品牌化水平不高，需要農村經營組織在實現農業規模化、標準化生產方面發揮推動作用；另一方面，2019年，中國第一產業就業占比為24.7%，而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占GDP的比例僅為7.1%，這表明我國農業就業結構調整遠遠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由此也導致了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差距明顯，需要農村經營組織借鑒先進管理經驗，發揮承接農業勞動力轉移、優化就業結構的作用。農村經營組織在滿足巨大的內部需求的同時，也要具備競爭力以應對國際市場的挑戰。
其四，龐大的人口規模和分工深化往往要求農村基本經營組織不斷創新其管理和合作模式。其中，股份合作社、家庭農場、龍頭企業等多種形式可以相互補充，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和社會結構。中共十九大以來，各地積極扶持龍頭企業帶動、合作社和家庭農場跟進、廣大小農戶參與的農業產業化聯合體，截至2018年底，全國已形成省級農業產業化示范聯合體近千個，探索出契約型、分紅型、股權型等多元利益聯結方式。截至2022年底，全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達223萬家，納入名錄管理的家庭農場超過400萬個，輻射帶動全國近一半的農戶。多元化、多樣態、多層次的農村基本經營組織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帶動龐大數量的小農戶融入大市場、構建現代化農業經營體系的有力依托。
順應“超大規模人口”這一國情農情，到目前，已經形成了“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合作與聯合為紐帶、社會化服務為支撐的立體式復合型現代農業經營體系。” 可以說，多元形態的農村基本經營組織是承接我國超大規模人口、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經營主體與組織載體。
四、超大規模人口與鄉村治理現代化
在超大規模人口背景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這里，主要聚焦于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文化建設、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和農民農村共同富裕三個方面。這是因為這三個方面將直接關系到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超大規模人口帶來的壓力和機遇在這些領域均有顯著影響。因此，對這些領域進行深入分析能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一）超大規模人口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及文化建設
人口規模對農村人居環境與文化的直接影響在于資源需求上。從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出發，人具有不同層次的需求。在中國，城鄉通常扮演著不同角色，資源供給能力也有差別。相對于城市，農村在資源生產性方面具有獨特性，一方面體現在其能通過農業生產為城鄉居民供給滿足物質需求的各種農作物；另一方面也體現為農村具有豐富的生態與文化價值，能為大量居民供給生活空間，也是各類鄉土文化、農耕文化的起源地，能供給各種文化產品，滿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從機遇方面來看，超大規模人口的需求增長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文化建設提供了動力支持。一方面，農村具有豐富的生態與文化資源，而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溫飽，對于生態產品、休閑觀光和文化體驗的需求越來越大，鄉村成為市民養老、旅游、創新創業的新空間。通過人居環境整治與文化建設，提升村莊的吸引力，撬動超大規模人口的消費向農村轉移，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文化建設的動力來源。另一方面，農民對于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推動著農民的自發行為，成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文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以文化建設為例，2010年到2019年，我國自發組織群眾業余團體數量從15.6萬增長到27.1萬，文藝活動也日益豐富，2021年農村文化演出場次達到109.8萬場次，匯集人數達3億多人。可見，村民本身具有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文化建設的需求和意愿，能夠自發組織進行環境與文化建設。
從挑戰方面來看，一是超大規模人口特征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文化建設存在大量的資金缺口。截至2022年，我國仍有20%的農戶沒有用上衛生廁所，70%的生活污水沒有得到妥善治理，農村水電路氣訊等基礎設施仍然滯后。二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文化建設存在地域上的不均衡性。以污水處理為例，2022年東部地區對生活污水進行處理的鄉達到73.3%，中部地區則為54.5%，西部地區只有37.7%。更值得注意的是，超大規模人口特征易出現政策供給的同質化與單一化導致政策錯配與資源浪費的問題。
（二）超大規模人口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作為超大規模人口國家：其一，人口規模越大，意味著農村人口基數越大，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所要覆蓋的人群就越大，因此構建社會保障體系的壓力和難度也就越大。據《中國統計年鑒 2022》顯示，我國農村人口為4.98億，雖然連續三十多年呈下降趨勢，但這一規模在世界范圍內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由此，要構建起覆蓋接近5億人口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將是一大挑戰。
其二，超大規模人口，必然導致人口結構復雜。這就需要提供更具有針對性、專業性、全面系統的保障服務。
其三，農村人口地域差異性大。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區域農村經濟發展、人口素質以及參保積極性等方面均有很大不同。據《中國統計年鑒 2022》顯示，我國約有行政村49萬個、4.98億人，而這49萬個行政村、4.98億人分布在全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部四大地區，這種情況在世界范圍內都是罕見的，這些差異將會對構建統一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帶來許多挑戰。
其四，我國已進入鄉村數字化時代。在信息共享、信息化手段的利用上，不同地域、不同群體之間存在很大差別。這一點，在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時也應該引起足夠重視，充分解決農村以及農村弱勢群體的數字紅利問題，保障其“數字權利”。
其五，目前仍存在因“二元結構”引發的帶有身份標識的農村人口社會保障與城市不同。為此，我們提出“社會福利權”這一概念，旨在讓14億人口均擁有平等的“社會福利權”，不管是農民還是市民，不管是有勞動能力還是已喪失勞動能力，不管是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當務之急要把“社會福利權”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以建立健全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三）超大規模人口與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2021年全球人口數量達到78.37億人，其中高收入國家人口數量達到12.91億人，占全球人口總數的15.89%，中國人口數量達到14.13億人，占全球人口總數的18.03%。從國際來看，擁有超大規模人口的中國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意味著進入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數量將增加1.28倍，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具有深遠影響的大事。
超大規模人口對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將會產生雙重影響：
一方面，超大規模人口給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帶來空前的挑戰和壓力。當前，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仍較為嚴重，農村內部發展分化問題也日趨加劇，疊加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這使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更具艱巨性和復雜性。正如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所說：“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另一方面，超大規模人口也為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發展提供強勁動力。
其一，通過不斷優化農村教育，增強農民科技文化素質，進一步提升農村人口質量，為農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其二，規模龐大的城鄉人口蘊含著強大的人才紅利，這為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2021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強調“堅持把鄉村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養本土人才，引導城市人才下鄉，推動專業人才服務鄉村，吸引各類人才在鄉村振興中建功立業。”截至2020年底，全國累計選聘大學生村官53.7萬名，累計選派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員。大量人才在農村中干事創業，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三，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將在宏觀層面重塑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樣態。人口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的新格局促成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優化配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長期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當前我國已經出現城鎮化與“逆城鎮化”共存的局面，以城鎮人口郊區化遷徙和農民工返鄉創業為特征的“逆城鎮化”現象開始大量涌現，成為一股影響我國城鄉關系變革的重要力量。鄉村振興為“逆城鎮化”提供了充分的空間載體，“逆城鎮化”為鄉村振興提供了物質和要素前提，有利于加快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
結語
實踐證明，我們能找到一條好的道路不容易，而走好這條道路更不容易。根據預測，按2050年80%的城鎮化水平測算，2050年中國農村的人口規模和勞動力規模仍將分別保有2.4億～2.6億和1.1億～1.3億。通過超大規模人口視角我們可以看到，超大規模人口特征不僅放大了各種機遇，也帶來了各種挑戰。只有基于“超大規模人口”這一國情農情，才能真正走出一條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
（作者解安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北學刊》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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