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從卷入以工業化、城市化等為突出標志的現代化浪潮以來，幾千年農業文明所具有的悠閑生活方式和文化被徹底沖刷。特別是市場化改革30多年來，中國人被全面擠進市場化快速列車，過上了慢不下來的快生活。快，似乎成了這個時代的顯著標志和目標價值。
城市化不但加快了人口數量的聚集，也加快了人們的腳步和生活節奏。慢，似乎是一種落后與恥辱；快，才是這個時代的自豪與榮耀。中國幾千年農業文明形成和塑造的慢生活，受到了持續不斷的挖苦、嘲笑和批判。一個被喻為更高級文明的所謂工業文明在中國閃亮登場了。如果說農業文明的生活特征是慢的話，那么工業文明的生活特征就是快。急于擺脫農業文明而走向工業文明的中國，從此患上了“快的病”。
追求快速的經濟發展，成為國家的施政目標。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為加快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在1958年就提出了超英趕美的響亮口號，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并夢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種在權力強勁驅使下的大躍進式的快的結果，換來的是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饑荒，數千萬人被餓死。這應驗了“欲速則不達”的古語。
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們邁上了市場強勁驅動的發展快車道。1980年代初，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深圳，提出了著名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創造了三天蓋一層樓的深圳速度，把建設市場經濟的高熱情和快速度猛然推到了國人的面前。對于一個急于擺脫貧窮落后面貌的民族來說，能快發展當然要快發展。但一旦快被確立為一種政治正確的政績目標時，與之相伴隨的各種社會問題就會接踵而至了。近些年來，各級政府熱衷于以“快”來打造政績，快速打造政績，打造快的政績。一些地方在追求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中，大搞強行征地，暴力拆遷，拆村并居，強逼農民上樓，嚴重侵害農民權利，破壞國家治理秩序，弄得百姓雞犬不寧，甚至逼得百姓自焚。各地瘋狂追求的是GDP，帶來的卻是“快的病”：公然犧牲公民的基本權利、踐踏國家法治、損害公平正義、破壞生態環境、摧毀傳統文化。
追求快速的個人發展，也成為國民的生活方式。在這個加速運轉的快時代，有的人想一夜暴富纏萬貫，有的人想一舉成名天下知，有的人想一步登天傲群雄。追求名利，實現理想，是人之本性，無可厚非。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今日之中國社會，人們為升官發財揚名而急功近利，有的人則不擇手段，什么傷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來。為了不斷滿足貪婪的欲望，官員們對百姓敲骨吸髓者有之，賣官鬻爵者有之，貪贓枉法者有之，相互謀殺者有之；商人們給牛奶摻毒者有之，造假仿冒者有之，爾虞我詐有之，謀財害命者有之。人們因嫌豬、雞等動物長得太慢，就大量使用激素催促“豬快長”、“雞快下蛋”；因嫌植物長得不夠快、產量不夠多，就大量使用催熟劑、膨大劑。曾經作為笑話的拔苗助長已不再是一個成語，而是快時代現實生活的一種真實寫照；飲鴆止渴也不再是一種極端警示，而是今天的人們深受不安全食品藥品困擾的生活圖景。
在快時代，城市中的普通市民也慢不下生活的腳步，他們要為自己的人生奔波，為子女的前途奔波，為家庭的生活奔波，起的比雞早，睡的比妓晚。據北京師范大學《2014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報告》顯示，“舟車勞頓”已經成為中國大城市人群每天都要經歷的“苦難”，北京通勤時間最長，達到97分鐘。此外，廣州、上海、深圳等城市也是通勤時間較長的城市，平均每天上下班(往返)時間接近或超過90分鐘。報告還指出，過度加班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焦點問題。
快速的工作、生活節奏，造成了許多可悲可嘆的過勞死、瘁死和自殺現象。以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為重要特征的工業文明，的確創造了比農業文明更多的物質財富。但是，工業文明也比農業文明更多地激活了人們貪婪的欲望、更多地追求物質上的享樂與消費、更多地掠奪自然資源、更多地犧牲人類自身的健康和幸福。
快，不但是中國發展中的一種現象，也是人類發展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據德國社會學家彼得博夏德在《為什么我們越來越快》一書中的研究，人類社會在1450年以前的發展比較平緩，以后開始變快，1950年以后進入越來越快的階段。中國也就擠上了國際的特快列車。
針對現代化中的“快的病”，國際上出現了一種倡導慢生活的社會運動。今年上半年，我有機會去了江蘇，實地參觀了中國第一個國際慢城——南京市高淳縣椏溪鎮，對慢城和慢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和體悟。2010年11月27日，在蘇格蘭國際慢城會議上，高淳縣椏溪鎮被正式授予國際慢城稱號。慢城是一種放慢生活節奏的城市形態，它起源于意大利，是從慢餐與慢生活中分立出來的一個強調生態、環保、品質與本土的世界性綠色城鎮建設運動。世界慢城聯盟規定了慢城的8條公約：人口不超過5萬；深切地致力于保護與維持純凈的自然環境；大力倡導與推行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技術；培育本地文化，保護當地風俗習慣與文化遺產；推行健康的飲食方式與生活方式；支持當地手工藝人與本地商業的發展；熱情接待外來客人；鼓勵積極參與公共活動。
國際慢城的出現，是對主流城市化帶來的“快的病”的深刻反省和現實批判，它提示的一個真理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類應當追求幸福的生活，而不應被物質主義所左右和驅使。政府雖然號稱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政府也是經濟人，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與價值偏好，政府常常著眼于追求政績而忽視甚至損害民眾的利益。因而我們需要建設一個民主的政府，才能對政府樂于追求的政績行為進行有效監督和制約；同時只有讓社會成長起來，讓公民參與到公共生活中來，才有可能對政府的政績沖動和激進行為進行糾偏。總之，政府需要民主法治，社會需要批判反思，公民需要公共參與，人們需要幸福生活。
要真正實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我們正在全力推進的新型城市化就應當反思城市化中的“快的病”，積極借鑒國際慢城的新理念。在快速城市化中，我們需要理解和認識慢的價值，并能夠過上與大自然節拍相協調的慢生活。
本文原載于《城市化》2015年第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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