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學界對農村衰落的原因看法不一，部分人認為農村的衰落是被動的，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相關，這種觀點的論據很簡單：工業和城市“擠占”了本應屬于農村的資源和人口，導致農村不可避免的衰落。這種觀點是否有道理？我們以19世紀的歐洲農村為例，多層分析。
19世紀歐洲農業的宏觀情況
因為工業革命，歐洲開始產業升級，調整經濟結構，憑借先發優勢，歐洲將這一海嘯似的變革化為層層巨浪，推向世界各地，將全世界的經濟納入自己的產業結構中。仗著領先的科技和資本，歐洲穩坐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的核心區，充當全球游戲的“發牌員”，整個19世紀，幾乎可以視為“歐洲的百年”。不過，即便在歐洲內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也不完全一樣。
由于工業化，人口開始流動，資源被重新分配，導致社會形態在空間和時間上重構，這就是城市化。19世紀時，歐洲各地并非整齊劃一地完成了城市化，18世紀殘留的以農村為基礎的社會，以及農村的生活方式，并沒有完全消失。
率先進行工業化的西歐，與經濟上、政治上都處于歐洲核心區之外的東歐，發展狀況有著相當大的不同。
歐洲東西兩端農業的差異
18世紀起，以英國為首的西、北歐諸國完成了“農業革命”，簡單說就是“圈地運動”，強行將農民趕出土地，進行效率更高的集約化農業生產，進入19世紀后，由于引入農業機械、化學肥料和改良飼料，在科學技術的保駕護航下，農業發展日新月異，生產效率急速攀升。
19世紀中葉后，除了爆發高烈度的戰爭之外，西歐正式告別糧食危機。另外，鐵路形成網絡后，先進的運輸手段提高了農產品的流通速率，加速了農業的變化。
西、北歐農業的欣欣向榮，襯托出中、東歐農業的凋敝。
當西、北歐用資本主義的方式運營規模化農業時，19世紀的東歐則飲鴆止渴一般，用強化農奴制的方式，推廣大規模農業。農奴沒有議價權利，在領主或地主的脅迫下，不得不從事生產勞動。
即便同樣采用農奴制，普魯士東部或波蘭的狀態，和俄國的狀態又不盡相同。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以及俄國的葉卡捷琳娜二世，采取由上而下的頂層改革路線，結果并不成功，但他們試圖擺脫落后狀態的嘗試，對國家精神仍有積極影響。
開明專制君主的代表，奧地利大公約瑟夫二世（Josef II），于1781年頒布了農奴解放令，承認農奴的權利，給予其流動與遷居的自由。但是農民必須花錢贖身，一般農民根本沒有積蓄，因此這項政令的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在約瑟夫二世去世后，守舊派卷土重來，奧地利關于農業改革的嘗試前功盡棄。
1861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頒布了農奴解放令。與奧地利的情況類似，農奴可以獲得自由，但必須花錢買地才能繼續當農民，但是俄國又不存在自由的勞動市場，所以脫離了農奴身份的人，如果沒有地，將寸步難行，從這個角度看，俄國的農奴解放也沒起多大作用。但客觀上說，這次嘗試對肇始于19世紀末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依舊起了一個精神和物質的鋪墊作用。
各國農業人口的情況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歐洲各國農村有各自的特殊情況，無法一概而論。但在農村衰落的問題上，所有人都承認，衰落最直觀的現象是農村人口的減少，那么，歐洲農村人口減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
最早實現工業化，最先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英國，農村人口下降最快，19世紀初期，農業人口還占其總人口的一半，而一個世紀后，農業人口已經低于10%。與英國勢均力敵的法國，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農業人口占比才低于10%。發展速度晚于英法的德國，得益于國家性的政策，于19世紀末突然加速了工業化進程，農業人口隨之降低。
19世紀的歐洲，從統計數據上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快速下降，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實際上，這個時代歐洲的總人口也在快速增長。因此，19世紀農業人口比例降低，并不一定意味著農業人口的絕對數量在減少。
事實上，農業人口的絕對數量降低，并非由于工業化的擠占效應，而是由于二三產業的發展。
從農業本身來說，農業人口的減少是板上釘釘的事，因為機械化、集約化的農業，并不需要密集的勞動力，強行將人口束縛在農業中，只會降低這些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從整個社會的職業構成來看，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商業和服務業正如火如荼的發展，這些產業能夠提供更好的報酬，以及更體面的生活，所以大量農業人口主動投身二、三產業，在這種情況下，農業人口的絕對數量下降，并不是說農業不受重視，或者農村正在衰落，而是表明了一種人力資源的配置過程。
除去環境的壓力，農村的根本變化，來自農民的選擇。現代動員體系下的兵役制度，對于農村的年輕男性而言，可能是一種福利，得以讓他們體驗與鄉下環境截然不同的生活，當他們意識到農村并非世外桃源時，很可能義無反顧的離開家鄉。
雖然人口對農業很重要，但在某些農村，人們有意識地降低新生兒數量，這是為了防止孩子們分割繼承土地，造成農業經營的碎片化。另外，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認為孩子越少，分配到每一個孩子身上的愛就越多，這樣會提高整個家庭的幸福水平。由于農民的選擇，整個農村的人口也在穩步下降。
打破思維慣性，農村的改變并不是衰落
關于農村衰落的現象，法國歷史學家，年鑒學派的領導者之一，埃馬紐埃爾·勒魯瓦·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觀點：現代人深信不疑的，認為那些傳承自遠古傳統的農村文化特征，實際上大部分都是“新的”，只能追溯到19世紀，至多算到18世紀。例如，保留有地方特色的服裝樣式、房屋結構和家具外形，又或者是帶有地方特色的小吃。
在現代“農業革命”之前，農村根本沒有資源進行“特色”建設，世界各地的農村都差不多，人們千篇一律地努力活著。現代人眼中正在消亡的“農村文化”，恰恰是借助工業化和集約化之力，生產出了更多的產品，并依靠市場經濟互相連接，才被“制造”了出來。拉迪里謙虛的表示，至少在法國，情況是這樣，最燦爛的農村文明，產生于19世紀中葉。
也就是說，沒有所謂的“祖傳”農村文化，所有那些被工業化和城市化破壞的“傳統”，其實本來就來自于工業化和城市化。
農村的繁榮來自工業，所謂的衰落，是自我更新過程。農民們參加學校教育、參與政治活動，與現代行政、稅收系統打交道，都是一種打破本地固化，積極接觸“變化中的宏觀”的過程。再加上新聞報紙與郵政服務下探到農村，使得農民能夠及時掌握來自城市的信息，鐵路等公共交通系統的建立，使得農村與城市不再分屬兩個世界。以上諸種變化，并沒有毀滅農村，更沒有讓農村衰落，反而使農村變得更加適應它所在的歷史節點。
綜上所述，19世紀歐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方興未艾，農村在這種大環境下的改變，并不是衰落，而是通過改變“慣性”的生活方式，努力尋找屬于自己的時空坐標。
參考資料：
《歷史學家的思想與方法》埃馬紐埃爾·勒魯瓦·拉迪里
《農村文明》埃馬紐埃爾·勒魯瓦·拉迪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廁讀大歷史 頭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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