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越來越沒有意思了”、“還是往年好，過年熱熱鬧鬧的”、“現在過年除了吃喝，打牌，好像大家伙兒也沒有合適的話說”……這是近兩年春節期間聽到的最多的關于年味兒變淡的感嘆。筆者也常常在思考，為什么農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反而覺得過年越來越沒有意思了？春節悄然離去，可以坐下來安靜地寫下這段文字，也不影響大家過年的心情。值得強調的是，近年寒假期間，各大高校（多是名校）、媒體，甚至是國家相關部門都在組織學子、游子和廣大社會青年在返鄉過程中以“返鄉日記”的形式思考城鄉變遷和城鄉二元結構與二元文化的一系列問題，可見中國城鄉問題嚴重之地步、社會廣泛重視之程度，可悲可喜啊！
在本文中，筆者將從農村人際關系理性化、個人奮斗的價值觀、衣食住行物質條件提高、家族矛盾與村民糾紛以及氣候變化等方面對年味的影響進行論述。
一、人際關系理性化是農村年味兒變淡的直接原因。人際關系理性化是相對于梁漱溟所言中國社會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和費孝通所說鄉土中國的“差序格局”而言的，是后鄉土中國的一個重大變化和表現。鄉土社會中每個人都不是完全獨立的個體，而是整個人情網絡上的一個結點，而結點之間的遠近以及重要性是由彼此間的血緣關系和親疏遠近決定的。或者用費老的話說，個體就是拋在水里的石子，一層層的漣漪不斷遠去，而決定漣漪的層次和遠近就是依靠血緣和親疏。但在今天看來，這種倫理關系和血緣親疏顯然沒有以前那樣濃烈，其內在的驅動力顯然不如鄉土社會。當前農村社會，個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更強，一個原因是市場經濟的沖擊。農民不是直接拋棄傳統倫理價值和血緣關系，或者說不是主觀上為了拋棄它們，而是因為在市場競爭中為了趨利避害、使利益最大化，最后客觀上導致了傳統倫理衰落，使得鄉土中國的紐帶和鏈條斷裂。另一個原因是個人主義以及現代化因素的滲入，諸如法律、媒體宣傳。農民的維權意識不斷提高，雖然通過信訪和司法訴訟等渠道徹底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問題還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村民在市場競爭中的利益博弈足以影響人際關系。鄉土社會中農民的彼此付出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因為交情和純粹的情感支撐。當農民熟悉了市場倫理和市場運行邏輯，他們在做出決定的時候就會反復思考“這么做值不值得，自己吃不吃虧，能不能從對方身上或者其他方面賺回更多”……這種“三思而后行”支配了農民的思維，使得幾乎所有人際交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自己。這種理性算計使農村首先沒有了人情味兒，然后才是今天所談論的年味兒。歸根到底，年味兒變淡實際上是人情味兒的消失，“門口陌生人”現象普遍存在。
二、個人奮斗的價值觀追求在農村大行其道，使得農民及其子弟在實現個體價值的時候更加重視個人奮斗或者是單個家庭的付出，其目的是個人和家庭改變現狀。曾經聽過一個老農民講過，“一個農民子弟要想有出路，有兩條路，一個靠讀書，一個靠當兵”。對于很多農民二代來說，沒有靠山，因為他們的父輩多是傳統農民，就像“面朝黃土背朝天”形容的那樣，最新的農民也是60―70后，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種過田,懂的二十四節氣和莊稼生長的時令，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他們也逐漸從事非農化產業，而這種變化很大原因上也是利益和收入最大化。很多年輕人為了改變現狀，不惜背井離鄉、拋家棄口，約著當地人或者手藝相同的人外出務工。這也就有了農民工群體，以及有了以農民工為主體的“中國社會北斗七星”，他們是社會問題，甚至是社會發展難題，是城鄉發展的后遺癥，然而農民工確確實實為生活所迫，雖然“人口紅利”為官方所稱道。奮發圖強對于每個人的成長成才來說無可厚非，但是過于強調個人奮斗而忽略親情友情實屬不該，比如說在一個項目中，為了自己手頭的利益而坑騙親朋兄弟。很多人奉行“窮，則獨善其身”，然而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說是有理想主義的，他們是不是應該僅僅“獨善其身”而放棄對于“美好、公平”的追求？“笑貧不笑娼”在當前的農村也是普遍現象，為了擺脫貧困，當然這個貧困僅僅是“錢”的層次，年輕人為了在物質上突飛猛進，大部分選擇了下海，雖然家里的親人現在過的很苦，但是他們在外面依然風光無限，或者說自己也只是表面上風光。當然也有很多人通過在外打拼幾年，個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車、房），但回過頭來親朋遠去，“子欲養而親不待”，常常也會懷疑個體奮斗的意義，雖然在酒桌上還是能說會道、夸耀自己這幾年在外風光歷史和傳奇經歷，然而觥籌交錯間已不是多年前的發小和看著自己長大的親朋。
三、衣食住行物質條件的提高一方面改善了生活質量，同時也使過年趨向物質化、消費化，也助長了攀比和要面子的心理。服裝上，因為春節期間物價上漲，鄉鎮和縣城的服裝就比較貴，很多人選擇了年前較長一段時間就買好衣服，或者平常就穿的新衣服，這樣人們尤其是孩子們對過年穿新衣就少了期待；過年的伙食確實要比平時好很多，而且最具年味兒的春節食物的制作過程。蒸饅頭、包餃子、做年糕、炸紅薯圓子、砸糍粑、炸春卷、炸麻花……這些好吃的之所以為過年添彩，是因為每一道菜、每一個造型、每一道工序都是老母親或其他家人精心準備的，一家人圍在一起包餃子、做湯圓，其樂融融……然而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各項服務產業的健全，老百姓都可以很快捷的在市場上買到這些工序繁雜的食物，與其花費更多時間做食物，他們更愿意打會兒麻將，食物所傳達和承載的年味兒就可想而知了；住房是農民需要奮斗多年才能解決的問題，傳統簡陋質樸的土坯房和磚瓦平房換成了二層和三層的框架式樓房，并且砌上了圍墻，安上了大門，也貼上了地板，同時也隔開了鄰里，大家不想以前那樣隨意串門了，而是待在自己家里，漸漸的習慣了孤獨與寂寞，即使過年也只是寒暄和象征性的聚一下；交通在農村的變化也很快，從自行車到摩托車、三輪再到小轎車，交通工具的發展和更新一方面便捷了老百姓的生活，同時不少家庭為了給自己長面子，寧愿斥巨資（哪怕是借錢）也要買一輛像樣的車停在院子里，即使平時用的不多。春節辦年貨的時候，很多人直接開著車去一次性把需要的年貨拉回家，然后就是等著過年了，這與傳統的農民背著背籠、提著籃子購置年貨的味道自然不同。當然，不能因為所謂的年味而抵制現代交通的發展，只不過那種機械的搬運確實沒有什么年味兒可言了。
四、家族矛盾與村民糾紛是農村和諧的最大障礙，也是年味兒變淡的重要影響因素。后鄉土社會，農村家庭結構發生變化，多代同堂逐漸減少，核心家庭越來越多。隨著兄弟分家，門戶增多，因為利益爭奪而導致的矛盾也就增多。這些矛盾主要是因為承包地、宅基地、山林的邊界，或者因為修建房子以及平時務工產生的各種經濟糾紛，解決這種糾紛對于村兩委的治調主任是很有難度的，大部分都采取了擱置和冷處理，人們相信時間可以解決很多問題，然而這些糾紛使得村民互不理睬，“老死不相往來”，很多村民因為多年前的糾紛而幾十年不說話，他們的后代見面也很尷尬，情況好一點的還能在人多的場合相互寒暄，上一支煙，問一下近況，情況差一點的還是像老輩那樣不說話，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家父母影響，也和自己受教育程度有關。彼此心中有間隙，不用說過年時可以和諧相處，就連平時的生產生活也不能合作，更多的是互相拆臺和阻礙，甚至是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也因為這些糾紛而遲遲不能落實和完善。此類情況與村治專家所言的村莊原子化有很大關聯，而原子化的現象在湖北農村也尤為突出。
五、氣候變化對農村年味兒變淡的影響程度不及上述幾條原因，但是天氣對于人的心情的影響也是需要考慮的。常常聽到人們說“過年的時候還是下雪有意思”，“瑞雪兆豐年”是人們隨口就能說出的，雪天的新奇和清新讓人有一個好心情，而大晴天的慵懶和雨天的壓抑對過年的熱鬧氣氛是減分的。
感受年味兒是在品讀鄉愁，是游子的寄托與期盼，然而年味兒變淡是當前農村衰敗的一種表現，也是考察農村農村變化的一個窗口。分析人們在春節期間的行為和心理，對于解讀新世紀農村經歷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村治研究是有重大意義的。
作者：山東省煙臺市芝罘區，魯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4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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